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一个好制度应保护普通人
一个好的制度会保护那些不了解规则的普通人，但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却恰恰相反。在过去十年里，我不仅在书斋里研究教育公平，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奔走，与一线的师生互动。我带着团队去过宁夏、贵州，以及中西部的许多中小城市和乡镇学校，帮助那些因信息匮乏而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学生和家长，让他们少走弯路。
我有个好奇，即使是学界同行，甚至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有时也会对我们做的事情抱有疑虑。比如有人会说：“你应该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结。”更理性的人会反驳：“你帮这些学生填了志愿，他们上去了，那原本有信息优势的学生就下来了，毕竟坑就那么多。那些学生原本也没做错什么，从分配角度看，可能只是换了一波人吃亏。”
对于这些质疑，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公平这件事本身对我至关重要，是我的一个底层价值观。当然，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经历会塑造人的观念。我常说，大学生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推动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是我大一暑假做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北京，我跟着一位师兄去做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这对我冲击很大，你想象中的中关村再往北不远，世界突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折叠的北京在你面前打开。第二件是那之后，我又去了一趟贵州最西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是中国唯一一个由三个少数民族联合支持的县。当时我们研究的切入点是少数民族、宗教与教育的融合。在那里，我们接触到一位年逾百岁的老牧师，了解了他接受教育后如何办学的经历，以及他后来怎样用自己的智慧去补玉一方乡民。
同时，我也了解到了威宁的石门坎。一百年前，一位叫伯格利（Samuel Pollard：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现代教育并为苗族创造文字）的牧师在那里办学，办成了中国最先进的现代教育之一。这让我非常触动，他不仅办学，还开发了苗族的文字，在他之前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那种使命感，就算我从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在那一刻，人文和历史的光辉突然在你眼前迸发。伯格利很早就去世了，因为感染了当地的瘟疫。这件事对我影响巨大，我的博士论文结尾致敬的四个人中，第一个就是他。
回到北大后，我开始接触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也写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论文。后来我顺理成章地进入教育学院。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去支教了。大四的冬天和毕业的夏天，我都去了甘肃的陇南。那是2009年和2010年，汶川地震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四川，但其实陇南离得非常近，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灾害。学校被毁后，只能搭起帐篷上课。冬天去的时候，教室前后各放一个火盆取暖；夏天去的时候，教学楼还没修好，因为材料太难运进去了。我们的宿舍楼和教室只有框架，没有门窗。
更让我触动的是学生。有的学生每天单程走路要两个小时上学，早上八点上课，六点就得从家里出发，而且是翻山越岭。我们临走前一天，我跟着班里住得最远的学生走了一趟他们家的山路，才亲身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这些孩子每天要花四个小时走山路。家庭条件稍好的，会在学校周围租房，一个月30块钱。但这些孩子都没有家长陪读，我当时教的学生里有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不到十岁，自己做饭。有一天他们请我吃饭，菜炒了半天都没熟，最后还是我帮他们重新做的。你可以想象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
支教时间很短，你能教什么呢？冬天那次，我拼了命地教英语，想在一个寒假里把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英语全教完。夏天去的时候，我强烈要求不教英语，改教诗歌。我进行了一个夏天的诗歌教育，主要是学习背诵经典诗歌和进行协作。七八年后，大概是2017、2018年，我在美国读博时偶然点开QQ空间，看到一个当年的学生发了一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下面有他同学回复：“这不是当年叶小阳教我们的吗？”那一刻，我觉得人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
这些经历都发生在我读研究生之前。后来，我通过更高层次的实践参与教育，比如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和苹果公司做项目，去广东看富士康的工厂。再后来到美国读书，我的导师也在做类似的事情，通过实验帮助低收入群体。直到2015、2016年，我发现在国内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事情，于是就开始了，一直坚持到今天。
到底什么是教育经济学？
很多人听到教育经济学（Education Economics：应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领域问题的学科）这个名词会觉得陌生。大家熟悉教育专家和经济学家，但教育经济学家是做什么的？是研究怎么用教育赚钱，还是研究升学率？
在学术或政策层面，大家普遍的反应是，教育经济学家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教育。好像找了个交叉学科，但两头不靠。其实不然。一个好的教育经济学家，既要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以研究和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又要懂教育学，理解教育的过程和生产。
我经常讲，教育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读书有没有用？第二，怎么让读书变得有用？
首先，我们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其次，我们解决的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经济学家的定义。
“读书到底还有没有用？”
“读书还有用吗？”这是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建立之初的经典问题。这首先不是一个个人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层面的问题。国家要发展经济，提高劳动者效率，培训是一种方式，但教育是更根本的方式。即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也应提供免费教育。
所以，研究读书是否有用，核心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国家应该在教育上投入多少钱？比如，教师是教育中最核心的资源，应该给他们开多少工资？这取决于教育能带来多少收益。我们通过计算多接受一年教育平均能增加多少收入，来衡量教育的价值，这个增量最终会成为GDP的增长。
经济学的核心是在不同选项间做出最优选择。收益是决策模型中的关键。成本很容易衡量，花了多少钱记账就行，但收益的测量是一个科学问题。所有事后看起来是错误的选择，在决策那一刻，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相对理性地做他认为可以收益最大化的决策。然而，现代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你不可能处理所有相关信息，甚至在处理信息时会有偏差。不同的人看重不同的收益，所以每个人的行为和决策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去测量读书有没有用，其难度也在这里，它因人而异。
但根据统计研究，读书对薪酬的增长肯定是非常有效的。要理解读书是否有用，你需要做一个反事实思考：如果不读书，你要去做什么？一个18岁的孩子，如果说读书没用，那做什么才有用？
我总结过，在农村地区，改变命运大概有四条路：
- 读书：考上大学，离开农村。
- 参军：复员后或许能有份工作。
- 打工：进城进厂，出卖体力和时间，进行低水平重复。
- 经商创业：但这需要极高的才能，只适合极少数人。
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有前三条路。而这三条路也各有局限：参军要身体健康，打工若无特殊技能则前景有限。比较下来，读书肯定是最好的方式。
“读书无用论”并非今天才有的话题，八九十年代就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为什么这个论调会反复出现？因为大家只看眼前，或者把读书看成一个“0和1”的标签。但“上大学”这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太强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类型的专业，甚至同班同学之间的差异都非常大。
很多人看到班里排名末尾的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比如最近讨论的本科毕业生月薪2300元，就会怀疑读书的价值。但这些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纵向比较是不合理的，你不能拿今天的投入和八九十年代的人比。经济学研究讲的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在同一时间点，比较选择了A选项和选择了B选项的潜在结果差异）。你应该比较的是，在2025年毕业，选择“上大学”和选择“进厂打工”这两个选项之间的差距，这才是你的受教育收益率。
很多人之所以产生焦虑甚至内耗，是因为他们找错了参照系（Reference Point：在决策和判断时用作对比标准的基点）。行为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参照系依赖偏好（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指人们的偏好和决策会受到一个‘参照点’的影响，幸福感和满意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你收入五千块，如果周围人都三千，你会很开心；如果周围人都一万，你的心情就会变化。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看了太多数据之后，尤其是当你比较“不上学”这个潜在选项时，你会发现上大学仍然是现在改变命运或寻求光明未来的最理想道路。
接受命运与逆天改命的悖论
听起来我好像在说要接受命运，但我过去十几年的实践，又像是在帮别人“逆天改命”，手把手教那些农村孩子填报高考志愿。
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可改变的部分努力。我们没法帮你提高高考成绩，因为已经出分了。但人能做的是：第一，你可以做选择，当还有得选的时候，你可以选不同的道路；第二，你可以决定努力的程度，选择了一条路，你可以加速、慢走甚至躺平。
我们做高考志愿辅导，初衷就是帮助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这个选择的即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长期效果未知，因为有很多残差项（Residual term：在统计模型中，指那些无法被模型中现有自变量，如学历、经验，所解释的因变量，如收入，的差异部分，通常包括运气、家庭背景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我的一位老师曾批评我，认为我做的事没意义，因为人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圈层，家庭背景的影响可能比大学更强。我思考了很久，最终的回应是：也许大家最终都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但面前可能有三条路，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走一条相对更容易的路？
例如，很多同学因为选错专业，去了自己不喜欢的地方。他这辈子就完蛋了吗？不见得。他可以通过转专业、考研、出国等方式更换赛道。但这些道路相比于直接被心仪的专业录取，无疑要更艰难，不确定性也更多。我们想做的，就是在选择的关口，让他们省掉那些不必要的艰难险阻，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更好地用于发展自己。
对于来自农村或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源本就处于劣势，容错空间非常小。再走一个弯路，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高考志愿填报的“道”与“术”
我开始关注这件事，源于我自己高考那年。我是重庆人，毕业于一所超级中学。那一年，我就帮了超过十个人填志愿。后来读硕士时，我师从丁彦青老师，他在长期的观察中也形成了很多关于高考志愿的思考。
丁老师更多依靠经验和直觉，我则更侧重技术和数据，我们非常互补。我们当时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二阶等效分（Second-order equivalent score：一种报考策略，不仅考虑考生自己的全省排名，还预判其他考生的非理性报考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策略）。只看位次，我们称之为“一阶”，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但很多人会群体性犯错，比如考了600分就真的按600分去报。而“二阶”就是预判别人的预判，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行为。
很多人热衷于捡漏（Jianlou：指用较低的分数被通常需要更高分才能录取的学校或专业录取，通常带有侥幸和偶然性）。但“捡漏”是一个伪命题，你报得足够多，总会有成功的案例。今年四川是第一年新高考，制度改革时一定会出混乱，也一定会有相当多的人“捡漏”成功，但具体是谁，没人知道。社交媒体上最显性的总是这些成功案例，但如果你熟悉统计学规律，就知道这些是异常值（Outlier），出现的概率极低。你不能因为看到别人“捡漏”了，就觉得自己也能。
更需要警惕的是虚假大学和成人教育的陷阱。十年前我们做项目时，辅导手册里专门有一章教学生如何辨别野鸡大学。比如，正规大学的网站域名是以edu.cn结尾的。但后来发现，很多专科学校的网站甚至打不开。更离谱的是，有几年你用搜索引擎搜任何一所大学，排在前面的都不是官网。所以，所有高考志愿的填报和录取，都必须通过你所在省份的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不要相信任何其他渠道。
如何选择一个好专业？
好学校、好专业、个人兴趣，哪个更重要？选错专业真的会定终身吗？
我一直有个理论，选专业需要考虑三个要素：
- 平均收益：大家最关心的，比如专业的平均起薪是热门还是冷门。
- 个人兴趣：你是否喜欢这个专业。如果非常厌恶，强行去读就是“拉郎配”，会非常痛苦。
- 相对能力：你是否能学好这个专业。一个文科生硬要去学物理，可能第一学期就挂科，毕业都成问题。
我的建议是，你选择的专业至少要占这三点中的两点。占两点，你就有机会去弥补第三点。比如，你数学不太行，但你对数学很感兴趣，并且知道它是一个厉害的上游专业，那么兴趣会驱动你付出超常规的努力去弥补能力的不足。最怕的是三点只占一点，比如只看到人工智能年薪百万就盲目跟风，既不了解，也无兴趣，能力也未必匹配。
如果大家都一窝蜂地涌向所谓的热门专业，就会出现供需错配。我们感受到的计算机专业高薪，其实是那些成功找到对口工作的人。背后还有大量的“炮灰”，他们的境遇甚至不如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只是他们不会被报道而已。
再造中国教育：从高中开始
选错专业至少会让你的人生在某个时期变得曲折。转专业是一条路，但非常艰苦。中国大学的体制要求你既要学好本专业，又要掌握新专业的知识，并在转专业考试中胜出。
其实，有很多信息可以帮助学生提前规划。比如武汉的“七校联合办学”和上海的“插班生”制度，这些都不是机密，只是不为广为人知。问题在于，中学阶段，所有学生和家长都被要求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考试上，直到出分后那几天，才匆忙面对一堆不了解的学校和专业。
我非常想打破这个现状，在高中的早期就帮助学生培养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我们正在开发一套系统性的课程，希望把它变成高一入学教育的一部分。从15、16岁开始，就应该引导学生思考未来的职业道路，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
我最近写了一篇专栏，回应一个高中生“如何发现我的兴趣”的问题。我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法，甚至附上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专业学习计划，指导他每周做什么，收集什么数据，如何总结对比，最终形成自己的反思。这个方法论，其实对许多感到迷茫的成年人同样适用。
世上磨：在多重角色中寻找精神原乡
除了研究，诗歌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初中开始写诗，它现在已经成为我自我的一部分。我的两位导师对我的评价是“so far so good”，因为我有一个相对超然的姿态来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在诗歌上也是如此，我不依靠它为生，所以能有更好的心态去进行创作。
诗歌不仅是与远方朋友的连接，更是与内在自我和过去的自己保持连接的方式，是我的精神原乡。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是“生产和传播先进科学，生产和传播现代文艺，生产和传播人类善意”。
很多人觉得我看起来很快乐，其实不然。我的人生偶像之一是王阳明，他说的“世上磨”是我的指引。磨砺心性，学习与世界相处，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快乐是非常罕见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业进入攀爬期，要处理的关系和问题越来越多，经常会感到“眼前一黑”。这种黑不是物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这种状况下，担心、郁闷、抑郁都没有用。你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加速，尽快冲出迷雾；二，把好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你总能冲出去，因为你知道隧道肯定有出口，肯定有光亮。
巡演与再造：教育之路的未来
每年高考季，我都会进行巡回演讲，一天跑两三所学校，像偶像巡演一样累。但我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并想做的事情。
几年没回来，我发现学生们仍然非常需要这些信息。2025年了，每个学生都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但获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而决策需要系统化的框架。我今年在线下至少见了两万名学生，其中超过95%的人不知道“等位分”这个概念，不知道跨年的分数不可比。我至少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件事，让他们能用更客观的分数去填报志愿，这是避免犯错最重要的一步。
我做这些事，最终有一个愿景，或许听起来有点大，叫“再造中国教育”。我们已经有几个明确的入手点，包括高考志愿、英语教学、数学天才的识别与培养、学生身心健康以及大学生的技能培养等。
六年前我提出这个想法时，还局限于在体系内部修修补补。但今天，尤其是在AI出现之后，我认为现有的教育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我们或许可以在现有体系之外，再造一个新体系。这条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我的回应是：先做起来。
未来，我仍会继续生产和传播科学、文艺与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