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债拖底与两难抉择

Speaker 0: 1948年8月2号，华盛顿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听证室里头，坐在证人席上坐镇的是美联储主席。这一年他刚刚接替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

Speaker 1: 坐上这个位置。

Speaker 0: 他是个新人，他的名字叫麦凯布（Thomas B. McCabe）。他来干嘛的呢？替总统那一揽子反通胀的方案背书。那年7月，

Speaker 1: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按月折成年率算，

Speaker 0: 涨了15%，那是相当夸张了。再往前看12个月，

Speaker 1: 9.3%。

Speaker 0: 物价在疯狂地往上涨，国会紧急开了一个特别会，总统开口要进行价格管制。那不跟战争时期一样了嘛，要搞一些配给，要超额利润税。坐在主席位置上问话那位议员是密歇根来的委员会当家人，他的名字叫做沃尔科特（Jesse P. Wolcott）。

Speaker 1: 这人问的问题挺实在的。

Speaker 0: 头一句就是：“往后你们还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买国债吗？”主席回答：“我不能说这是我们永远的政策，就可预见的一段时间而言，那是的。”就是美联储还要继续去买国债。

Speaker 1: 议员追问一句：“这是为了托住我们的债？”

Speaker 0: 主席说：“是的，是为了托住我们的债。”议员紧接着把最后那半句话推了出来：“那您的意思是为了扛得动这笔国债，通胀就得一直这么下去？”

Speaker 1: 速记稿上，

Speaker 0: 主席的回答只有这么一行：“我不想这么说，先生。”这场听证会看完之后，什么都没变。那位议员甩下一句话：“你们要是觉得不应该托这个市场，那让国会来下命令。”可他自己紧跟着

Speaker 1: 又补了一句：

Speaker 0: “我们不打算命令你们别托，也不打算命令你们按哪个价格托。”

Speaker 1: 你看，国会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就把这个皮球踢回来。一个不肯说，一个不肯定下来这个规矩。

Speaker 0: 他们绕着不肯说的那条线，老观众都知道，长期国债收益率不许明显越过2.5%。谁想抛呢，美联储就得到这个市场上去接盘。这条线还得再挂两年零七个月。时间来到1951年3月4号，

Speaker 1: 财政部和美联储发了一份联合声明。

Speaker 0: 短得离谱，通篇没有什么权利清单，就一层意思：那条焊死的收益率曲线拆了。那么他们预言了九年的那场灾难长成什么样呢？3个月期的国库券从1.39%走到了1.51%，9到12个月的政府债从1.6%涨到了1.94%。长期国债收益率，3月3号那一周是2.4%，到了3月31号是2.51%，一个月长债也就动了0.11个百分点。

Speaker 1: 整轮调整走完，大概0.25个百分点，也就那么多。

Speaker 0: 整个债券市场没有发生恐慌，也没有挤兑，政府的信用也没有崩。往后三个月，物价一共涨了0.3%，可到6月30号一看，利率跟3月31号相比一个点都没再往上走，整个调整一个月就走完了。所以为了不让这0.25个百分点出现，前面那些年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官员到底都在干什么呢？

误判经济走势与无效的准备金调整

Speaker 0: 1948年那个夏天，所有人眼睛都盯着通胀，财政部这时候松口了，

Speaker 1: 同意贴现率再提0.25个百分点，提到1.5%。

Speaker 0: 战后这几年，两家能谈拢的事情不多，

Speaker 1: 这算一笔。

Speaker 0: 可就在这前后，理事会刚开过一场会。

Speaker 1: 1948年2月，主席这个位置还没换人，跟理事会对口的银行咨询委员会过来开会。

Speaker 0: 银行家们讲了一个想法：眼下这个局面要是能变成一场温和的衰退，那是好事。不过他们也怕一下没刹住，从温和衰退变成严重衰退，甚至滑成一场萧条。坐在对面的美联储主席同意前半句，

Speaker 1: 他说眼下来一场衰退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

Speaker 0: 而且这件事情拖得越久，将来那一下调整得就越狠。说话的这哥们是埃克尔斯。这套说法跟1930年代初对比起来几乎没变——衰退还是那个老定性：前面通胀的报应。而1946年国会刚立了《就业法案》，把充分就业写成了政府的责任。美联储没有因此改过自己的分析。然后衰退就真的来了，来得比谁想的都快。

到了8月物价见顶，9月持平，10月开始往下走了，工业生产8月、9月连着掉。到了9月底，

Speaker 1: 理事会的研究主管在内部会上判断支出和收入都会大幅上升，物价继续涨。工作人员做的预测更硬气：

Speaker 0: 1948年后三个季度加上1949年头几个季度，GNP年增10%。

Speaker 1: 10月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

Speaker 0: 纽约联储的一位经济顾问说对了，他说经济要进行一次温和的衰退，通胀这股劲正在自己耗完。

Speaker 1: 可是没人接他的茬。

Speaker 0: 当然也有可能委员会本来就欢迎一场温和的衰退。那这次会议的真正议题是什么呢？是怎么把一年期存单的利率从1.25%抬到1.5%。而这一年11月美国经济见顶，全国经济研究局后来把这个月定成整个周期的顶点。衰退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0月见底，整整11个月。工业生产从顶到底掉了大约9%，

Speaker 1: 失业率最高冲到7.9%，差不多每13个能干活的美国人里头就有一个找不到活。物价从1948年第四季度起，

Speaker 0: 连续好几个季度都是负的。之前我们讲了，美联储配合财政部把这条国债收益率给定死了。美联储确实没有办法阻止通胀，他没办法加息嘛，他得敞开来接盘。可他完全有能力阻止通缩，放水这件事情，这个收益率是拦不住他的。但是美联储放了吗？基础货币的数字摆在那里，一点扩张的迹象都没有。代表短期利率的4到6个月商业票据利率，在衰退一年前还往上走了0.5个百分点，衰退一开始一动不动，停在1.56%，一停停到了1949年7月，那已经是经济见顶之后第八个月了。

这八个月美联储到底在讨论什么呢？他追着财政部要求提高短期利率。1949年2月，银行咨询委员会又来了，把话挑明了：国家已经进入衰退了，下滑还在扩散。美联储主席当场就顶回去了：

Speaker 1: “尽管生意在下滑，可是我们这边的乐观程度比诸位表达的要高。”

Speaker 0: 到了1949年3月那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上，

Speaker 1: 纽约联储行长给这场下滑起了一个名字，他说这是一次“健康的调整”。

Speaker 0: 那次会议表决了什么呢？

Speaker 1: 表决加息。

Speaker 0: 整个衰退一直拖到了1949年3月，衰退开始后的第四个月，工业生产掉了将近6%以后，理事会才头一回公开承认这件事情。他承认的方式是什么？把买家具和家电的最低首付从两成降到了一成五，还是消费端，还是做做样子，治标不治本。

那么过去这三年美联储到底干了些啥呢？给大家一个数字：1948年到1951年，美联储调准备金率一共调了19次，上调、下调、再上调，三年19次，平均俩月就一回。一看那张表更有意思了，折成全体银行的加权平均实际准备金率是这么走的：1948年15.71%，1949年15.87%，1950年14.22%，1951年15.86%。折腾了三年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1950年那个低点还得再打个折扣，那主要是存款从活期挪到定期挪出来的，并不是政策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屋子里的人自己就说破了。1948年2月那一次，工作人员算出来能从纽约、芝加哥银行抽走5.3亿美元的准备金，但是这个估算的分析方法本身是有毛病的，真实效果大约等于零。因为银行有个再简单不过的应对：卖债券。把手里的国债卖出去，换回准备金，把新规矩填上。买家是谁呢？美联储自己得敞开接盘嘛，这就是定住那条收益率曲线的义务。所以一圈下来，真正变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些国债的利息从商业银行的账上挪到了联储银行的账上。

1948年9月8号那场会，芝加哥联储行长当众把这套逻辑讲了一遍：这么定住对反通胀有什么用处？银行只会卖债券，系统再把这些债买下来，好让他们有准备金去满足新要求。三个月之前，另一位理事算过同样的账，结论一模一样。明知道没用，为什么还要做呢？说白了就是做给市场看的。国会又一次驳回了美联储对于新权利的要求，理由之一就是你现在权限还没用足呢。所以为了证明自己在行使这些权利，美联储必须得搞这些花活。

利率松动的曙光与国会听证交锋

Speaker 1: 可是这三年里，真正要命的并不在准备金上。物价在跌，名义利率一动不动，停在1%到2.5%之间。屋里所有人看着这数字得出同一个结论：钱够松的了。

Speaker 0: 纽约那位经济顾问1949年5月就说得很直白：我们从来就没有搞过紧缩，现在要放松去对付衰退，那是从一个已经很松的位置往下走了。可是物价在跌，物价一跌，实实在在的借钱成本就在往上爬，会议记录里头这件事情一个字都没人提。

到了1949年中，物价已经跌了大半年了，到了7月前9个月里头有6个月在跌。6月21号，美联储两位掌门去见财政部长，端出一个方案：短端那头的钉子拔掉，长端的2.5%钉子还留着，而且要公开宣布。私底下他们还给了句宽心话：拔掉以后，利率八成往下走，就算不走，我们也不让他往上抬了。财政部长听着挺高兴，但是他不愿意公开宣布。

6月28号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这是好多年里头最热闹的一次政策讨论。有意思的是，这么明摆的事，屋里的人却分成了好几派。旧金山、克里夫兰、里士满这三家联储的行长最猛，主张两头的钉子一块拔，而且要说清楚这是永久的改变，利率往上走也好、往下走也好随它。站在另一头的是另一位理事，他要求公告里头必须再重申一遍2.5%这个上限，我们必须得守，理由是守住它是战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纽约联储行长主张利率往下走，可他不愿意宣布以后就灵活了，他想要的措辞是只提维持有序，不提稳定利率，也不承诺以后由市场说了算。主席更犹豫，他说要是让长期国债跌破面值，将是灾难性的。

那最后怎么写呢？主席想出一个句子：“往后的方针政策在充分讨论和互相谅解之后决定。”基本上就是什么也没干，对吧？这句话不主张独立，也不承认财政部有否决权，相当于用一个非常模糊含混、能够获得一致同意的方式把这个公告给声明出来。公告就这么发了，里头说眼下这种相对固定的利率格局，会在信贷本该放松的时候把准备金从市场上抽走。可这份公告没说的是什么呢？没说这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大银行倒是欢呼了一把，固定利率的日子结束了，他们可以去赚钱了。

主席自己后来在国会上说得更漂亮，他说1949年6月28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货币政策戴了将近十年的镣铐那天解开了。衰退在1949年10月见了底，反弹快得吓人，8月、9月工业生产按年率涨了12%，11月、12月涨了25%。那美联储什么时候动的手呢？11月。衰退开始前7个月他没动，复苏开始1个月他动了。所以美联储对于通缩和衰退反应极其迟钝，对于复苏倒是手快。

11月18号那次会，委员会的调门一下就硬了，会议记录冒出来一句往后五十年反复出现的话：“在生产和就业很高的时候，我们却有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赤字。”大家都同意利率该涨了。这回他们还格外用力地强调，1949年6月定下的灵活政策本来就允许利率往上走。财政部怎么回答的呢？不同意，他们要按1.125%卖存单。由于美联储不愿意在市场上跟财政部正面对抗，他只能上书，只能建议，没有动手的自由。这就是1949年底到1950年夏天一家中央银行的处境。

到了1950年4月份，工业生产超过了衰退前的高点，上半年实际GNP年化涨了15%。纽约联储行长直述提出撞一次吧，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对市场声明支持或者不支持某个价位。”6月13号那次会上，他要求把存单利率提到1.25%，跟着提贴现率。他要的是一个信号，让整个金融界和公众都知道政策变了。委员会松了口，同意短期利率两步抬到1.36%。结果财政部照发他的债：国库券1.15%，存单1.25%，一个子儿都不让。那美联储敢让这批债卖不出去吗？不敢，他敞开来买。就这一个月，他手里1到5年期的国债多了将近20亿美元，总持仓涨了5.4%。财政部头一场遭遇战就这么结束了，美联储自己掏钱来把财政部定的价格给托住了。财政部长一把就把美联储的虚张声势给掀开了，他赌的就是你不敢让这批债流标。

两个机构自己已经解不开这个扣了，真正把这个问题写到纸上的是美国国会。1949年秋天，国会开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查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主持的这位参议员从伊利诺伊来，进国会之前在芝加哥大学教经济学，是正经科班出身，他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Paul Douglas）。

Speaker 1: 这个小组委员会还坐着一位老熟人，

Speaker 0: 密歇根来的那位众议员沃尔科特，就是一年前问出“通胀就得这么一直走下去”的那位。出庭作证的一边是美联储的三人：主席、纽约联储行长，还有那位仍然留在理事席上的前主席。另一位是财政部长。财政部长的说法是什么？没有冲突。他说债务管理的最终责任在财政部，货币政策主要责任在美联储，可是债务管理需要美联储的配合，这个配合让他非常满意，他用的词是“合作出色”。他还说财政部从来没有采取过僵硬的立场。

这句话刚落地，另一位参议员从桌上抄起了一封信当场念起来了。这封信是前主席补充作证用的，信上写道：眼下这种情况，这些人的才干和努力基本上是浪费掉的；财政部做决定之前很少征询理事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债务管理的看法；那些决定看上去出自一个念头——咱们把钱借得越便宜越好。财政部长当场不予置评。到听证会的后半段，他又否认了一次，说财政部的决定不是为了借便宜钱。史学家后来回忆这一段，说这位部长要么是在误导，要么他自己也没搞清楚，因为在同一场听证会上他也否认1948年到1949年发生过衰退。

那位参议员主席一直客客气气地追着美联储主席问，他说：“合作、协调这些都是很含糊的词，常常是用来掩盖分歧的。1949年6月那一次所谓的协调发生在衰退里，内容是降息，财政部当然点头了。可这能推出什么呢？换个时候他们还会点头吗？”主席并没有正面回应他。

这场听证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这里：美联储去的三个人调门还不一样，主席最想和稀泥，前主席嘴最硬，纽约那位最主张独立。可这三个人里头没有一个开口要求国会拆掉那条2.5%的上限，一个都没有。

那场听证会上真正把话说透了的并不是美联储的三个人，而是一位银行家。此人当时正在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当执行委员会主席，再往前他在纽约联储做过副行长，操作过公开市场账户的盘，他的名字叫做伯吉斯（W. Randolph Burgess）。按照利益算，他应该是最反对拆掉那条线的，银行手里攒着几百亿政府债，债价一跌账面就会缩水。可他一上来就把所有的前提给拆了。美联储那边张口要新权力，他说不需要。他话是这么讲的：“明智的行政当局会给这个系统相当程度的行动独立性，让他判断保持客观，不受政治偏见左右。只要把他自己的威信重新立起来，把独立性给足他，一样新权力都不需要。”

官员们说债价一跌后果严重，社会成本太高了，所以利率不能动。他说了一句屋子里头没人敢说的话：**“债券价格温和下跌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解释了为什么买过储蓄债券的小老百姓根本就不会有资本损失，那种债不上市流通，随时按照固定价格加利息在财政部兑换。然后他把真正的那笔账摆在了桌上——区分实际和名义。这是美联储官员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那位银行家提了。他说政府对于储蓄债券的责任并不是按卖出去的价格给你兑现，还包括这笔钱的购买力，你别把眼睛只盯在东西的美元价格上，还得想想它到底能买什么。

Speaker 1: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光讨论这个名义价格没有什么意义。

Speaker 0: 如果通胀狂飙的话，实际购买力会大幅缩水。纽约联储那位行长说大幅利率变动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不会接受那种程度的纪律，

Speaker 1: 那意味着产量和就业都得降下来。他说这不是我们生活的那种气候。

Speaker 0: 这是一句极具洞察力的预言，提前十几年说中了六七十年代政策的核心特征。

白宫施压与舆论反转

Speaker 0: 到了1950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美联储主席家里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总统杜鲁门本人。他看到报纸上一篇报道说美联储在给财政部拆台，他在电话里希望最长期限那些国债定住的价格你们要严严实实地守住。主席解释说我们买了很多，而且都是溢价买的，等于卖家占了便宜。然后总统说了这通电话的最后那句：**“我希望理事会明白自己的责任，别让我们的国债跌穿了底。真到那一步，那正是斯大林先生想要的。”**主席只回答了一句：“我们会竭尽全力保证政府的融资顺利完成。”

Speaker 1: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什么央行独立根本不存在的，总统还是把美联储当成自己直接管辖的部门，直接跟他说不能让美债的发行遇到压力。

Speaker 0: 同一段时间，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美国的货币是这么走的：M1从1150亿涨到了1171亿，涨了1.8%；M2从1517亿涨到了1530亿，涨了1.3%。美联储的持仓确实涨了39亿，7个月涨了两成，可是黄金外流冲掉了一半，12月那次提准备金率冲掉了另一半。7个月下来，基础货币的年化增速只有3.2%。那唯一真正在猛涨的是什么呢？是银行的贷款，7个月涨了19.6%。可银行的钱从哪来呢？他一边放贷款，一边卖国债，总盘子只涨了1.9%。美联储盯的就是这两样：名义利率和银行放贷，而这两样又一次把它给带偏了，因为他没有去看货币总量。

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消费者物价按照年率涨了19%，又是非常高的通胀数据。当然这头有个原因，那三个月是一次性的物价台阶，来自于抢购和对于短缺的预期。到了3月往后，物价就回到了年化1%左右了。对于美联储来说，这个时间点简直完美，恐惧的那一边拿到了他真正想要的证据，美联储可以利用这个数据跟财政部开炮了。

1951年1月17号，白宫三个人——总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开会。那个会开得客客气气的，总统说那条2.5%的长期利率他希望能够保住，他加了四个字：“如果可能”。主席回了句大实话：“我们有点怀疑长期国债在2.5%那个位置还能不能撑得住。”财政部长接话：“我看撑得住，真到那一步我们到时候再应对。”他还补了一句：“我们应该让公众知道我们会守住它。”主席没有松口：“委员会几个星期前就把意见写成信送给部长了，我不能替委员会承诺超出那封信的东西。”会散了，三个人各自记下的版本根本对不上。财政部长后来对国会说主席一再保证总统不必为2.5%担心，主席自己的记录里头没有这句话。

按照主席的说法，这场会上财政部长有一件事情一个字都没提——转天他要在纽约讲话。1月18号，财政部长在纽约面对整个金融界演讲，前半段讲得挺正常的：通胀要避免，朝鲜这一仗最好用当期的税收来打，1952财年会有一百六十五亿美元的赤字；他说小幅加息没用，要控制通胀得回到战时那一套。然后就是最要命的那一句：财政部在与杜鲁门总统和麦凯布主席联席磋商之后，已经得出了结论，往后的换债和新增融资都将在2.5%的框架之内完成。

这句话一说出来可就炸了锅了。美联储那些官员气疯了，这是一场他们没有点过头的会，变成了一个他们已经不再支持的公开承诺。更要命的是，原先还愿意守2.5%的那几位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场改了立场。这场演讲让他们确信，财政部把他们的支持当成了理所当然，而且永远不打算变。主席自己怎么形容处境呢？他说了三个字：“站不住”。

一天以后，1月19号主席又跑了一趟白宫，想把这个印象纠正过来。总统跟他讲那场演讲他事先并不知情。那场演讲末了到底帮了谁呢？其实是帮了美联储。演讲之后没几天，《纽约时报》上一篇金融记者写的评论火力全开，他说上星期四那天是史上头一回一个大国的财政主管，不是厚颜就是无能，要不然两样都占，跑去做公开演讲，僭越到替中央银行告诉全国人民往后要执行哪一种货币政策。在华盛顿这种地方，这种量级的报道是有杀伤力的。政客不可能对每件事情都有独立的判断，很多时候看的就是舆论，尤其是当国会那些内行人也跟着响应。

四股力量这时候站到了美联储这边：一股就是这样的财经媒体；另一股在行政当局内部，国防动员的主管本来就同意美联储的看法；一股在参议院，道格拉斯同僚都当他是内行，银行委员会还有两位有分量的参议员在想办法避免开这种公开听证，因为一开公开听证，那些主张低利率的议员会站到财政部那边去；共和党那边也有人出手了，想请那位前主席去联合经济委员会陈述立场。而那位前主席把自己早年的调门也改了，他开始公开说托债价这套政策就是在制造通胀。还有一股力量就是数字：1950年名义GNP涨了超过15%，工业生产涨了20%以上，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14%。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之前那个电话里头总统不是说嘛，“国债要是跌穿了底，那正是斯大林想要的”；一个月之后，道格拉斯在参议院讲通胀的破坏力，他说通胀的破坏力可以拿战争时的破坏来比，随后他加了一句：“在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眼里，这是一场让他们垮掉的最便宜的路子。”意思就是说通胀爆发也是斯大林想要的。一边在说守住债价才能抵挡住共产主义，另一边说你守住债价才是在替共产主义干活，斯大林成了两边佐证自己立场的一个工具。

历史性协议达成与深远影响

Speaker 0: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已经不再是技术分歧了。1月31号那场白宫的全体会，2月1号白宫发的新闻稿，随后四天报纸上头条的对轰。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总统把整个公开市场委员会整桌叫到白宫。白宫和财政部随后放出的版本跟委员会自己的记录对不上，很明显财政部公开撒了谎。这些逼美联储继续屈从的动作，几天之内就促成了过去五年半内大多数委员都不敢想的那件事情。

2月6号到8号的那次会议上，纽约联储行长提议给总统写一封信，另外给财政部长也写一封信。给总统那封信很客气，但是话很硬。信里说：控制通胀是委员会的责任，而且控制住通胀恰恰是达成总统目标的前提；维护美元的完整也是维护对政府债券的信心；真正会摧毁信心的是一股新造出来的美元洪水，它会把所有的价格管制、工资管制、定向信贷管制统统冲垮；我们要的是能让真正投资者愿意买而且愿意拿住的那个最低利率。然后是最重要的一段：总统先生，在我们最近那次会上，您并没有要求我们继续在这条危险的路上走下去。

这封信以11票对1票通过。这封信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总统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对外坐实了委员会自己的立场：反通胀，哪怕代价是长期利率往上走。那一票反对来自于一位理事，他从头到尾都站财政部那一边。1月31号他写过一份备忘录，说理事会应该全力支持财政部正式颁布的方案，他还表示委员会应当听从总司令提出的任何要求，他的名字叫做瓦达曼（James K. Vardaman Jr.）。主席说这封信送出去不附他的反对意见，这位理事不干了，坚持让工作人员去告诉总统的新闻秘书他投了反对票。而委员会这次在会上还通过一项动议：请总统开除任何泄露会议内容的理事会成员。但问题是在这几天之前把会议记录塞给三家报纸的那个人，还坐在这张桌子上。

时间来到2月8号，两家头一回坐下来谈。谈成什么呢？什么也没谈成。部长很生气，说主席1月17号那次会上已经答应要守2.5%了。纽约那位行长回敬：“您听我们讲，可是您从来不跟我们讨论您的打算。”末尾倒是有个进展，主席念了那封信，部长表示强烈保留，他的想法很简单：让市场自己平静下来就完了。两天以后，2月10号财政部长告诉主席：“我要住院了，做眼科手术，大概两个星期。这段时间请维持现状。”主席这边没客气，他说：“除非财政部有人能跟我们迅速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否则我们就单方面行动了。”部长派了两位助理部长去谈，美联储派了三位技术官员。

结果这院住了一个月，而技术层面的谈判2月20号开始，2月23号结束，谈了四天。美联储在桌上提了三条：停止把长期债务货币化、短期利率抬到1.75%、银行要准备金回到向贴现窗口借钱的老规矩。财政部团队什么回复呢？三条全答应。他只要求一件事情：贴现率在12月之前别动，好让他安排发债计划。五年半里头这两个机构没有谈拢的东西，在部长躺在病床上的这一个月里头，四天就谈完了。

2月26号白宫又拦了一道，请美联储在3月15号之前维持现有的利率。那天晚上两位掌门直接找到牵头研究的那位动员主管把话挑明了，对方说我理解你们，他自己也开始怀疑那个委员会能解决什么。到头来，财政部提了三条修改：两条实质性的——贴现率年内别动，新债发出来之前长债的溢价还得托着；还有一条纯粹是给面子——声明里得写一句不上市流通的储蓄债券利率不变，好让部长1月18号那场演讲不至于当众打脸。美联储还了价，把托盘上限压到了2亿美元。3月2号理事会通过，3月3号部长点了头，3月4号联合声明发布。

Speaker 1: 这是自1934年以来头一回，美联储可以不经财政部批准自己做货币操作。

Speaker 0: 而那场协议到底买回来什么呢？账上是这样的：长期国债利率大概只涨了0.25个百分点，中期涨了0.3到0.4个百分点，市场就回到了均衡，没有恐慌，政府的信用也没有崩。

Speaker 1: 看来当时的市场利率本来就离均衡不远了。

Speaker 0: 那为什么涨那么少呢？因为通胀本来就不高。1946年到1951年，消费者物价平均一年涨7%，可这一头大部分是战时管制解除之后的一次性补涨。更说明问题的是，朝鲜战争开打那个月的物价跟1948年4月一模一样，中间跌了下去，又慢慢爬了回来。再看财政，1947年到1951年这五个财年，联邦预算净盈余大约是80亿美元。联邦文职雇员从二战峰值的340万降到了1950年的210万。总统一再承诺朝鲜这一仗要用平衡预算来打。结果就是1951年3月的基础货币跟1945年12月差不多是一个数，钱根本没有多印，所以那条线一拆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拖延的理由政治的成分大于经济，而抗拒改变这件事情，华盛顿永远比纽约更强。3月9号协议公布之后第五天，美联储主席递了辞呈。他任期本来要到1956年才满，总统跟他说的那句原话后来出现在财政部长的回忆里：“他的服务不再令人满意了。”

Speaker 1: 于是这位美联储主席就辞职了。其实他也挺冤的。

Speaker 0: 他一直试图调和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关系，调和来调和去，到最后两边都不再支持他了。财政部嫌他不听话，纽约嫌他太软，国会问他话他答“我不想那么说”。自1934年以来最要紧的那份协议在他手上达成，五天之后他就走人了。3月31号正式离任，继任的是谈判桌对面那位助理部长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那年他正好45岁，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将近19年。

1949年9月美国的黄金存量见了顶，246亿美元，到协议签下来的时候已经掉了一成，这一成绝大部分是掉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后。还有一个数更有意思：1934年定下的35美元一盎司黄金，到1951年按照实际购买力来算已经缩水了将近一半。而这一回管黄金的不再是美联储了，权力挪到了财政部，往后大半个战后年代一直就留在那里。往后二十年黄金外流、国际收支的窟窿有多大，会变成新的主题。

Speaker 1: 可以说直到这份协议的签订，美联储才真正变成了一个脱离于财政部影响的独立机构。你可以看到美联储一直想要去控制通胀，但是他受到的政治压力太大了。

Speaker 0: 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政治压力有多大。

Speaker 1: 看看他的前任就知道了，鲍威尔每天都在推特上被特朗普骂。

Speaker 0: 所以现在看将来是否能够压制住美国的通胀，

Speaker 1: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