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与现实：中国社会下行螺旋的形成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听起来有点沉重，但又跟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年人息息相关的话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团老板王兴几年前说的一句话，他说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当时很多人听到这句话觉得有点危言耸听，有点小题大做。毕竟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已经慢下来了，但增长的惯性还在，大家的生活还过得去。
201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那前后国内有各种纪念活动。因为2012年以后，改革开放事实上已经死亡，棺材板都钉上了钉子，只剩下埋葬了。所以民间纪念改革开放的活动开得更像是追悼会，民间人士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发言更像是悼词。王兴老板那句话是在这种氛围中说出来的。那时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经历了两代人的和平岁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让商界和学术界一些感觉敏锐的先知先觉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们担忧国家的方向错误，正在把国家引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泥潭。
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一个演讲中说：“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国家这次走错了路，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法学家许章润写了一篇长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他说出了八个担忧：一是个人产权不再得到保障；二是凸显政治挂帅；三是阶级斗争死灰复燃；四是再搞闭关锁国；五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六是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七是跟美国搞军备竞赛；第八大担忧就是改革开放终止，极权政治全面回归。文章的结尾是句十分悲怆的话：“话说完了，生死由命，兴亡在天。”
从那时候到现在才过了短短的五六年，高善文先生当时说的“如果国家走错了路”，现在我们可以把“如果”这两个字去掉，国家走错了路这不再是一个假设，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现实。王兴老板说的“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最差的一年”，现在我们也可以把那句话当中“可能会”三个字去掉，可以肯定地说，2019年是那以后十年中最好的一年。这几年，许章润教授担忧的政府武断侵犯个人产权、政治挂帅、大搞斗争、闭关锁国、禁言知识分子、跟美国军事对抗、极权政治全面回归都成了现实，成了中国每天的日常。许章润自己也因言获罪，被清华大学革除了教职。王兴的美团被整顿罚款，高善文被全网封杀。
人们喜欢以十年为单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2019年到今天2025年，十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新冠疫情的创伤、房地产泡沫破裂、凛冽的经济寒冬、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都在验证他们当年的担忧。中国正被带入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人心全面下行的螺旋，更糟糕的是这个下行螺旋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底部。改革开放时段曾经有过的那种充满活力的向上的社会氛围，被迷茫、内卷（Involution: 指社会或组织内部过度竞争，导致个体收益递减的现象）、躺平（Lying Flat: 指年轻人放弃奋斗，降低欲望，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生活态度）甚至“最后一代”的愤懑呼喊所替代。
去年高善文先生在谈他的观点的时候说：“中国社会充满了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绝望的中年人。” 如今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受益的那一代已经成了老年人，他们拿着比年轻人的工资还高的退休金。年轻人或者内卷，或者躺平，或者连内卷的机会和躺平的资格都没有了。而很多中年人正在从财富积累的高楼上不断往下坠。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光看一两个孤立的事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事件看到一个正在形成的越来越清晰的趋势，看到眼下这个下沉的趋势，这个下行的螺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要理解弥漫中国社会的迷茫、忧虑这种氛围，要理解一些学者和企业家的恐慌和悲愤，我们必须先回到中国曾经有过的那个充满希望的起点，那个起点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希望的起点与逆转的预期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个贫穷封闭、满目疮痍的国家。毛共关门折腾了30年，报废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把本来就稀缺的社会精英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国民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很多农户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那个时代的家常。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放松对国民、对社会、对经济的管制，所谓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经济如虎添翼，飞速增长。
4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微不足道的1780亿美元飙升到14万亿美元，增长了近80倍。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国人命运的真实的改变。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世界银行说超过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这意味着从食不果腹到温饱有余，很多城镇家庭在从温饱上升到小康。他们接受了比上一代人更好的教育，他们购买公寓改变居住条件，投资房产，投资各种理财产品，他们的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他们开始出国旅游，他们开始走出国门看世界。
那也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相对宽松的时期。尽管各种限制、各种紧箍仍然存在，但是不论是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时代相比，还是跟改革开放逐渐熄火的西时代相比，那个时期市场化媒体可以说蓬勃发展，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上非常活跃。来自发达国家的思想、电影、音乐和各种文化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社会上弥漫着乐观、自信、向上的精神，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
如今的中年人对那个时代的氛围不会陌生，我们相信过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只要拼搏就会有机会赢。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辞掉了铁饭碗南下广东，那个时候好像遍地都是机会，各个行业都充满了活力。虽然大家起点都不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人们好像心里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往上走。打拼几年之后呢，很多人的小作坊就变成了工厂，很多人的路边摊就变成了店铺，很多人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他们的孩子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出国深造念研究生、念博士。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就让你觉得这个国家有希望，你只要努力就有前途。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故事，也是社会上升期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之所以充满希望、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是因为它建立在持续增长、持续开放和持续改革的预期之上。但是这种积极的预期在十几年前开始逆转，到了2019年各种迹象显示已经逆转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曾经让中国贫穷落后、孤立封闭的各种消极条件，比如说最高领袖终身制、决策蛮横武断、意识形态僵化、官僚系统政治挂帅、跟发达国家全面对抗，这是曾经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缘的消极条件，都逐一死灰复燃，文革的很多做法纷纷借势还魂。当中国的官方喉舌开动内宣外宣机器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那个乐观上进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危机加剧：从经济减速到社会信心崩塌
从2012年到2019年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熄火期。中国的先知先觉最早感受到了风暴来临之前的预警。首先是经济减速，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速就告别了两位数时代，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常态（New Normal: 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的减速期。到了2019年增速已经放缓到了6.1%，是入世以后的最低点。同时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居民的个人债务急剧膨胀，过去那种水涨船高、蛋糕不断做大、普通人也能分到一点那种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更深层的隐忧是政治风向的转变。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终身制死灰复燃。对言论的控制日益收紧，言论自由空间被压缩，民营经济被打压，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开始感受到寒意。2018年有人炮制出一篇奇文在网上流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从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文章的内容是在说什么。这篇文章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尽管官方迅速出来辟谣，但是国进民退的担忧已经深入人心。
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大的一代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他们中的很多人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而正在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面对的却是高昂的房价、激烈的内卷式竞争和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断绝了改善的途径，一个僵化的、固化的、失去流动性的社会取代了那个曾经充满机会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上升的社会。所以2019年的悲怆和忧虑并非是空穴来风，它是对经济结构性问题、对民营企业信心危机、对政治环境全面收紧的一种综合性的反应。上面讲的三位先知先觉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把窗户纸捅破，让我们看到了被高速增长的惯性所掩盖的令人不安的未来。
但是转过年来中国现实的发展证明他们充满忧虑的预言还是过于乐观了。一场致命的新冠瘟疫从武汉悄然开始，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在那以后的五年，新冠疫情肆虐、野蛮封城、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彻底失速、政治高压加剧，多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把中国拖落了一个短期内甚至中期内都无法挣脱的下行螺旋。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中国政府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封锁措施。武汉这么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被完全隔离，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社会的模式在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被政府喉舌宣传成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一片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喧嚣中，中国的终身领袖正式提出了东升西降（East Rises, West Declines: 指东方国家（特指中国）崛起，西方国家衰落的趋势）的口号。但是历史不会终结在伟大领袖自我营造的高光时刻。当世界发明了mRNA疫苗（mRNA Vaccine: 一种通过信使核糖核酸技术激发免疫反应的疫苗），逐步学会了跟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国却走上了跟世界逆行的轨道，把动态清零推向了极端。
野蛮封城最终成了压垮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国民人心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春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逐步走出疫情，恢复了自由开放的正常生活。而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却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人们被关在家里，每天早上准时被大喇叭喊醒去做核酸，食物要团购价格是平时的几倍，时间失去了意义，生命失去了意义。一些重病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去医院救人而死在家里，很多年轻人因为失业和孤独而崩溃。
封城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服从性驯化。不服从的人被威胁、被殴打、被网暴。破门而入的大白威胁一位年轻人说：“不但要处罚你，而且影响你三代。”那位年轻人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了。”平静的语气掩饰不住即将爆发的愤怒。外面的世界正在开放，而中国正在变成一座没有窗户的铁屋子。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像牲口一样把国民关起来不是为了对抗病毒，而是为了服从一个武断蛮横的指令。这种在终身制中看不到尽头的武断蛮横比新冠病毒的破坏力更大，比新冠病毒更恐怖。
上海的遭遇是中国无数城市的缩影。反复封城、严格旅行限制、无处不在的健康码重创了服务业、小微企业，重创了普通人的生计。供应链被切断，外资企业开始加速把产业链移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而比经济损失更深远的是野蛮封城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国民，不拿国民当人，摧残国民的精神世界，给普通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被摧毁了。不确定性、没有尊严、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成了被迫接受的一个生活现实。2022年底，当清零政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180度大转弯时，所引发的混乱、药物挤兑和大规模感染，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有的中国人为这场武断蛮横的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那场自上而下的又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癫狂后果立竿见影。
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连续两年下降。2021年中国的终身领导人宣布东升西降的那一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是18.3%。202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开始掉头朝下，从18.3%下降到17.7%。2023年进一步下降到16.9%。同时中国跟美国的GDP对比从2021年的75%左右下降到2023年的65%左右。上面说的降速都是依据中国统计局的注水数据，按照高善文先生的分析来推算，202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实际份额已经下降到15%，跟美国GDP对比，中国的下降速度更是惊人，已经从最高时候的75%左右下降到58%左右。这种下沉速度在红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包括在文革时期中国在世界GDP中的占比都没有下降这么快。所谓东升西降一出炉即被现实证伪。
伴随野蛮封城同时发生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永远涨这样的神话彻底终结。这场持续十几年由债务失控驱动的狂欢在2021年夏天戛然而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负债总额高达2.4万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恒大像第一张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随后碧桂园、融创、世茂等等龙头房产企业相继陷入债务困境，大量工程烂尾。很多用银行贷款买到烂尾楼的业主求告无门，停止支付月供。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它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家开发商，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它不仅让无数家庭的财富梦想灰飞烟灭，也重创了地方政府财政。严重依赖土地财政（Land Finance: 指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收入的模式）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卖不出去以后陷入了债务危机，银行系统也因为背负了大量跟房地产相关的坏账而面临巨大风险。
疫情冲击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汇集成了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经济寒潮。受冲击最大的、最能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的遭遇印证了高善文先生几年前的预言：一旦国家走上错误的道路，最可怜的是年轻一代，他们不得不洗洗睡。2023年6月，中国16-24岁的年轻人口失业率飙升到创纪录的21.3%。这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这显然是个惊人的数字，惊人到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不再公布分年龄段的失业率数据。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焦虑，而独立的研究显示中国年轻人的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为什么年轻人失业问题这么严重呢？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导致企业招聘需求萎缩，另一方面也跟政府重拳打击教培行业和互联网科技行业有关。这两个行业曾经是吸纳高学历毕业生的蓄水池。2021年中国政府以减轻学生负担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对市值上万亿的教培行业和互联网科技行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回家啃老，成了全职儿女。而中国的终身领袖却把他们看成孔乙己（Kong Yiji: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指代受过教育但脱离实际，不愿劳动，生活困顿的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要求他们去吃苦。中国古代曾经出过一位何不食肉糜（Why not eat meat porridge: 晋惠帝的典故，形容上位者不解民间疾苦）的皇帝，晋惠帝年间全国发生饥荒，无数老百姓饿死。大臣报告说民间没有粮食吃了，皇帝问没粮食吃怎么不吃肉粥呢？那是1800年以前的事。如今红色基因土皇帝与时俱进，打掉了大学生的工作机会，让他们去吃苦。问题是他们连内卷吃苦的机会也没了。
无数大学毕业生被迫躺平，既然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法改变命运，只好放弃奋斗，降低欲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相互叠加，政府为了维稳手段简单粗暴，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不断加压的政治高压锅。国家安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都成了次要选项。言论审查达到了新的巅峰，社交媒体上敏感词的列表越来越长，删帖封号成了常态。任何对政策的批评都很容易被扣上寻衅滋事或者煽动颠覆的帽子。曾经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或者逃亡或者流亡，还没有逃亡或者流亡的被彻底禁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在教培行业和互联网科技行业之后延伸到了更多的领域，反垄断、数据安全、共同富裕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民营企业家不加掩饰的恐吓、敲诈和剥夺。
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企业家信心崩溃，投资意愿降到冰点。他们跟外国投资者一起开始用脚投票。2023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资本加速逃离这个经济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与日俱增的市场。十年间整个社会的活力、整个社会的未来被接二连三武断蛮横的决策，被看不到尽头的终身制一环扣一环彻底摧毁了。七年前许章润教授说：“话说完了，生死由命，兴亡在天。” 话说完了，生活还是要继续。他为了自己的职业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失去了清华的教职。这七年中他这几句话听起来一年比一年沉重。
未来十年：下行螺旋的三种剧本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在2025年盛夏的热浪中，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五年、未来的十年可能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我们结合国内已经禁言的几位先知先觉的预言，再结合国内外一些专家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演出几套有不同剧情的剧本。
第一套剧本：陷入长期停滞，像日本那样“失去的十年”
国内外都有不少专家讲日本“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他们从巨额债务、房地产崩盘这几个角度来推测中国有可能重复日本经济长期停滞那样一种现象。这可能是在几套剧本中剧情最乐观的一套。按照这个剧情，中国不会出现剧烈的硬着陆或者社会崩溃，而是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陷入漫长的经济停滞，资产价格持续下降，国民负债累累，但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的下降。这个剧本的逻辑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留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 指企业和家庭在资产价格下跌后，优先偿还债务而非投资消费的经济现象）将会长期抑制中国的国内需求，企业和家庭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挣钱不是为了投资和消费，而是为了还债，这是日本经济走过的路。
不过即便是写出这套乐观剧情的专家也看到中国面临着比日本更不利的条件，比方说中国未富先老，出生率已经低于日本，面临着比当年日本更严峻的人口挑战。因为中国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这意味着劳动力将继续减少，养老金的体系面临巨大压力，而消费市场也会逐渐萎缩。中国跟日本更大的差距还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国民的亲和力。日本经济停滞十年、停滞二十年不会出现社会动荡，而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得起同样漫长的经济停滞吗？民间没有这种信心，政府也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中国政府会不断地推出各种刺激政策，但效果就像给一辆引擎已经坏掉的汽车不断加油一样，这几年是这样，未来几年同样是这样。
第二套剧本：危机爆发但可控，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这个剧本比较悲观一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巨额债务会在未来五年内引爆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大规模债务违约将导致中小银行倒闭，引发社会恐慌。为了维稳，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加大对银行储户取款的限制，恢复关键物资配给制，加强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外逃。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国的对外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激进和冒险，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政府将加大力度煽动仇外情绪以凝聚人心。整个国家将会进入一种准战时的状态，对内加强控制，对外强硬对抗。这个剧本的最终结局难以预料，它可能导向一个更加封闭、更加高压、跟西方世界事实上脱钩的大号朝鲜，也可能因为内部压力过大而出现内爆，引发更剧烈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避免但又不能完全排除的黑暗前景。
第三套剧本：痛苦的改革和艰难的重生
这是一套现实性最小、也是最困难但唯一能带来希望的剧本。在未来五到十年，国内国外的各种机缘巧合促使中国发生一场深刻的、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这至少包括在政治上放松管制，给予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重建企业家的信心，保护私有产权，鼓励创新，鼓励观念市场的自由流通。在经济上彻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允许资不抵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出清，而不是无休止的出血续命。在民生方面彻底改革财税体制，建立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减轻民众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释放民众的消费潜力。在外交方面缓和跟西方国家的关系，重新融入全球化体系，向世界证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开放、和平、可信赖的合作伙伴。这是个能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方面走出眼下困局的美好愿景，但是目前已经形成的趋势却跟这个剧本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
错失的十字路口与黯淡的未来
从2019年到2025年短短数年却恍如隔世。有人说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种说法可能适合十几年前的情况。2008年、2012年中国两次走到十字路口，两次都按照惯性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但是错误的道路。中国已经错过了在十字路口转向的机会，已经走进泥潭，它必须从泥潭中先走出来，才能找到十字路口，才有重新选择道路的机会。中国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危机，一场社会信心的深刻危机。
有句话说认知决定命运。一百多年前孙中山把中国人分成三类：一类是先知先觉，一类是后知后觉，还有第三类不知不觉。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先知先觉总归是少数，后知后觉需要时间才能理解时代大潮的涨落，更多的人是不知不觉。在当下的危机时段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几年前呢，当中国的先知先觉说出那些让他们担忧的话，被一些后知后觉当成危言耸听。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在裸泳，才知道潮水已经退了。而无数不知不觉已经生活在先知先觉预言的困境当中，即便水位已经落到了脚脖子，他们还不知道已经退潮了。如果有人已经麻木到了不知不觉，在这个大落潮的时代还是洗洗睡吧，下一波涨潮还没出现在地平线上。
去年高善文先生基于各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的情况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评论，他说中国经济要恢复正常增长不得不经历漫长的修复期，可能要等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五年以后。当然这是在没有考虑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条件下。如果考虑到中国眼下的特殊政治环境，可能不是修复期持续多久的问题，而是大头朝下要坠落多久的问题。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注定不会平静，每个人的认知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孩子的命运。在这个身不由己的危机时段，普通人应该如何自处呢？
在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期节目的基本判断，大家可以记住四点： 第一点，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经济上升期已经结束，借用王兴老板的说法，下面你过的每一年都是未来五年、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第二点，下行螺旋已经形成。中国已经陷入一个由政治高压、经济失速、房地产泡沫破裂、社会信心崩塌和外部关系恶化共同作用的下行螺旋，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尽头。 第三点，噩梦变成了现实。高善文、许章润、王兴几位先知先觉的担忧：产权无保障、政治挂帅、闭关锁国、集权回归等等，已经在过去几年逐一成为了现实。 第四点，暗淡的未来。中国近十年形成的全社会下沉趋势十分清晰，终身制将这个趋势毫无悬念地带入未来的五年、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
在三套剧本当中，越是乐观的剧情可能性和现实性就越小，越是悲观的剧情可能性和现实性就越大。在一个看不到底部的下行螺旋上面对黯淡的未来，正在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离退休年龄还远的中年人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灵丹妙药，但是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危机时段的个人生存之道
1. 调整认知，彻底告别幻想
回到前面说的那句话，认知决定命运。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想改变命运，必须从调整认知开始。眼下支撑着年轻人父辈成功路径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或者已经崩塌，或者正在崩塌。年轻人不能刻舟求剑（Kè Zhōu Qiú Jiàn: 比喻拘泥于旧经验，不知变通），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这意味着放弃父母辈的成功路径，不要再把买房、结婚、生子、进大厂工作、考上公务员看作人生的必然路径和成功的唯一标准。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躺平和内卷的现实，要理解躺平不是懒惰，而是对无效努力的理性退出。不要因为做这些身不由己的事过度自责，而是要积极地为未来做准备，等待时机，寻找时机。一旦时机到来，自己就有能力跳出躺平和内卷的恶性循环，准备好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变好之前往往先变得更坏，普通人要建立底线思维（Bottom-line Thinking: 指在面对复杂局面时，首先考虑最坏的可能性，并做好应对准备的思维方式），要做好应对强化极权高压和低限度社会动荡的一些心理准备。有句话叫有备无患，在社会危机时段这句话尤其重要。
2. 学习掌握硬技能
至少掌握一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离不开的硬技能（Hard Skills: 指可量化、可教授的专业技能，如编程、外语等）、硬手艺。美国人叫hard skills。掌握这种技能，掌握这种手艺，争取在不依赖特定平台、特定公司或者特定的经济环境的情况下也能生存。尽量避开那些严重依赖政策扶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打压的行业。要学好英语，有人说人工智能时代不需要再学外语了，说这种话的人个顶个是蠢货。人工智能无论怎么发达都代替不了自然人的语言能力。一个人的思维、一个人的创造力都离不开语言能力，也只有学好英语才有资格放眼世界，才有资格把run作为一个选项。留学、移民、寻找海外工作机会，既可以是一条潜在的退路，也可以是一条人生的进取之路。学好英语直接从英语信源获取信息，也是抵御中文世界无处不在的内宣外宣舆论诈骗（Public Opinion Fraud: 指通过操纵媒体和信息，误导公众认知的行为）的有效途径。
3. 现金为王，降低负债
尤其是要杜绝高风险投资，远离中国股市、中国基金，尤其是要避免背上沉重的房地产贷款。增加现金储备，应对失业、降薪、生病这些突发情况。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多配置一些非人民币的资产，对冲国内的系统性风险。在极为不确定的环境中，可以说流动性就是生命线，流动性决定了一个家庭是否能够保持完整，甚至决定了一个人、一家人的生与死。
4. 保持身心健康
这也是不论你有钱还是没钱都能做到的。保持身心健康等于是守住生命的最后堡垒。在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和令人绝望的社会氛围当中，保持健康的身体，保持稳定的情绪至关重要，这是抵抗一切压力的本钱。在社会下沉期，每个人都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主动改变在仍然有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改变，永远比被动改变、比没有选择的改变要好。一些年轻人主动摆脱消费主义陷阱，选择极简生活，很多人说这是躺平，但这不是被动的躺平，这是一种主动选择。它不仅能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选择的极简生活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自由。
5. 回归个人生活
社会的整体下沉也给了普通人从宏大叙事回归个人生活的机会。在东升西降、民族复兴的喧嚣中，很多人曾经忘记了问一句：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me? 我们怎么办？我怎么办？即便这个世界真的东升西降了，中国真的民族复兴了，如果你失去了工作，收入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窘迫，那种宏大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口号满天飞的时候，对个人来讲真正相关的问题只有一个：What about me，我怎么办？对于一个有父母妻子或者即将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讲，真正重要的问题也只有一个：What about us，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说好的我们呢？说好的共度时间呢？说好的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 中国政府提出的旨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呢？What about us? 政治骗子最怕的就是你问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面前东升西降、民族复兴这类口号都露出了舆论诈骗的本相。
虽然个人努力无法改变潮涨潮落，但是可以决定自己是被潮水冲走，还是退潮以后在沙滩上能够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认知，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最坏的可能性做出最理性的个人选择，这是每个普通人在这个下沉年代最需要也是最艰难的修行和历练。每一代人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属于自己的修行和历练。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人会害怕，在害怕的时候记住一句话：You are not alone，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这不只是说有无数人跟你一样在经历这个时代的困难，而是说还有无数人跟你一样没有放弃。
如果上一代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中的有志之士永远把自己的人生当成头等大事，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自己，也不抛弃自己。当红卫兵在打砸抢，当知识青年在偷鸡摸狗，整个国家为政治谎言癫狂的时候，那些偷偷学习英语、偷偷读书、准备自己人生的年轻人在看不到希望中把自己活成希望。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能够抓住机会的人，他们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大学生，成了中国几十年社会上升的动力。而那些被所谓的国家大势忽悠得云头转向、撞完南墙撞北墙的无脑青年，成了改革开放的弃儿（Qì Ér: 指被社会或时代抛弃的人）。他们像工业废品一样被国家抛弃，他们抱怨国家抛弃了他们，但国家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抛弃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先抛弃了自己。一个不把自己的人生当成头等大事的人等于抛弃了自己。如今中国重新走上下行的螺旋，有人说这是文革2.0版。作为普通人，你能做的就是不抛弃自己，就是不放弃自己。
最后想对年轻人强调一句，别被那些言行不一的空喊家忽悠去做碰石头的鸡蛋。如果他们想去鸡蛋碰石头，让他们自己去碰。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脆弱的鸡蛋，明智的做法是远离石头。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不会一边忽悠别人家的孩子去鸡蛋碰石头，一边嘴上喊他们永远跟鸡蛋站在一起。记住远离石头，也远离那些怂恿你去鸡蛋碰石头的人。在身不由己的时代漩涡中保持清醒，顺势而为，尽人事听天命，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把自己活成希望，这才是人生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