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简中互联网上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VPN的封禁。大约从四月初起，中国各地陆续流传出针对跨境网络的专项整治文件，包括浙江余姚市网信办发给高校的文件，以及陕西电信措辞更为严厉的“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尽管此前关于打击翻墙的通知已屡见不鲜，但此次随着文件增多，许多网友发现翻墙变得异常困难，VPN连接不畅或严重卡顿，预示着此次“狼”似乎真的来了。

禁令根源：非应激反应，而是长期战略

关于此次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翻墙禁令，坊间流传着多种猜测，从三月底北京房山区的推土机事件到近期中国超算中心的数据泄露，都被认为是潜在导火索。然而，本节目认为，此次禁令并非孤立事件的应急反应，更像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早在数月前，公安部发布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已将使用网络地址切换工具（如VPN）规避注册规则、访问境外被阻断信息等行为，明确列为违法处罚范围，将过去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范畴的警告、行政拘留，提升至了犯罪的高度。尽管该法案尚未正式通过，但鉴于人大的“橡皮图章”性质，通过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此次禁令可视为《网络犯罪防治法》的自然延伸，一切早有迹可循。

核心议题：为何恐惧翻墙？中共害怕什么？

接下来的讨论将聚焦两个核心议题：中共为何如此恐惧民众翻墙？此次封禁与过往有何不同？以及墙内观众该如何应对？在关于翻墙的网络讨论中，常出现两种看似“辩护”的奇特论调。其一为“保护墙外论”，认为中国网民（尤其是“粉红”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一旦放开限制，将充斥海外社交媒体，进行破坏性文化输出。其二为“信息免疫论”，声称海外媒体充斥假新闻和极端言论，民众辨别力不足易被煽动，故“墙”的存在必要。

然而，稍加逻辑审视便知，这两种说辞均不成立。印度人口远超中国，其政府及民众并未因此担忧“出征”海外社交媒体。同样，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也未因民众信息辨别能力不足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共极度恐惧中国人翻墙。

揭示信息控制的本质：共有知识 vs. 公共知识

多年前，导演贾樟柯在批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时曾指出：“科技已经不允许这样去做了。”他认为，随着数码摄影机、DVD和盗版资源的普及，人们即便无法在电影院看到被禁影片，也能通过电脑或盗版碟片观看。从他的视角看，党封禁电影、阻止民众了解真相似乎是徒劳的，因为“想了解真相的人终究会看到”，他本人第一次看《颐和园》就是在网上。然而，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封禁虽然无法完全阻止真相传播，但绝非毫无作用。那么，它的作用何在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引入著名的“红蓝眼睛谜题”。这是一个关于信息传播与集体行动的经典思想实验。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里，有一百个村民，大部分是蓝眼睛，少数是红眼睛。村庄有一条神秘规矩：严禁讨论眼睛颜色，且任何村民一旦确切知道自己眼睛颜色，必须在次日中午于广场结束生命。一位外来游客打破了宁静，他当众高呼：“你们村里居然有红眼睛的人！”此言一出，全场噤声，气氛骤然冰冻。游客自以为说的是一句废话，因为村民们朝夕相处，早已知晓村中有红眼睛。然而，他错了。几天后，几名红眼睛村民在广场上集体自杀。又过一日，所有蓝眼睛村民也随之自杀。

为何一句看似无信息量的陈述，竟引发如此剧变？关键在于区分两个核心概念：共有知识 (shared knowledge) 与 公共知识 (common knowledge)。

• 共有知识 (Shared Knowledge)：指所有人都知道的知识。
• 公共知识 (Common Knowledge)：指所有人都知道，且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乃至“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此递归下去的知识。

这个概念初听可能令人费解，但它揭示了信息传播的深层机制。

在游客到来前，村民们虽各自知道村里有红眼睛（若村中有两个红眼村民，A看到B是红眼，B看到A是红眼，则他们都“知道”有红眼），但这并不等同于公共知识。例如，若A是红眼，他看到周围皆是蓝眼，可能会怀疑自己是蓝眼。而游客的公告，将“村中有红眼睛”这一共有知识，瞬间转化为了公共知识。

一旦成为公共知识，逻辑链条便被激活。若只有一位红眼村民A，游客宣告后，A环顾四周皆为蓝眼，便确知自己是唯一的红眼，次日自杀。若有两位红眼村民A和B，第一天公告后，A看到B是红眼，B也看到A是红眼。A心想：“B若看到我不是红眼，则B会以为自己是唯一红眼而自杀。”但次日B未自杀，A便推断出B也看到了另一个红眼——即A自己。B也做出相同推断，两人一同在第三天自杀。以此类推，若有n个红眼睛，他们会在n+1天自杀，而蓝眼睛们则在n+2天集体自杀。

这种推理过程，实质上是在区分“共有知识”与“公共知识”。即使村民们私下交流得知“村里有红眼睛”，但若不确定他人是否同样知晓并认同，这种信息仍停留在“共有”层面。如习近平执政初期，关于他可能修宪的传言仅是“共有知识”，直到公开讨论才可能转变为“公共知识”。

公共知识：独裁者的枷锁与革命的火种

公共知识的力量，在于它能显著降低统治成本，并能成为推翻统治的催化剂。

1. 独裁统治的工具：保甲连坐的逻辑

中共常被提及的“枪杆子”与“笔杆子”之外，降低统治成本的另一关键是公共知识。在一个囚犯皆渴望自由、但典狱长仅有一颗子弹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有效管控？只需发布一条规则：只有逃跑者中编号最大者会被击毙。

这一规则创造了完美的“公共知识”链条。编号为100的囚犯知道自己是最大，若逃跑必死，故不敢动。99号则知道100号不敢动，若自己逃跑，则成为最大目标，也必死无疑。如此递推，所有囚犯因恐惧而不敢迈出一步。这里的关键在于规则的公开宣布，使其成为所有囚犯的公共知识。若仅私下告知（共有知识），则可能因不确定性而引发逃跑。这本质上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制度”的变种，其威慑力在于公开宣告，促使被统治者间的自发监督。

2. 推翻统治的火种：罗马尼亚革命的启示

然而，公共知识并非独裁者专属的利器，它也能成为推翻统治的导火索。1989年，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蒂米什瓦拉屠杀后，试图通过公开集会，将民众的怨气（共有知识）转化为对其支持的“公共知识”。

但在一次集会中，话筒故障导致十几秒的沉默。人群中一声“蒂米什瓦拉！”的呼喊，瞬间将压抑的共有知识转化为公开的公共知识——民众发现，原来大家普遍不满。这场直播的集会，暴露了齐奥塞斯库的脆弱，民众因得知彼此的真实想法而不再恐惧，最终导致政权迅速垮台。

这与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孩子同样扮演了将共有知识变为公共知识的角色。

翻墙的本质：重塑共有知识，迈向公共知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中共为何如此害怕你翻墙。因为翻墙正是塑造共有知识，并逐步向公共知识迈进的关键一步。

墙内许多负面新闻（如“江油事件”）最初仅限于亲历者及其圈层的共有知识。若无翻墙，信息传播受限，难以发酵。毛时代的三年大饥荒、文革时期的广西大屠杀等悲剧，若仅停留在私下讨论，权力便能得以维系，因个体间的“孤岛测试”——即“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更不知道你的反应”——使得反抗难以形成合力。

翻墙则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墙内人士将信息（视频、截图）发至外网（Twitter、YouTube、Telegram），在外网被整合、确认，形成全国意义的公共事件。这些信息再通过翻墙者带回国内，通过私聊、截图等方式传播，或在评论区进行“阴阳怪气”式的二次传播。

这种循环使得大量民众知晓真相。而当他们在外网看到大量转发、评论和讨论时，体会到的是一种“公告板”效应：自己并非孤身一人，而是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知晓此事，并且他们也知道“几千万人知道了”。这种跨越时空的公共知识的建立，才是真正让独裁者“彻夜难眠”的。

中共试图通过封杀高晓松、陈丹青等公共知识分子，阻止墙内出现“公告板”。但无数块外部“公告板”的复活，且难以被彻底摧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便是夸克说的头像被 B 站网友使用，也成为了一种“公告板”的体现。

理解了这一点，中共宁可影响对外交流与贸易，也要实施最严封禁的原因便不言而喻。

应对策略：在围剿中维护数字自由

第一，放弃商业VPN，转向自建。商业VPN如同显眼的大型快递公司，易成目标。自建则意味着租用海外服务器，建立私人专线，利用最新协议伪装流量，降低被侦测的风险。

第二，趁当前仍能翻墙，利用海外AI（如Gemini，因其免费且指导自由度高，区别于GPT、Cloud、Grok等可能因政策限制而拒绝指导，以及国内的豆包、文心一言可能举报）寻求自建教程。AI能协助生成搭建指南，解决技术难题。

第三，实施数字身份的物理隔离。避免安装反诈APP，少用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手机，不在微信群讨论翻墙。如需分享，优先使用Telegram一对一加密私聊。Telegram的缓存机制，能在断网后仍保留技术文档和聊天记录。

本期节目也许是许多墙内观众最后一次收看《夸克说》。正如李安所言，“我已经见过的大海，我不能假装没见过。”无论未来如何艰难，请铭记自己已见过更广阔的世界，永远不要向压迫低头。期待未来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