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躺平哲学的现代回响

上次我们探讨了年轻人选择躺平（Lying Flat: 一种面对社会压力选择低欲望、低消费、不奋斗的生活态度）的原因，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坦福大学艺术家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的著作《如何无所事事》，来学习如何实践“躺平”哲学。本书的前半部分将阐述“躺平”的哲学思想，以及如何逃离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 资本主义通过争夺用户注意力来获取商业利益的模式）；后半部分则教导我们如何将注意力从经济活动转向生态共存和社区连接，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抵抗。

我们当前的法定工时为八小时，这是19世纪末美国劳工运动争取来的成果。当时运动的主题曲唱道：“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于自己。”这意味着我们有八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晒太阳、闻花香，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而不是将其用于自我提升、加班或赚取外快。这正是工人争取自由时间的初衷。然而，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开始改造人类主体性，将“自我”商业化，并推广一种新的观念：人人皆可创业，每个人都应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场品牌竞争。真正的创业者无论失败多少次都能重新站起来，无论遭遇何事都能变得更强、更好、更聪明、更快乐。因此，真正的创业精神首先要掌控自己的内心，而非外部现实。

劳动者不再仅仅每天工作八小时。在下班时间，他们必须“自由地”接案、送外卖、管理社交媒体、打造个人品牌。原本下班后的八小时，本应让工人得以休息，如今却被资本主义所殖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像资本家一样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但生活被过度优化，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这无异于将生活视为赚钱的工具，却忘记了生活体验本身才是目的。人们赚钱是为了体验生活，但许多人却仅仅为了赚钱而活着。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抵制成为“生产性主体”。

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我们可以学习庄子的哲学。在《庄子·人间世》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木匠路过一棵大橡树，木匠说这棵树又大又无用，不适合做木材。如果用来做船，船会沉；如果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它是一棵完全没有价值的树。结果，橡树在梦中告诉木匠：“你难道想拿我跟那些有用的树比较吗？那些树最终的命运就是被砍伐。正因为我无用，没有人能砍伐我，我反而得以存活。我的无用，就是我最大的用处。如果我被利用了，还能长成这么大的树吗？”

庄子的哲学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一个人越是追求财富，越是变得“有用”，就越容易被公司剥削，结果就是加班、过劳，直至累死。相反，一个人越是“无用”和“浪费”，资本主义就越拿你没办法，越能“无所事事”，反而得以存活。庄子的哲学让我们看到，“有用”其实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盲目追求“有用”，才导致了无止境的过度消费和今天的生态危机。

相比之下，生命中许多重要的事情，对资本主义而言并没有使用价值，例如照护家庭等家务劳动，就被资本主义视为“非生产性”的。你做家务、照顾伴侣，老板并不会给你报酬。然而，整个人类的繁衍延续，实际上都依赖于照护者的付出。盲目追求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让我们忽视了那些照护我们的人。因此，艺术家米尔勒·拉德曼·乌克莱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创作了许多“维护艺术”，试图让资本主义所忽视的照护工作变得可见。这种照护不仅限于人，还可以延伸到非人类，比如你的狗、猫或其他宠物。它们在下班后为你提供身心慰藉，这些在资本主义看来是“非生产性”且“无利可图”的事情，实际上对我们的身心调节至关重要。所以，“无所事事”并非真的什么都不做，而是去做那些被资本主义视为“非生产性”的事情，比如做家务、陪伴宠物。如果你老板让你加班，我们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废物”。

抵制注意力经济：夺回你的自由意志

除了抵制成为“生产性主体”，我们还必须抵制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每当社交媒体上出现新消息，许多意见领袖和网红都会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发言，每个人都在试图争夺你的注意力，因为流量就是商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它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换取你的触及率，而不是真正关心社会连接。

因此，即使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严格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Facebook工程师贾斯汀·罗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阻止孩子随意下载应用程序；Twitter工程师甚至在设计滑动更新后，都说自己的设计不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参与社交媒体，而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参与，拒绝资本主义希望我们参与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剥削你的工资和房价，但它无法夺走你的自由意志，无法强迫你观看。所以，注意力是我们唯一能支配的资源。当我们收回注意力时，资本主义就拿我们没办法。

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因此指出，睡眠是人类对抗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公司设计各种成瘾性游戏和流媒体视频平台，让你熬夜玩游戏、看剧。因为一旦你睡着了，流量和触及率就会减少。公司可以投放广告，但用户也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抵抗。每当广告出现，就转移你的注意力，不看、不听。

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认为，当代社会的人们有权“无话可说”。今天的社会不同于威权统治时期，人们并非被禁止发表思想，恰恰相反，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中，人们发表了太多垃圾评论。资本主义鼓励每个人都发声，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发布更多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赚取流量。在一个人们争相表达意见的时代，什么都不发表反而能让人喘口气，暂时从资本主义中抽离。当资本主义想赚取我们的流量时，我们就展现“无话可说”的权利。

中世纪天主教传统中有一个概念叫做Contemptus Mundi（Contemptus Mundi: 中世纪天主教传统中，对世俗享乐和价值的精神性拒绝），即在精神上拒绝这个世界，认为世间的享乐是短暂和虚假的，不如永恒的上帝。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对抗今天的注意力经济。尽管我们有身体上的限制，很难完全逃离资本主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精神层面向上资本主义说不。当社交媒体窃取我们的注意力，让你觉得每天都有新事物、新争议、新YouTube视频时，我们在Facebook上看到的讨论并非现实，而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现实。此时，我们可以重拾中世纪的“厌世”精神，拒绝这个虚假现实，不看、不点赞、不分享，保留“无话可说”的权利。

伊比鸠鲁与嬉皮运动：治愈物欲，回归本真

除了抵制注意力经济，还有一种更彻底的“躺平”方式，那就是逃离资本主义。一位28岁的中国大陆网红因疫情被裁员后，回到辽宁老家，靠失业金在农村过着节俭的生活，人生没有远大抱负，只想做个快乐的俗人。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Epicurus）可以说是最早的“躺平”鼻祖。他发现城里人只是想满足空虚的欲望，却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所以为了赚更多的钱，就必须不停地工作，结果陷入循环，不知幸福的源头。

于是，伊比鸠鲁离开了城市和公共生活，在雅典郊外的乡村买了一块菜园，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学园，试图通过学园教育来改造人们的欲望。伊比鸠鲁认为，在乡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反而能让你看清自己的欲望。你会发现许多物质欲望都是广告制造出来的，并非你真正想要那些产品。人们真正想要的幸福叫做Ataraxia（Ataraxia: 古希腊哲学中指心灵的宁静、免于烦扰的状态），即灵魂免于世俗烦忧，获得内心的平静。人类灵魂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满足，还有友谊。正因为友谊的重要性，伊比鸠鲁学园是当时唯一一所招收非希腊人、奴隶和女性的学园，邀请所有人一起来“躺平”，享受不赚钱的幸福。从现在的角度看，伊比鸠鲁的学园就像是“戒瘾治疗中心”，人类沉迷于金钱和物质欲望，需要被治疗。所以，“躺平”不仅仅是被动的抵抗，更是一种治疗自身欲望的哲学。

伊比鸠鲁这种逃离物质欲望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运动（Hippie Movement: 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主张和平、爱与自由）中再次盛行。当时，美国年轻人不满政府发动越南战争和种族隔离制度，认为老一辈和当权者是社会乱源。此外，当时社会盛行宝瓶座时代运动，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文明进入宝瓶座，象征着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和环境层面。因此，许多年轻人拒绝买车买房，与朋友集资在乡村买一块地，在农村创建自己的理想社区公社。从1965年到1970年代，美国出现了1000多个公社。

然而，我们不能以为只要逃离资本主义就能建立乌托邦。这些公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白人，许多人实际上将自己已有的问题带到了公社中。例如，男性以前从不洗碗做饭，所以在公社里这些事情仍由女性负责。许多女性在发现这些问题后再次逃离。逃避只是将问题带到了外面。因此，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曾批评伊比鸠鲁：“你是在鼓励大家逃避问题吗？忽视公民责任？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那就会颠覆国家，毁灭家庭。”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躺平”，并非一去不复返地逃离资本主义，而是在给自己放空一段时间后，能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更清晰的理解，看清世界后再回归，带来改变。

现场拒绝的艺术：从行为实验到公民不服从

2008年，德勤（Deloitte）会计师事务所雇佣了一名员工。同事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什么都没做，只是在思考该做什么。同事又问：“你在等什么？”她回答：“不，我只是在思考我应该做什么。”在电梯里，同事问她要去哪里，她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只是在电梯里待一会儿。”这个人在公司里无所事事，让其他同事非常不耐烦。后来才揭露，这原来是艺术家皮尔维·塔卡拉（Pilvi Takala）的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她故意假装成一个闲散的员工，不事生产，看看别人如何反应。结果实验证明，闲散具有威胁工作秩序的潜力。当你刻意中断日常工作流程时，身边的人会觉得很奇怪，这反映出我们实际上已经将工作秩序内化到骨子里。这个社会实验并非逃离资本主义，而是积极地创造一种“现场拒绝”的结构，拒绝成为一个生产性主体，这就是“拒绝的艺术”。

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学派第欧根尼（Diogenes），他的哲学是鄙视世间一切被认为值得追求的事物。因为社会上一切应该遵守的事物都有裂缝。例如，他认为教育只是让年轻人出社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而不是教人如何好好生活，所以教科书根本不值得读。他用行动去实践，把教科书的页面黏在一起。这种行动哲学受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欣赏，特地前来拜访第欧根尼，告诉他：“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第欧根尼回答：“我需要你让开，你挡住我的阳光了。”当马其顿人即将攻打他的城邦科林斯时，所有人都准备备战，大家猜第欧根尼肯定又无所事事了。没想到，第欧根尼却忙着推他的陶器。别人问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说：“让自己看起来跟你们一样忙。”通过这种反讽，揭示了世俗大众认为值得忙碌的事情，其实都只是在“假装忙碌”。你以为你在为经济奋斗，努力赚钱，实际上都只是庸碌。所以柏拉图（Plato）称第欧根尼为“疯狂的苏格拉底（Socrates）”。苏格拉底用对话来刺激人们的哲学思考，但第欧根尼则用行动艺术来唤醒世人。他不像伊比鸠鲁那样逃到乡下建立自己的乌托邦，而是留在城市，用行动证明城里人的忙碌不值得。第欧根尼刻意要留在社会中，用行动创造一种“现场拒绝”，告诉你当社会要求你做什么时，你就是不去做。

台湾出生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Hsieh Teh-ching）可以说是台湾版的第欧根尼。他的艺术表演充满了“现场拒绝”。例如，他1985年的作品《一年不艺术》（No Art Piece），就是整整一年什么都不创作，不看艺术作品，不谈论艺术，过着一年没有艺术的生活。为什么这种“无所事事”是一种艺术？谢德庆说：“人们总是说要让生活充满意义，就必须把时间填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清空呢？”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就像是对台湾社会的一种“现场拒绝”，因为台湾的孩子从小就被父母把行程排满，仿佛这才是“生产性”的生活，长大后才能有好的工作。台湾人都在过着这种被安排的打卡人生。拒绝这种暴力结构，谢德庆过着一年“无所事事”的生活。这种拒绝是一种生活艺术。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生活。因为所有艺术都源于生活，生活艺术，就是度过时间，让时间流逝，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现场拒绝”有时甚至能带来社会变革。例如美国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一种非暴力抵抗形式，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或政府命令）的创始人梭罗（Thoreau），他曾到瓦尔登湖隐居“躺平”了两年。梭罗说：“我远离人群，在小木屋里过着简单的生活，因为我想谨慎地生活，看清生活中哪些东西是根本的，清除生活中所有不必要的东西，这样当我死去的时候，才不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活过。”这两年的隐居经验，让梭罗得以从远处审视当时的美国社会。当时美国人都在蜂拥赞美奴隶制，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但梭罗写下了《论公民不服从》，指出：“那些去墨西哥打仗的美国士兵，不比一块泥土更值得尊重。”他主张：“如果法律的本质是让你成为不公正的帮凶，那么我会说，就去打破法律吧。”如果社会中有足够多的人选择运用道德判断，而不是继续玩这个不公平的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就有机会改变。这种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成为一种政治哲学，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而梭罗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个理论，正是因为他的隐居经验，让他得以改变视角，从系统之外看待问题。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易实践“现场拒绝”。如果你已经是低薪阶层，努力赚钱养家都来不及了，不可能说我明天就不去上班了。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拒绝运动总是发生在学生身上，因为学生还不需要养家，可以不顾后果地抵抗国家暴力和资本主义。

重塑注意力：从无意视盲到生态连接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注意力实验。请大家数一下穿白衬衫的人总共传了多少次球？答案是16次。但当你在数次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大猩猩？这个实验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设计的，用来证明人们在注意力范围之外的事物是看不见的。如果你只盯着穿白衬衫的人，你就看不到大猩猩，这就是无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心理学现象，指人们在专注于某事物时，对视野中明显但无关的事物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忽略近在眼前的事物。资本主义导致当代社会的人们患上了无意视盲，只顾着滑手机，不注意身边的事物。因为手机上总有新消息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每隔几分钟就想查看手机。

事实上，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早就发现，人类的注意力天生就假设一定有新事物值得关注，所以注意力倾向于附着在新事物上，分心是正常的，反而集中注意力需要意志力。所以，要抵抗注意力经济，我们必须让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物进入我们的意识。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专注注意力的结构。想象一下，当你坠入爱河时，你会觉得周围的世界完全消失了，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的爱人身上。这就是爱创造了一个注意力的结构。许多艺术作品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艺术家斯科特·波拉赫（Scott Polach）策划的艺术展览“掌声鼓励”（Applause encouraged）。在这个展览中，参与者被禁止使用手机，只能坐在那里看30分钟的日落。当太阳下山时，请大家鼓掌。这种短暂的抽离，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日落上，结束后你会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

另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4分33秒》。这首曲子什么都没有演奏，你听不到任何钢琴声，只有现场观众发出的细微声响。所以，事实上，每一次演出都是由在场的观众共同完成的，让观众感受到我们身边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是音乐。更神奇的是，离开音乐厅后，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因为《4分33秒》的演出创造了一个注意力的断裂，经过片刻的寂静，反而会放大后来的细微声音，你身边每一个声音都变得清晰可见，你的耳朵终于真正听到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利用片刻的“无所事事”，为自己创造专注的结构。

当我们上下班通勤时，大多数人可能在捷运和公车上使用手机，专注于线上空间，而忽略了身边的陌生人。或者每次台湾发生地震，许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Facebook。原本地震应该是一种将人们从网络拉回现实的自然灾害，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社交媒体所控制。事实上，在网络空间中的相遇，你看到的Facebook贴文，或者交友软件、网络社群，都是根据你的偏好设定的，具有非常明确的工具性价值，排除了你不想看到的人。换句话说，网络空间中的相遇是一种被创造的现实，它刻意利用你的偏好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最终我们只会接触到与我们意见和兴趣相同的人。

回归地方：无目的的连接与生物区域主义

然而，真正的“躺平”哲学，我们必须拒绝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导向，无目的地结交朋友，抵抗注意力经济，看看你身边的陌生人。他们可能不会帮助你的事业，不会让你更有效率，也无法让你找到爱情，但以佛系心态对待陌生人，反而会带来生活中更多的惊喜。这种与陌生人的相遇不限于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因为动物和植物也可以是我们的邻居。

事实上，在18世纪资本主义尚未扩张到世界各地之前，许多原住民语言都用拟人化的称谓来形容山川大地。但在资本主义殖民化的过程中，这些与动植物的深层连接被贬低为“迷信”和“不科学”。许多原住民语言因此失落，转而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也就是英语。在英语中，用来指称动植物的“it”，将动植物视为低于人类，忽视了人类祖先与植物动物几百年的互动，事实上双方是共同演化的。生态学家罗宾·沃尔·基默勒（Robin Wall Kimmerer）指出，北美原住民自古以来采集一种叫做香草的植物，这种采集习惯让香草逐渐对人类产生依赖。如果人类采集过多，会破坏生态，但如果人类不采集，这个物种就会灭绝。植物和人类都需要彼此的注意力才能存活。所以，抵抗注意力经济并非被动地抵抗资本主义，而是主动地将注意力回归到地方生态区域。

环境运动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将此称为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 一种主张根据地理和生态特征而非政治边界来组织人类生活的哲学和运动）。生物区域主义主张停止以人类为中心，动物、植物、山林都可以是我们的邻居。它鼓励我们开始认识当地的动物、植物、山林和河流，并思考人类与地方生态如何相互依赖。例如，在台湾，过去每年有50万只紫斑蝶来台过冬。但资本主义导致全球暖化，使得来台的紫斑蝶数量正在减少。然而，人们的目光离不开手机，就不会注意到周遭生态已被资本主义改变。相反，台湾原住民鲁凯族将紫斑蝶视为朋友，当朋友今年不来拜访你家时，就会让他们警惕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生物区域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希望切断人与自然的连接，让人将自然视为可以商品化的资源。

现身空间：社区抵抗与真正的社会进步

对抗注意力经济的最后一步，就是将注意力聚焦于“地方化”。当我们“躺平”刷Facebook和Instagram时，看到八卦新闻、行业对标、名人争议，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无法将这些内容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因为它们本来就互不相关。媒体学者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将此称为“语境崩溃”。许多个人品牌和网红的成功，正是利用了语境崩溃，为了让自己的贴文和视频触及更多受众，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地解读事物，这样才能讨好所有人。因此，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实际上并没有促进讨论，反而导致了“脉络的消失”。

为了抵抗资本主义追求流量的商业逻辑，我们可以重新“地方化”社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历史上许多社会变革都发生在现身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人们通过言语和行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真实场所），例如咖啡馆、酒吧、公园。人们在真实空间中现身，共同讨论和行动，双方的论点激荡出新的火花，才能产生新的集体力量。但在社交媒体上，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通常越讨论越两极化。相反，在真实世界的“现身空间”中，反而能过滤掉那些只会出一张嘴的“键盘侠”。

例如，公园就是一个“现身空间”，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公园，每一个都依赖于当地居民的“现身抵抗”资本主义的土地开发，才能得以存活。例如，旧金山的格伦峡谷公园（Glen Canyon Park）中有一条小径叫做“口香糖女孩”（Gum Tree Girls），就是为了纪念三位带头阻挡当时政府将高速公路穿过这个峡谷公园的女性。公园是抵抗资本主义的成功案例。所以，了解过去是谁成功保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园，就是一种与当地社区连接的方式。“现身抵抗”也揭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资本主义认为生产力就是建造新的东西，但实际上，许多新的建设都在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社区和公共空间，只是这些破坏在资本主义看来是“隐形”的。

所以，我们不应误以为“躺平”就是反对进步。“躺平”哲学只是证明，无所事事反而能比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进步。例如，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Masanobu Fukuoka），他发明了一种“无为自然农法”。他曾看到一块荒废的田地长满了绿草，发现土地有自己的智慧，因此想出了一种不施肥、不灌溉的农法，在秋天直接播种，用三叶草取代传统肥料，不刻意追求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力，反而能带来更繁荣的果园。福冈正信将这种哲学写进了《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震惊了西方生态界。

2017年，美国西伯克利地方政府想在一个当地原住民贝冢的遗址上建造一栋建筑，声称要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空间。当地居民集体抗议，要求保留这个遗址的神圣性，不能被商业化。他们反而选择在当地唱歌、跳舞、举行仪式。部落领袖露丝·奥尔塔（Ruth Orta）甚至与景观设计师合作，将地下贝冢改造成一个大型纪念场所。这个遗址没有商业价值，但它能让世人见证当地文化，这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系统性地介绍了“躺平”哲学：庄子的哲学教导我们抵抗生产力主体，越是无用，资本主义就越拿我没办法；德勒兹的哲学教导我们“无话可说”的权利，当社交媒体上总有新事物需要我们留言时，我们选择保持沉默；伊比鸠鲁的哲学教导我们治愈欲望，看清资本主义灌输的物质欲望根本无法让人幸福；第欧根尼和梭罗的哲学教导我们“现场拒绝”，当资本主义充斥着不公时，我们必须实践公民不服从；生物区域主义教导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地方生态，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修复被资本主义破坏的生态环境；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教导我们“现身空间”，现身抵抗和保护那些“非生产性”的事物，反而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