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or家庭主妇：“自由选择”的幻象与结构性困境

2021年，《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让许多人感到三观尽毁。报道称，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同时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车司机三职。他白天开网约车，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有订单时还要去推销和安装卫浴，简直是“顶级牛马”。然而，他却表示：“感谢政府的好政策，三份工作收入稳定，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

报道发布后，网上骂声一片。网友质疑，劳动力的廉价到了何种地步，竟迫使一个人不得不打三份工来维持生计？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剥削吗？如今世道变了，官媒竟开始为剥削和压迫唱赞歌。确实，每当看到普通劳动者被结构性剥削（Structural Exploitation: 指社会结构性地导致一部分人被剥削的现象），如同‘牛马’般提供廉价劳动力时，绝大多数人的三观依然在线，认为这种赞颂剥削的行为是错误的。

然而，同样的事情，一旦性别转换，人们的态度便立刻改变。如果一个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工作，又要带孩子、打扫卫生、准备一日三餐，人们便觉得这很正常。即使仅仅是带孩子这份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强度，就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上大部分普通工作，且一分钱薪水都拿不到，人们也不会觉得这是对女性的剥削。能够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总是被社会大加赞扬。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一个‘极致的牛马’就是女性最大的荣耀，女性理应被社会和家庭榨干所有剩余价值。甚至还有网友认为，对女性的剥削就是女权的体现，只有像奶奶、外婆那样一辈子心甘情愿受剥削、当‘牛马’、毫无怨言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像我这种‘无孩爱猫女’，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社会主流舆论的挞伐。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试图向你证明一个女性是可以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的。首先，不得不承认，许多女性确实很好地兼顾了事业与家庭。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位，白天开网约车、晚上送外卖、假期安装卫浴的39岁沈阳市民林强一样，有些人确实能做到。因此，有些声音可能会说：“既然别人能做到，那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凭什么’。凭什么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打三份工才能养家糊口？凭什么社会要求女性必须无私奉献给家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此时屏幕前肯定有‘小粉红’想要辩解说，那个一天打三份工的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是喜欢打工，他就是闲不下来，他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但问题是，他真的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吗？同样的道理，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有些女性回归家庭当家庭主妇是她们‘自由的选择’，有些女性为了工作不婚不育也是她们‘自由的选择’。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真的存在吗？

“选择文化”与“信心文化”的迷思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探讨的正是女性在职业与家庭中两难的困境。这本书来自英国学者沙尼·奥德加（Shani Orgad），名为《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Heading Home: Motherhood, Career, and the Myth of the Egalitarian Society）。虽然奥德加的研究主要以都市田野调查的方法，针对英国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展开，但通读全书，你会发现其中揭露的问题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书中采访的这些辞职回归家庭的英国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和精神状态，与我周围的许多人都能对号入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不断强调女性能够也应该兼顾事业与家庭。那种能够轻松驾驭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视野中最典型的形象。当时的西方社会，‘选择文化’（Choice Culture）和‘信心文化’（Confidence Culture）在媒体、企业、政治和心理咨询话语中反复出现。

在‘选择文化’的叙事下，女性被鼓励相信人生的选择权全在自己手中，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要孩子还是要工作都由自己决定。当时的西方媒体，从广告到新闻，从女性杂志到企业宣传，都在传播这种‘选择即自由’的观念。而作者认为，这种‘选择’叙事，将职场性别歧视、家庭责任不平等、托育支持缺乏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全都简化成了女性个人的选择问题。

这样一来，无论女性是出于什么原因退出职场，都被视为是她自己的选择；当她们对生活感到不满时，又被视为是后悔自己的决定。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你要自己承担一切后果。通过这种‘选择文化’的叙事，社会便将自身存在的问题摘得干干净净。

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虽然许多女性在谈到离职时会说‘我选择了回家’、‘我想要更多陪伴孩子’，但在深入交谈中，她们却往往会提到工作环境难以兼容带孩子、丈夫的工作升职空间更大、雇主缺乏时间上的弹性政策、孩子的托育选择非常有限且十分昂贵等等限制因素。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的‘自由选择’，很大程度上是逼不得已。只不过‘选择文化’剥夺了她们表达不满的话语权，所以她们只能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信心文化’（Confidence Culture）的叙事也同样如此。这种叙事总是强调，女性只要更自信就能成功。类似的口号广泛出现在畅销书、TED演讲、企业培训、心理咨询与广告宣传中。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感到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那就是你自己缺乏信心、缺乏计划以及缺乏时间管理能力。而我这么一翻译，大家应该就品出哪里不对味儿来了，是吧？这不就是妥妥地在对女性进行PUA（Pick-up Artist，此处指精神操控或情感欺凌）吗？这其实就相当于：别人能一天打三份工，你怎么就不行？别人能一天工作16小时，你怎么就不行？所以你应该深刻地反省你自己。

没错，‘选择文化’告诉女性她们有选择，‘信心文化’告诉她们她们能做到。两者结合，就构成了一种温柔的结构暴力。女性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与能力，但一切负担与风险都要自己承担。说白了，就是阻止女性思考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阻止女性质疑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否对自己不利，要求她们将一切问题都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甜心妈咪”与“家庭CEO”：自我实现的幻觉

但是，社会真的给了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吗？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现代文化虽然鼓励有孩子的女性继续参与职场，但现代工作场所却依然以全职、无家庭负担的男性为理想员工模型。无限延展的工作时间、对雇主的完全可用性、工作与私人生活的分离，这对于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所以，当代女性虽然被塑造成了自由、自信、能干的现代主体，但女性的这种主体性却被限定在了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条件之下。无论是辞掉工作回归家庭，还是为了工作不婚不育，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无奈，并不是她们自由的选择。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分析了两种流行的女性文化叙事：‘选择文化’和‘信心文化’。而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两种回归家庭的女性的自我叙述：‘甜心妈咪’（Sweetie Mommy）和‘家庭CEO’（Family CEO）。

先说‘甜心妈咪’。‘甜心妈咪’是一种温柔的、有创造力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博客、广告与电视节目中。一位母亲亲自烘焙手工蛋糕，制作完美的午餐盒，布置温馨的家庭。她以温柔的创造力和家庭管理能力为荣，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主动选择了慢生活与家庭价值。但作者认为，‘甜心妈咪’叙事其实是一种文化补偿，将被迫退出职场的现实包装成一种温柔的回归。说白了，其实就是两个字：‘挽尊’。

同理，‘家庭CEO’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挽尊’的话术而已：“我没有失业，我只是从企业CEO变成了‘家庭CEO’。”这种叙事显然源自于企业文化的渗透，将全职主妇塑造为理性、效率、管理的家庭经营者。女性被鼓励以管理学的思维经营家庭：制定预算、安排时间、规划孩子的教育与家庭目标。但作者发现，这些女性虽然会用效率、绩效、管理等语言去包装家务劳动，看似赋权，但实际上仍维持了传统的性别分工。

女性在家庭内部仍需承担全部的家务、照护和情感责任，只不过是用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比如‘家庭KPI’、‘家庭计划表’，来掩盖这种家庭内部劳动的不平等。这些女性不仅做家务、带孩子，还承担家庭的心理管理：维系夫妻关系、调和家庭成员冲突、安抚孩子情绪、营造和谐氛围，维持家庭幸福的表象。然而，所有这些劳动却既无报酬也无社会认可，被视为是女性的天性，而不是一项出卖劳动力的工作。

因此，在她们幸福的表象之下，往往深藏着许多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作者在采访中发现，那些自我定位为‘甜心妈咪’的家庭主妇，往往感到社交孤立、身份单一；而那些自我定位为‘家庭CEO’的主妇，虽然感觉自己在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内心其实都充满了焦虑，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懒散、无所事事。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言谈过程中，一面不断强调‘我很幸福’，但另一面却又流露出一种深层次的不满足和不安全感。

所以，作者认为，所谓的‘甜心妈咪’和‘家庭CEO’叙事，都不过是为了让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幻觉，来掩盖家庭结构的不平等与社会支持的缺席。媒体与社会舆论总是将全职母亲描绘成幸福、满足、真正实现女性天性的选择。但这实际上就是在美化母职、浪漫化牺牲，用这种方式压制女性表达不满，让那些无法从这些劳动中感到幸福的女性，认为是自己有问题，觉得是自己不正常，觉得是自己缺乏女性该有的天性。说白了，就是通过剥夺女性诉说愤怒与痛苦的语言，来达到维系社会现状的目的。就比如：你都不用参与社会竞争了，你还有什么不满？别的女人都能在带孩子、做家务中感受到快乐，你怎么就不行？喜欢做家务、喜欢带小孩，这就是女人该有的天性啊！你说说，面对这种质疑，你该怎么反驳是吧？

“灵活就业”：新的陷阱

这本书的前两部分都在揭露女性辞职回归家庭背后的结构性困境。最后一部分则在追问一个关键问题：接下来她们该去哪里？是永远被困在家庭之中，还是另有出路？

说到这里，有些反应快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不是有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吗？带娃的女性选择灵活就业不就可以了吗？”确实，作者也发现‘灵活性’是当代女性劳动叙事中的核心词汇。许多回归家庭的女性并非完全放弃工作，而是以自由职业者、顾问、创意工作者、手作创业者等身份重新进入劳动体系。这些工作都强调灵活自主、平衡工作与家庭。媒体与企业也都将这种模式宣传为‘理想的现代女性工作方式’：“你可以在陪孩子的同时实现职业理想。”

但作者认为，灵活就业其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是转移了风险与责任。因为灵活就业往往意味着收入不稳定、时间进一步被碎片化、缺乏社会认可；而且家庭创业和兼职工作往往被视为有‘玩票’性质。这就让这些女性，既在职场中失去了专业身份，又在家庭中被视为‘不专心的母亲’。

灵活就业总是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你有选择，你来掌控时间，只要努力就能兼顾一切。”媒体也总是爱塑造一些鼓舞人心的榜样，比如“她在厨房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她证明了女人什么都能做到”。然而，这种榜样叙事实际上掩盖了阶层与资源的差距。大多数女性都没有资本、人脉或教育背景去支撑她们灵活自由的事业。灵活就业实际上只是那些有条件的女性的特权。而对于那些没有特权的女性来说，如果失败，那就是你不够自律；如果感到疲惫，那就是你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如果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那就说明是你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作者认为，灵活就业根本就不是这些女性的出路，而是一个新的陷阱。它让女性在‘自由’的名义之下，承受了更多无形的压迫。

制度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类似的陷阱还有很多。当代的女权主义口号，比如许多特权阶层的女性都标榜：“你可以同时是好母亲、好妻子、好职业女性。”媒体与社交平台也总是热衷宣扬各种‘超级女性’形象，例如“她在Zoom会议中哺乳”、“她带着孩子去上班”、“她早上做瑜伽，下午处理合同，晚上辅导作业”。这些形象被包装为励志故事，但其核心逻辑仍然是：女性的成功仍以牺牲自我、超负荷劳动为前提。

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的主流叙事几乎都是在PUA女性，让女性自己内化失败感，同时为制度免责。作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所有家庭主妇都会说‘这是我的选择’。但是当你进一步追问她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答案却往往是：“别无选择。”“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其他的路径。”“因为我不想被别人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所以，作者沙尼·奥德加认为，无论是让女性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还是让女性真正获得选择事业或家庭的自由，都必须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都必须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来实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曹晋为这本书写的推荐序里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她说道：“在当代社会，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保留家庭这个社会单位，那么在家庭这个空间内谁劳动的问题就必须被制度化。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保留婚姻制度，那么丈夫参与劳动的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就必须提上议程。”我个人觉得非常有道理。如果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阻碍了男女平等，那还留它做什么呢？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以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想法和解读，也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争鸣。我们下期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