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五百七十二期参考信息。老话说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虽然已是复工复产第二周，但不少朋友可能还没有收心。为了整治节后综合征，各地工会和单位推出暖心举措，召开节后收心大会或举办节后收心教育讲座，以纠正注意力不集中、操作粗心大意等问题。

这种‘收心难’的现象，在一些行业则更为严峻，直接关乎生存问题。江苏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在除夕前一天发通知，从正月初八复工开始，机关员工全员阶段性‘西岗’（注：此处‘西岗’疑为口误或方言，结合上下文理解为‘停岗’或‘轮岗’，但为高保真保留原文）直到四月三十日。通知称，当前建筑市场低迷，公司生产经营困难，机关人员冗余，集团资金严重匮乏，运营压力巨大，生存面临问题。因此，安排机关员工全员阶段性停岗，下属经营单位人员自行管理，可自主裁员。停岗期间，集团将努力筹钱，尽可能保证按时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并鼓励员工自主择业、自主创业。这表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寒气仍在继续传导。

经济压力和用工调整的讨论，也延伸到了节假日值班的法律界定问题。春节值班算不算加班？江苏无锡中院日前判决了一则纠纷：值班不等于加班。屈某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入职某销售公司担任机电维修工。二零二四年春节后，他向公司主张春节八天值班的三倍工资，差额六千两百四十元。屈某承认，值班期间并未出现任何需要处理的情况，只是每天打卡后在单位待命玩手机。一审法院认为，值班与加班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屈某值班期间并无实际救援任务，工作内容强度与正常工作不同，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公司安排其加班，因此不支持其主张的三倍工资。屈某上诉认为，在春节期间，正常出勤打卡公司就应支付工资，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从三个维度区分了值班与加班工作：

• 目的不同：加班是为了继续完成经营性工作；值班是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突发和意外。
• 工作内容不同：加班的工作内容与正常工作期间一致；值班主要是基于生产、消防、行政等需要，从事与劳动者本职工作不一定相关的工作。
• 工作强度不同：加班与正常工作的强度无差别，期间无法休息；而值班通常可以休息。

对此，律师建议，用人单位应完善规章制度，明确界定值班的情形、职责、待遇，避免与加班混淆。劳动者也应正确区分值班与加班，并保留工作指令、工作成果、沟通记录等证据。

谈及用工，当下中国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便是灵活就业。最新一期财经周刊推出重磅封面报道，“超两亿灵活就业者”的未来，论述了不少结构性问题。灵活就业的定义十分广泛，但多个口径下都在增长。人社部去年底表示，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两亿人。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二零二四年底，灵活就业已达到约二点四亿。以两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七点四亿总就业人口中占百分之二十七，对于四点七亿城镇就业则占百分之四十三，已不能看作就业市场的补充。预计未来灵活就业将达到总就业的百分之六十。但观念上，灵活就业仍被视为非主流。

灵活就业增加，首先是僧多粥少的环境所致，但岗位紧缩并不只和宏观经济有关。例如，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点二年下降到目前的二点五年，导致用工周期缩短，以及用人单位将岗位打散成任务的经营意图。许多互联网大厂通过灵活用工‘腾笼换鸟’，用年轻低价的外包岗甚至实习生补充队伍，一些大厂的外包员工比例已接近或超过正式工。建筑业灵活用工比例最高，达到百分之七十六点六，全国约百分之四十五的灵活用工人员在建筑业。制造业的零工化比例也达到百分之十四点七三。

从就业者一端来看，三十岁是一道分水岭。灵活用工人员的主力有两类：一类是三十岁以下的未婚年轻人，生计压力较小，多因积累工作经验、寻求发展跳板等原因从事灵活用工。另一类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已婚劳动者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得不从事灵活用工以获取更高的到手收入。青年群体选择灵活就业，有试错空间，家庭支撑往往成为退路。而对于直面生活重压的中年人，灵活就业是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例如，网约车司机就成为许多失业群体的就业安全网。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访者是因为失业来到这一行，超过半数是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约八成家庭财务压力偏重。此前，他们多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蓝领工种，部分是自主创业失败者或个体户。

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仍是困境。没有明确雇主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有人提出，当灵活就业越来越常态化，可以探索养老医保与劳动关系‘脱钩’，由政府承担更多责任。

这种对劳动关系的模糊化处理，在‘平台经济’下尤为突出。而回顾历史，对于就业的观念也在悄然改变。学界内部看法不同。一九九八年《新华字典》有个著名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版本可能是“张华入职大厂外包岗，李萍在家准备考公考编，我在灵活就业”。有人没活干，有人没干活。

除了个人就业，一些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媒体单位，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考验。半月谈调研发现，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越干越难’。例如，a 县融媒体中心二零一八年成立，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八十七名，下设二十一个部门，部署干部员工四百九十人，其中编辑记者七十多人。六十多名在岗在编人员年龄偏大，多在四十岁以上。财政全供人员较少，四百多人要靠单位挣钱养活。四百九十人的规模，超过了《华盛顿邮报》（约八百员工裁撤三百多人后剩四百多人）的本地人员规模，若全国两千八百多个县市区都按此规模，将涉及超百万人。然而，一般编制远小于此，且‘造血能力不足’是关键问题。a 县融媒体中心曾广告排队，现在广告几近为零。为养活人员，中心参与政府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与企业合作拓展业务，打造少儿艺术培训平台，营销农资，年营收约两千五百万，但仍有两千多万的缺口。参与政府项目依赖地方财政，回款不及时。前期中心贷款两亿多，每年利息即需还一千多万。

再看 b 县融媒体中心，在岗一百零一人，其中财政全供七十五人，自筹人员二十六人，是成立以来人员最少、负担最轻的时期。但仍流失了一批业务和技术骨干，只能再招新人。以目前发展状况，很难留住新人，营收由高峰的五百多万跌至如今的二十七万。二零一九年至今，累计招录五十七人，已陆续考走辞职二十七人。二十多年前，县级媒体鼎盛时期，电视台、报纸、广播系统大量进人，造成自筹自支人员大幅增加。二零一八年至今，县级媒体完成机构整合，但人员臃肿、包袱沉重等遗留问题并未解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账号人气不高，一些粉丝十几万几十万的官方视频号，点赞量时常只有个位数。有时精心制作的视频无人问津，别人发的几秒钟短视频却点赞量很高。c 县融媒体中心制作人员表示‘叫好不叫座’。地方时政新闻流量不大，难出爆款，加之约束多，竞争激烈。一旦当地发生舆情，县级融媒体中心受制于多种因素，很难第一时间发挥引导舆论、澄清事实的作用。

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背景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中青报日前调查显示，保障休息权、规范工时加班及离线休息权的关注度排在首位。对此，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权指出，“离线休息权”尚未入法，现行法律对工作时间的界定仍停留在物理考勤层面。他建议立法划定工作与休息边界，对强迫隐形加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政协委员陆明建议优化认定加班事实的举证规则，降低维权门槛。政协委员李正国表示，现行法律对“线上加班”缺乏明确界定，劳动者往往缺乏维权依据。线上加班碎片化，若按分钟累计核算成本极高，若按门槛设定又易导致劳动者权益大打折扣。

政协委员周世红建议废止劳动派遣制度，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这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减少劳动纠纷。他指出，劳动派遣已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实质，成为赚取利润、减少用工成本、克扣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更有甚者，通过“逆向派遣”强迫员工转换身份，规避劳动用工责任，严重违背同工同酬原则。

当然，从建议到立法是漫长的过程。即便有立法，落实人事难题依然存在，例如“双休”制度实行多年，但小微企业、服务业、制造业和互联网企业普遍未能落实。再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灵活就业常态化和AI的冲击，形式更加复杂。二零二四年，全国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四百二十五点七万件，是十年前的近三倍。

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常凯主张纠正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平台用工必须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当前，平台劳动者占整体劳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工人原子化、劳资不对等，劳动争议占整体的百分之三十二。他认为，核心问题是确定平台用工为雇佣劳动者，适用劳动法，但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意见不同。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认为，标准就业形态并非人类社会常态，其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大工业时代。而在数字经济，尤其是AI时代，底层逻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偏离，不是大家守不守法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经验和做法难以套用到今天的现实。

最后，我们关注两条来自体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动态。上周日的东京马拉松上，中国选手丰佩友表现炸裂，以两小时零五分五十八秒的成绩拿下亚洲选手第一，标志着中国马拉松跨进“二零五时代”。这个成绩比二零二四年何洁创造的国家纪录快了五十九秒。丰佩友，二零零一年生于贵州，曾主项五千米和一万米，后转向马拉松，二零二零年意外获得百公里马拉松总冠军，二零二一年首秀马拉松获亚军，二零二四年在瓦伦西亚马拉松以历史第二号成绩完赛。如今，国内现役选手中跑进两小时十分的已超过十人，中国马拉松已进入“一群人的接力”时代。

另一位体育界的知名人物苏炳添，上月与暨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李丰玉教授等合作，在**《Sale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发表了关于异性水凝胶传感器在运动监测中应用的综述论文，苏炳添作为共同通讯作者。此前，他还作为课题负责人，研究“新时代中国短跑运动高质量发展”。去年四月，他被任命为暨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在学术界，近日一则关于中国科学院（CAS）停止为数十种开放获取学术期刊支付发表费的帖子引发热议。一份内部摘录显示，三月一日起，科研人员禁止使用院内经费支付包括**《自然通讯》、《细胞报告》、《科学进展》在内的三十多种期刊的论文发表费。尽管中科院尚未官方声明，但多名研究员证实了此消息，预计近期会内部传达。中科院此前一直在收紧对开放获取期刊发表费的政策，每年发布期刊预警名单，列出存在科研不端行为迹象或收取高额APC（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论文处理费）的期刊。研究人员透露，国家经费早就被禁止用于支付‘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 收费高、学术质量低，服务少的期刊）的费用，后续限制国家经费支付APC将成大势所趋。中国作者二零二三年支付的APC达五十三亿人民币。《自然通讯》和《科学进展》**等期刊每篇论文的APC至少五千美元，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研究人员热衷发表开放获取论文，部分原因在于其对职业发展的优势，如高引用量和期刊声誉。但这也刺激了学术不端和‘掠夺性期刊’的出版方评审造假，导致作者既花了钱又坏了名声。中科院此次调整，一方面是控制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争夺科研话语权，扶持本土期刊。但本土开放获取期刊要打造影响力仍需时日。与此同时，高额APC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一些观点认为其不可持续，让出版商攫取过多利润。此前，德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对APC报销设定上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考虑效仿。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