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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福柯系列视频的第四期，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在前三期视频里，我们分别从历史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的角度来剖析了福柯的思想。在第一期，我们探讨了福柯是如何选择性地组织历史材料，从而建构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在第二期，我们以《疯癫与文明》中的具体案例为例，剖析了福柯为什么把人类的良心、内疚以及心理治疗视为权力的阴谋；在第三期，我们从哲学角度分析了“知识即权力”这套话语是如何陷入自相矛盾的。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带大家回到福柯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去看看这位后现代思想的领军人物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不过，在正式进入传记之前，我想先和大家探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与他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
哲学探讨的往往是普遍性命题，而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则是独特的、带有偶然性的。每个人的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构成对一种哲学的直接否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哲学问题简单还原为哲学家个人的心理创伤和经历。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键区别，恰恰在于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的经验。有些伟大的哲学或文学作品，虽然同样诞生于作者的痛苦与创伤之中，但你在阅读时能清晰感受到，当事人超越了狭隘的境遇，整合了生命中激烈的冲突，实现了心灵的成长与升华。
然而，还有另一类哲学，读起来更像是哲学家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一套精密的心理防御机制。它不是在整合与超越冲突，而恰恰是放弃了整合，将自己的逃避合理化，甚至将心理倒退美化为崇高。
那么，福柯的理论到底属于哪一种呢？
今天的视频，我们主要参考法国学者迪迪埃·埃里蓬所著的《米歇尔·福柯传》，来梳理福柯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看完他的生命轨迹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我会把这个视频放在“心理学与教育”播放列表里。如果您有探讨或咨询的需求，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预约。
早年经历与创伤记忆
要理解福柯思想世界的底层特质，我们首先无法绕开的，就是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那极度恶劣的人际关系模式。
1926年，福柯出生在法国外省普瓦捷的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家里有保姆和司机。他的父亲保罗·福柯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性格专横、严厉，一直希望福柯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为了锻炼儿子的胆量，这位外科医生父亲甚至曾强迫年幼的福柯在手术室现场观看截肢手术。这血腥的一幕给年幼的福柯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
因此，福柯从小对父亲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和厌恶，但对母亲却非常依恋。从中学时代起，福柯就表现出极其敏感脆弱的一面。他的数学成绩很差，但在法语、历史和拉丁语方面表现优异。
然而，在初三那年，他的成绩突然一落千丈。传记中提到了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有一位激进的法语老师，极其仇恨巴黎的有钱人，对福柯这类资产阶级子弟充满鄙视；第二，当时正值法国战败后，大批巴黎师生逃难到外省，福柯所在的学校接收了许多来自首都的学生。这些新来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超过了福柯，让他感到极度不安和受挫，成绩从此一蹶不振。最终是他的母亲出面将他转学到一所教学质量相对一般的教会学校，他才重新找回了安全感。
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入顶尖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福柯在与父亲大吵一架后，进入了文科预备班。因为巴黎高师并不直接面向社会招考，而是从这些预备班中选拔，所以这个预备班有点类似于国内冲刺清华北大的重点尖子班。
在这个只有30多名学生的班级里，福柯表现得极其孤僻，几乎不与任何同学交往，学习起来如同苦役犯一般。在经历了第一次考学失败的打击后，福柯转到巴黎继续备考。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哲学导师伊波利特。在伊波利特的指导下，福柯深深迷上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成绩突飞猛进，最终在1946年成功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巴黎高师的狂乱时期与精神危机
然而，进入巴黎高师并没有缓解福柯的痛苦，反而开启了他人生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段时期。
在巴黎高师的集体生活中，福柯与同学的关系极度恶劣。他古怪、孤僻、喜怒无常，除了冷嘲热讽别人之外，平时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喜欢给自己讨厌的同学起侮辱性的外号，与所有人争吵，对身边的每个人发起激烈的言语攻击。因此，他很快就成了全校同学厌恶的对象，被同学认为是一个“疯子”。
他的攻击性不仅指向别人，也指向自己。当时学校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福柯的传闻，比如有老师发现福柯躺在地上，用刀划自己的胸膛；还有人目击福柯在半夜拿着匕首追赶同学。1948年，22岁的福柯尝试自杀，他也经常把自杀挂在嘴边。有一次朋友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买一根上吊用的绳子。
在这场严重的心理危机爆发后，福柯的医生父亲强行带他去看了当时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让·德莱医生。随后福柯被隔离安排在学校医务室附近，与普通学生隔离开来。
读到这里，我们再回看第二期关于《疯癫与文明》的内容，就能立刻明白：为什么福柯在那本书里对精神病医生抱有如此强烈的仇恨，指责医生在精神病院里从一开始就是父亲和法官的化身，代表着家庭和法律。这其实并不是基于客观的医学史研究，而是福柯当年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在他的潜意识里，严厉的父亲与审视他的精神病医生，早已合体成了同一个迫害者的形象。
当然，福柯当年的失控与疯狂，与巴黎高师本身的极端氛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巴黎高师极难考取，即便是预备班的学生，录取率也只有1%到5%。学生们经历了极度压抑的应试教育后，一旦踏入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门，立刻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以及国家发放的丰厚津贴。这种强烈的智力优越感，让高师的学生非常热衷于通过各种荒诞、离奇、怪诞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才华与叛逆。法国社会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会觉得他愚蠢；但如果他来自巴黎高师，你立刻会觉得自己太庸俗。”
这非常有意思。福柯一生都在解构学校、医院、监狱等现代体制，但他出身的巴黎高师，恰恰从未解构过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学历崇拜。
正如传记作者所描述的，当时的巴黎高师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的综合体，人们争先恐后地用极端的方式表现自己。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推崇叛逆与傲慢的环境中，到处树敌的福柯依然显得过于病态，以至于高师的同学都觉得他疯了。
特别是在那个将同性恋视作丑闻的年代，每当福柯深夜离开同性恋酒吧，或者从涉毒场所回到学校时，总会陷入长达数小时的极度沮丧和羞于见人的状态。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会对那些自以为是基督或国王的疯人倾注如此离奇的同情，认为他们在妄想中保留了最珍贵的自由，而一旦恢复理智重新融入社会圈子，就等同于遭受屈辱。因为这正是福柯大学时代的真实写照。
从入党到退党：心理防御与意识形态转向
在这种心理背景下，福柯迅速迷上了共产主义，这一点完全不足为奇。
1947年，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罢工，政治迅速渗透到巴黎高师的每个角落。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大批高师学生满腔热情地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沉重的心理恐怖氛围蔓延开来，每个人都被迫站队，学生们热衷于相互审查，将彼此开除出左派队伍，甚至相互告密。
福柯也在195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1978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坦率地承认：
“包括我在内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无法容忍教师、记者、作家等资产阶级职业前景。经验本身也表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与自身需求相符的制度，而我们生活的社会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容忍纳粹主义、向纳粹出卖灵魂，随后又完全被戴高乐统治的社会。面对这一切，很大一部分法国青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想要抛弃我们本应生活其中的世界。依靠黑格尔哲学确实无法提供满足。”
这段自白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为什么福柯早年如此痴迷于黑格尔，后来却再也看不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承认冲突与否定，但最终追求的是理性与现实世界的整合与和解。而福柯最厌恶的就是和解，他想要的是彻底抛弃我们本应生活的世界。
第二，福柯和当时许多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有多深，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足够激进的工具来粉碎现有秩序。
在此期间，福柯开始涉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的学术观点也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印记。在一次演讲中，福柯引用了斯大林关于一个经常酗酒并殴打妻儿的穷鞋匠的案例讨论。福柯认为，精神病理学归根结底是贫困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生存条件，才能彻底消除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几乎从一开始就在系统性地回避个体的自主责任。他当时非常厌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与当时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直接相关。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精神分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压迫所带来的痛苦归咎于个体内部的童年创伤或无意识欲望冲突。这种引导人们“向内看”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在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让人忘却阶级斗争。
为了对抗精神分析，当时的苏联把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奉为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旗帜。巴甫洛夫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动物实验：研究人员先给狗看一个圆形图案，然后给肉吃；如果给狗看椭圆形图案，就不给肉吃，甚至施加电击。接着，研究人员把椭圆形一点一点调整得越来越圆，直到狗再也无法分辨眼前的图案到底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在这种矛盾的强烈刺激下，狗的大脑皮层出现了所谓的“超限抑制”，表现出发狂乱咬或者完全木僵的症状。
年轻的福柯在他195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精神疾病与人格》中，专门用了一整章来赞颂巴甫洛夫的理论。他以此论证：人们患上精神疾病，并不是因为内在心理结构有问题，而是因为外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竞争与剥削向人们发出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异化了人们并导致其发疯。
因此，为了治愈精神疾病，指望心理学家在诊室里做心理治疗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出路是通过革命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新关系”——本质上就是将以父亲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彻底摧毁并重建。
不难看出，这套“巴甫洛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决定论，完美契合了福柯个人的心理防御需求。因为精神分析要求一个人直面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直面内心的攻击性、嫉妒、全能自恋与防御机制。而对于在学校里几乎与所有人闹翻、甚至因不断挑衅和涉嫌破坏他人财物而被迫离开的福柯来说，如果接受精神分析，他就必须面对内心的破碎。
相反，一旦接受了彻底的环境决定论，他就可以把控制点百分之百甩给外部世界：我之所以痛苦、之所以攻击身边的人，完全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我没有任何责任——就像那个殴打妻儿的酗酒鞋匠一样，他没有错，错的是剥削他的资本主义体制。
尽管福柯在理论上厌恶一切权威，但传记表明，1951年福柯在大学教授心理学时，身边聚集了一群比他小三四岁、笃信共产主义的高师学生。这些学生毫无保留地听从福柯，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因为对于处于偏执分裂状态的个体而言，他真正厌恶的并不是专断权力本身，而是高于他自身、要求他遵守客观标准并承担责任的职能性权威；一旦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其实比任何人都享受这种快感。
当然，如果故事仅止于此，福柯也许会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成为一名虽然致力于解构资本主义、但依然相信另一种建设性宏大叙事的共产党员。
然而，福柯在法国共产党只待了几年，就在1953年选择了退党。促使他退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福柯发现同性恋在共产党内部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颓废堕落习气，受到严厉批判，他在这个革命组织里依然是一个受审判的边缘人；
第二，1952年底，苏联发生了著名的“白大褂事件”。斯大林在去世前罗织罪名，指控克里姆林宫的一群医生密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福柯后来回忆，当时党支部开会强令大家学习这起阴谋，尽管他深知这完全不可信，但依然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并维护这个谎言。
这种幻灭感对福柯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他发现自己为了逃离资产阶级家庭和学校而加入的革命政党内部竟然是一座更严密的监狱时，他的思想并没有走向黑格尔式的整合，而是从极端的狂热摆向了极端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既然资产阶级社会是监狱，反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也是监狱，那就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或解放，所有的政党、制度、科学知识，本质上全都是为了驯服他人而编造的权力话语。
对违规与反抗的迷恋：突尼斯与伊朗革命
当一个人彻底否定了所有正面价值的建构之后，他还能把激情倾注在什么地方？
答案是：他迷恋上了反抗与破坏瞬间的感官刺激。只要哪里有暴力的越轨与反抗，福柯就会感到兴奋，甚至可以为此不顾最基本的常识。这最清晰地体现在他对突尼斯学生运动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态度上。
1966年到1968年，福柯在北非突尼斯任教。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突尼斯街头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数百家店铺被洗劫，犹太教堂被烧毁。福柯当时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左翼学生可怕的暴力。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到了1968年春天，当突尼斯的激进左翼学生抗议并遭到政府警察搜捕拘留时，福柯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冒着被便衣警察拦截殴打的危险，在自己家里窝藏被通缉的学生，甚至还在自家花园里帮他们印发传单。
为什么仅仅六个月时间，福柯对同一群学生运动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反转？从他的心理机制来看，其实并不难理解。
1967年夏天，那是多数人的暴民针对处于弱势的犹太少数群体的迫害。对于始终自视为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的福柯而言，这一幕瞬间激活了他对法国右翼和纳粹主义的厌恶。
然而，到了1968年春天，当这场运动演变成国家机器对反抗者的搜捕与折磨时，在福柯眼里，学生们瞬间从施暴者变成了反抗专制政权的悲剧烈士。一旦对方处于与庞大体制对抗的边缘，福柯内心深处的反叛情结就被彻底点燃了。
十年后的1978年底，当福柯回忆起在突尼斯的经历时，他说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话。他赞扬那些学生全凭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声望来从事暴力与极端的狂热，并感慨道：
“在当今世界上，到底是什么能赋予一个人绝对牺牲的欲望、偏好、能力和可能性？任何野心，哪怕是对权力的渴望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在突尼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显然需要一种神话。相反，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价值完全是次要的，他们的讨论更多是诱饵，而不是实际的行为准则。”
此时的福柯早已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科学真理，他承认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价值完全是次要的，只是诱饵。真正令他着迷、被他视作道德能量的，并不是这些学生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否正确，也不是他们建立的新社会是否比旧社会更好，而是一群人在被神话的狂热点燃之后，不顾生死打破秩序、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兴奋状态。
理解了福柯将流血与牺牲视作审美对象的狂热心理，我们对他1978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赞颂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经历了1960年代末欧洲激进学生运动的退潮后，西欧曾出现过一批试图通过恐怖袭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左翼组织。但到了1970年代末，这些采取暴力手段的左翼组织彻底失去了民心，陷入绝境。欧洲的工人和普通民众深恶痛绝这些极左翼分子，不再有年轻人愿意为革命流血牺牲，这让迷恋极端抗争体验的福柯感到百无聊赖。
恰在此时，1978年伊朗爆发了反抗巴列维国王的大规模街头起义，数万名身穿黑袍的伊朗人向国王的军队发起冲击。福柯闻讯大喜过望，立刻以记者的身份飞赴伊朗。
当时许多欧洲学者认为，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虽然腐败专制，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意味着把伊朗从世俗化和工业化拉向一个更原始的政教合一制度。
然而，福柯却被德黑兰街头的狂热气氛深深吸引。在数百万伊朗人甘愿赴死的狂热氛围中，为了替霍梅尼辩护，同时又不让自己显得像是一个支持历史倒退的蠢人，福柯玩起了一套偷换概念的游戏。他声称巴列维国王效仿西方工业化和世俗化的那一套体制已经是过时的一百年前的老古董，而伊朗人民追随霍梅尼干革命，则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危机以来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政治灵性”。
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论，与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把被铁链锁住称为自由、把医生治愈病人描绘成更深层的禁锢，在逻辑上如出一辙。
不过，在伊朗访问期间，福柯也注意到了一些异样的细节：霍梅尼身边的宗教人员粗暴地阻止一名未戴面纱的德国女记者进入花园；福柯还发现当时伊朗街头佩戴面纱已经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政治表态，许多平时不习惯戴面纱的伊朗世俗女性，为了参加反国王游行，也不得不在头上罩上一块黑纱。福柯对此深感震惊。
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福柯虽然当时年纪已经不小，但在心智发展上却没有长进。按理说，他年轻时在巴黎高师和法共早就体验过那种派系林立、排斥异己的恐怖气氛——当一群人都自诩为最纯洁的叛逆者和觉醒者时，内部的权力争斗、道德绑架与清洗往往比旧体制更加残酷。
然而福柯对此毫无反思，每当他在安全富足的巴黎感到压抑无聊时，依然会本能地将自己的叛逆幻想投射到远方的反叛者身上。
即使亲眼目睹了强制佩戴面纱的苗头，福柯回巴黎后依然接连撰写多篇文章赞扬霍梅尼，称赞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反对全球体制的一次伟大起义”，是“最现代的反抗形式”，也是“最强烈的形式”。
这些言论激怒了许多伊朗读者。一位伊朗女性在报纸上辛辣地反驳福柯说：沙特阿拉伯吸取了伊斯兰的源头教训，但窃贼的手和通奸者的头颅却纷纷落地；人们会说，对于缺乏人道主义、深陷困境的西方左派而言，伊斯兰教最好留在别的国家。
这句话说得非常精准。福柯可以在德黑兰街头消费了一周那种“向死而生”的政治灵性后飞回巴黎，而斩首与石刑的炼狱却要留给普通的伊朗人去承受。
到了1979年春天，霍梅尼成功夺取政权，随即在伊朗全境展开血腥大清洗，大批处决政治犯、处决同性恋，随后逐步强制所有妇女佩戴头巾，并恢复残酷的宗教刑罚。福柯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于是，福柯在1979年5月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辩护文章，题目叫《反抗无用吗？》。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发明了一个离奇的概念，叫做“反策略的道德”。福柯辩解称，所有批评他看错形势的人都是冷酷的战略家；战略家总喜欢从宏大视角出发，以历史结果来衡量一切，认为既然推翻国王后上台的是一个更残酷的政教合一政权，那么当初的反抗就是错误的。
福柯宣布，他自己的理论道德是“反策略”的。换句话说，他只看重反抗发生的那一瞬间。在他看来，当一个人赤手空拳站起来、甘冒生命危险去挑战既有权力时，这反抗的瞬间本身就是神圣的。至于反抗成功后发生了什么、这群反叛者是否随即建立了一个比以往残酷百倍的政权，那是另一回事，他不承担责任；如果新政权重新压迫人民，他再去道义上反对新政权就是了。
然而，福柯在这里再次暴露了他逻辑上的不一致：当他前期赞颂伊朗革命是“反对全球体制的首次伟大起义”、“最现代的反抗形式”时，使用的恰恰是战略家最典型的宏大叙事；而一旦现实被打脸，他立刻转而强调反宏大叙事，宣称自己只在乎反抗的瞬间、不在乎结果。
这种非黑即白的分裂与拒绝整合，贯穿了福柯一生的性格与人际关系。正如传记作者埃里蓬所总结的，福柯经常与亲近的人闹翻，他对友谊要求绝对的忠诚，绝不原谅他认为的背叛行为。在福柯面前有许多名字是绝对不能提起的，只要他怀疑某个朋友在文章或社论中对他的学术观点流露出一丝异议，就会立刻勃然大怒，与对方彻底绝交。
命运的讽刺与晚年的转向
在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年，命运向他开了两个充满宿命感的玩笑。
第一个玩笑是：福柯一生都在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其描绘成令人窒息的全景敞视建筑式露天大监狱。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最令福柯感到快乐、甚至让他认真考虑定居的地方，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纽约和旧金山。
因为在当时巴黎的同性恋圈子里，一个人想要获得认可，必须保持年轻貌美，这让年老色衰的福柯感到巨大焦虑。而在美国旧金山成熟的同性恋街区，福柯惊讶地发现，60多岁的老年同性恋依然可以穿着皮夹克在街头牵手亲吻，不受任何年龄限制。
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福柯可以自由出入各种SM俱乐部，尝试LSD、可卡因、鸦片等毒品，通过极端的身体受虐来释放内心的压力。他一边享受着现代法治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提供的包容、多元与安全保障，一边却在著作中教导年轻人去拆毁现代文明的基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二个玩笑：1984年6月，福柯因感染艾滋病在家里晕倒，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而收治并看护他的医院，正是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也就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深刻剖析、批判皮内尔在那里建立了专制与审判的那所医院。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曾经热烈赞颂疯癫、越轨、暴力与破坏的福柯，写作风格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得平静、稳定而平和，甚至接近中庸，回归到了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涅卡所倡导的自制与自我关怀。
这让我想起了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读完福柯晚年著作后写下的一段深刻评价。斯克鲁顿说：
“恰恰是在被迫直面自身处境的真实时刻，福柯终于长大了。在阅读这些晚期作品时，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一个想法：福柯早年那种好斗的左翼姿态，其实并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一种防御现实的防线，是在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常态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我认为斯克鲁顿的这段话，为我们这个福柯系列画上了一个恰切的句号。
用放大镜去寻找常态生活中的一切瑕疵，把人类为了共存所建立的基础——医院、学校、法律乃至内心的良心——妖魔化为一个巨大的监狱，然后躲在里面发狂失控，沉溺于破坏的浪漫幻想，这并不是对世事通透的洞察。承认常态的不完美，并在这一有限、具体而不完美的真实世界中学会自律、创造价值、去爱具体的人，这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通往真正内心自由的必由之路。
以上就是我们福柯系列的全部内容，四期视频到此结束。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们还会探讨拉康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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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把这些视频收录在“心理学与教育”播放列表中，也推荐大家观看该列表下的其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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