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政治的三种路径与历史王朝视角
今天的主题叫做“王朝第二代”。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因为其实我们研究中国政治，一般有三个路径，这也是日本这边的传统。
第一个路径，就是研究改革开放之后所谓的后共产主义威权政权，观察他们的体制特色，也就是后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这里面其实是跟世界接轨的普遍政治学研究方式，其中还包含关于民主化的研究，探讨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化。因为现在主流的比较政治学核心，就是研究体制从威权、集权向民主转型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视角。
第二个视角，如果观察中国政治，就是去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政权，也就是看它过去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脉络。这是第二个视角。
第三个视角则是，虽然中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国家，但其实它在很多方面跟中国古代的王朝有着极多的相似性。因此，从历代王朝历史的政治运作中，能不能看出一些对当下中国政治的观察线索？这是三个大的视角。
不过，在日本学界，真正从王朝历史视角去切入观察中国当代政治的做法其实非常少。因为所有人接受的学术训练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大家都在看西方的一流论文，做数据分析、建立模型等等。但我经常感觉到，这些现代分析方法跟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距离。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历史确实太复杂了，信息量太庞大，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驾驭，加上历史与现实时代相隔久远，所以很多人不会去做这样的尝试。但我依然觉得，从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逻辑去观照当下的中国政治，是非常有价值的。
权力代际界定与“皇权第二代”的观察维度
如果要从历史王朝去观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去对应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政治阶段，到底对应着过去哪个朝代的哪一个发展阶段？观察的切入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非常不一样。
我个人的一个切入感受，也是今天这个题目的来源，就是“第二代”。在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其实构成了第一代，也就是打江山的第一代。后面虽然官方叙事里有五代领导集体的说法，也就是“毛、邓、江、胡、习”，按说习是第五代，如果从古代历史去对应，好像应该去看王朝的第五代皇帝。但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他实际上应该算作“皇权政治的第二代”。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代是毛和邓，他们是打江山、奠定体制的一代。后面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个是邓小平直接指定的，一个是被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因此他们的基本政策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可以把他们划在同一个权力承续脉络之中。
但是到了习近平这一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他的血统发生了变化，他具有所谓的“红色血脉”，而且他的执政政策跟这种红色血脉有着极深的关系；第二，他上台之后，各项基本政策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向。所以如果要从历史中寻找对应，我觉得去观察历史上真正的“皇权第二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很多，我们可以挑选几个典型的大一统王朝来进行对比观察。
秦朝二世之变与继承人危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是秦朝。秦朝的第二代我们都知道是秦二世胡亥。
说实话，秦二世胡亥的情况跟当下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因为胡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原先秦朝权臣们手中的一个傀儡，包括赵高和李斯在内，大权都由权臣操纵；而当下的领导人显然不是傀儡。但是，我们稍微展开分析就会发现，秦朝由一代向二代过渡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些极具参考价值的政治机理。
秦始皇嬴政生前一直追求长生不老，所以他生前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太子，没有明确指定法定继承人。等他在沙丘巡游途中病危去世的时候，他留下遗诏，想把皇位传给他的长子扶苏。当时扶苏并不在秦始皇身边，而是和蒙恬一起在帝国北疆，也就是在北方边境防御匈奴、统领大军。蒙恬所在的蒙氏家族是秦国极具实力的武将家族，势力庞大，蒙恬本人担任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他的弟弟蒙毅则担任主管司法、监察的最高官僚，当时正随同秦始皇巡游。
接下来发生的过程，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秦始皇死后，掌管玺印的赵高和丞相李斯开始密谋合议，商量到底要不要拥立长子扶苏。赵高出于自身利益，是坚决反对扶苏即位的，他极力想要扶持幼子胡亥登基。而李斯起初认为，无论从个人能力、政治威望还是人品道德各方面来看，都理所应当拥立长子扶苏来做秦朝的第二代皇帝。
赵高便对李斯说：“你看，如果扶苏当了皇帝，他倚重和提拔的一定是蒙氏家族的蒙恬、蒙毅兄弟，你现在的丞相之位肯定就保不住了，你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身家前途。”这番利害剖析最终说服了李斯。于是他们联手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首先是秘不发丧，封锁皇帝死讯，队伍迅速往咸阳赶；赶回去之后伪造诏令，宣称秦始皇立的是胡亥而非扶苏；紧接着又以始皇帝的名义下发严厉诏书，痛斥扶苏和蒙恬在北疆带兵作战不力、未立寸功，斥责蒙恬未能尽到辅佐之责，直接赐令两人自尽。最终扶苏与蒙恬双双被迫自杀，结局非常令人惋惜。
扶苏和蒙恬死后，朝廷大权彻底落到了权臣赵高、李斯以及被他们扶植上位的胡亥手中。胡亥即位之后，也绝非一个省油的灯。在权臣们彻底清除了具有军权威胁的蒙氏家族之后，胡亥自己心里很清楚皇位来路不正，为了巩固地位，他下令对秦始皇皇室宗族展开了残酷的大清洗，将皇室的所有王子和公主——包括十五位王子和十位公主——全部诛杀殆尽。胡亥认为这些人才是直接威胁自己皇位合法性的人；而在赵高和李斯等权臣看来，皇子公主本身构不成太大威胁，真正手握重兵的蒙恬等将领才是核心隐患。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作为第二代统治者，一旦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往往会对同宗室、具有潜在接班合法性的人展开极力防范与清洗。
这种对潜在继承序列的清除，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类似之处？也是存在某种神似的。我们知道，在中共此前的接班体制中，胡锦涛属于邓小平隔代指定的继承人，而在胡锦涛时期，外界普遍盛传并形成了所谓的接班人后备梯队，比如包括习近平之后的胡春华、孙政才等人，都被视作潜在的接班人选。但我们随后看到，这两个人的政治命运走向了何方：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直接查处下狱；胡春华则在二十大上彻底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作为掌握最高皇权权力的人，对于体制内具有某种传承合法性与接班象征的人选，是极其忌惮的。当然，秦二世的情况与当下依然有着本质差别，因为胡亥终究是一个傀儡皇帝，实际大权操纵在权臣之手。
汉文帝刘恒的权力巩固：弱主登基与民意经营
秦朝之后是大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汉朝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吕后专权”时代。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刘盈当时只有十六岁，在位不久便抑郁而终，随后吕后又先后立了少帝等幼主作为傀儡。前后加起来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属于吕后实际专权统治。
吕后专权结束之后，才真正迎来了汉朝第二代具有长治久安意义的成熟统治者，也就是汉文帝刘恒。汉文帝刘恒可以被视作汉朝事实上的第二代守成君主，从他身上可以观察到极具价值的政治逻辑。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庙号与谥号制度中，开国第一代通常称为“太祖”或“高祖”，而确立制度规范、实现承前启后的第二代君主，庙号多为“太宗”，谥号多为“文帝”。刘恒死后的庙号是太宗、谥号是汉文帝。将汉文帝的即位与权力巩固过程同当下进行对照，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吕后专权期间，吕后作为皇后、皇太后，在执政过程中大肆分封自己的吕姓亲族。尽管刘邦当年立下过“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铁律，但吕后依仗专制权力打破祖训，将吕氏族人该封侯的封侯、该封王的封王，有的在朝廷中央担任顶级高官，有的直接掌控南北禁军大权，吕氏家族权倾朝野。
然而，在吕后去世之后，由于她生前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专断统治，她一旦身故，朝廷中央瞬间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小皇帝年幼根本无法主事，朝中原先追随刘邦开国的功臣权臣派（如陈平、周勃等），与分布在各地的刘氏皇族宗室迅速联合起来，合力围剿吕氏势力。最终的结果是诛灭诸吕，将吕氏家族在中央和地方的势力连根拔起，该杀的杀、该逐的逐，彻底完成了“诛吕”过程。
诸吕被诛灭之后，面对空悬的皇位，中央的功臣列侯们面临着由谁来接任第二代皇帝的选择。
当时的第一顺位强力候选人，是在吕后死后率先起兵讨伐诸吕的齐王刘襄。刘襄是刘邦的长孙，属于刘氏正统宗室，也是第一个起兵反抗吕氏的藩王，个人能力极强，实力雄厚。但是，朝中的功臣权臣们对他极其忌惮：第一，刘襄本人性格强势、实力雄厚；第二，刘襄母亲一族的舅家势力同样非常强悍凶悍。功臣们极其担心如果立了刘襄，未来他的外戚势力再度坐大，朝廷又会重演一遍吕后外戚专权的覆辙。经过综合考量，功臣集团果断排除了刘襄。
朝中权臣挑来挑去，最终选中了一个地处极其偏远之地的藩王——代王刘恒。刘恒当时镇守在晋阳（即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对当时的汉帝国而言是一个非常偏远荒凉的边塞之地。山西再往北就是匈奴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地盘，代王刘恒长年驻守边疆，在整个刘氏宗室中是一个极不起眼、毫无存在感的人物。
为什么朝中功臣要选刘恒呢？第一，刘恒在长安中央没有任何政治根基和党羽势力；第二，他的母族薄氏家族势力极其弱小、行事温和，完全不存在形成外戚专权的可能性；第三，刘恒本人平素表现得极其低调、谨小慎微、不露锋芒。功臣们反复权衡：选这样一个软弱平庸的人物来当皇帝，既符合皇统要求，又绝对不会威胁到长安这群元老功臣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他们把刘恒从边疆接到了长安，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
这与当年选拔习近平的过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当时中共最高层内部各个派系博弈妥协，最终选择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就是因为他当时看起来不像薄熙来那样强势跋扈、锐气逼人，各方都以为选出来的是一个相对温和、容易受制衡的弱主，便于各派利益集团继续维持平衡与控制。这与当年汉代功臣集团选择代王刘恒的心态如出一辙。
然而，后续的历史发展完全超出了元老们的预料。
刘恒表面上看似温和低调，但在真正继承皇位、大权在握之后，手段极其果决狠辣。他迅速削弱并除掉了具有威胁的刘氏宗室势力，包括逼死淮南王刘长、打压梁王等，对能够威胁自身皇权的刘氏宗室成员进行了无情处置。这与秦二世诛杀秦国公子公主，以及当下对体制内潜在接班人（如孙政才、胡春华）的政治清洗，在权力防范的底层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
汉文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在中央毫无根基的皇帝，是在各大政治势力集团瓜分利益妥协后被当作“弱主”推上台的，自己缺乏深厚的权力基本盘。在长安权臣环伺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怎样才能坐稳皇位？自己的统战目标和政治盟友应该选谁？
汉文帝选择绕过中央权贵集团，直接转向社会大众与平民百姓，通过争取民心、民意与社会舆论来建立超越权贵集团的政治合法性与统治权威。他采取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政治操作：
第一，实行“轻徭薄赋”。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汉文帝与汉景帝共同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文帝即位之后大幅减轻百姓赋税与徭役负担，将田赋税率直接降到“三十税一”，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这一低税率标准，极大地收揽了底层民心。
第二，高度关注弱势群体。他对鳏寡孤独、贫困无依的底层民众频繁颁布优抚诏令，给予物资救济和政策扶持，树立爱民如子的仁君形象。既然在中央权力集团内部无法与老臣抗衡，他就从广泛的民意中汲取政治资源。
第三，在个人生活与宫廷运作上刻意展现极端的俭朴，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汉文帝身穿粗丝衣袍，不修高台，以俭约闻名天下。这种政治做派，与当代推行的“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全体官员过紧日子、严打公款铺张浪费如出一辙。
汉文帝通过轻徭薄赋、扶弱济贫、倡导节俭这一整套组合拳，牢牢占据了道德与民意的高地，通过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来压制朝中的权贵集团。这与当代通过强力反腐败、强调共同富裕、严抓八项规定来聚拢民心、巩固最高权威的做法极其神似。
储君设立机制的古今分野与隋朝历史镜像
不过，汉文帝时期的皇权政治与当下依然存在一个重大的制度分野，那就是继承人确立机制。
汉文帝即位之后，迅速做了一件大事：以最快速度确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他立太子的核心目的，就是彻底断绝朝廷内外其他尚未被清洗的刘氏宗室成员对皇位的任何觊觎与非分之想——继承人已经明确，其他人不必再有任何幻想。
这种皇权时代的权力逻辑与当代政治完全不同。在传统的血缘皇权时代，皇帝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立为皇太子，儿子弑父篡位的概率在客观上是极低的（虽非绝对没有，但概率很小），毕竟属于直系血亲一家人。
但在当代没有血缘继承机制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人如果过早设立一个非血缘的接班人，政治风险极高。当年毛泽东选拔接班人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立一个刘少奇，最后反目成仇、展开残酷政治斗争；再立一个林彪，最终同样决裂并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缺乏血缘宗法纽带的前提下，一旦确立了一个异姓继承人，这个接班人极容易迅速吸附体制内资源，变成第二个新的权力中心，进而与现有的最高权威争夺权力。因此，当代选择不再设立接班梯队与指定继承人。这是当下与汉文帝时期截然不同的一点。
在汉朝之后，往前推移的下一个大一统王朝就是隋朝。
隋朝的第二代统治者严格来说是隋炀帝杨广。但隋朝的开国皇帝叫隋文帝（杨坚）。为什么开国皇帝会被称为“文帝”呢？因为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之后，将自己的父亲杨忠追尊为“太祖”（隋太祖武元皇帝），杨坚自己便顺延成了“文帝”，作为庙号上的第二代；而隋炀帝杨广在庙号体系中相当于第三代，但实质上他是隋朝实际统治的第二代君主。
提到隋炀帝杨广，历代正史对他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口碑极差。然而，如果仔细剖析隋朝初年的权力格局与制度转型，隋炀帝及其统治与当下依然存在很多极具启发性的对比维度。隋朝在本质上是一个……
隋炀帝的二代使命感与新时代类比
隋炀帝杨广继位当皇帝的时候，其实他父亲隋文帝杨坚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隋炀帝之所以可以干很多大事情、花很多钱，就是因为他父亲把底子打得非常好，国库有充裕的钱去花，也有充足的人力可以调动。杨坚基本上把天下统一、建立了隋朝，而隋炀帝拿到皇位之后，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所谓“第二代使命感”：我父辈开创了基业、打下了江山，我现在作为第二代，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迈进一步。他想做什么呢？就是让帝国的规模进一步扩张，去完成那些还没有统一的地方。
隋炀帝在位其实只有十几年，差不多十四年的时间，中间就有三年时间去征高句丽，连续三次征讨高句丽。他的想法就是要把帝国尚未统一的版图彻底统一，去建立一个威望更高的超级大国。征高句丽在当时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但在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大事，比如营建了东都洛阳，开凿了京杭大运河。除了三征高句丽，他还在西域和突厥进行了深入的经营，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直接作战。整个统治时期，他都怀有强烈的“要在我的时代让帝国再迈上一个台阶”的愿望。
这种心态跟当下其实有非常多类似的、有意思的地方。你看现在的话，常说的表述是：毛泽东时代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时代让中国“富起来”，而现在的新时代则是要让中国“强起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使命感非常强烈，带着一种“非我莫属”的心态。正如之前在党内讨论苏联解体时所说的那句话，当时苏联解体、偌大的党瓦解，竟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这个党，没有人去阻止国家的解体和分裂，所谓“更无一人是男儿”。其潜台词就是自己必须出来当这个男儿，认为别人都不行，非得有像男人一样有担当的人站出来不可。这种自信与强烈的使命感是高度一致的。
守成与扩张的两种路径及三征高句丽的代价
当父辈打下扎实的基础之后，第二代领导者通常有两种做法或策略：
第一种做法就是“更上一层楼”，去做更多大事、折腾更多项目，把帝国建设得更加威武强大。 第二种做法则是“守成”，也就是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把父辈积累的基业守好，防止它烂掉、垮掉，保持行稳致远的发展节奏。
这两种都是可选的路径，而隋炀帝显然选择了第一种。正如前面所讲，既然国力如此强盛，他要建东都洛阳，很快就建成了；他要动用几十万人力去开凿大运河，也确实搞成了。这两件大工程的成功，极大地助长了隋炀帝的自信心，让他觉得只要自己想干什么，稍加努力就一定能办成。
到了公元612年、613年、614年，他觉得东边的辽东高句丽这一块必须打下来。当年汉代设立汉四郡管辖过这里，但几百年过去后，这里早已是由高句丽这一少数民族政权管理的独立国家。隋文帝当年没能把这块地方收复，隋炀帝便决意要拿回来。
他在三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远征：
- 第一次征高句丽，隋炀帝调动了水陆大军超过百万之众，试图凭借强大的国力一举扫平高句丽，但最终以惨败告终；
- 第二年他又去征讨，虽然没有百万规模，但也动用了数十万兵力。结果战事进行期间，国内爆发了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不得不回师平叛，第二次征讨再次无功而返；
- 到了公元614年，他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
他之所以如此执着，完全是出于前述的心理机制：修建洛阳和开凿运河的成功带给他盲目的自信，而前两次征讨的受挫，又让他为了维护皇帝的面子和帝国的尊严，不惜继续耗费巨大国力也要硬撑下去。到第三次征讨时，高句丽也确实支撑不住了，于是主动求和称臣，请求罢兵。隋炀帝见对方称臣，也就顺水推舟撤了兵。第三次其实没有发生大规模实质性交战，只是高句丽象征性称臣、答应每年进贡，隋朝这边就可以对外大肆宣传胜利，宣称终于把高句丽拿下了。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吞并该地，对方仅仅是表面称臣而已。
这种对未竟疆域的执着，就非常类似当前对台湾领土的执念，仿佛这一块地方不拼进版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法完成一样。但从历史长远来看，这些往往是时代的执念与妄念。这就好比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非要把这块地方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事实证明，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五六十年代到1973年石油危机这二十多年间，在此期间日本没有满蒙，经济依然实现了高度成长。当年非要争夺满蒙的口号，完全是那个时代特定群体的说辞和对外扩张的借口。同样，现在大家觉得没有台湾民族复兴就实现不了，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特定妄念，过上五十年、一百年回头再看，大家可能只会付之一笑。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极其勉强，成为了隋朝国力急转直下、由盛转衰的根本转折点。如果现在中国对台湾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武统或吞并，对国家综合国力必将带来空前沉重的打击。中国当前高度依赖外贸与全球经济深度连接，一旦遭遇西方和欧盟的全面严厉制裁，后果将极其严重，会极大地加速当前已经在下行的经济颓势。
唐代的代际特征与玄武门之变
唐代的第二代情况则截然不同。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但李世民与传统意义上的“二代”有本质区别。李渊在位当了八年皇帝，但打天下的整个过程是“父子齐上阵”的家族创业模式。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等几个儿子全部亲自领兵上战场，整个江山是全家族合力打下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可以说是最核心的灵魂人物，他军功赫赫，在建功立业的各大关键战役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李渊最初在攻下长安之后，曾短暂立过隋朝的一位皇子为帝，随后废帝自立，建立大唐。李渊立了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天下主要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所以曾多次提议要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李世民排行第二，当时并未接茬答应，一方面是因为李渊刚当皇帝且已立长子，中途变动并不妥当，另一方面时机也未成熟。
但随着唐朝建立并逐步完成全国统一，李世民被封为秦王，身边聚集起庞大的秦王府文武班底；李建成作为太子，周围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集团。两大政治核心开始激烈碰撞，相互拆台、攻击、诬陷，局势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玄武门之变。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双方借故要去李渊面前当面对质澄清诬告。在玄武门，李世民集团果断动手，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一并诛杀。事后李渊无可奈何，只能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因此，李世民虽然庙号是唐太宗、名义上是第二代皇帝，但他实质上属于开国元勋那一代人，其角色类似于开国元勋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并非纯粹在和平时期深宫中长大的“皇二代”。
宋真宗的守成道路与澶渊之盟的长期红利
宋朝在代际传承上也有其特殊脉络。宋朝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位皇帝是其弟赵匡义（为避其兄讳改名赵光义），即宋太宗。赵匡胤去世后，皇位原本并非打算传给赵光义，而是有意传给赵匡胤的第四子。但赵光义当年与赵匡胤一同打天下，在朝廷权臣和军队中势力最强、羽翼最丰，于是在部分重臣和内廷的合谋拥戴下接过了皇位。因此，宋太宗赵光义实质上也属于开国打江山的第一代。
宋朝真正的“皇二代”其实是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元侃（后改名赵恒）。宋真宗是宋代真正意义上在承平时期接班的皇二代。
将宋真宗与隋炀帝以及当今局势进行对照，会发现极具启发性的对比： 当第一代完成了国家相对完整的统一，建立了健全的制度体系并保持稳定后，第二代同样面临“折腾扩张、更上一层楼”还是“安心守成、保境息民”的选择。宋真宗选择了一条与隋炀帝完全相反的道路——守成。
北宋建立以来一直未能收复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即北京及周边区域），该地区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占据。到了北宋时期，北方的强敌是辽国。对于宋真宗来说，是必须将幽云十六州夺回来以完成汉人政权梦寐以求的大一统伟业，还是寻求和平不再打仗？
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推动下亲自率军北上迎敌，进驻澶州（澶渊）。在对双方军事实力和自身战略需求进行客观理性分析后，宋真宗意识到北宋并没有绝对实力进一步夺取幽云十六州来完成所谓的千秋伟业。于是他果断选择与游牧民族议和，签署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虽然在名义上与辽国结为兄弟之国，且每年需向辽国提供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作为岁币，有时还辅以宗室联姻，但自此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宋辽边境保持了长期的基本和平。这段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极其重要，北宋后来的经济文化极度繁荣，正是建立在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稳定红利之上的。
历史镜像与战争成本的现实反思
对比宋真宗与隋炀帝，两者的执政路线截然相反：
- 隋炀帝无论代价多大，非要将高句丽征服不可；
- 宋真宗则看清现实困难，接受既成事实，签订和平条约，把精力全力转向经济发展与内部治理。
将历史对照现实，中国当前面临的战略抉择究竟是走隋炀帝的道路，还是走宋真宗的道路？
从目前各方面的态势来看，似乎倾向于隋炀帝路线的迹象更为明显，依然心心念念想把未竟版图拿下来。当然，决策层或许也意识到一旦动武导致与西方发生直接正面冲突并引来全面制裁，后果将极其不利，因此行动上表现得较为谨慎，但内心的冲动依然存在，并没有像宋真宗那样彻底放下帝国宏大叙事的执念去全力谋求长远和平。
回顾台湾马英九执政的八年期间，两岸往来频繁、经贸交流密切，两岸关系处于非常良性和平的状态。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先的模式无疑是最具建设性的。
战争的残酷性在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往往意识不到战争爆发后最终产生的各种沉重代价是如何分摊到每个具体个人头上的。普通人往往只能看到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看到红旗插上对岸就感到热血沸腾，却无法理解背后所付出的巨大经济与社会成本到底有多少比例需要自己买单。因此民间支持战争的声浪往往很高。在此时，就极其需要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发挥理性作用，因为精英能够清醒看懂战争背后的真实成本到底有多大、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有多沉重，从而做出理性的战略决断。
再看明代的情况，明太宗（后被明世宗改庙号为明成祖）朱棣虽然名义上是第二代登基的统治者之一，但其身份与上位轨迹又有其特殊背景……
明成祖朱棣与建文帝的权力斗争
朱棣，也就是燕王朱棣。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打了蛮久的，当了皇帝一下子当了三十一年，去世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了。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年龄这么高而且执政时间这么长。很多皇帝都是既年轻，执政时间又短。所以明太祖去世的时候，他的长子已经去世了，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去世了，都是二三十岁、三十来岁就去世了，没有扛下来，没有扛过老爹就去世了。
但是这个皇位传给谁呢？明太祖虽然出身底层，但是他非常尊崇儒家那一套东西、周礼的那一套东西，觉得一定要嫡传，皇位从我传给嫡子，嫡子再传给嫡孙，这样往下传。所以他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嫡孙，叫做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很年轻。
当时整个国家谁的实力最强呢？就是北京的燕王，这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实力最强。最后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朱棣跟南京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进而发展到战争。最终打了一个四年，朱棣就把权力拿到手了，当了明朝实质上的第二代统治者。
迁都、北征与郑和下西洋
朱棣当了第二代之后，也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守成的人，可能就不去争这个皇位了，直接让他的侄子朱允炆继续当，自己在北京当自己的燕王，游山玩水，多好。但他能去争这个事情，当然不光是他想争，还有就是中央对他不放心，这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中央看到你在外面有这么大、实力这么强的一个割据势力，朱允炆其实对他非常不放心。包括建文帝身边的一批大臣，也都觉得应该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把燕王灭掉，所以是两方互相较劲。结果就是朱允炆这边失败了。
朱棣干了很多事情，也是非常有想法的，想把这个帝国再往前推进一步。比如说他迁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把国都迁到北京，所谓“天子守国门”。他认为当时大明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海上，当时还不是来自于海上，而是来自于漠北，来自于游牧民族。所以天子守国门，守在北京这里。迁都之后建设紫禁城等，就是他后来建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他继续发动了对蒙古的战争，收复了安南（也就是越南那边），还有非常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我们要走向世界中心”的想法，不光是要守在东北亚这块辽阔的大陆上。因为在那个时代，渐渐有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很广阔很广阔，乘船可以去很远的地方。不光有我们东亚这块，再往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有印度，还有波斯、阿拉伯国家等等，有皮肤很深的棕色人种等。所以当时就有要让国家走向世界中心的一种想法。
郑和七次下西洋，其实不光是为了宣扬国威等等，它其实也有去建设贸易通道、打通海上交通的重要功能，有很多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功能，所以不光是一个宣扬国威的事情。如果直接对比到现在，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理念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要让中国的实力或理念不光在中国国境之内，还要迈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有这样的一种内部需求在里面。
从内阁大学士到权力架构对比
还有一个可以跟这个时代做对比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真的是一个为子孙把江山怎么走规划得清清楚楚的人，干了很多事情，建立了很完善的各种制度。其中他就担心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皇权跟相权的冲突，于是把丞相给废掉了。
但丞相废掉之后，他的后世（包括第二代的朱棣）该怎么办呢？没有丞相辅佐，最后就建立了明代的内阁，设立内阁大学士。内阁其实是一个秘书机构，内阁里面的人官阶本身都很低，三品、四品之类的，相当于由一帮秘书来辅佐皇帝。因为中央官僚机构本身是非常完善的一套体系，这就导致作为皇上，很多事情就被限制住了。官僚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很多权力放给他们之后收回来很困难，怎么办呢？就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所以内阁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而且内阁里面原先大家是平等的，最后有了所谓的内阁首辅。大家都叫内阁大学士，但是第一位的叫首辅。首辅其实就类似于过去的宰相位置，或者说是相权的位置，相当于有点回到了有一个丞相的状态，但是这个内阁完全是围绕皇帝转的。这是朱棣手底下的安排。
对应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话，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开始当然也是没有自己的人。但其实我们看到，经过发展到现在第三任，他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类似于内阁的地方搞一帮秘书来辅佐自己，而是通过持续的清洗和提拔，最终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会都变成了自己的人。常委会里面除了做意识形态的三朝元老处于中立状态，其他人都是提拔成了自己的人，类似于把政治局常委变成了自己的秘书机构，这是非常非常有手腕的。
清太宗皇太极的集权与削藩
最后一个是清朝，清朝的第二代叫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如果跟这个时代做对比的话，一个是他怎么去集权的。
因为一开始努尔哈赤立太子，立了又废，又立一个又废一个，最后觉得这些人太不靠谱了，就不立单个人了，搞什么呢？搞八王共治。他分了八旗，有所谓的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加起来是八个贝勒（或者叫八大贝勒）。这八个人来共治，努尔哈赤说我去世之后你们中间去推举一个人，我现在不立。最终主要是靠四大贝勒去推举。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皇太极为什么被推举呢？皇太极是这四个人里面最聪明的。当然这种聪明也表现在他以后的整个集权过程中。游牧民族很多人大家都不学习的，就是打仗、骑马、玩儿，皇太极却是一个从小捧着书读书的人，是皇子里面最聪明的。很多汉文典籍、古典作品被翻译成满文，就是皇太极自己翻译的，有不止一册，好些册都是他翻译的，水平非常高。当时拥立他也是因为他在四大贝勒里面非常出众。
他被拥立上去之后，四大贝勒的情况与他如何集权是有密切关系的。
大贝勒叫代善。大贝勒代善这个人按道理在当时几个贝勒里面辈分最高、年龄最大，有可能是成为第二代的。但他意识到皇太极太聪明了，而且威望也高，所以他主动拥立皇太极，一直站在皇太极这边。最终代善因为拥立皇太极保全了自己，子孙后代在整个清代都过得非常好，这种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四大贝勒里还有一个叫做阿敏。阿敏也是四大贝勒之一，但是结局就非常惨了。在皇太极掌权的过程中，皇太极就给他下了很多圈套。阿敏知道自己跟皇太极不对付，所以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他就自己跑到朝鲜那边去打朝鲜，想把朝鲜打下来自己在朝鲜当一个山头、当一个大王，不过来跟金国（当时还不叫大清，当时还叫后金）发生关系了。结果打败了又跑回来了。
跑回来之后，怎么对付阿敏呢？皇太极他们在辽东那边打下了永平城，打下那块地方后就对阿敏说你去给我守那个城。阿敏被派过去守城，结果守城没多久，又被大明给赶走了、打跑了。打跑之后就吃了败仗，皇太极就罚他，说你吃了败仗，这就有了理由，最后把他禁闭起来。他在禁闭期间就去世了。之所以说这个是圈套，是因为当时以女真族的实力，还不至于占领永平城并把它守住，至多是抢一圈就撤，经常是抢了东西要撤的。但是让阿敏去守这个城就非常成问题，应该是守不住的。阿敏可能脑子不太好使就去守了，果然守不住，这便成了理由。后世有人分析这可能就是皇太极的阴谋。
四大贝勒里最后一个贝勒是莽古尔泰。莽古尔泰是一个脾气非常爆的粗人。有一次吃了败仗，女真各贝勒打完仗大家都聚在一起开会，皇太极就故意去讽刺、调侃他，或者斥责他，把这个暴脾气一下子激得暴怒起来，以至于御前拔刀，在皇帝面前把刀拔出来，而且跟其他的宗室打架。因为被激怒了，这是很大的罪名，不能在皇帝面前、不能在第二代核心面前搞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个理由，把这个人给按下了，没过两年也是郁郁而终。
四大贝勒里面，代善一直跟着皇太极，另外两个贝勒被清除之后，皇太极就完成了整个掌权的过程。
宗室权力阻碍与反腐路径
如果跟现在做一个对比，就是在掌权的过程中，宗室、宗族或者有血脉关系的这些人一旦成为权力障碍，还是要想方设法把他们清除出去。
习近平上台跟红二代、太子党的力挺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一开始在反腐败的时候是没有涉及他们的，但是最后是有涉及到的，包括军队涉及到他们的人，特别是金融反腐涉及到二代们。
为什么一开始反腐是从政法系统开始的？因为政法系统的人几乎都是没有红色血脉的、非二代的、非赵家人的、从底层干起来的人。因为搞政法系统的工作又累又脏，都是脏活，很多二代、红色血脉是不会去干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系统二代很少。但二代大量集中在金融系统，所以中国针对金融领域最激烈的反腐败是到了2023年、2024年才大规模反金融系统的腐败，这个时间差也是在这里。
当年获得权力是有红二代、太子党的支持，但到现在，如果有些人需要被牺牲，那也是完全可以去牺牲这些人的。像王岐山派系，包括王岐山的秘书等，该拿下的都已经拿下了，也有这样的背景，他们这些派系都是在金融系统。
“满洲”概念与民族共同体构建
最后一个可以做比较的类似事物，是皇太极把女真的族名改成了“满洲”（国号后来改成了清）。满洲是在皇太极时期改的。因为以前只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最后他觉得不行，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不光包含女真族，还要包含蒙古、甚至以后包含汉人的更大帝国。所以要取一个新的、能把这些所有民族打包在里面的称呼，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叫做满族、满洲，满洲是从这儿来的。
这就有点类似现在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概念。因为国家里面不光有汉族，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要让这个共同体保持凝聚力，所以非常强调这一点。包括最近搞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也是特别强调大家不要光去强调自己的单一民族身份，还要去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能跟皇太极当时做的事情产生联系的地方。
上面大概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时代去对比过去第二代能看到的一些初步观察与分析。整个看下来的感受是，中国历史为了权力的争夺和杀戮，真的是非常残忍和血腥。其实看现在从2022年到2026年，四年之间军队清洗了超过一百个高级将领，你说跟过去没有任何可比性吗？
高层权力斗争与玄武门之变的残酷杀戮
我觉得在中国高层之所以存在如此激烈、残酷的杀戮和权力斗争，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你可以看到像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做法。他在玄武门之变把李建成和李元吉杀了之后，当天就立刻派人去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全家上下、不分老幼全部杀光。那些被害的人全都是李世民自己的亲侄子，几十口人全部被杀绝，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中央集权带来的巨大诱惑力与争夺动力
为什么这种斗争能够演变到如此残忍的地步？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有的权力都高度集中在中央，这就导致中央的权力变得极其庞大。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极其巨大，而且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谁都想把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争夺并拿到自己手里。
地方自治与权力分散的假设对比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是被分散开来的，比如中央没有那么集权，而是推行地方自治，权力被分散在各个地方，地方内部又层层分散，那么其实任何一个人即便坐到了最高的位置上，他实际拥有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这个位置对他也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吸引力。
比如开一个脑洞：如果唐代当时推行的是地方自治、把权力层层分权下去，皇帝个人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那么李世民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去杀害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了。
李世民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动力，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杀了他们、自己成功登上皇位之后，那幅员几百万的领土、几千万的人口都将彻底成为自己的子民，他在整个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极其具有吸引力的。
反之，如果这些吸引力不存在，权力被全部分散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个阶层当中——分散在各级官僚、豪强手里，分散在资本家手里，分散在每一个人的手里，最终比如通过实行民主制度把权力分散在所有普通民众的手中——那么在这个时候，任何统治者或野心家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谋求把所有大权统统独揽在自己手里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深刻感受。
权力集中造成的杀戮与历史反思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央掌控的权力变得庞大无边。夺得权力的人在拿到这种极权之后，确实能够做到任何事情，因而对争夺者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
然而，野心家们在争夺并获取中央极权的过程中，以及在成功夺取权力之后肆意行使这个权力的过程中，就真的极容易在历史上制造出极大规模的血腥杀戮和深重的不幸。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悟和看法。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