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中国人到底爱不爱自由？
这是自由科普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中国人到底爱不爱自由？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自由？有人做过统计，发现“自由”这个词呢，至少有两百个含义。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当书呆子，不是背概念，也不是背定义，而是讲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用简单的大白话说，自由就是把自己当人。那么再进一步问一句：什么是政治自由呢？再用简单的大白话说，政治自由就是让政府把你当人。
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讲自由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政治自由。比如说言论啊、出版啊、集会啊、选举啊等等，有这些方面的自由。看一个国家的人有没有自由呢？有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看政府和人民他是什么关系，或者更简单的说呢，政府和人民谁怕谁？
美国人呢，很早就悟出这个道理。有个在美国流传很广的说法，简明易懂的总结出了这个道理。他是这样说的：“Where the people fear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tyranny. Where the government fears the people, there is liberty.”人民害怕政府的地方就有暴政，政府害怕人民的地方就有自由。
在中国，人民怕不怕政府呢？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肯定都知道中国人有多怕政府。中国人缺少自由，这是个简单的事实，不是个理论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有些理论家说中国人缺少自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爱自由。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来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当时曾经流传另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不爱钱，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现在知道呢，那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在毛时代呢，中国人没有钱，不是因为不爱钱，而是因为政府不允许中国人赚钱。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自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
在中文世界讲自由呢，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就是翻译家严复。在现代中国，自由观念能传播开来，离不开严复的翻译和提倡。严复翻译了好几本在当时引起轰动的著作，像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还有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其中呢，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书标题就是《On Liberty》，论自由。穆勒呢，就是John Mill，现在翻译成约翰·密尔。当时呢，严复是把它翻译成穆勒。
严复是在1903年把John Mill的《On Liberty》，就是《论自由》，翻译成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呢，严复把书名改了，本来是《论自由》，严复改成《群己权界论》，就是论述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权利界限。严复改的这个书名呢，可以说是画龙点睛。
严复为《群己权界论》写了一个译序，在这个序言当中呢，严复讲了“自由”这个词的意思和在中文中的演变。他说呢，中文的“自由”本来是个中性词，就是不为外物拘牵的意思，“拘”是拘留的“拘”，“牵”是牵挂的“牵”。但是后来“自由”这个词呢，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有放荡恣肆、无忌惮、放肆、隐逸、不法、无礼等这样一些意思全都出来了。显然呢，这些意思都是贬义的。严复感叹说呢，这么一来，好像一个人一旦有了自由，他就会干坏事儿。严复要通过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呢，来以正视听。在序言中呢，他反复强调，人要干好事儿呢，他必须得先有自由才行。
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呢，距今已经有一百二十二年。他描述当时的情况呢，说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的读书人开始谈论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但是呢，中国人分成了两派，分别朝两个极端走。一是守旧派，严复说呢，守旧派是“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就是说呢，守旧派恐惧自由，把自由当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这是守旧派。跟守旧派相反的，但是同样走极端的是革新派。严复说呢，革新派的自由是恣肆泛滥，当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革新派理解的自由呢，就是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严复认为这种理解呢，是不得要领。
在当代中文世界呢，不少人仍然是把自由当成一个贬义词，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把它当成一个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虽然中国政府在教育中歪曲自由的本意，在政治上打压个人自由，但是呢，毕竟中国的民智比一百二十多年前呢，要开化了很多。跟严复的时代相比呢，把自由当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人，毕竟是少了很多。更多的呢，是恣肆泛滥、望文生义、不得要领的人。
今天我们能从严复那里学到什么呢？至少有一点，就是他的现实感。他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或拿概念去生搬硬套现实，而是先看清楚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呢，严复看到，在中国跟在英美国家同样是争自由，但人们抗争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用严复的原话来说，就是“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由；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由；乃至立宪民主，所与争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翻译成白话文以后呢，很好懂。他是说呢，在贵族统治的国家，人们当然是向贵族争自由；在专制独裁国家，人们当然是向专制独裁者争自由；在美国等立宪民主国家争自由，借用严复的话来说呢，就是向社会、向国群、向流俗争自由。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争自由是向谁争？在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的年代呢，中国还有皇帝，中国人争自由呢，当然是向皇帝争。现在中国没了皇帝，但严复讲的专制之治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个名堂。人们争取自由呢，当然是要向专制独裁者争。这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呢，用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硬套美国的现实，或用对美国政治的理解硬套中国的现实，都会造成认知错位。
中文世界流传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不爱自由，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它经不住细究。其实也不用揪得太细，你只是用八百年前英国大宪章中的办法，就是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讲自由，而是看看具体的自由。在英国大宪章中呢，讲自由都是用的复数，指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概念。比如说呢，人身自由，它很具体，就是国王不能随便抓人。再具体一下呢，就是抓了人要及时带到法庭上讲清楚依据的法律是什么，如果依据不足，会被法庭勒令放人。这就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人身保护令，这是很具体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尤其是跟当时贵族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必须讲具体自由的传统呢，在英国一直保持下来。17世纪呢，英国议会的权力大了，专门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案》，就是《Habeas Corpus Act of 1679》。美国建国的时候呢，也是把人身保护令专门写进了宪法，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第九款。这是一种具体的自由，在法律上是可以操作的，法院呢也是可以解释、可以执行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是抽象的概念呢，那么你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但是呢，如果它具体化之后，它变成了一条法律，可以操作。如果谁违反了这条法律，人们就可以去追究。这样呢，法院呢就可以做出审理，可以做出判决。这是具体的自由，也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操作、可以执行的自由。
抛开抽象的自由观念，这么具体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少有正常的中国人不喜欢具体的自由。好比说人身自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即使没有念过多少书的，没有受过多少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他不懂自由观念，不懂liberty，不懂freedom，不懂英国大宪章，也不懂美国宪法，但是呢，他也不会喜欢随随便便就被政府抓起来，随随便便就失去人身自由。他只不过呢，就是在历史上，中国人不知道通过什么具体的法律工具和法律渠道来保障自己不被政府随便拘押的这样的一种自由，你也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权利。用现代语言来讲呢，就是在历史上，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因为没有法律渠道，也没有法律手段，并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而是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中国人过去没有，但是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自由，就是婚恋自由，包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在严复的时代，就是一百多年以前呢，中国人婚恋的普遍方式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呢，被当时的大部分人是当成洪水猛兽。现在的中国社会呢，已经不再接受包办婚姻，自由婚恋成了主流。反对自由婚恋的人呢，他反倒成了少数。
从自由婚恋的情况来看呢，也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自由，只是跟政治相关的自由表达受到粗暴的打压和限制。但在离政治比较远的事情上，好比说婚恋，自由观念它是深入人心的。相比严复时代呢，中国人的婚恋自由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严复本人呢，他十三岁的时候就结婚了，是父母包办。他父母呢，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他父母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但是呢，他们给十三岁的儿子包办结婚。现在的中国呢，你肯定不会再有知识分子给自家十三岁的儿子包办婚姻的。你从这件事情上呢，你也可以看出来，在婚恋自由方面呢，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是相当大的。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自由在中国都是进步。婚恋自由是巨大的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些自由呢，却是退步，甚至巨大的退步。比严复时代退步最大的呢，是跟政治相关的自由，比如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中国政府一直打压，但是一直打压不住。他不让人讲话，但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把话讲出来，甚至发明了各种暗语、隐语和中国特色的网络语言。这从反面说明了呢，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自由。只要人心还没有死灭，人就有说话表达的冲动，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
言论自由的道理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再引用一段严复的话，他是这样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时的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弃，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这是严复的原话。这里值得说一句，就是严复翻译西方名著用的都是文言文，写译序呢也是用文言文。但他在讲到言论自由的时候呢，突然开始说大白话，就是说平时的说实话、求真理，这就是言论自由。很多年前呢，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有看黑白电影突然变成彩色画面的感觉，眼前一下就明亮起来了。这可能呢，也是严复有意要达到的一种修辞效果。
自从言论自由这种说法传到中国呢，不只是被权力打压，而且呢，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抵制。他们说呢，中国没有讲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这种西方传来的东西呢，不适合国情。严复专门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举了几个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像李贽、像韩愈、像王安石等等，用这几个人物的言行呢，来说明中国历史并不缺乏崇尚言论自由的传统。严复也举了朱熹的例子，他很欣赏朱熹的一句名言。朱熹说呢：“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说半截，藏着半截。”严复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呢，经常引用朱熹“开口见心”这种说法。
严复身处清末民初，言论大环境呢还算宽松。这半个多世纪呢，中国之所以缺少言论自由，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爱自由，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而是政府用权力强行禁锢言论的结果。这种禁锢言论自由的制度来自苏俄。虽然中国传统呢，中国历史上呢，也有文字狱，也有对言论的打压，但是呢，比起来自苏俄的这种野蛮制度呢，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从中国人对具体自由的态度来看呢，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人身自由，他不愿被政府随意拘禁。中国人也跟外国人一样喜欢自由恋爱，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喜欢自己决定结婚或不结婚。中国人跟外国人一样爱言论自由，为了抵抗言论打压，他们甚至发明各种各样的网络暗语、网络代称，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翻墙看外网，发表自己的言论。你说他们不爱言论自由，这些行为怎么可能呢？
说到底呢，爱自由深深植根于人性。专制权力呢，你无法彻底驯化人性的，你可以打压人性，可以扭曲人性，但是你不可能彻底驯化人性。不管老师怎么从小就训话学生服从，也不管家长怎么从小就训话孩子听话，看到皇帝没穿衣服，他们还是会说出来。等他们成长到青少年，看到喜欢的人还是喜欢，自由选择在一起生活，他们还是不愿被家长包办。
爱自由呢，也可以说是受现代文明耳濡目染形成的一种第二本能。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们不是几百年以前的古人，我们都受过现代的教育。虽然墙内的很多教育呢，它是扭曲的，但是呢，它毕竟是有现代教育的底色。与其说中国人不爱自由，不如说是因为在跟政治相关的自由方面被长期禁锢，中国人爱自由的天性无法全面得到伸张而已。
在一个自由受到打压的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引用Henry Thoreau的一句话，他说呢：“Disobedience is the true foundation of liberty. The obedient must be slaves.”在无端专横的国度呢，不服从是自由的真正基础，服从的人必定是奴隶。
这是自由科普的第一讲。在第二讲中呢，我们将梳理自由思想的前生今世、来龙去脉，也可以看作是第一讲的晋级。
在中文世界呢，自由是个经常被滥用的词。在英文世界呢，自由是个每天都被滥用的高频词。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吃喝拉撒、上学、工作到政治、法律，都离不开自由。这么重要的一个词呢，在日常语言中却混乱无比。用词混乱呢，导致思维混乱，思维混乱导致行为混乱，也导致很多人去追求自由，却成为被奴役、被操纵的对象。要避免那种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呢，就要保持头脑清楚。要头脑清楚呢，第一步就是要为自由正名。正是正确的正，名是名词的名。孔子有句话，他说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理解了自由的含义，头脑清楚了，在讲自由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听别人讲自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人是混球，哪些人是骗子。
这个系列讲座的定位呢，是属于人文社科知识科普。只要有高中毕业的水平，平均线以上的理解力，至少能听明白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每听完一集呢，如果听众有问题，你可以在留言区提问；如果有想法，也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如果什么地方讲错了，也欢迎听众在留言区指正。我不是百科全书学者，我连学者都不是，我只是个搬运工，把知识和智慧搬运到中文世界，方便想学习的人学习。
第二讲：自由思想的源流与具体自由
在听讲之前呢，我们先嘱咐一句：学习不是为了记住知识。现在最便宜的硬盘也比人脑的记忆好。学习是为了让头脑清楚，是为了提高自己，是为了改变自己，不让自己做各种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意识形态骗子的受害者。这是这个系列讲座的初衷。
自由一直是美国政治中左右两大阵营——进步派与保守派、民主党跟共和党——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共和党的党章说呢，共和党是个自由的党，The Party of Liberty。它的全国委员会呢，在回顾本党历史的时候说，共和党一向坚持自由。这是共和党。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呢，民主党直接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天的主题确定为“为我们的自由而战”，A Fight for Our Freedom。同时呢，他们的候选人，在集会的时候，把有些集会直接命名为“自由集会”，Freedom Rally。两个党呢，都是打自由的旗号。
自由是美国政治法律中的一个高频词，但同样是一个词，都叫自由，都叫Liberty，都叫Freedom，但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呢，意思却是不完全一样的。这种现象呢，不是今天的政治才有，而是历史上呢，一直是争来争去。针对这种现象呢，林肯总统曾经说：“我们都宣称自由，但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说的意思都不一样。”
在自由问题上呢，有位经常被引用的英国政治哲学家，他叫Isaiah Berlin，以赛亚·柏林。以赛亚·柏林呢，他曾经研究过自由在历史上的含义。他说：“自由这个词呢，在历史上至少有两百个含义。”
现代汉语中的“自由”呢，是从英文的“Liberty”和“Freedom”翻译过来的。在现代英文的政治和法律文献中呢，“Liberty”和“Freedom”这两个词大致是通用的。比如说，美国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其中的条文呢，既用“Liberty”，也用“Free”或“Freedom”。有些学者呢，想把这两个词做进一步的细分。比如，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美国政治哲学家Ronald Dworkin，罗纳德·德沃金，他就想把“Liberty”和“Freedom”在哲学上、在含义上做进一步的细分。但类似的细分呢，只是局限于一些特定的学术小圈子，还有一些民间小圈子。这种细分呢，没有改变英文的习惯。美国法院在判决书中呢，也经常是把这两个词混用。
在第一讲中呢，我们讲到严复。严复是最早把John Mill的《On Liberty》翻译成中文。他翻译的时候呢，把书名改成《群己权界论》。在那个翻译当中呢，严复是把“Liberty”译成“自由”。严复曾经在那本书的译序当中说：“Liberty是自由之称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Liberty”是自由的高大上说法，跟常用的“Freedom”是同义，就是无挂碍的意思。挂是挂起来的那个挂，碍是妨碍的碍。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呢，严复还专门列举了自由的几个反义词，像奴役（Slavery），像臣服（Subjection），像束缚（Bondage），像必然（Necessity）等等。他还举了一个人身自由的例子，说人被囚居，英语说“to lose his liberty”失其自由，就是说你把人抓起来呢，这个人就失去了自由。严复的这个译法就是把“Liberty”和“Freedom”都译成自由，在中文当中呢，是沿用至今。
普通美国人在日常语言中呢，也经常使用“自由”这个词，就是“Free”或者“Freedom”。从他们的说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间对“自由”这个词的理解。我们举个案例，就是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的“Loving v. Virginia”案，拉温诉弗吉尼亚州案。在那个案子中呢，女主人是一位黑人，她生活在弗吉尼亚州，她跟一位白人青年相爱，两个人跑到首都华盛顿结婚，然后返回弗吉尼亚州的家乡居住。但是呢，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是禁止跨种族婚恋，最高呢可以判五年徒刑。这是一对很普通的美国人，夫妻双方呢文化水平都不太高。女主人呢是高中辍学。在最高法院判决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弗吉尼亚法律违反宪法以后呢，两个人可以合法的生活在一起。这时候呢，记者去问女主人感觉怎么样？她说呢：“我觉得自由了，那曾经是个沉重的负担。”法律禁止跨种族结婚，她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她觉得这种不自由呢是人生的一个沉重负担。法院依据宪法为她主持公道，为她移除了这个负担，她感觉获得了自由。这是普通人对自由的理解。
三年前呢，也就是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Dobbs”案，废除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那个判决呢，成为这几十年以来最具争议性的判决之一。其中呢，争论最大的关键词就是“自由”。宣判后呢，很多评论说，最高法院剥夺了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判决中呢，判决书加赞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自由”这个词总共出现了一百四十八次，其中呢，一百零四次用的是“Liberty”，四十四次用的是“Free”或“Freedom”。
但是“Liberty”和“Freedom”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法院说呢，如果单纯从“自由”这个词本身，你是找不到线索的，要到历史和传统当中去找线索。那么要到什么历史、什么传统中去找线索呢？美国法院追溯自由的含义呢，一般会诉诸两段历史和传统。一段是英国的历史和传统，主要包括《英格兰大宪章》、1689年《英格兰权利法案》，还有《英格兰普通法》。第二段呢是美国自己的传统，主要是《独立宣言》和宪法。这两段历史和传统呢是一脉相承的。
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呢是用拉丁文写的，全名是《Magna Carta Libertatum》，翻译成英文呢就是《Great Charter of Liberties》，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大宪章》，简称就是《大宪章》。在《大宪章》现有的英文译本当中呢，“自由”这个词出现了三十次。值得注意的是呢，“Liberties”都是用复数，不是指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是指的具体的自由。比方说，臣民不能被国王随便抓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人身自由。
从《大宪章》这个文献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由”就是“Liberty”这个词的来源，它来自拉丁文“Libertas”。“Libertas”是单数，复数呢就是“Libertates”。在拉丁文中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传统。大家知道，古罗马是奴隶制，有罗马公民，也有奴隶。不过呢，在古罗马呢，奴隶并不是一朝为奴就终生为奴，一些天生的奴隶呢，经过学习，获得很好的教育，掌握了很高的技能呢，经过他们主人的同意，就能获得自由，成为自由人。这种自由人呢，就叫“Libertini”。
这种曾经做过奴隶的自由人，可以经商、做官、当医生、做学问，从事大部分罗马公民可以从事的工作。他们当中呢，出现过不少的富豪啊、名医啊、著名学者、著名作家等等。像至今仍然深受英语世界读者喜爱的有位斯多亚哲学家叫Epictetus，爱比克泰德。他出生的时候是奴隶，但是他成年以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了自由人，就是“Libertini”。有人根据他的语录翻译编辑成了一本书，《The Art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在今天呢，这本书仍然是英语世界的畅销书。
在古罗马呢，奴隶一旦获得自由，成为自由人，成为罗马公民，他们后代的个人发展呢，可以说是无上限的，甚至可以当皇帝。罗马皇帝Pertinax，他的父亲就是个“Libertini”，就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按照罗马法律呢，奴隶不是人，而是物品，它属于主人的财物。奴隶一旦获得自由，就成为自由人，在法律上呢，就成为公民“Civitas”。这种自由人呢，在罗马叫做“Libertini”，他的自由人的地位就叫“Libertas”。英格兰《自由大宪章》中的“自由”就是“Liberties”，拉丁文“Libertatum”就是这么来的。
我在第一讲的开头呢，曾经问过一个看似空洞的问题：什么是自由？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当时的答案是用简单的大白话说，自由就是把自己当人。如果再进一步问，什么是政治自由？用简单的大白话说呢，就是让政府把你当人。那段大白话呢，不是随便说的，它的来历就在这里。你如果不是自由人，法律根本不把你当人，而是把你当成一个物品。物品都是有主人的，那个主人可以是奴隶主，可以是皇帝，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总书记，也可以是国家。在法律上呢，做人和做自由人是一回事。
《自由大宪章》呢是一个13世纪的文献。到了17世纪，在1689年《英格兰权利法案》当中，自由仍然是个高频词，而且呢，除了一个地方，在整个权利法案的文本当中呢，仍然都是用复数“Liberties”。他把臣民的各项自由呢，规定的更具体了。美国建国的时候呢，他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在《独立宣言》中呢，他开篇讲了三大不可让渡的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美国宪法呢，他开宗明义说，立宪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使当今人民和子孙后代享有自由的福祉。宪法中的一些条款呢，比如说第一条第九款“人身保护令”（Right of Habeas Corpus），直接来自英国大宪章和普通法的传统。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被称为是“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其中的一些条文、一些用语，直接是取自1689年《英格兰权利法案》。
美国法院说呢，要理解自由，必须追溯历史和传统。法院喜欢追溯的历史和传统呢，就是上面讲的那两段历史和传统。自由和权利呢，它是一体两面。在政治和法律的语境当中呢，你讲自由离不开讲权利。比如说言论自由，其实呢，它就是说的是公民有言论不被政府干涉的权利。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呢，经常把自由和权利相提并论。宪法它不只是保护民众不被政府随意限制人身自由，它也保护民众自由缔结契约、选择谋生方式、学习知识、成家立业、养育子女、信仰宗教、学习母语等等等等的权利和自由。最高法院说呢，这是普通法的伟大传统。关于普通法（Common Law），我们会在以后的科普讲座中呢专门讲，在这里呢，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继续来讲自由的问题。
今天美国人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呢，比如说选举权，它在美国历史上呢是经历过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就是从少数公民享有，逐步扩大到多数公民享有这样一个过程。美国建国的时候呢，他是先让一部分国民，就是白人的有产阶层，在当时呢，主要是有土地的阶层，让他们先自由起来，就是让他们先有选举权。美国经历了内战，又经历了多次的修宪，后来还经历了民权运动，少数族裔和女性呢，逐渐又获得了本来没有的权利，像选举权。这等于是说呢，让更多的国民自由起来了。这也是一个传统上的弱势群体获得平等权利的过程。
美国法院呢，喜欢把平等界定为向上拉平（Level Up），就是本来只是一部分国民享有的权利，那种权利实际上是特权，现在呢，让更多的人享有。国会呢，通过立法或者法院通过判决，把国民中的权利洼地和自由洼地把它填平。
有些理论家呢，把自由跟平等对立起来。在理论上呢，可能有办法让这两个概念针锋相对，但是呢，在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世界并不是那样的。对于很多国民，比如说女性，比如说少数族裔，对于这些传统的弱势群体来讲呢，争取自由的过程跟争取平等的过程，它是同步的。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现象，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比如说女性获得选举权，就是获得选举自由，就是获得了跟男性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一些人可能不知道，美国的黑人男性获得宪法保护的选举权，比美国女性获得宪法保护的选举权早了整整半个世纪。美国宪法明文保护黑人公民的选举权是在1870年，美国宪法明文保护女性公民的选举权是在1920年宪法增加第十九修正案。从这段简单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1870年前的黑人公民来讲，争取选举自由就是争取跟白人平等的权利。那么争取自由和争取平等，它是同一个过程。对于1920年以前的女性公民来讲呢，争取选举自由就是争取跟男性平等的权利。
争自由和争平等也是同一个过程。自由、权利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我们在看现实问题的时候呢，不能没有现实感。一种理论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理论是解释世界的。如果一种理论跟现实对不上号，它肯定不会是现实错了，而是理论有问题，或者是理论的前提有问题，或者是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听人讲自由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跟历史和现实对照一下，看能不能对上号。
卢梭有句话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很多人听到“人生而自由”这句话，可能马上会想到呱呱坠地的婴儿，但这种想象是错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不是指婴儿一生下来就自由，而是说人的原初状态。婴儿生下来没有什么自由，离开母亲根本生存不下去，他谈不上自由。人在原初状态，这是一种哲学假定，它在现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在历史上也不存在，它只是存在于理论世界，是哲学思考或者说建立一种理论，它必须假定的一个前提，它是不可能用经验来验证的。
观念世界它离不开这种假设的前提。你只要有思想，只要有思考，它必须有一个出发点，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没有前提人是无法思考的。只不过呢，人们经常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思考还有个前提，观念世界离不开这种假设的前提。不只是西方思想是这样，中国思想它也是这样。像人们比较熟悉的《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人在原初状态，本性是善的。一些人用经验现实去反驳，举例子说小孩天生下来就会干坏事儿，不需要学，所以呢说“人之初，性本善”是错的。“人之初，性本善”，他说的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说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实，而是一种假定的前提，他是为了从这个前提出发，讲后天教育和学习的道理。
自由的三层含义
人们经常讲的一些词，像自由啊、权利啊等等，至少会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就是上面说的，哲学上进行思考和推论必须有的假设前提。比如说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哲学当中，一般会假定一种原初的状态，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事实上呢，那种原初状态是不存在的，人不可能生活在只有一个人的世外桃源。你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这就需要划一条界限，才能相互都有自由。像John Mill在《On Liberty》就是《论自由》当中，他就探讨这个问题。在前面的两讲中呢，我们专门讲了严复把这本书译成《群己权界论》，我们说那是画龙点睛。了解了自由的这层含义呢，当我们听到有人讲“人生而自由”的时候呢，也知道那是个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的前提，不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一种状态。
自由的第二层含义呢，是指的政治宣言当中的讲的那种自由，是作为一种政治宣誓。有个代表性的文件就是《独立宣言》，他说“人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让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每个读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百个读者可能会找出一百个含义，它没有具体所指，是在表达一种理想，做一种政治承诺，就是要建立一个令人憧憬的、人人享有自由的国家。
自由的第三层含义才是法律上可以操作的、能受到保护的自由。比如说《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说“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在现实世界呢，要保护自由，只是制定法律还不够，还要由法院解释法律、判决案件。《第一修正案》《第五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中说的自由，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把它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上呢？这要由法院说了算。
在美国的政治场合呢，比如说在竞选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候选人讲自由（liberty）也好，freedom也好，他们往往是在政治宣誓的层面上讲自由的。他们在讲到法律和法院的判决的时候呢，往往需要照顾选民的理解力。要照顾选民的理解力呢，必须把问题通俗化。要把问题通俗化呢，你就避免不了把问题简单化。有些候选人呢，他甚至自己也不清楚某项具体的自由法律是怎么讲的，法院是怎么判的。政治跟法律呢，它是两个不同的行当，经常是隔行如隔山。
中文世界呢，不少对自由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可能读过一点政治哲学，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政治哲学中作为假设前提的自由概念，去硬套作为具体法律权利的自由。政客在竞选的时候呢，喜欢慷慨陈词，放开讲自由。有些人呢，也用他们听到的竞选语言去硬套作为具体法律权利的自由，这导致了很多误解，也导致了很多混乱。简单的说呢，就是用我们上面讲的自由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去硬套它的第三层含义，结果就是一地鸡毛。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这些年呢，中文世界流行英国政治哲学家伊萨亚·柏林关于自由的说法。柏林是把自由分成两个概念：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中文世界不少人误以为柏林是在讲两种自由，柏林不是说有两种自由，而是在讲同一个自由的两种说法，或者说同一个自由的两个侧面。所以呢，柏林给他讲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个演讲，还有后来的文章，定的题目是“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ne Liberty, Two Concepts”，而不是“Two Liberties”，不是两个自由，而是一个自由两个自由的概念。
这就像盲人摸象，一个盲人从前面摸，摸到了象的腿，就说象是根柱子；另一个盲人从后面摸，摸到了象的尾巴，就说象是根绳子。虽然两个盲人说的不一样，但都是在说同一头大象。他们不是说有两头大象，一头是作为柱子的大象，另一头是作为绳子的大象。他们更不是说柱子是真大象，绳子是假大象，或者柱子是好大象，绳子是坏大象，那是同一头大象，是两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不同的部位，他们各自说出了大象不同的侧面。
这里需要提一句，就是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是英文中的一种习惯表述，并不是柏林的发明。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小罗斯福总统就是FDR，他讲过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哪四大自由呢？他说有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发表四大自由的演讲呢，是在1941年的一月，里面讲的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都是消极自由，就是“free from”或者“freedom from”。伊萨亚·柏林公开讲消极自由，强调“free from”是在1958年十月。他是不是从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的说法中获得灵感，我们不得而知。但罗斯福总统讲的四大自由中的后两种，显然都是以消极自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free from”这是英语中的一种习惯表达方式，这并不是伊萨亚·柏林讲自由的一项发明。
罗斯福总统讲的四大自由中的前两大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都明确写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所以呢，美国的两党两派对这两个自由没有多少争议，争议发生在后面两个，尤其是第三个，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这一个自由呢，它涉及到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福祉，这就涉及到一系列公共政策问题。比如说，这可能就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消除贫困、收税来办福利。罗斯福新政的很多措施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比如说，政府规范经济、规定最低工资、规定每周的工作时长上限、投资基建，让大量国民脱贫。比如说设立失业救济金、设立退休金制度等等等等。
这些政策虽然得到选民的支持，但经常被保守派所诟病。我们以德克萨斯为例，当时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农村和乡镇，大部分地区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新政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村村通电。因为电力公司在城市呢有利可图，它不需要政府管，就能给家家户户通电。但是农村不一样，在农村和乡镇呢，它比较麻烦，投入很高，用户太少，电力公司赚不到钱。如果政府不干预的话呢，它不可能通电。农村通电以后呢，农民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收入就会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了。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这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它虽然是以消极自由的语式表达出来，但是内涵却是积极自由，就是政府的一种积极干预。
美国公民现在享有的很多权利，比如说女性公民的选举权，比如说跨种族婚恋自由、工作场合禁止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等，在历史上呢，都是通过倡议、抗议、立法、起诉等这种积极自由的方式争取到的。密西根有位很有个性的女州长叫Gretchen Whitmer，用她的话来讲呢，最重要的是“get shit done”，就是要把事干成。要干事呢，就需要主动。立法了、宣判了、执法了，都属于政府干预。只是“free from”，只是免于政府干预，女性公民的选举权、婚恋自由等等都不可能解决。
伊萨亚·柏林把自由分成消极和积极两个概念，并把消极自由跟英美的自由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把积极自由跟前苏联的专制独裁联系起来。这种划分呢，过于简单化了，它经常发生跟现实不符的情况。举个例子，1973年呢，美国最高法院宣判“Roe vs. Wade”，就是那个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在全国范围内呢，它是保护女性的堕胎权。按照柏林的划分，这可以说是女性通过积极自由，就是通过起诉来维护了自己的消极自由，就是支配自己的身体不受政府干预自己身体的自由。但是四十九年以后呢，也就是2022年的六月，美国最高法院在Dobbs案中废除了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这也可以说是反堕胎势力呢，是通过积极自由，就是起诉侵害了女性的消极自由。而反堕胎势力呢，也恰恰是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自由派。现实呢，跟柏林的说法正好相反。
把一个对象分成消极的、积极的、正面的、反面的，这是一种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呢，是学者分析和阐述一些复杂问题时常用的方法。二分法的长处是能把一些复杂的问题讲的比较容易懂，讲的比较清楚。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短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伊萨亚·柏林呢，先把自由的概念分成消极的和积极的，其他的思考呢，都要归到这两个概念下面，问题就出来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当中呢，伊萨亚·柏林是运用概念二分法的高手。像他把自由分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把启蒙运动分成启蒙和反启蒙。通过二分法呢，他能把高深复杂的问题讲得相当清晰。但同时呢，这种简单化的分解呢，也导致了很多误解。尤其是在用理论解释世界的时候，他经常不得不削足适履，裁剪现实，用裁剪现实的办法呢，去符合他的二分法。比如说他用自由概念的二分法来解释现实政治，把消极自由跟英美的自由民主对应起来，把积极自由跟前苏联的独裁专制对应起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一些政治现象，但是呢，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经常是流于牵强附会。
伊萨亚·柏林是位很有智慧的政治哲学家，但他的理论和方法有很明显的瑕疵。我们在读他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二分法的这种局限，切忌用二分法来生搬硬套现实政治，甚至拿他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硬扣美国的政治现实。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再好的东西不能照单全收。这么说呢，并不减损伊萨亚·柏林自由观的价值。我们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大启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自由问题的很独特的角度。从他选取的那个角度讲自由，他比前人讲得更清楚，也让更多的人透过他的视角看问题、看世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有人们喜欢的比喻呢，可以说他是位思想巨人。我们要了解自由，必须学习他的理论和方法。学习的目的呢，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匍匐在巨人的脚下。匍匐在巨人的脚下呢，你只能看到巨人的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才能看到巨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才是学习的意义。
以上是自由科普的第三讲，可以把这一讲呢看作是前两讲的晋级。要听明白这一讲的内容呢，可能需要一点政治哲学和美国法律的知识。记不住这些知识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在上一期开讲前呢，我们嘱咐过一句话：学习不是为了记住知识，而是改变自己。现在最便宜的硬盘也比人脑的记忆好。学习是为了让头脑清楚，是为了提高自己、改变自己，不让自己做各种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意识形态骗子的受害者。这是这个系列讲座的初衷。如果你听过以后呢，头脑比以前清楚了一些，认知比以前有了一点提高，这是最重要的收获。至于那些外国人名字了，还有那些书名了，记住记不住并没那么重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不重要的就是记人名、记书名，这个连小学生都会。在下一讲中呢，我们会专门讲一下美国法院是怎么说自由的，就是那种可以具体操作的自由，跟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由，在法律上是什么说法？
法律如何为自由设限划界
通过前面三期讲座呢，大家可能对自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今天呢，我们讲一下法律如何为自由设限划界。跟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呢，并不是政治哲学中讲的自由观念，也不是政治宣言中的自由理想，而是法律上有具体规定的自由，也就是各种法律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有个说法，他说呢，只是笼统地讲自由会不知所云。法院能管的是有秩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什么是有秩序的自由呢？按照法院的说法，有秩序的自由就是设限，为相互冲突的利益划定边界。在上一次讲座中呢，我们说到美国法院判决的两个充满争议的堕胎案，我们再以那两个堕胎案为例，来说明法律怎么为自由设限，怎么为相互冲突的利益划定边界。具体地说呢，美国宪法禁止政府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公民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不是包括女性的堕胎权呢？在1973年判决的Roe vs. Wade的案中呢，最高法院认为包括，就是宪法保护的自由包括女性的堕胎权。但是呢，到了2022年的Dobbs案，最高法院改了主张，认为呢，宪法保护的自由不包括女性的堕胎权。这等于是呢，最高法院重新划定了自由的边界。在2022年的这个判决中呢，最高法院反复讲有秩序的自由。
不过呢，有秩序的自由不是这届最高法院的发明，而是美国法院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早在1823年，最高法院呢就有类似的主张。在那一年的一个判决当中呢，他说，人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放弃了一部分自然状态的自由，作为获得国家福祉的代价。老实讲，无非是拿那种自由换取了来自法律和正义的好处。那是那个判决书中的原话。到了1923年，就是那个判决以后，又过了一百年，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保障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呢，强调自由人要有秩序的追求幸福，就是orderly pursuit of happiness。到了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呢再度强调，宪法保护的是自由人有秩序的追求幸福必不可少的个人权利。从这些说法来看呢，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是在强调有秩序的自由，这是他解释自由的一个传统。
有秩序的自由这种说法呢，可能比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还要悠久。据说呢，这种说法最早是来自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有位教皇，就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位教皇呢是公认的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有一次呢，就是称赞过乔治华盛顿，说乔治华盛顿主张有秩序的自由，他很赞赏，因为他相信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秩序中的自由。小布什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的司法部长是John Ashcroft，John Ashcroft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呢，法律增进自由，而不是削减自由。这种观念古已有之，乔治华盛顿称之为有秩序的自由。这是John Ashcroft的说法。1920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Benjamin Cardy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美国支持个人自由，他的意思是有秩序的自由，也就是服从法律和共同福祉的自由。
在美国政治中呢，除了少数极端组织，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大讲自由。至少在政治用词上，这是两党两派的共同点。不过呢，就像林肯总统曾经说的那样，人人都讲自由，但意思不一样。两党两派在自由这个词上有共识。如果是用美国最高法院有秩序的自由这种说法来分析呢，可以说美国的两党两派在自由这个词上是有共识的，但在什么叫有秩序上是存在分歧的。也就是说呢，在怎么给自由设限划界上存在分歧。有一些分歧不大，可以调和；有些是重大分歧，很难调和。在竞选的时候呢，为了旗帜鲜明，激发选民的热情，两党两派呢都把难以调和的分歧摆到桌面上，相互指责。
那么在哪些方面政府有权为自由设限？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流行的说法是呢，保守派和共和党是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把政府当作妨碍自由的罪魁祸首，批评进步派和民主党搞大政府，侵犯公民的自由。相反呢，进步派和民主党则是主张扩大政府权力，把政府当作保护自由的机构。这是一种通行的说法。这种说法呢，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同时呢，这种说法呢也是一种传统的刻板印象，并不是在每一个涉及自由的问题上呢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保守派要政府限制堕胎，甚至禁止堕胎，这显然是在增加政府的权力。相反呢，进步派他反对政府限制或者禁止堕胎，这显然是在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历史上和在现实当中呢，保守派倾向于在市场啊、税收啊、福利啊、环保啊、枪支等等的问题上呢，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但是呢，在婚恋啊、在生育啊、在图书审查等等问题上呢，却主张大政府，强化政府的权力。比如说呢，一些州曾经立法禁止避孕，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婚恋，把同性恋入刑，禁止堕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扩大政府的权力。直到1965年呢，美国最高法院才废除了各州禁止避孕的法律。直到1967年呢，最高法院才判决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直到2003年呢，最高法院才废除把同性恋入刑的法律。2003年到现在才二十来年，在这类案件当中呢，执法人员经常是闯进卧室抓人。一些保守派人士呢，好像有很强烈的捉奸冲动。虽然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这样，但这几十年呢，显然一些自己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呢，特别热衷于让政府把国民的卧室管起来。
堕胎权与持枪权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呢，除了经济政策以外，围绕自由争议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堕胎权，第二个是持枪权。
1973年以前呢，各州对堕胎问题有自己的立法，有些州比较宽松，像加州；有些州是严加限制，像德州。在当时的德州呢，如果一位女性怀孕了，不想要孩子，她有三个选择：一是在本地找地下诊所堕胎；二是买张机票去加州，当时达拉斯等德州城市呢有专飞洛杉矶的周末堕胎航班；三是去墨西哥边境的地下诊所。当时呢，在墨西哥堕胎也是非法的，但在墨西哥边境的一些城镇呢，当局对堕胎诊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部分顾客都是德克萨斯去的。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Roe v. Wade案，把宪法保护的隐私权扩展到了堕胎。这事实上呢，是保护了女性的身体自由。堕胎在美国合法化以后呢，墨西哥边境的堕胎产业呢也就没落了，美国境内的地下堕胎诊所呢，当然也就消失了。2022年呢，美国最高法院判决Dobbs案，推翻了Roe v. Wade案对堕胎权的宪法保护。美国很多保守州的女性又失去了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这等于重新为女性的身体自由划界。不幸的是呢，越划越窄了。
跟女性身体自由和堕胎权的情况不同，持枪权或者说持枪自由的法律边界一直在扩展。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Heller案，重新解释宪法第二修正案，把集体持枪权，就是民兵的持枪权，解读为个人持枪权。这样一来呢，普通法中的个人自卫权和持枪自由就成了受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保守派依据第二修正案和这个判决呢，反对各个州立法，也反对联邦政府立法限制个人拥有枪支。但是呢，2022年德州发生了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枪击案，那起案件发生以后呢，全国民情汹涌，国会通过了三十年当中第一个控枪法案，严加限制有暴力前科的人获得枪支，同时呢，也对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购买枪支严加审查。保守派是抨击这项法律呢，侵犯了持枪自由，违反了第二修正案。一些进步派人士呢，则批评这项法律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强调学生安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呢，除了少数极端人士，进步派和民主党并不主张禁枪，保守派和共和党也并不主张取消所有的限枪法律。完全禁枪和完全放任枪支泛滥，在美国都没有民意基础。两党争执的是法律怎么为持枪自由设限划界。
政府在自由中的双重角色
在这里呢，我们澄清一个中文世界模糊不清的概念，就是政府。在美国讲政府呢，不只是指行政机构，政府包括权力的三个分支，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除了联邦政府以外呢，还有各州政府、各州议会和各州法院。在联邦层面和在各州层面呢，这三个权力分立的政府行为都能影响到普通国民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宪法之所以把政府的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制衡，就是通常说的checks and balances，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民的自由。对这一点呢，美国的建国者说得很清楚，政府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既可以侵犯自由，也可以保护自由。有些理论家呢，只强调政府侵犯自由的一面，但忽略了政府保护自由的一面。政府权力太大，会威胁和侵害自由，但这只是政府功能的一个侧面。政府还有保护自由的一面。在现实世界呢，政府形态不同，性质也不同，良莠不齐，有侵犯个人自由的政府，也有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在美国呢，保护自由所仰赖的法律是由政府的立法分支，就是国会所制定的，是由政府的司法分支，就是法院所解释，并对个案作出判决。法院的判决呢，则要依赖政府的行政分支来执行。比如说呢，历史上女性的选举权是国会立法，得到三分之二州的议会的批准，成为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它禁止各个州侵犯女性的选举权。这显然是联邦政府保护了女性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在美国呢，政府和国民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联邦政府，有州政府，州政府下面还有县市政府。在大部分州呢，因为州政府和县市各级行政首脑、检察长、议员、治安官，甚至州内各级法院的法官都是民选产生的，每级政府的政治取向和社会政策倾向都是有所不同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呢，也往往是矛盾重重。一些州政府侵犯个人权利的立法会遭到联邦政府的限制。相反呢，一些联邦政府侵犯个人权利的立法和行为呢，也可能会遭到一些州政府的抵制。美国的国民呢，也是包括不同肤色、不同国家来源、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性别、不同政治诉求的群体。这种政治架构中呢，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府去侵犯所有国民的自由。美国社会传统的弱势群体在争取自由的进程中呢，往往需要求助于行政当局，求助于法院，求助于国会这些政府权力的分支。在州政府侵犯公民权的时候呢，受害人往往要求助于联邦政府，求助于联邦法院，让联邦法院来主持公道。美国宪法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还有第十九修正案，在国会立法的时候呢，都是针对一些州政府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样呢，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些州的法律违反宪法，保护了受害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政府的立法行为，有些是政府的司法行为，有些则是行政当局的行为。这都是政府的不同权力分支在行使权力。那种单纯认为政府侵害个人权利的简单化思路，忽视了政府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自由的功能。而政府的这个功能呢，恰恰为社会弱势人群争取自由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个渠道。
结语：自由与人性
本系列讲座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问什么是自由，当时我们强调说，不要像书呆子一样背答案。自由这个词在历史上有两百多个含义，你记住的再多也背不全。我们关心的是跟我们人生相关的自由。用简单的大白话说呢，自由就是把自己当人。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自由的限制最大的是政治，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问，什么是政治自由？用简单的大白话说呢，政治自由就是让政府把你当人，国民把自己当人，同时也让政府把国民当人，法律保障国民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自由。
经过前面四期的讲解，我想你可能对这个回答有了更多的理解。在毛时代呢，中国政府不允许国民挣钱，他的喉舌就宣传说中国人不爱钱，更爱精神追求，更大公无私。但是呢，毛死了以后呢，很快就被现实证明，那全是谎话。中国人爱钱，中国人跟美国人一样爱钱，甚至比美国人更爱钱。毛死后呢，中国获得了十分有限的政治自由，人们充分利用那个有限的窗口，在言论、出版等方面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虽然这十几年中国人的自由受到全方位打压，那个自由的窗口越来越小，但中国人呢，仍然表现出追求自由的韧性。各种声音在网上了，在民间了，仍然在顽强地求生存，一有机会还是能爆发出来。着眼于现实，说中国人不爱自由，跟说中国人不爱钱一样荒唐。它是一种政治舆论诈骗。当年呢，中国人没有钱，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爱钱，而是因为政府不允许中国人挣钱。当今呢，中国人没有自由，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爱自由，而是因为政府不允许中国人有自由。这是自由问题在中国的症结。各种威胁、各种打压，跟世界互联网隔绝的防火墙，等等等等，这些手段呢，都是指向那同一个症结。
有位我特别喜欢的哲学家歌手，名叫Leonard Cohen，他有首歌，歌名就叫颂歌（anthem），其中有一句：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任何东西都有裂缝，光就是这么进来的。几代人有形无形的墙，把现代文明的光挡在外面。很多人习惯了黑暗，但视觉还不至于退化到失明。光透过缝隙照进来，就有希望唤醒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毕竟，追求自由是我们人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