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与青春偶像宋教仁

“在东京重造中国”，这七个字本身是一个吓人的题目，是要杀头的。但由于我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1895-1925），那就没事了。因为要在东京重造中国的不是我傅国涌，而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蔡锷、梁启超、鲁迅、蒋中正、汪精卫这些人。所以要杀头也是杀他们，讲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我跟宋教仁的渊源太深了。在我的青春时代，从1990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我随身都带着一枚小小的邮票，上面的头像就是站着的宋教仁。宋教仁活到了31周岁到32岁之间，所以我一直带着这枚邮票，直到我与他同龄才放下。我一生只崇拜过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宋教仁，他是我青春的偶像，跟了我十年。第二个我崇拜的偶像，也是我将要在这个地方讲的重造中国的另一个主角，叫张元济，他曾是中国报人职业生涯的顶峰。

宋教仁追求自己的理想，参加革命，到日本深造，最后成了那个时代公认的英雄人物，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和国民党的重量级领袖。一个三十岁的人，要去领导很多年龄比他大的人，并且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二三十岁的留学精英，都听从他的号令，这是一个多大的魅力。他是在一个英雄的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英雄从来不是孤立出现，只有在英雄的群体当中，才能够产生更大的英雄。宋教仁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孕育出来的。

百年之问：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可能

他的生命夭折在三十二岁，但是一百年后、五百年以后的人们，还要来探寻他走过的道路，探寻他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今天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留下的百年谜案都还没有解开。中国人男女老幼，其实每一天都面对着“宋教人之问”，或者说宋教人留下的百年之问：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深厚的土地上，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一种以宪法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说宋教人这个人物，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式的。有一位学者叫孙隆基，他说宋教人是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最合适的代表，迄今为止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比孙中山更合适。

从流亡反贼到早稻田优等生

他年龄很小，但本事很大。1904年，他22岁时来到东京流亡。他本是一个“反贼”，因为在湖南举兵谋反失败，要被判死刑，所以和黄兴等一批湖南、湖北的精英逃到了日本。

来到东京后，他隐姓埋名，化名“宋千”，到日本法政大学去旁听。他一开始想学军事，将来回国搞武装暴动，用暴力推翻一个政权。但很快，宋教人就意识到破坏容易建设难，所以他决定要正儿八经地去大学学法政，并报名进入了早稻田大学预科。

120年后的今天，我们走的地方，就是当年22岁的宋教人曾经走来走去、徬徨、饿肚子的地方。他甚至向他的女佣借过钱，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宋教人就这么贫困。可是，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法政，却是一个英才。当时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但真正在日本大学毕业拿到文凭的人极少。

宋教人不一样，他进入早稻田时，又换了个名字，把“千”改成了“炼钢”的“炼”，叫“宋炼”。这个名字起得好，他到日本就是来炼钢的，把自己炼成一块钢。他是正儿八经在早稻田大学预科拿到了毕业文凭。毕业考试时，他的平均分是77.15，是全班第一名。在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内的全年级366人中，他排名第23，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有真本事。当时大清朝跟日本在图们江边界有一个领土纠纷，没想到这个叫宋炼的人，夜以继日地到东京的图书馆查资料，找到了一张日本人自己出版的地图，证明那块地方是中国的。他又找到一系列资料，写了一本很薄的书叫《间岛问题》。书发表后，大清政府看见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北洋大臣袁世凯就拿着这本书去跟日本谈判，最终赢得了那块版图。

他们都说这是个人才，赶紧查这个人是谁。一查，发现这个人叫宋炼，其实是通缉的要犯，大清的“反贼”。但是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和徐世昌三人一商量，觉得没关系，人才最重要。他们承诺只要宋教人回国，就给他钱、给他官，至少是四品以上。宋教人很狡猾，他怕对方反悔，要求写下来，并且表示官不要，只要钱，把这份研究的版权卖给他们。他拿钱一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贫困，二是为了资助身边穷困的同盟会（中国同盟会: 20世纪初由孙中山等组织的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政党）同志。但还没来得及拿到钱，国内就出事了，他的同党被抓被杀，所以钱也没拿到，他仍然还是“反贼”。

东京：革命者的熔炉与同盟会的诞生

宋教人在日本满打满算一共只住了六年。孙中山在东京只有几个日本朋友，没有中国朋友，他的普通话也基本不会讲，所以在这里不受欢迎。但是黄兴和宋教人看中了孙文，原因是他岁数大，可以压阵脚。于是，39岁的孙中山在黄兴的支持下，未经投票就成为了领袖。

我以前讲黄兴时有一句名言：一个70后（黄兴）带着一帮80后（蔡锷、宋教仁、蒋介石、汪精卫），忽悠了一些90后（李宗仁、胡适等），就把大清皇上给掀翻了。大部分革命者都跟宋教人年龄差不多，鲁迅是1881年的，蒋中正则更小，1887年的，在当时根本排不上号。

宋教人是个聪明人，他到了东京就进了好大学——早稻田大学。今天的人可能觉得它比不上东京大学，但在那个时代未必。早稻田大学校门外的石头上刻着创始人之一大隈重信定下的三大教育宗旨：第一是“学问独立”，这是大学之魂；第二是“活用学问”，学问如果不是活的，再大也没用；第三是“造就模范国民”。

我刚才说，在英雄的群体当中，才能产生英雄。同盟会那一批东京的学生、流亡者，就是一批英雄的群体。虽然最初只有843个人，但足够把四万万人的中国翻过来。

罕见的“建设力”：翻译与制度设计

宋教人身上具备一种我造的词，叫建设力（Constructive Power: 相对于纯粹的破坏，指代进行制度设计、法律构建等建设性工作的能力）。中国历史上，有破坏力的人每个时代都不缺，但具有建设力的人自古罕见。

宋教人就有这种建设力。在他1906年的日记中记载，仅这一年，他就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奥匈帝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比利时制度》、《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著作。他在日本六年，翻译了不知道多少世界各国的制度典籍。一方面是为了赚稿费，因为他穷；另一方面，这也成就了他。在所有留学和流亡东京的人里，唯有宋教人是脚踏实地地翻译了大量世界各国的制度、宪法和法律。

连眼高于顶的国学宗师张太炎都看中了他，公开发表宣言说：“总理莫宜于宋教仁”。他评价孙中山是元老之才，但建立内阁，只有宋教仁最适合，称赞他“才略有余而小心谨慎，乃是正式大器”。直到1920年，宋教人被杀七年后，张太炎为《宋教仁日记》写序时，还再次说这个人有宰相之望。

来自对手的最高敬意

宋教人的竞争对手，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在宋教人死后写的挽联中，称宋教人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以一个人而称他为万里长城，我没见过别人能当得起这个称号，这表明对手对他的绝对尊重。

再看他的第一大对手，袁世凯。他曾评价当时国民党中四个领袖：黄克强忠厚笃实；汪精卫文采奕奕；胡汉民（原文为聂军，应为口误）英气勃勃。最后话锋一转，说：“只有宋教仁，才识宏远，是民国最有希望的人物。”这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对他的政治对手的最高评价。

一百多年来，人们认为是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我觉得不可能。他最欣赏的人就是宋教仁，留着他比杀了他更好。袁世凯是中国最聪明的人之一，逻辑上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宋教仁旋风：中国首次民主选举的胜利

民国创立后，宋教人、张士钊、张太炎等人都认同一个观点：毁党造党。毁的是革命党同盟会，造的是普通政党。普通政党通过竞选成为执政党，否则就是在野党，这是全世界宪政的惯例。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党，在北京组成了国民党。请注意，这个国民党前面没有“中国”两个字，和今天的中国国民党没有关系，这是宋教仁的党，我们也简称它为“宋党”。宋党是一个普通政党，不是暴力政党，其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但他认为实权落入了宋教人手中，便撂挑子去修铁路，由宋教人担任代理理事长。

宋教人提出了清晰的政党政治理念：“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他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他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在1913年春天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议员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总共870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了近400席，加上许多跨党派成员也倾向于国民党，其实力远超其他政党总和。

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教仁旋风”。他从湖南洞庭湖沿江东下，一路在长沙、武汉、安庆、上海、杭州等地巡回演说，其声望达到了顶峰。他能写、能说、能谋划，是组织、宣传、演说的全能干才。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出过这样的人物。

陨落的将星：一桩百年悬案

胜利的喜悦中，危险也随之而来。陈其美、于右任、谭人凤等人都曾警告他要小心暗杀，但他都笑着回应，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政客竞争，不应有此卑劣手段。他没有任何防备，连一个卫士都没有。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在上海闸北火车站，正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被枪手武士英击中，两天后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他最后一份电报是发给袁世凯的，希望他能继续走宪政的道路。年轻时我曾觉得宋教人傻，但现在看来，他临终时可能已经知道谁是主使了。枪不是袁世凯打的，这在逻辑上不成立。当时国会已经选出，正要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他需要宋教人到北京来开会，才能投票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在这个时候制造乱局，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真凶是谁？宋教人一生最好的日本朋友北一辉，曾亲自到上海组织调查队。他后来在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中写道，袁世凯不是暗杀的主犯，仅仅是“从犯”，主谋者是宋的革命战友陈其美，还有一名“为世人所尊敬的XXX”。这个“XXX”是谁，他没有明说，但暗示了答案的复杂性。

历史的回响：一枪击穿了民国

于右任在宋教人墓碑的铭文上写道：“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 这段话充满了无奈和暗示，如果凶手是已死的袁世凯，何需如此纠结？

武士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枪击中的，不仅是宋教人的血肉之躯，而是击中了新生的中华民国。一枪，就把年幼的、尚在襁褓当中的民国给打穿了。

枪响之后，整个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惊慌之中。无论是爱他的、恨他的、支持他的、反对他的，南北朝野都感受到了失去的痛苦。一个人的离开，能让整个国家都感受到如此巨大的不安，历史上仅此一次。

宋教人之死，终结了中国走向责任内阁制（Responsible Cabinet System: 政府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并对国会负责的政治制度）的道路，刀兵四起，民国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他留下的“宋教人之问”，至今仍回响在历史的天空。

在东京重塑中国的时代背景

“在东京重造中国”这个题目，乍听之下似乎惊世骇俗，但在1895年至1925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它准确地描绘了孙中山、宋教仁（Song Jiaoren: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主要缔造者之一）、黄兴、蔡锷、梁启超、鲁迅、蒋中正、汪精卫等一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与实践。他们流亡东京，并非为了个人安逸，而是为中国寻找出路，探索共和之路。这段百年前的历史，因其人物皆已逝去，使得我们得以以超脱的心态来审视其深远影响。

傅国涌与宋教仁的百年渊源

我与宋教仁之间，有着跨越百年的深厚渊源。在我的青春时代，即1990年至1999年的十年间，我随身携带一枚印有宋教仁头像的小邮票。宋教人享年31至32周岁，我一直将这枚邮票带到自己与他同龄时才放下。如今，这张邮票安放在我的床头柜上，象征着我与这位青春偶像的某种“平视”。我一生只崇拜过两个人，宋教仁是我的第一位青春偶像。第二位偶像，同时也是我即将在“重造中国”系列讲座中讲述的主角，是张謇（Zhang Jian: 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一报一馆一大学的主角），他作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获得职业生涯最高峰的“报人”，其成就无人能及。

宋教人之问：中国宪政民主的可能

宋教人的一生，从投身革命、赴日深造，到成为时代浪潮中的英雄人物，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国民党的重量级领袖，他以三十岁的年纪领导着许多年长者，并让众多同龄或更年轻的留日精英心悦诚服，这彰显了他非凡的个人魅力。英雄并非孤立出现，宋教人的崛起正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大转型所呼唤与孕育的结果。尽管他生命止于三十二岁，但其政治理想和未解的百年谜案，至今仍吸引着后人探寻。

宋教人留下的“百年之问”，实质上是中国人每天都在面对的拷问：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古老土地上，是否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一种政府形式，其权力受到宪法制约，并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因此，宋教人不仅是历史人物，更具有未来意义。正如学者孙隆基所言，宋教人是中国追求宪政民主最合适的代表，至今无人可替代，甚至比孙中山更具代表性。他年纪虽轻，却能力非凡，在二十几岁时已能在中国政坛上游刃有余。

东京流亡与求学之路

1904年，22岁的宋教人作为反清义士，因在湖南举兵谋反失败而流亡东京，面临死刑通缉。他与黄兴、陈天华、刘道一等湖南、湖北精英一同抵达日本。在东京，他隐姓埋名，化名“宋千”（谦虚的“千”），到日本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 日本一所私立大学）旁听。最初，他计划学习军事，以期回国进行武装暴动，认为暴力推翻政权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很快他意识到“破坏容易，建设难”，于是决定认真学习法政，报名进入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 日本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历史悠久）预科。

一百二十年前，宋教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彷徨，甚至因贫困向女佣借钱，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大的羞耻。然而，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却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当时，赴日留学的中国人达数万人，但真正能在日本大学毕业并拿到文凭的寥寥无几，鲁迅亦属少数。宋教人却是一个英才，他在早稻田大学预科顺利毕业，平均分77.15，位列全班第一，在全年级366人中排名第23。

“宋链”与《尖岛问题》：为国争光

宋教人进入早稻田大学时，又改名为“宋链”（炼钢的“炼”），寓意将自己炼成一块钢铁。他不仅学业优秀，更展现了实际才干。当时，清政府与日本在朝鲜与中国图们江边界存在领土纠纷。宋教人夜以继日查阅东京图书馆资料，找到日本人自己出版的地图，证明图们江岸边那块地方属于中国。他据此写成薄薄一本《尖岛问题》（Jiandao Question: 指中国与朝鲜之间关于图们江地区主权归属的争议），匿名发表。

大清政府官员许世昌、袁世凯拿着这本书与日本人谈判，最终赢得了这块版图。清政府因此发现这位人才，尽管知道他是被通缉的反贼宋教人，但三位大员（奕劻、袁世凯、徐世昌）商议后认为“有人才最重要”，并承诺给予他官职和金钱，只要他不再反清。然而，在钱款尚未交割之际，国内革命爆发，宋教人的同党如刘道一等被捕遇害。最终，他未能获得清政府的资助，仍是“反贼”，于是他恢复本名宋教仁（Song Jiaoren）。

同盟会中的孙中山与宋教仁

宋教人书法雄浑，文采斐然，与黄兴等同辈才俊相比，孙中山的中文功底相对较弱。孙中山在日本居住六年，但因讲广东方言，且中国朋友不多，在东京并不受欢迎。然而，黄兴和宋教人看中孙中山年长，认为他能“压得住阵脚”，因此推举39岁的孙中山成为领袖。黄兴甚至采取“拍手通过”而非投票的方式，促成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我曾戏言：“一个70后带着一帮80后忽悠了一些90后，就把大清皇上翻了个底朝天。”这里的70后指黄兴，80后包括蔡锷、宋教人、蒋介石、汪精卫，90后则是李宗仁、胡适之、毛泽东等更年轻的一代。这表明黄兴在当时也算年长者。

蒋中正（蒋介石）在东京时年龄更小，几乎籍籍无名，但后来却成为中华民国的重要领袖。研究历史人物的本事，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看其书架上的藏书，二是看其学历和教科书。宋教人虽然年轻，读书也不算多，但他在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为他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大学之魂与“建设力”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门外刻有大隈重信提出的三大教育宗旨：学问独立（Academic Independence: 大学追求真理，不受政治、经济等外部力量干预）、活用学问（Applied Knowledge: 学问应能应用于实践，而非死板教条）和造就模范国民（Cultivating Model Citizens: 培养品德高尚、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其中，“学问独立”是大学之魂。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渊博”甚至“行走的百科全书”已不再是褒义词，因为工具就能解决大部分知识查询问题。

宋教人明白，在专制国家谈“模范国民”是空谈，首要任务是推翻专制。他与同辈人共同为废除专制而生，坚信“英雄的群体中才能产生英雄，英雄从来不是孤立出现”。同盟会（Tongmenghui: 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由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立）843位成员，代表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民中的精英，足以推翻清朝。我个人不喜“大众”一词，认为它使人匿名化、无知化。我更看重“一个个有名字的人”，因为他们无法逃避责任，必须脚踏实地。

宋教人从“宋千”到“宋链”，最终回到本名宋教仁，这象征着他从隐匿、磨砺到最终回归自我，肩负起历史使命。我曾在三十多岁时（1999年）写下：“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人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人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宋教人在被暗杀前已是英雄，被暗杀后更是永恒的英雄。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二岁，如同林黛玉十六岁而逝，徐志摩三十几岁而终，在最美好的年华戛然而止。

“宋教人旋风”与革命方略

宋教人所做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他未曾去过伦敦纽约，但在东京这个“西学东渐的中转站”，他汲取了西方文明。今天我们使用的“经济”、“逻辑”、“政党”、“群众”、“干部”等词汇，皆经梁启超等人从东京引入中文世界。严复虽也曾尝试翻译西方概念，但其用词过于复杂，不如梁启超和宋教人所推崇的简单易懂之词，更适合当时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社会。

1913年3月24日，宋教人遇刺两天后，《民立报》评论道：“本党理事，孙黄二公之外，才气质纵横，当推宋教人。”这句客气话实则暗示宋教人才是第一。孙中山曾任国民党理事长，但发现实权已落入宋教人之手，便辞去职务，由宋教人代理理事长。宋教人领导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参众两院选举。他不仅是实干家，更是天才的舆论家，被誉为那个时代的“第一网红”。他的文章“一字风行，天下皆知”，人们称他为“桃先生”。

宋教人曾对同党景梅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他批评许多同志热衷于破坏，却不屑于建设。他认为未来共和国的组织绝非儿戏，临时约法和永久宪法都需趁早公布并深入研究。他邀请法政同志共同参与，致力于国家建设。在所有赴日留学生和流亡者中，唯有宋教人脚踏实地翻译了大量世界各国的制度、宪法和法律，展现出惊人的建设力（Constructive Power: 推动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法治建设等积极发展的能力）。

袁世凯与张太炎对宋教人的评价

宋教人的才华甚至得到了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Zhang Taiyan: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的认可。章太炎曾公开表示：“总理莫遗余宋教人”，认为宋教人最适合担任总理，称其“自略有余而小心谨慎，男子正式大器”，是宰相之才。即使在宋教人遇刺七年后，章太炎仍为其日记作序，再次强调其“宰相之望”。

宋教人的对手，汤化龙（Tang Hualong: 清末立宪派领袖，湖北咨议局局长），在其晚年回忆中称宋教人为“中国的万里长城”，这表明了对手对其能力的绝对尊重。连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Yuan Shikai: 晚清重臣，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也曾评价国民党四大领袖：黄兴“忠厚笃实”，汪精卫“文才懿懿”，居正“英气勃勃”，唯有宋教人“才心细才长，是民国最有希望的人物”。

因此，袁世凯刺杀宋教人的说法，在我看来，可能性极低。宋教人对他并无直接威胁，袁世凯作为合法总统，此时刺杀宋教人只会引发内战，阻碍他成为正式总统的进程，这不符合他的利益和逻辑。

1913年大选：宋教人的政治蓝图

宋教人提出的政治理念是：一国政党之心，在于两大对立，而非小群分离，即实行两党制（Two-party System: 国家政治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或相互制衡的制度）。他主张普通政党通过竞选成为执政党，若失败则成为在野党，监督政府。这是世界宪政惯例，也是宋教人希望中国走的道路。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即可组建责任内阁（Cabin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内阁对议会负责，若议会不信任内阁，内阁须辞职或解散议会），否则便作为在野党严密监督政府。这种“进退可以制入”的政治框架，无疑是中华民国蓝图设计的精髓。

1913年春，中国举行了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投票资格包括：缴纳直接税两年以上、拥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的人，以及小学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的人。这些条件与当时世界的通例（如英美）相符。尽管只有10%的中国人具备投票资格，但这次选举选出了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年龄较轻（参议院43岁，众议院36.7岁）的议员。

选举结果显示，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在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共和党120席；在参议院274席中，国民党获得123席，共和党55席。加上许多跨党派的国民党籍人士，国民党占据了绝对多数。宋教人旋风从湖南洞庭湖沿长江而下，席卷武汉、安庆、上海、杭州，最终准备北上北京组建政府。他此时写下“近上最高峰，我欲挽狂澜”，正准备登顶总理之位，通过多数党执政来制约袁世凯，使中华民国真正落地。

刺杀悲剧与百年谜案

然而，危险也随之而来。陈其美曾警告宋教人要小心暗杀，但他不以为意，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谭人凤也提醒他有会党头目收受北京经费，预谋不轨。最终，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人在上海闸北火车站进站口被刺客武士英（Wu Shiying: 宋教人案的直接凶手）枪击。第一枪击中，第二枪补中要害，两天后他停止呼吸。

宋教人临终前发给袁世凯的最后一封电报，希望他“开澄清，继续走宪政的道路”，这曾让年轻的我感到困惑。但实际上，袁世凯刺杀宋教人的逻辑不成立。当时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正待国会选举成为正式总统，此时制造混乱无疑是与自己为敌。

枪响之后，整个中国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惊慌。宋教人的逝去，无论爱他、恨他、支持他、反对他的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全国各地举行了无数场追悼会，其规模和影响甚至超过了鲁迅的葬礼。当时12岁的小学生陈昌波（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总编辑）都被国文老师要求作文《记宋教人》，可见其死对社会影响之深远。

于右任（Yu Youren: 中国近代书法家、政治家，国民党元老）在宋教人墓碑上写下“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有何计，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段话暗示了凶手并非袁世凯，而是“自己人”，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宋教人一生最好的朋友，日本的北一辉（Kita Ikki: 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曾积极参与并支持中国辛亥革命。他所著的《支那革命外史》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北一辉在上海组织调查小分队，追查宋教人案内幕，甚至查到案件与日本人及黄兴有所牵连。最终，日本外务省为保护北一辉，将其驱逐出上海。北一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宋教人案的主谋者是他的革命战友陈其美（Chen Qimei: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早期重要人物），以及一位“世人所尊敬的阿叉阿叉叉”。这个被隐去名字的“阿叉阿叉叉”，其身份至今仍是历史悬案。

宋教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为中华民国留下了宝贵的宪政蓝图和未解的百年之问。他所倡导的建设力、两党制、责任内阁和地方自治，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