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晓英。今天分享的话题是关于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
县域教育的困境：不被期待的青春
2012年，我到富士康（Foxconn: 一家代工制造企业）去调研，当时去的是深圳的观澜和龙华两个厂区。这两个厂区有十几万的工人，我们发现工人的平均年龄是23岁，90%的学历是高中或中专，他们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换句话说，这些富士康工厂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县中的孩子（Students from county-level high schools: 指代中国县城或农村地区的中学生）。他们在中西部的县域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打工。
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在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调研时，我访谈了大概120多个工人。我会问他们：“你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一般来说，他们回答：“其实我的受教育经历很简单，我在学校里面是不被期待的。”这句话其实挺刺痛我的，这些县中的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已经被抛弃和放弃了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产阶级不断放大关于“鸡娃”（Intensive parenting: 中国社会中对子女进行高强度教育投资的现象）和育儿焦虑的时候，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渴望有没有得到关注？我会发现哪怕是在情绪表达方面也是不公正的，他们的需求不被关注。
然而，正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这些世界工厂的工人们，他们助力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县域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了中国最优质的年轻劳动力。县域劳动力的付出，成就了我们“世界工厂”（World's factory: 指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之名。在过去20年当中，他们的贡献非常大。
拷问基础教育目标：对不起他们的教育系统
当我在过去几年走了一些县进行县域教育研究时，我发现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其实关乎未来社会的发展。在这里说一句可能不太厚道的话，就是类似像我这种从县里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很多人是不会再回到县里的。当我问到富士康的工人：“你为什么到富士康来打工？你未来的规划到底怎么样？”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挣到第一笔钱，我想在这工厂里学会一些比如排人力的本事，然后我想回到我的老家，我可能去开一个店，我可能就回家继续去做一些什么工作。”
这些人把自己的未来是安放在县城，甚至是县域，或者是农村里面的。因此他们的状况如何，也就是我们未来的县域到底如何。从富士康的工人，我们如何去看待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我发现有一个感觉是油然而生，我们的整个正式学校教育系统是对不起他们的。很多人只是在自己所在的县里接受了此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这就不得不拷问，对于一个县来讲，对于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来讲，作为基础教育（Basic education: 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它的教育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两个方面：基础性（Foundational nature: 为个体成长为合格公民提供基本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和预备性（Preparatory nature: 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意味着要为每一个个体，如何成长为一个国家的合格公民以及他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无论他将来做什么，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点也是学校绝对不能忘记的首要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预备性，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我们这时候再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要目标的学校教育系统里面，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的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呢？
县域教育的历史演变：从农民自办到“以县为主”
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县域教育为什么到今天成为众人关注的目标。特别是今年3月份的两会以后，两会代表提出“要振兴县域教育”。可是县域教育从来都是如此，要被成为振兴的对象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这样一个要严肃对待，或者成为一个浑身都是问题的一个领域？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梳理一下。
1980-1990年代：穷国办大教育
首先是1980到1990年代，也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前20年。这时国家对于整个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认定，叫做“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很穷，但是需要干两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项工作在9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
然而，我们完成的过程，用很多地方学校校长的话来讲，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农民怎么来办教育呢？实际上从我小时候所经历或所见的经历来看，很多村小（Village schools: 农村地区的基层小学）恰好是在这个阶段兴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有多少钱就捐多少钱，村小就这样盖起来了。再加上当时80年代，农村基本上都要提交教育费附加，这笔钱交到村里，由村里自己支配，来为村小聘请民办教师。所以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民办教师（Community-funded teachers: 由地方社区而非国家财政供养的教师）和代课教师，广泛地散布在中国的县域农村里面，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尽管可能质量不怎么样，但是他至少有学可上。
当农民这样办村小的时候，村小支撑了基础教育，支撑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然后也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乡民们、村民们广泛地参与学校教育。这种参与的过程，让村小跟农村的生活是水乳交融、相互连带，也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村小不敢胡乱地办。实际上，国家在1985年开始就喊着要清退代课教师，但20年以后，仍未清退完毕。这背后生生不息的力量可见一斑。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税费负担过高。
但是农民们为什么能够特别积极地参与农村教育呢？其实在中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清朝末年，为了兴办教育，由光绪皇帝下令，在全国乡村地方也要兴办教育。在县以下举办了劝学所（Institutions for promoting education: 清末民初在地方设立的，负责推广教育的机构）。劝学所的职能很有意思，它有“士学兼总统”，负责考察选址、选老师，规划学校发展，还有一个“教育讲习科”来培养农村教师。这样的劝学所职能主要是推广学务工作办法——劝学，即动员学龄儿童入学，甚至需要校长和班主任到学生家里去劝学。还要兴学、筹款、开风气、阻力等等。这些职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100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兴盛和发展，或者说是普及，就是靠着这种意志、靠着这个办法而走到了今天。这个形成了学校与乡村非常浓厚的粘连关系，相互包容，当然也相互守望。来自乡民的支持和监督，使得村小的校长和教师都不太敢偷懒和混日子，维持了学校最基本的职能。
2000年后：大国强教育下的魔幻现状
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经济逐步发展，特别是整个社会、政府、学校都对新千年有着非常好的设计和向往，国家不再那么穷了。所以当时2001年，中国宣布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个时候教育发展的方针或口号就变成了“大国强教育”。
这时，90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要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County-led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基础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政府的制度）在2000年以后得以全面落实。“以县为主”意味着村和镇不再承担教育行政的职能，所有的村小都由县来管。村民们不再直接负担村小教师的工资等等，也不再参与教师聘任和资源筹措等职能。
一方面，这确实大大减轻或全面免除了农民对教育的负担。“以县为主”的方式是统一筹措资源，统一招聘教师，使得村小的教育质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提升。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所有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时，一旦手里掌握这么多钱，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财政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分配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会造成一些县域教育的魔幻现状。
撤校并点：规模效益与社会代价
如果用经济视角看待县政府做这件事，它有很大的诉求是要提高规模效益。学校那么分散，很难管理，每一笔钱花到每一个学校去，看不出效益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就是“撤校并点”（School withdrawal and merger: 撤销小规模农村学校，将学生集中到中心学校的政策）。这个政策原型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初心那么好，到很多县去却执行成了：把一些村小、教学点撤掉，把学生全面集中到镇，变成中心小学。撤校并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直到2012年国家审计总署开始审计，过去十年到底撤了多少村小？其实撤掉的非常多，有人以每分钟计算村小消亡的速度。
撤校并点带来了几个方面的结果：
- 超大班级：镇里和县里的中心学校是超大班级、超大规模。一个小学动辄几百上千人，像贵州一些地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班可以达到90到110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里，6到7岁的孩子怎么上课？
- 路途遥远：村里的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城市里喊着就近入学，农村里却实施撤校并点，让孩子们怎么就近入学？孩子们要走很多的路去上学，要坐校车，但校车由谁来提供？2011年11月到12月，连续发生了三起非常严重的校车事故，都是由家长们自己配置校车送孩子上学，路途上发生了这些事件。这从而开启了2012年整个国家开始面向基础教育学校，要求配备校车的事件。
- 寄宿制：路途遥远，解决方式是实施寄宿制（Boarding system: 学生在校住宿学习的制度）。小学低幼阶段的孩子那么小就要去寄宿，这是人道的吗？这不符合教育和教育心理学的要求。一个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年，就得投入到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环境当中去受教育，这会给他的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家庭氛围和情感没有得到充分发育。
躺平与内卷：人心的塌陷与精英教育的追随
第二个现状是：当政府对优质教育的期望落在镇和县里时，村里的人觉得自己反正不被期待，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躺平了”（Lying flat: 一种消极抵抗或放弃奋斗的社会心态）。就像一位校长说，当好的学生走了以后，面对这么多学生，中考结束后排名前几十的全部都走了，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工作价值。所以老师不好好教了，学生也不好好学。我曾到我家乡的一个小学去看，发现冬天老师穿着毛茸茸的睡衣打瞌睡、烤火，这是一种维持的现状。
我调研时看到一个学校，课桌椅、黑板、电视机都很新，都跟城里差别很小，但学校一个人都没有。我很奇怪，是家长不愿意送过来吗？因为家长走了，家长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了。政府也觉得把所有一切都配备好了，是你自己不愿意来。但是我就发现，何为不愿意，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里都得用一个词来概括，叫“人心塌陷”（Collapse of morale/spirit: 形容地方教育系统中师生士气的低落和普遍的失落感）。当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学校真是建得好，坐落在村里、镇里，可是真的没有几个学生，好可惜。
村里是这个状态，另外一个魔幻的极端是县里的“内卷”（Involution: 指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导致过度消耗而无实质性进步）。除了内卷，我还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叫“内耗”（Internal friction: 指因内部不协调或非理性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基本上好的学生，或通过撤校并点全面地把散落在村里、镇里的学生普遍集中到县城里来上学时，人口规模足够大，江湖就足够复杂，班级也足够大，竞争也就大得不得了。
当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在这个中学，你在那个中学，相互还能相安无事一点点。现在把所有人都放到一起，很严重的竞争就开始了。所以就构成了县里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非常严苛的竞争，这是县里内卷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过去十几年很多县引进了外部名校资源，结合本地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结合起来，就能迅速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当地的新贵高中（Newly rising elite high school: 指通过引入资源或特殊政策迅速崛起的优质高中）。外部品牌资源输入，县政府给一些政策优惠。这种新贵高中都享有一种政策优惠，就是可以全面去别的学校优先招收好学生。至少我知道有些县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600名给这个新建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分享600名以后的学生。凭什么？
这构成了县里人为制造的非常内耗的竞争，本来可以基于县的民情、风尚或当地社会情况好好办学。有些老牌高中面对这种情况，努力留住生源都非常难。要卷走生源的手法并不隐秘：资本介入，提供免学费或奖学金就能把好学生弄过来，再找几个知名老师，一下子学校就看着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可是一个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教育好，县域教育的生态可能就破坏掉了。所以它造成了县域内可能是非常无端的、没有用的内耗，但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很重要的繁荣，教育竞争的活力被激发了。这时整个县里的学校，还能眼光向下，看村里镇里发生了什么事吗？不可能的。因为考上高中的学生都被收拢到了一起。这时他们只能以县域为单位，眼光向外向上，看城里的学校怎么搞的，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教育改革怎么做的，派骨干教师去这些地方学习先进教育经验、教育理念。
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成为了城市精英教育（Urban elite education: 追求高升学率和名校录取，注重选拔的教育模式）的追随者。但是精英教育不适合县域。教育理念一旦进入县域，它就全面忽略了我在富士康工厂看到的工人，他们在学校里显然不被期待，因为他们不是精英教育的对象。所以县域学校逐渐在这种追随当中变成了被改造、被帮扶或被淘汰的对象。当然这句话也不能绝对这么来理解，因为县域教育，我们看到的这种魔幻现状，它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有些显得很新贵，有些显得很传统，有些显得很落后。所以县域教育成为一个话题就浮现了出来。
回归本真：教育常识与教学常规的启示
于是很多人以帮扶的名义进入县域，关心农村教育，希望投入热情和力量去帮助他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县域教育能够容纳、希望接受的到底是什么？从90年代开始，各个大学就喜欢派学生去乡村进行支教。我知道很多大学都希望让学生带去先进的教育理念，漂亮的教育措施。但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整个县里孩子的状况相吻合，他们真的能够对应起来吗？
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走了不少省份和一些县，发现真是民间有高手。在很多县里，在我看来称之为伟大的教育家型的校长，能做到对每个学生家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不但知道教育怎么做，还知道学生的状况怎么处理，学生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城市的超级中学（Super high school: 指规模庞大、升学率极高、资源集中的重点中学）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从他们的经验，我总结了这样两条：回到教育常识，恢复教学常规（Return to educational common sense, restore teaching routines: 指回归教育的本质规律和日常教学规范）。
我的高中故事：玩好才能学好
拿别人的经验来说事可能显得没有太多说服力。我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我来自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我的高中是在这读的。我们县的教育生态是怎样的呢？我90年代上高中时，我们县有10所高中，简直不敢想象。每个高中规模不是太大，人人相识。在学校里，我几乎认识所有的老师，也认识前后两届的学生。
我中考考得不好，没考上中专，也没考上一中。由于政府实施就近入学政策，我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学。我们中学显然也拼不过除一中之外的其他高中。在开学典礼时，我们新调来的李校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你们是四类分子。第一类考上中专了，第二类考上一中了，第三类可能就想方设法去了别的高中，第四类等着政府派位来到了我们这里。”我当时心里想着，我们是四类分子，那你也就是四类校长呗。
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去管一中怎么教学，怎么成天补课。我们就关起门来好好搞我们自己的课堂教学，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觉得这就是常识之一：师生相互守望，相互呵护。在这个校长的带领之下，我发现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好高骛远，就在这个学校好好教书，让孩子们安安心心地自己学习。
我在高一的几次月考中，考了总成绩第一名。我的班主任给我的评价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多么言简意赅。我觉得我们学校就给我这个常识：你固然很好，其实还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第二个常识是“玩好才能学好”。在我们学校，因为不跟别人比，所以奉行一种“玩好才能学好，先要学会玩，才会知道怎么学”的理念。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当时听起来特别正常。我记得高三时，我的语文老师还告诉我们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这不是像今天这样逼着孩子抓住一切时间，只争朝夕。
在我们学校，校长管纪律的做法是：相信学校的安排，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凡是不应该学习的时候，坚决不允许学习。晚上三节晚自习，要是在中间10分钟、20分钟休息时间还在教室里看书，会被轰出去。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玩的时候好好玩。就像校长说的：“玩得黑汗水流，回到教室，你自然想学习。”
第二点是回到教学常规。我想说两个教学常规，而这两个常规在今天已经全面被打破。
- 文理通识教育：第一个常规是文理分科不宜过早。我是95年上的大学，到了大学之后，我们全班39个人，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来自于省重点高中。我发现几乎我的大学同学里，高中时都是高一就开始被引导性地分班，分文理科，甚至有些知名学校，初三毕业刚入学时就不断告诉你“要决定读文科还是理科”。我心想天哪，感到后怕。我们学校从来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在高二毕业时才通知要选科。在此之前，学校没有一个老师去故意引导：“你如果将来读文科，你现在把物理化学学那么好，是一种浪费。”我最后选择读的是文科，可我在高一高二时几乎参加了所有理科奥赛。我们学校就觉得参加就好了，不用冲名次，重要的是把学校规定的学好就行。 可是在今天，2014年开始，国家搞新高考改革（New Gaokao reform: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强调选科和走班），要求选科和走班，现在初中也开始了。一个16到18岁的孩子，他知道哪个科目更重要？他知道自己哪个科目会学得好？人生还那么漫长，学科到底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怎么让他选科？在我们学校，从来不讲这些事，学校布置什么科目就学好。最后我到高三才开始选择文科，也没觉得自己损失很大。科目与科目之间相互贯通的可能性就在那儿了。你说不学物理，你选化学，能把化学学明白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学校就是按照常态教学，该开的课就开足。最后我们这一届空前绝后地考得好，虽然没有坚实数据，但那一届被学校永远记住。我们没有被压榨过，没有被严重压抑过，被迫学某种东西。我们把文理同时都学得差不多，最后高考考得那么好。
- 体育课的重视：第二个教学常规是什么呢？一般的文化课每个学校都会很重视。我们学校很重视什么课呢？体育课（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体育教育）。我的高二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在我们体育老师眼里，他觉得全世界所有科目中，体育课最重要。南方经常下雨，体育课上不了操场，我们就在教室上。我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我们学校有室内广播体操，原来别的地方没有啊。哪怕是到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课在室内上，我们会下象棋、下军棋，各种设备都拿出来了。我们所有室内体育课的小器材都有，然后就下棋。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把自习课也改成体育课，希望我们出去玩。我们这三位校领导，校长、教导主任、书记，全是篮球爱好者。我们经常吃完晚饭以后，在操场上喜欢看教工篮球比赛、学生的篮球比赛。所以体育课的强调，使得体育课绝对是教学常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从小体育及格非常困难。在我们学校，我文化课成绩比较好。我的老师对我的评价是：“林小英光成绩好有什么用？你体育不好，你未来发展肯定不好。”尽管那时体育压根没提过要纳入中考、高考。但是我们这些朴实的老师就会告诉你，体育很重要，光成绩好没有用。这就是回到教育常识，回到教学常规，最后成就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在今天看来，好像逼着大家死死学习才能达到，就是高考也考得很好。
现代案例：陈立群校长与台江县的教育奇迹
大家可能会认为我说的是过去，像年龄越来越大，最怕别人说“我们老年人都喜欢回顾过去，你们过去可以这么做，今天教育焦虑遍地，你还能拿过去的经验放到今天吗？”显然不合时宜。但是我在6月份的时候，在杭州访谈了著名的校长陈立群（Chen Liqun: 曾任杭州学军中学校长，后赴贵州支教的教育家）。他原来是杭州学军中学的校长，2016年去贵州省台江县支教，当了三年校长。我跟他谈了很久，也看了他这本书。
我发现他肯定知道特别漂亮的教育理念，但在接受我访谈过程中，一点都没讲。他到台江县是用什么方式拯救这个县中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教育常识和教学常规。他干了什么事？很简单。
- 让孩子们在学校好好吃饭，改造食堂。很简单吧，这是常识吧？你得让学生有饭可吃，食堂饭菜能吞得下去。
- 教学常规：让老师们好好上课。他听过一次课，发现一个老师在讲作文开头，讲到第三点快结束时，发现讲错了，讲的是作文结尾，把校长气得当即决定把这个老师开除。他说教学能混成这样！
当然，这时你们肯定会想到，刚才有一些校长说了：“好学生走了，那我的工作价值怎么体现呢？”一方面这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成为很重要的借口。你此生当个校长、当个老师，你只能教好学生，就不配叫老师。所有的学生在你手里，你都应该好好对待他，没有用什么花里胡哨的策略或措施。
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非常朴实的做法，实现了3年之内，他们每一届学生1000多人，一个学校3000多名学生。1000多名考生当中，200多个一本上线，二本上线率达到了90%多，将近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能上大学。简直是不可想象。原来县域教育、农村教育是如此好的一块沃土，你只要愿意施肥，只要愿意浇水，他就会生根发芽。可是他被遗忘得太久了。他在我们整个优质教育改革的滚滚大潮当中，他被碾压、被忽视，他不被期待。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所以通过我所讲的过去高中故事，陈立群现在在台江县做的这些朴素的事情，我发现要实现普惠式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 指面向所有学生，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是可以期待的。
制度化出路：本地人办教育与教育评价观
但是，我又走到其他县发现，当有些县域教育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层次之后，一本上线率提高了，二本上线率有这么高，那我们能不能出几个北大清华的？这就考验的是地方政府官员对什么呢？教育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for Education: 教育领域的关键绩效指标）的选择：普惠式教育和精英式教育，你到底选择哪一种？几百个一本和两个北大清华，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成为普惠式教育还是精英式教育在地方教育当中的一个政策选择。
实际上，为什么他们都有这种“高远的理想”？因为一个清北的学生，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考量或考核评价体系当中，他可以掩盖很多的瑕疵。只要你这个学校能出这种学生，其他被你忽略的、没办到的事情都不是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就是大问题。如果我们选择这样一种竞争性策略，那么教育生态是不是奉行这种进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 自然界物种演化的理论，这里引申为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就淘汰呢？也许在经济领域可行，在自然界可能也是可行的。但是教育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守护者最奠基性的一个领域，是不可以这样干的。那么县域教育作为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版图当中的末端或基层，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个体情怀的局限与制度化希望
在今天的很多宣传和舆论领域，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个体的情怀。我们会去宣扬某一个校长如何用一己之力发扬牺牲精神，去拯救一个学校，拯救那么多学生。个体的情怀很宝贵，但是它的可持续性值得考虑。甚至我经常会觉得不知道哪一天这样的一个桥梁就会塌掉。也许制度化的出路（Institutionalized solution: 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机制来解决问题）才会更具有造血功能，才能维持一个自我生长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不能只把希望放在对口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群体实施的帮扶措施）上。希望也许就在本地人身上。你会发现真正在当地维系教育持续发展的，主要都是本地人。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在这里当校长、当老师。他守护着这个学校，他了解当地的人，他走在街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会跟他打招呼。这就构成了一个特别和谐和共生共荣、相互守望的场景。这种场景不是简单的某一次改革可以建造起来的。但是却可以因为刚才我说的这种魔幻现状，让这种生态打破。
提供两个例子，作为本地人办教育，把希望放在本地人身上，他们会想出什么样的妙招来？
- 河北易县大龙华中心小学：校长童荣喜（Tong Rongxi: 河北易县大龙华中心小学校长）想方设法从有限资金中节省钱，让学校的孩子接受特别好的素质教育（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而非单纯应试的教育理念），接受很好的音体美教育。孩子们三点半放学以后，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社团，其实就是平时所理解的课外班。有足球、手工、美术课外班，还有军乐队。也许它并不是很专业，但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专业了。这意味着孩子们对教育的所有需求在学校里就可以得到全部满足。当然也可以说，因为它是农村，不会受到来自家长的反对。
- 北京海淀上庄中心小学：校长毛向军（Mao Xiangjun: 北京海淀上庄中心小学校长）也是本地人，守护着这个学校，待了30多年。他应该有本事跳槽到城里的好学校，但他不走，说：“我就是上庄人，我就在这好好地教我们的孩子。条件确实艰苦，但是我不觉得苦。”他们学校除了有一般的体育活动以外，他说：“我的学校的孩子尽管也算是农村学生，但是我得让他们见过世面。”所以他也办了滑雪课外班。我当时就想，真够有本事的。在这两个学校里，收钱都不是问题，他们都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没打算逃走，没打算跳槽，在这里好好地跟着孩子们一起过日子。
教育的未来：文理通识与情感关系
县域教育中应该保持和留住的，就应该是这样一些东西。学校要尽可能多地满足教育需求，家长无需补充额外的资源。当家长无需补充资源时，那就是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家长就干好自己的活就行了。
在孩子一生的最高学段，学校应该提供最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and general education: 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综合素养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说，有些人注定是考不上大学的，这个话大家不要骂我，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经常罔顾现实，但是有些人注定考不上大学，他难道就不应该在学校好好被对待吗？如果他一辈子注定了只能高中毕业，那么你高中必须让他文理兼通，让他获得这一生最基本的文理课知识。可是今天我们在忽悠着学生们高中选科，大学却要求大学生模块化、分布式，要进行通识教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在文理通识教育当中，我觉得选科是过早地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这是学校的不负责任。
另外，如果县域教育中不断强调成绩，会恶化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如果只是受了一个高中教育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是在学校当中养育而形成的。家庭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场所，第二个场所就是学校。在这里面最好给他提供很重要的友情，甚至是爱情。因为他从这毕业之后，就是要忙忙碌碌地去谋生，这种情感资源将会支撑他一生。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何为本真的教育（Authentic education: 回归教育本质，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我们强调教育要回到它本来的状态。实际上教育可以做得很简单，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在人跟人之间的相互互动当中完成的。并不只是成绩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当中应该赋予的。我今天讲到的很多都是县域教育当中的现象，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这是我们在推行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忽视的诸多现象。但是教育它不是经济，它也不能完全用经济的逻辑来思考，这里面一定要奉行以本真，就是回到教育本真的这种教育评价观。虽然它不是经济，但是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