权力恐惧：习近平清洗军队的深层动因

十天前，中国军方公布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落马。张是习近平在军队的左膀右臂，他们两家还是世交，习近平本人也曾说张幼侠是他的发小。习近平本人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张幼侠可以说是他在军队中最理想、最可靠的代理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习近平要把自己在军队中的左膀右臂砍掉呢？这十来天，媒体和自媒体上特别热闹，不少人都在猜测原因。有人猜，张幼侠劝习近平不要攻打台湾，习近平才把他拿掉，是为了准备攻打台湾。也有人猜，是张幼侠主张攻打台湾，而习近平不敢打，所以才把张拿掉。同一个结果可能有不止一个原因，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同一个结果能猜出相反的原因来，这可以说是舆论界的一大奇观。这类猜测虽然原因相反，但都把原因归结到外部因素，即对外战争。这个原因是否成立？即便不能完全排除，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呢？听完各路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评论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军方的情报官员是怎么看的。昨天，《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重磅报道，标题是 "Raptures in China's leadership could be due to paranoia and power plays"。中文版的标题比较直白：《偏执狂习近平？美国情报官员如何评估中共清洗》。这篇报道引述了好几位美国军方现任及前任情报官员对习近平的评估。一个基本结论是，习近平患有严重的 偏执狂（Paranoia: 多疑症和妄想症）。他对军队高层进行大规模清洗，不是为了反腐，也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消除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被身边最亲近最有能力的人推翻。换句话说，习近平清洗张幼侠不是出于外部原因，而是为了稳固他的权力。

我们之前节目中曾分析过习近平的两种心理病症：一是 冒充者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 假冒伟人综合症），二是 偏执狂（Paranoia: 偏执狂和妄想狂）。那期节目对冒充者综合症讲得比较多，本期结合美国军方情报官员的分析，我们多讲一点他的偏执狂病症。这种分析符合独裁者变态心理的病理特征。偏执狂和疑心病并非习近平特有，而是所有独裁者的“职业病”，只是病情有轻重之别，有的病情不那么严重，有的则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从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规模来看，他宁可让军队变弱，也要确保军队绝对听话。他持续制造外部紧张，为继续内部清洗维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表明他可能已病入膏肓。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任官员表示，习近平的多疑已不只是性格缺陷问题，而是成了他领导风格的根本特征。尤其是那些有过战功的将领，他们在军队中的关系网盘根错节，这让最高领导人寝食难安。出于本能的恐惧，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宁可让军队短期内群龙无首，也不能让任何人在军队中有比他更大的号召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不但超过了邓小平，而且超过了毛泽东。但是，权力是一回事，威望是另一回事。在军队中，习近平没有邓小平的威望，更没有毛泽东的威望。而且，这种清洗有巨大的代价：军队高层极度不稳定，决策链条断裂，指挥系统混乱。如果真爆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清洗张幼侠后，中国官方还爆出了一个离奇的传闻：有人向《华尔街日报》爆料称，中国军方内部通报张幼侠向美国泄露了核机密。美国情报官员分析，这可能是中国官方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为清洗制造舆论上的正当性。

历史的轮回：独裁者的宿命与中国权力斗争的铁律

多疑是独裁者的职业病。为什么会有这种职业病？答案很简单：因为独裁是最危险的一个职业。虽然外界传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从他的履历和知识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官方的中共党史和民间通俗版中国历史，这些都指向一个信息：掌权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从秦始皇算起，中国有过四百多位皇帝，仅中原王朝就有两百八十多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统计发现，在这两百八十多位皇帝中，只有一半能寿终正寝，另一半都被“干掉”了，这是一个高达50%的非正常死亡概率，堪比抛硬币。如果一种职业有一半机会让人丧命，大多数人不会选择。但当皇帝不一样，尽管是高危职业，人们仍趋之若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历史上皇帝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敌。因外敌入侵而自杀或被迫退位的皇帝仅七位，不到3%。相比之下，被内部人干掉的皇帝有七十六位，在内战中被推翻的有三十二位，加上被家人害死的，总数高达一百三十多位，约占40%。根据统计，中国皇帝非正常死亡中，概率最高的是被手下官员推翻，概率最低的是发生事故或被宫女杀死。当然，不能排除一些被谋杀的皇帝，其死因被官员或宫人故意掩盖，装扮成自然死亡。若考虑此因素，皇帝横死的比例可能更高。例如，《禁书》记载孝武帝司马曜喝醉后睡死，看似自然死亡或酒精中毒，勉强算寿终正寝。但《资治通鉴》记载，他是被宫女用被子闷死的。明朝的明世宗朱厚熜因变态虐待宫女，曾险些被报复的宫女勒死，躲过一劫。而一百年后，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则自己上吊自杀，进入了被内战推翻的皇帝排行榜。弑君是大逆不道，在任何朝代都一样。皇帝被杀后，可能会被伪装成自然死亡，实在不行就伪装成事故。崇祯皇帝的自杀则无法伪装，总不能说是皇帝失手，把裤腰带系到脖子上了。史书上明确记载被杀、被毒死或自杀的皇帝，凶手绝大部分是自己人：朝中大臣、将军、太监、皇后、宫女，甚至儿子、兄弟或其他亲戚。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是这样，中共自己的历史更是如此。党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党天下”的内斗史。中共建党一百多年来，十几位最高领导人中，只有向忠发、瞿秋白两人死于外部敌人之手（被国民党枪毙）。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都经过残酷的内斗，要么被迫下台，要么被整死。从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始，到后来的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曾被“整下台”。改革开放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算是少有的两个例外，但也不完全是和平交接。江泽民任期届满后，为保住权力，继续留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按期下台后，在二十大上被保安带离会场。一个人的权力理解离不开其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习近平的清洗行为，完全符合他的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无论是他头脑中的民间通俗版中国历史，还是官方版的党史，都指向一个性命攸关的教训：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敌人不在华盛顿，而在北京。一旦漏掉一个潜在的内部敌人，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尤其是对军队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张幼侠的清洗，完全符合中共党史的生存逻辑。为了不像他的大部分前任那样被内斗下台或被秋后算账，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为了保住位子，他修宪废除了邓小平建立的任期制，这实际上堵死了和平换届的路，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政治的系统性风险。

权力死循环与“防变”策略：制造外患以巩固内权

从美国情报官员的分析来看，习近平的精神世界是由恐惧驱动的，他只相信权力，如同吸毒般对权力成瘾，陷入了一个权力游戏的死循环。为何是死循环？道理很简单：为了个人安全，他必须集权。越集权，敌人越多。敌人越多，他越觉得不安全，就越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清洗和镇压。权力就像骑在老虎背上，下来就是死，所以绝对不能下来。保住权力成了他压倒一切的最高理想。他主动树立外部敌人、渲染外部威胁，都是为了保住权力。眼下，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外患，没有国家会侵略中国，即便给美国钱，他们也不会来。所谓“外患”，只是他用于内部控制的借口。为了清洗内部敌人，为了收紧内部控制的绞索，即便没有外患，也要制造一个。与美国对抗、与日本对抗、炒作台海战争，都服务于巩固权力这一最高理想。习近平年轻时经历过林彪事件，按他的知识结构，从中得到的教训无非是：最亲密的战友一旦掌握军队实权，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也经历过“怀仁堂政变”，四人帮的倒台，简单来说，就是掌握军权的叶剑英与中央警卫局联手策划的政变。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就是要确保军中没有第二个叶剑英，没有人有能力串联起一股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力量。所以，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与其说是备战，不如说是“防变”。有人说习近平很疯狂，不能用常理判断他的行为。但仔细看，他的判断和做法是相当理性的。首先，对他权力威胁最大的不是外敌，而是内部，这个判断相当理性且准确。其次，内部对他权力威胁最大的就是军队。他在军队中没有根基，也没有威望，但在关键时刻，军队的态度将决定他的命运。正如粉碎“四人帮”和“六四”事件中，军队的态度都决定了相关人物的命运。美国、日本、台湾都没有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即使军队的决策系统、指挥系统、作战能力全部被打乱，对他的权力也没有多大威胁。整个军队只剩他一个统帅，没有职业将领，一人直下，全盘散沙，这反而让他更放心。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支绝对听话、没有能力挑战他权力的军队，而不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在绝对听话和战斗力之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他当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军队绝对听话就是保权力。在保权力与保国运之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他当然要保权力。对他来说，保权力就是保命，这是他的终极理性。你说他疯狂吗？他一点都不疯狂。他所有看似疯狂的举动，都是围绕着他的最高理想——保权力——展开的。他的终极理性也是保权力。

崇祯陷阱与核武风险：失控的“内向型军国主义”

习近平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与明朝的崇祯皇帝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仿佛是“一母所生”。《明史》记载崇祯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具失措。”通俗地说，就是性格多疑、斤斤计较，好大喜功、争强好胜，冷酷无情、缺少人情味，经常行为失常，一会儿‘既要又要’，一会儿‘不惜一切代价’，专门走极端。近年来，中文世界有不少人认为，提及崇祯皇帝是在“借古讽今”。崇祯皇帝所做的几件事，如囚禁唐王、杀袁崇焕，最终导致整个军队决策层和指挥系统瘫痪，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不堪一击。那时没有现代心理学和情报分析，若有，敌军或许会对崇祯皇帝做出与美军情报官员类似的分析结论。从心理学角度看，崇祯皇帝犯的病与当今这位“土皇帝”是同一种——偏执狂（Paranoia）。患有此病的人，永远责怪别人，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永远是别人的。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位内阁首辅、五十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总理副总理），杀了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相当于省长、省委书记），每年换一个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崇祯皇帝在上吊之前，还不忘甩锅、责怪大臣，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句话堪称偏执狂皇帝的经典语录。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对个人而言如此，对皇帝而言，其性格不仅决定个人命运，也决定国运。崇祯皇帝的偏执狂让明朝失去了在最后时段翻盘的机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当今这位“土皇帝”的偏执狂，正在让中国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军事机器陷入一种空转式的瘫痪。表面上看，到处都在喊口号、表忠心；军队在快速增加装备，频繁搞军演。但实际上，整个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内部的信任链条已经断裂。一旦遇到真正危机，比如大规模经济动荡或对外战争，官僚系统和军队的表现可能不会比崇祯的时代更好。

不过，习近平比崇祯皇帝运气好。崇祯皇帝面临的是内忧加外患，而眼下的中国没有外患，其面临的只有内忧。他渲染的外患完全是他制造出来消除内忧的工具。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只有内部，尤其是军队。他挑起外患，在台海制造紧张，在南海制造冲突加剧，与美国、日本对抗，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清洗内部。可以说，外患是他进行内斗的一个杠杆。只有制造战争焦虑，才能合理、正当地大规模清洗军队，将那些在军队中掌握实权的将军全部清除。只有制造紧张局势，才能名正言顺地对军队进行高强度的压力测试。通过频繁的军演、阅兵、清洗，他可以测试哪些将领是俯首帖耳的奴才，哪些是持重缓行的职业将领。清洗的目的就是提拔前者，清除后者。这种清洗的后果，就是中国特色的“内向型军国主义”。虽然习近平和崇祯皇帝一样，患有严重的疑心病，但他们清洗的具体动机不同。崇祯皇帝杀袁崇焕，是因为他真怕袁崇焕勾结清军打进来。而当今这位“土皇帝”清洗军队，是因为他知道美军不会打进来，他只是假装美军要打进来，并以此为借口，将家里那些让他不放心的“看门狗”换成“哈巴狗”，这当然是为了他终身执政扫清潜在障碍。但是，这种内向型军国主义也存在一个风险：为清洗内部而制造的虚假外患，可能会因为擦枪走火而弄假成真。一旦出现那种情况，经过他清洗的军队充斥着只会听话不会打仗的将领，就像崇祯皇帝的明朝军队一样，后果可能会超出他的控制能力，局面可能会失控。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死不足惜，“不作不死，活该”。但是，崇祯皇帝手里没有核按钮。现在不一样了，这才是今天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