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题目是日本的亲美与反美。但其实大家听下来就会发现，主调肯定是比较亲美的，反美情绪相对较少。这整个趋势是由从战前到战后的历史形态决定的。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去了久仰的台场，看到了小型的自由女神像，那边还有海湾沙滩。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好美国啊”，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感受到这种美国元素。我朋友说，311大地震时，日本人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会救我们”。这反映了很多人朴素的想法：他们与美国驻日军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和信任。美军的监测系统在日常运作，飞机失事后会通知他们，回去救援。这些都让日本人觉得美军提供了某种安全保障，也反映了日美之间更为机密的合作。
民意晴雨表：数据透视亲美情感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在发达国家中，对美国的好感度普遍较高。大概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数据中，英国对美国有好感度的比例是56%，法国39%，德国37%，而日本最高，达到63%。去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好感度仍高达55%。相比之下，德国已跌至33%，加拿大跌至34%。这可能与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有关。
再往前推到六七十年代，日本时事通讯社的长期调查显示，在1960年代“安保斗争”轰轰烈烈之时，日本对美国的好感度仍有近48%，而对苏联的好感度仅为3%，恶感度高达50%，对比鲜明。受越南战争影响，好感度在60年代末降至30%多，70年代末降至20%多。但到了80年代又开始上升，80年代40%，90年代接近45%，甚至一度接近50%。不过，时事通讯社的数据可能受其媒体本身“中左”立场的影响，其受众群体的调查结果自然带有倾向性。
另一个更具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他们从1978年开始每年发布对各主要国家的好感度数据，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1980年77%，1985年75%，1990年74%，2000年73%，最近2025年的数据仍然高达77%。这表明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长期以来都非常高。
日本的媒体也存在政治光谱。以日本五大报纸为例，最右翼的是产经新闻，最左翼的是朝日新闻。最接近日本国民主流政治倾向，即自民党基本盘的是读卖新闻，其发行量最高，达五六百万份。这说明意识形态过于极端，读者就会减少，如产经新闻的发行量已降至80万份左右。而朝日新闻的发行量也有三四百万份。夹在中间的还有每日新闻（温和自由派，偏朝日）和日本经济新闻（经济自由派，倡导全球化和与各国做生意）。日经新闻对中国的报道通常比较友好，会关注中国经济的积极方面。然而，每日新闻和日经新闻近年来发行量也在下滑，这可能与全球化热潮减退以及民众对地缘政治风险感知变化有关。
谈到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呈现出“高开低走”的状况。80年代曾一度超过80%，之后便持续下降。90年代降至50%，2000年40%多，2005年左右降至30%。2025年的最新数据是，对中国有好感度的仅占5%，而恶感度高达85%。
日本人对美国评价如此之高，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得益于美国的庇护，这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认知。当然，美国并非出于纯粹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是有其长期的战略布局。
战后策略：美国对日布局的深层逻辑
早在二战期间的1940年代，美国的战略家和外交官们就已开始规划战后日本的角色。其中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院的乔治·凯南。他们很早就着手思考如何塑造日本。在占领日本并推行一段时间的民主化之后，冷战于1947年开始。美国的政策虽然继续推行自由民主化，但对左翼势力，如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以及工人运动进行了限制。
此时，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两方面考虑：
- 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防波堤”：遏制苏联、中国、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通过军事化来构建防御。
- 防止国家内部共产主义化：通过发展经济来消除贫困，因为真正“赤化”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贫穷的。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国家，左翼思想流行的土壤就会大大削弱。
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是：既希望日本在军事上充当对外防波堤，同时又希望其内部不被赤化，将其纳入美国自由经济的大循环。然而，如果将日本全境都建设成军事基地，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经济发展必然受影响。最终的方案是将军事力量集中部署在冲绳，而日本本土则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
这与同在50年代处于美国势力范围的韩国和台湾形成对比。韩国和台湾当时军事作用非常强，与冲绳级别相当，因此在五六十年代经济未能迅速起飞，因为它们作为前线“防波堤”，大量预算投入军事。日本则不同，军事力量集中于冲绳后，本土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是这些战略家们提前规划和设计的。一种格局的形成背后牵扯着巨大的利益，这种利益分配的规划甚至在40年代就已经开始。
开国与启蒙：从憧憬到现实的落差
在更早期的日本，他们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经历了两次“开国”：第一次是佩里率领的黑船，第二次则是麦克阿瑟。
在第一次“开国”时期，日本人对西方整体上有一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反感外国势力，不光是美国，也包括其他列强。他们希望推翻幕府，实现“大政奉还”，再造一个新日本来对抗外部局势。但“攘夷”阶段非常短暂，很快他们就认识到现实，转而进入了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他们同时学习欧洲和美国。学习美国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他去了美国后写下了畅销书《劝学篇》。其中“天不生人上人，天不生人下人”等思想，正是他观察美国民主和宪政制度后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来的。
福泽谕吉不只是一位学者，更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他的《劝学篇》在日本卖出了三四百万册，当时日本人口约3500万，这意味着十分之一的人口都购买了这本书。通过福泽谕吉的传播，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日本人的眼中相当于一个“自由圣地”，是后起国家学习的“灯塔”。
然而，这种憧憬和向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也伴随着幻灭。19世纪末，许多学者和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但他们看到的现实与在日本学习到的理论完全不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Gilded Age），充斥着暴力、毒品、赌博，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景象让一些日本人感到理想破灭。这与当下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以及亲身经历后感受到的落差有相似之处。
这种“理想破灭”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作为一个后起的东方国家，一开始对西方充满想象，但亲身经历后这种想象变得不稳固，看到了西方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如果未来中国要推进政治文明发展，越多看过西方社会的人，如果能参与到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提出的方案应该会更务实，而不是纯粹基于理想化。大量去看西方的社会问题，并从中吸取经验，这比完全不看西方的理想化方案更为可行。
大正思潮：民族主义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
到了大正时代，日本吸收了大量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出现了“大正民主”。但同时，日本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主张“昭和维新”或民族主义思潮的人认为西方与日本处于冲突状态，开始提出不同观念。
在大正时代，美国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包括建立联合国和多国安保体制，这被视为文明和自由主义的方向。然而，日本内部对此出现了批评声音。例如，币原喜重郎在1918年撰写文章《驳斥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指出英美提倡的人道主义和建立联合国，背后反映的是维持其既有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企图，日本不应全盘接受。
这种观点与当下中国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看法非常相似。中国认为西方提出的这套普世价值是为了稳固其霸权。当时日本面对西方殖民扩张，也认为西方只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日本还未攫取足够的殖民地，不能与西方一同“收手”。但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最终没有提出一个可以与西方对抗的宏大思想体系，最多是“东亚共同体”这种地域性概念。而中国则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与西方普世价值进行对抗。
文化软实力：美式流行在日本的生根
大正时代，美国大众文化开始流入日本，好莱坞电影、爵士乐和棒球等开始在日本兴起。爵士乐起源于美国黑人音乐，东京也因此成为全球爵士乐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拥有众多爵士乐酒吧和演奏场所。这种爵士乐的繁荣是直接借鉴美国的结果。
彼时，日本学者如何看待日美关系也出现了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完全在学习美国，生活中便利的技术都来自美国。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日本人受到美国“物质文明的魅惑”，将其视为高度先进的文化，暗示美国物质文明虽强，但精神文明不足，需要日本来补充。这与晚清时期以及当下一些中国人认为“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中国精神文明更高一筹”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时表里：反美口号与实力认知
到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战争时期，日本提出了“鬼畜英美”的口号，将英美描绘成恶魔。然而，即使在这种口号下，好莱坞电影在民间仍继续风靡。官方在1943年不得不正式下令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英美音乐（包括爵士乐），但私人场合仍继续播放，甚至将英文曲目改编成日文名称，如著名的爵士乐曲目《圣路易斯蓝调》被改为《青色旋律》。同时，一些外来语也被迫改为日语词汇，例如“太妃糖”（Karamel）被改为“军粮精”（Gunryokan），咖喱（Karee）被改为“放了辣汁的盖浇饭”（Kare shiru iri kake gohan）。这些“敌性语”的改造在政府层面推行，但民间执行程度不一，战后便迅速恢复原状。
讽刺的是，在日本军方内部，对美国的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却充满了艳羡。例如，山本五十六一手策划了偷袭珍珠港，正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日本不先发制人，一旦美国战争机器全面启动，日本将毫无还手之力，他对日本的工业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
占领塑形：麦克阿瑟与东京的变迁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对日本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合影。这张照片本被日本内阁情报局视为有损天皇形象而不允许刊登，但GHQ（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盟军最高司令部）震怒，解散了内阁情报局，两天后照片便见报。这让日本人意识到在天皇之上还有“太上皇”，占领体制正式开始。
日本人对麦克阿瑟普遍怀有积极情感，大量民众写信赞扬占领军带来了“好东西”。不少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一种“慈善行为”，将麦克阿瑟视为父亲甚至神灵的形象。一些日本人甚至希望日本被美国兼并，成为其一个地方政权，也有人写信希望加入美军或成为麦克阿瑟的侍从。大量民众寄送礼物，例如奈良一个村子曾送给麦克阿瑟一件代表七千万日本人民心意的精美和服。日本人觉得占领军不再是过去的体制，而是像中国古代的“包青天”或“上访”机制，可以帮助他们主持正义。因此，整体上他们对占领体制的评价较为正面。
占领军也深刻影响了东京的城市面貌。银座之所以繁华，除了原有的大楼未被轰炸外，也因为GHQ将其第一生命大楼作为司令部，周边区域迅速美式化，50年代占领期间，银座许多街道都有英文标记和招牌。六本木和原宿也与占领有密切关系。六本木原是日军军营，被美军接管后，周边宿舍区兴起了酒吧、夜总会、餐馆、电影院，甚至形成了红灯区。六本木因此拥有了高档餐饮娱乐和夜生活的背景。
原宿，现在是年轻人聚集的流行文化中心，也与占领军有关。1946年，占领军要求立即建造两万套公寓，以安置第一波抵达的几十万美军及其家属。于是在原宿建成了庞大的“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eights）公寓群。周边商业设施如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电影院、保龄球场也随之建立。原宿因此从战后开始，成为流行文化繁荣之地。现在日本许多公寓楼名称中带有“海茨”（Heights，高地）的后缀，正是源于当时占领军在各地建设的公寓楼。
基地涟漪：文化交融与抗议的五十年
在美军基地和军官住宅区周边，逐渐形成了商业区，包括红灯区和酒吧。这也与音乐发展紧密相连。爵士乐早在1920年代从美国传入日本并流行，但其真正发达与占领后期的基地文化密切相关。如今，日本爵士乐的一个重要中心并非东京，而是横须贺。横须贺基地周边聚集了大量为美军大兵表演的乐队，成为日本爵士乐的创作和表演中心。
同样，美军在冲绳嘉手纳基地周边也催生了一批摇滚音乐人。基地旁边的酒吧街等娱乐场所吸引当地年轻人表演，从而形成了冲绳本地的摇滚乐队。这种文化现象非常有趣。红灯区也随之发展，例如横须贺在1948年有约1000名性工作者，到1950年增至两三千人，高峰时接近四五千人。美军所到之处，都会产生类似的文化现象。
1950年代，日本的反美情绪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围绕基地产生的矛盾：最主要的是基地扩张占用农民土地，引发农民反抗。例如1953年起，石川县和东京等地就围绕基地土地占用问题爆发了反基地运动。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本土驻军的战略价值下降，以及后来印支半岛局势恶化，美国将重心和兵力设备逐渐集中到更接近中南半岛的冲绳。本土基地的规模和驻军数量随之缩小，从高峰时期的三四十万人，到2025年已降至四五万人（加上家属和日本雇员约十二三万人）。驻军规模的缩小，使得因土地占用、大兵骚扰或交通事故等基地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反美情绪也相应减少。
- 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反美运动：这类运动在1953年5月30日达到高潮，日共在皇宫广场与日本宪兵和美军发生冲突，随后GHQ解除了日共中央部分干部的公职。日共一度考虑开展游击战或武装斗争等激进路线。但朝鲜战争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趋于稳定，日本社会对军事斗争和左翼运动普遍持负面看法，认为其具有暴力性质。因此，他们的反美大业也未能持续下去，声量在1950年代兴盛一时后便逐渐沉寂。
到了1970年代，虽然越南战争期间有一些学生和左翼的抗议运动，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未能改变日美关系政策。
难舍难分：战后日美同盟的固化
进入1980年代，以迪士尼的建立为代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极高。对于2000年后或2010年后接触日本的我们而言，会发现日本年轻人将好莱坞或迪士尼视为“自己的文化”。例如，日本家长通常会讨论孩子几岁去迪士尼是最好的“初体验”。整个80后、90后都深受这种美式文化的影响，认为这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非“他者”的美国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多是消费主义导向，他们对美国的宪政文化兴趣不大。
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历史观也开始出现变化，认为过去的史观有些“自虐”，修正史观的声音逐渐增多，不再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变得更加“难舍难分”。站在2026年的时间点来看，从90年代至今，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社会中“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至少“保持日本保守主流价值观”的声音依然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