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的“基本盘”争议与官方认知偏差

最近，浙江宣传（Zhejiang Propaganda Department: 浙江省的官方宣传机构，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活跃表现和争议性文章著称）再次“翻车”（Backlash/Flop: 指发布的内容或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大量负面评论或批评）。5月13日，其发布了一篇名为《基本盘不该成为被炒粉对象》的文章，在观察者网（Guancha.cn: 中国大陆的一个新闻评论网站，以其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著称，受众被节目称为“意识形态基本盘”）等平台上引起轩然大波，评论区“大翻车”，显示出公众对官方论调的不买账。

我们发现浙江宣传近期非常活跃，这并非偶然。它与圣上登基之前的“前底人马”密切相关，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扮演着“实验田”的角色，被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整活儿”。例如，去年底的“164次史官”事件，以及对网络男女对立的表态，均出自其手。浙江宣传于2022年5月30日上线，笔名“浙江宣”政治信号明显。

在此之前，官方推行“融媒体”（Convergent Media: 指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和技术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策略）战略，曾导致“李鬼丛生”（Imitation Proliferate: 指大量非官方账号冒充官方或具有官方色彩，模糊了官方与非官方的界限）的乱象。国家后来意识到此问题，转而采取“大大方方宣传”的策略，浙江宣传的活跃正是这一转向的体现。

然而，浙江宣传的“敢于亮剑”也伴随着多次“翻车”。除了近期关于“基本盘”（Political Base/Loyalists: 指的是某个政党或政客的固定支持者，无论如何都难以动摇）的文章，此前对“性别对立”问题的表态也未能平息争议。在观察者网评论区，对“基本盘”文章的评论呈现出高度的两极分化。尽管前四条是支持性评论，但随后十条评论却充满了讽刺与不满。例如，有评论提到“上层不应该优待外国人”，以及对山东大学给留学生高额奖学金的批评，这反映出民间对“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现象的普遍怨气。

更具“阴阳怪气”的评论则将“基本盘”与“国家的主人”进行对比，讽刺官方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却又将人民视为“基本盘”的矛盾。评论中还提到“统战价值低，别人都能分块肉，基本盘连口汤也分不到”，直指普通民众在利益分配中的弱势地位。这些评论共同揭示了官方对“基本盘”的认知与实际民意之间存在的巨大偏差。官方认为的“基本盘”，早已因经济下行和分配不公而怨气丛生，甚至出现“脱基本盘”的现象。

中国“基本盘”的多元构成与规模估算

“基本盘”这一词汇并非金融术语，而是一个政治术语，特指某个政党或政客的绝对支持者。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红脖子”是其基本盘，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支持者也是其基本盘。因此，我们认为像陈平、司马南这类“反美式工作，富美式生活”的“大V”，他们的家庭成员身处海外，其对党国的忠诚并非无条件，不属于真正的“基本盘”。

我们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进行细致划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谁在衷心支持和拥护？我们将其定义为“基本派”或“利益基本盘”（Interest-based Loyalists: 因自身利益与体制紧密绑定，从而支持执政党的人群），即那些因拥护中国共产党而获得稳定长期收益的人。

我们粗略估算，中国的“利益基本盘”至少有3亿人。这主要包括：

• 1亿党员：涵盖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 家庭成员：若按1:3的比例计算，约有4亿人直接受益于党国体制。 虽然其中有一部分高层可能成为“两面人”（Two-faced Person: 指在官方语境下，表面拥护实际反对，或言行不一的官员），但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尤其是“考公”（Civil Service Exam: 指中国公民参加政府公务员选拔考试）上岸的年轻人，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度。

其次是“意识形态基本盘”（Ideological Loyalists: 因认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无条件支持的人群），数量也不容小觑：

• 年轻群体：以16-24岁男性为主，是网络上的“小粉红”，活跃于哔哩哔哩和抖音等平台。这部分人群约有4000万人，他们通常尚未步入社会，未曾“挨过铁拳”，因此容易被宏大叙事所吸引。
• 老年群体：65岁以上的城市退休人员，他们受惠于城乡职工医保等制度，生活相对稳定。尽管经历过文革，但退休金绑定使其难以脱离。这部分人群估算在1.2亿左右。

再者是“岁月静好基本盘”（"Peaceful Existence" Loyalists: 指那些生活相对富裕、对政治不甚关心，但在宏大叙事下愿意表达对国家认同的人群）。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但在“公知时代”之后成长，普遍对国家发展持乐观态度，容易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例如，他们会积极转发“93大阅兵”的视频，或对“日本核废水”事件表现出强烈愤慨。这部分人群约有4000万人，主要为“95后”在大厂工作的精英阶层。

综合以上估算，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总数大约在4亿到5亿之间。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群体，其构成既包括体制内的稳定受益者，也包括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大城市中产阶层。

我们同时探讨了“非基本盘”的群体。胡锡进的粉丝，因其“崇洋媚外”和“阶级差异”的论调，被认为是“非基本盘”。此外，“黄汉”（Han Supremacists: 指推崇汉族文化至上，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群）和“文革粉”（Cultural Revolution Enthusiasts: 指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或怀念态度的人群）虽然看似立场极端，但由于他们对现行体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路线不对”，因此也并非真正的“基本盘”。

“灵活就业人员”（Flexible Employment: 指非全日制、临时性或自主创业的就业形式，常被认为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较低）等2.8亿人，则处于摇摆状态，他们最容易受到日常生活困境的影响，表现出“时而爱国，时而怨气”的“薛定谔”特征，不被官方视为可靠的“基本盘”。

在衡量“基本盘”认同度时，消费行为是一个有趣的指标。例如，华为（Huawei: 中国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手机的庞大销量，尤其是Mate 60和Mate 70等高端型号，被认为是“基本盘”的重要体现。许多体制外、县城中的富裕群体也高度认同华为，将其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相比之下，小米（Xiaomi: 中国一家专注于智能手机、智能硬件及IoT平台的高科技公司）因其性价比属性，即便被“反贼”使用，也可能仅是“权宜之计”。

“基本盘”的危机、瓦解与未来展望

当前，中国的“体制外基本盘”正在不断缩小，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下滑。这种缩减体现在“黄汉”、“文革粉”及抖音、观察者网等评论区的“翻车潮”中。官方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并通过给体制内人员涨工资、提高社保医保待遇等方式进行“护盘”。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自2002年以来，其控制能力整体上是增强的。然而，这种增强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和潜在的“物极必反”（Wax and Wane: 指一种力量的增强伴随着另一种力量的减弱）效应。党国维持其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Fiscal-supported Population: 指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各类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导致政府赤字率高企，经济体系日益缓慢，并产生大量的失业和低效问题。这种“增值体系”是反效率的，最终将成为其崩溃的临界点。

我们用“财政翻转点”（Fiscal Turning Point: 指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支撑其支出，尤其无法支付维稳成本和公务员工资的临界点）来描述刀把子没钱、普通工人没钱的问题。这个临界点取决于国家对财政的“汲取”或“掠夺”能力。当财政掠夺达到“涸泽而渔”（Drain the Pond to Catch the Fish: 比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或用尽手段获取资源）的极限时，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虽然强大的国家力量能维持表面稳定，但日渐加剧的不公平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矛盾，最终可能削弱其力量。

节目强调，公众最关心的“小粉红”只是“意识形态基本盘”的一部分，而最大的“基本盘”是那3亿“财政供养人群”。尽管贫富分化和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削弱了“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忠诚度，但对3亿“财政供养人群”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当财政状况恶化到无法支撑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时，不平等将会在体制内爆发，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例如医生和教师讨薪，这将是其面临的真正危机。

“考公”人数和适龄学生比例的拐点，被视为观察中国社会心态和“基本盘”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当人们不再相信“考公”是一条好出路时，预期的改变将预示着体制面临的深层问题。

最后，节目提出一种“瓦解基本盘”的荒诞方法：劝大家辞职，退出体制。这反映了对现有体制的无奈和反讽，也侧面印证了体制内人员的困境与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