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壁垒显现：新能源车出海的隐形防线

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当前许多人非常关心的、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出海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的问题。在过去这几年里，以比亚迪（BYD: 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新能源车企，在国内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内需出现萎缩以及整体销量下滑的窘境之下，开始采取疯狂卷价格、以海外倾销为主的扩张模式。这些车企试图通过积极扩大出口来应对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各种增长困境。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策略在前期确实取得了相当显眼的成绩，特别是在欧洲市场以及一些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中。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非常直观的数据来看一下中国电车在欧洲的迅猛势头。以欧盟市场为例，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欧洲纯电动汽车总销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仅仅是极其微小的2.9%。然而，仅仅过了数年，到了今年前五个月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品牌在西欧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就已经一路飙升到了惊人的14.2%。这个数字相比于2025年同期，再次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如果把欧洲、英国、瑞士和挪威这几个主要欧洲经济体合计在一起，它们已经占到了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量的42%左右。这表明欧盟地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动汽车出海的第一大核心支柱市场。

面对如此高歌猛进的增长势头，很多国内的观察家和网民开始抱持极其乐观的态度，甚至认为在强大的中国电车低价格优势面前，全世界的传统老牌车企在未来的竞争中都注定会被打得丢盔弃甲、毫无招架之力。然而，正当大家沉浸在电车强国的宏大叙事中时，上个月传出的一则相关行业新闻，却给中国新能源车的前进之路泼了一盆冷水，也给整个出海前景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在今年的7月27日，新浪财经发布了一篇引发行业广泛关注的专题文章，标题直接写道：《欧盟电池护照（EU Battery Passport: 欧盟针对电池全生命周期实施的一套数字化监管机制）上线倒计时，中企准备好了吗？》。对于许多不了解这一政策背景的朋友，我们这里有必要先详细补充一下相关的背景知识。在2023年，欧盟通过了全新的《电池与废电池法规》，这一新规要求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电动汽车企业，必须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步建立起一套极其严密的碳排放算法。这套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每一块进入欧盟市场的电动车电池都拥有一份专属的数字档案，而这份档案也就是所谓的电池护照。

用更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到了规定期限之后，任何一块想要在欧洲市场销售的电池，都必须在外观上附带一个专属的二维码。监管机构、维修商、回收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只要用设备一扫，就能查到这块电池的所有底细。这其中包括：这块电池的监管机构是哪家、维修商是谁、回收企业是哪家、其详细的生产信息是什么；电池内部使用了什么材料，里面的锂、钴、镍等关键金属原料来自世界的哪一个矿区、是由哪家公司进行提炼和加工的；在整个电池制造的过程中到底消耗了多少能源、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以及电池当前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否还能继续作为储能电池使用，直至最后应该如何进行安全拆解和环保回收。

而今年的7月20日，恰恰正是这套电池护照系统正式进入实际运行和对接阶段的日子。距离2027年2月18日系统全面强制实施，满打满算已经只剩下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了。这个重磅消息一经公布，墙内的中文媒体和各大自媒体平台立刻众口一词，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舆论导向。其画风清一色都是在抱怨和指责，认为欧洲人玩不起了，他们因为害怕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所以才使出这种卑鄙的阴招来故意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与优秀的民族企业。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舆论论点和叙事逻辑，在之前美国和欧盟共同推动《反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时候就已经大面积出现过了，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毫无新意。当时墙内媒体的主流宣传口径也是极其类似的：他们宣称洋人根本不是真心关心中国劳动者的人权，他们之所以打出所谓的“人权牌”，无非就是为了寻找借口来打压中国制造的蓬勃发展。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工人能够吃苦耐劳、自愿加班，害怕这种高效的生产模式比他们自己本国的工厂更有成本优势。总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总能归结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那一套受害者叙事中去。如今，面对电池护照和欧盟的一系列环保新规，简中舆论只是换了一个赛道，继续套用相同的逻辑进行叙事。

那么，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理性地问一句：这一次欧盟出台的电池护照和相关环保法规，到底在要求一些什么？这些高标准的环保要求，从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究竟合不合理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深入聊一聊这背后的实质内容。

数字碳账本：拆解电池护照的合规细节

在正式切入核心话题之前，我想先向大家提出一个看似非常简单、但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一辆纯电动汽车开在马路上的时候，它的尾气排放为零，这是否就能够直接证明，这辆车是完全绿色、无污染且环保的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一辆汽车不需要燃烧汽油，仅仅只能证明它在被消费者开上马路的使用阶段，其局部的尾气排放是极其低甚至为零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拉长到一辆车的全生命周期，在它最初的电池生产、零部件制造以及后期的电力生成阶段，依然会产生极其庞大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先来具体看一下电力结构的差异。欧洲的电力网络相对而言比较清洁，近年来风能、太阳能等绿电的占比持续走高。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至今依然高度依赖火力发电的国家来说，电动汽车所消耗的电能，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通过燃烧煤炭转化而来的。如果把煤炭燃烧、长途输电的损耗以及电池转换效率等重重因素全部纳入计算，电动汽车在中国实际运行环境中的环保优势，其实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显著。

早在2021年，著名的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顶尖国家研究机构）便与多位中国学者合作，在环境科学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深度论文。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中国各个省份具体的电力结构、煤电比例以及冬季的气温变化等变量全部输入计算模型，非常严谨地对比了纯电动汽车与传统汽油车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实际碳排放表现。

研究的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纯电动汽车每公里所产生的全链条碳排放呈现出极其巨大的差异，从最低的22克一路飙升到最高的293克不等；相比之下，传统的燃油汽油车，其排放区间则相对稳定在每公里227克到245克之间。

为什么电动汽车这端的排放数据会产生高达十多倍的惊人差距呢？这完全取决于当地的发电方式以及自然气候环境。比如在中国的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七个北方省市，纯电动汽车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实是直接高于传统汽油车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七个北方省份的电力结构中，煤电占比极高，电网非常脏；其次，北方冬季气候寒冷，电动汽车的电池效率在低温环境下出现断崖式下跌，车辆为了维持行驶和车内取暖，耗电量急剧攀升。需要强调的是，这还仅仅只是计算了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将二氧化硫等其他污染物以及电池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污染全部算进来，电动汽车的所谓绿色优势还会被进一步压缩。

在2024年，自然集团（Nature Portfolio）旗下的权威学术期刊《地球与环境通讯》（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 专注于地球与环境科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项更为全面的评估报告。这篇报告将车辆的制造过程、电池的生产、电力的产生、日常行驶以及最终的报废拆解全部纳入核算。最终得出的全国31个省市的平均结果显示：纯电动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实比燃油车低了约11.8%，但在二氧化硫的排放方面，电动车却比燃油车高出了约10%；而在可吸入颗粒物PM2.5的排放方面，电动车更是比燃油车高出了大约20%。

这组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纯电动汽车目前仅仅是在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拥有微弱的优势，但在二氧化硫和PM2.5等对人类身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的污染物排放上，其表现甚至还比不上工艺成熟的传统燃油车。

更何况，以上讨论的还只是发电和行驶过程中的废气排放。电动汽车电池在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潜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要远比这些废气更为严重。电池的生产加工是一个典型的高污染、高耗能工业过程。电池所必须的锂、钴、镍、石墨等核心材料，在矿山开采、冶炼提纯、精细加工以及全球运输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会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伴随着海量工业废水、废渣的排放以及极其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这些环境破坏的治理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电动汽车开在路上没有排气管、不冒黑烟，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它是一种绝对干净、无污染的交通工具。那部分不干净、高污染的过程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隐藏在了普通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隐藏在了煤电厂的烟囱里，隐藏在了金属矿山的尾矿坝中，以及隐藏在了电池制造厂的排污口里。而欧盟这次重磅推出的电池护照新规，其本质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平日里被隐藏起来的、消费者看不见的“环境暗账”，一笔一笔全部算清楚。

从法理和逻辑上来说，欧盟的这一合规要求本身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它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条款。因为不管是中国的比亚迪、宁德时代，还是美国的特斯拉、日本的松下，只要你的电池想要进入欧盟市场销售，就必须一视同仁地遵守这套游戏规则，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既然这是一项面向全球所有企业公平适用的环保新规，那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国内，会激起如此巨大的舆论反弹和抵触情绪呢？这就不得不揭开中国制造长期以来所赖以生存的成本红利真相了。

制度红利套利：环保成本下的不公平竞争

事实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够拥有让西方车企惊叹的超低成本优势，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其实是通过规避、降低或直接忽略环境监管成本而获得的。而且，这绝不仅仅局限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放眼望去，几乎所有的中国制造行业，在过去几十年的野蛮生长中，都深度享受了这种低环保合规成本所带来的巨额制度红利。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跳出汽车行业，来看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基础但又极其关键的建材行业——水泥。很多刚刚来到北美工作或生活的中国人，常常会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家平时见到的普通住宅（House）基本上都是用木头框架建造的，很少看到国内那种普及的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的房子？

这背后除了有抗震、木材资源丰富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水泥在北美的生产和使用成本极高。以2024年的数据为例，在加拿大，常见的波特兰水泥（Portland Cement: 世界上最常用的水泥类型）平均出厂售价大约是每吨230加元。而在2026年3月的中国市场，类似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的散装均价却只有大约每吨373元人民币，折合加元大约只有七十多加币，甚至不到加拿大市场售价的三分之一。

同样是生产一吨水泥，为什么两地的价格会产生如此天差地别？因为水泥工业是一个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的重工业。水泥的制造首先需要将石灰石在大型的高温窑炉中烧制，窑炉温度必须持续维持在一千多摄氏度。这个加热过程不仅需要消耗海量的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还会分两次释放出海量的二氧化碳：一次是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直接排放，另一次则是石灰石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分解反应所产生的物料排放。

在重视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这些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是要被征收高额碳税的。以2026年为例，加拿大的工业碳价（Carbon Price: 为二氧化碳排放所设定的每吨价格）基准已经达到了每吨二氧化碳95加元。而在中国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截至2025年年底的收盘价却仅仅只有每吨74元人民币，折合加元仅大约14加币，并且中国政府还向国内企业发放了大量的免费碳排放额度。

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加拿大企业所面临的碳税合规成本，是中国企业所面临成本的近十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水泥的出厂价格怎么可能不被推高？而中国的水泥出厂价又怎么可能不便宜？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这种碳税标准的巨大差异，并不是联合国的某一个跨国机构强加给各个国家的，而是各国政府基于自身发展理念做出的自主选择。加拿大和欧盟选择推行极高的碳税，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共识认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是第一优先级的任务。他们愿意让本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去承担这个高昂的环保成本，并试图以此来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研发绿色技术，哪怕这会在短期内极大地削弱本国制造业的国际价格竞争力。

相反，中国长期以来实行极低的碳税甚至发放大量免费额度，是因为在决策者的天平上，环境保护并没有那么重要，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提高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做大制造业规模、保住就业和经济增速，才是放在第一位的核心诉求。

不仅如此，除了温室气体排放，水泥在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强烈的噪音、刺鼻的有害废气以及密集的重型卡车运输污染。如果你想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投资新建一座水泥厂，你必须通过极其繁琐和漫长的环保审批程序。你的空气排放必须达到极其苛刻的指标，如何捕集粉尘、如何循环利用废水、如何降噪，都必须拿出成套且造价不菲的技术解决方案。在审批过程中，周边的居民还可能会组织抗议游行，政府必须为此频繁召开公众听证会，各种环保民间组织也会拿着放大镜盯着你，隔三差五就会向监管部门打电话举报任何微小的违规行为。

即便你的工厂费尽周折终于建起来了，在后续的日常运营中，你每年依然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来维护环保设备、运行实时监测系统，并支付高昂的合规管理成本。所有这些花出去的真金白银，最终都会被作为生产成本，分摊到每一吨出厂的水泥价格中。说白了，在这些国家，你制造了一吨污染，你就必须为这一吨污染支付对等的治理成本。

然而，在中国，这些环保审批、社区沟通和长期的合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忽略不计或者被地方政府“特事特办”给抹掉的。只要这是一家能够为地方带来丰厚税收和就业的支柱企业，有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有哪个民间的环保组织敢站出来组织抗议？事实上，别说环保组织了，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果一家大型国营建材企业因为要扩建而强行拆除了你的房屋，你甚至连去企业大门口拉个横幅讨要说法的权利和胆量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加拿大全国一年的水泥总产量只有区区一千三百万吨，而中国仅华润建材（China Resources Cement: 中国大型水泥与建材生产商）这一家公司，一年的水泥产量就能够达到惊人的八千三百三十万吨。因为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必须强制减排，把碳排放和污染硬生生地降下来；而中国企业则在几乎不受监管的环境中，开足马力疯狂生产。

这次欧盟出台的电池护照政策，其背后的逻辑与上述的水泥案例是完全一致的。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允许中国企业继续通过规避环保合规成本、转嫁环境污染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享受不公平的低成本红利，并拿着这种被污染浸染的廉价产品到世界各地进行倾销。

针对这种观点，国内舆论场上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听起来颇具煽动性的反驳：“环保标准都是各个国家自己内部定的。我们中国人自己愿意多烧煤、愿意承受空气变差的代价、甚至愿意承担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后果，只要我们能把产业搞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权选择吗？你加拿大、欧洲自己非要把环保标准定得那么变态高，导致你们自己的工厂成本飙升、在市场上竞争不过，这只能怪你们自己愚蠢和自作自受，凭什么现在反过来用你们的标准来限制和管束中国企业？”

这种说辞乍一听，似乎带有一种朴素的自主权逻辑，很容易让不明就里的普通网民热血沸腾。但是，只要你把这套逻辑放在阳光下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它根本站不住脚。

哥本哈根遗产：碳排放权与发展权的博弈

首先，最根本的事实是，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我们中国人愿意承受污染”这回事。因为中国的各项环保政策、碳税标准以及工业规划的制定，在决策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公开征求过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意见，老百姓根本没有渠道去表达自己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健康。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体系中，做出污染决策、享受产业暴利、并能把子女送到空气清新的西方国家生活的特权阶层，与在本地默默承受雾霾、重金属废水以及癌症高发代价的普通底层老百姓，从来就不是同一拨人。

其次，即便退一步讲，就算全中国的人真的在形式上“一致同意”愿意承受污染，这种选择在国际社会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你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并不会乖乖地停留在中国的国境线之内、由中国人自己完全关起门来承担。大气层是全球流动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是全球性的灾难。不仅如此，中国工业生产产生的化学废水、各种不可降解的塑料垃圾，在很多时候都是被直接排入江河并最终汇入海洋的。你在中国随手扔掉的一个塑料瓶，随着洋流飘流，半年以后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南美洲或者太平洋某座荒岛的沙滩上。请问，这种外溢的生态破坏，中国企业和政府凭什么不需要向全球社会负责？

这就好比一栋住着很多居民的公寓大楼里，有其中一家住户为了自己省钱和图方便，每天都把自己家里的臭水、生活垃圾堆放在公共走廊里。当整栋楼的走廊都被熏得恶臭难闻、邻居们纷纷出来抗议时，这个住户却大言不惭地辩解说：“我不怕臭，我愿意住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们无权干涉我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极其荒谬且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为了一己之私所做出的恶劣行径，其恶果必须由整栋大楼的所有邻居共同来承担。

这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专业名词，叫做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 企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社会而非企业自身承担的成本）。也就是说，一家企业在生产水泥、电池或者炼钢的过程中，不能在账面上只计算购买煤炭、电力、原材料、人工和设备的直接成本，而把对空气的破坏、对河流的毒化、对地下水的污染以及对海洋的污染治理成本完全排除在账本之外。因为这些由于污染而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治理成本，并不会因为你拒绝在出厂价里体现就凭空消失了。它只是被强制转嫁给了别人，比如被转嫁给了某个无辜的北美居民，或者转嫁给了你自己的子孙后代。

更恶劣的是，你不仅转嫁了这些成本，还利用这种通过转嫁成本得来的价格优势，在制造业上获得了某种“虚假的竞争力”，进而对其他老老实实承担环保成本的国家进行疯狂倾销，严重冲击了他国的本土实体经济并导致了大量的失业。这也正是为什么欧盟现在下定决心要搞电池护照、搞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俗称碳关税，旨在对高碳排放进口产品征税）的根本原因。

这些新规从来不是说中国不能发展经济，也不是不准中国企业出口商品，而是向你明确表达：你可以生产，也可以出口，但你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承担起与全球其他企业对等的污染和碳排放成本，大家必须在同一个规则、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商业竞争。

实际上，中欧乃至中美之间关于“谁应该为污染买单、谁拥有排放权利”的争论，早在16年前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极其激烈地发生过一次了。

那是在2009年年底，备受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当时，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代表都在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这个地球的大气层究竟还能承受多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这仅存的、极其有限的碳排放空间，应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分配？

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危险关头，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的减排措施，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排放大国，都必须承担起明确的减排指标。

然而，中国代表团当时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中国方面的核心论点是：你们欧美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毫无节制地烧了无数的煤炭和石油，正是依靠这些高污染的能源，你们才建好了宽阔的公路、盖起了繁华的城市、完成了现代工业化，让国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现在轮到我们中国要搞建设、轮到中国老百姓想过好日子了，你们自己吃饱喝足了，却突然站出来告诉后来人要“关门减排”，这难道不是极其不公平的霸权行为吗？

随后，围绕着哥本哈根会议的这一核心争端，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出镜记者的柴静，在一档专题节目中深度采访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丁仲礼。这档访谈节目，后来成为了简中互联网历史上流传最广、争议也最为巨大的名场面之一。

这次采访之所以至今依然被反复提及，就是因为丁仲礼院士在面对柴静提问时，说出了一句在简中舆论场上被奉为神作的经典质问：“中国人是不是人？”直到今天，在简中世界的各大平台上去搜索这次访谈的切片和评论，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网民都会毫不犹豫地力挺丁仲礼，并将柴静痛骂为“崇洋媚外的公知、西方势力的代言人”。这场对话毫无疑问成为了丁仲礼个人的高光时刻，而柴静则从此被牢牢地钉在了舆论的耻辱柱上。

我当年在知乎平台上针对这个话题曾经写过一个深度回答，试图从理性的逻辑角度提出一些相反的思考，结果这个回答在发布后没多久就被平台迅速删除了。在今天的国内网络生态中，支持丁仲礼、痛骂柴静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对不能被质疑的政治正确。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边倒的舆论奇观，是因为丁仲礼院士的那句质问，极其精准且巧妙地击中了中国大众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一种“集体受迫害妄想症”。也就是把复杂的全球科学与经济学博弈，简单粗暴地简化为：“西方人过去靠污染完成了发家致富，现在看我们中国人要过好日子了，就故意用环保和减排当幌子来卡我们的脖子，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而丁仲礼身上所罩着的中科院院士这一权威学术光环，又给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披上了一件看似科学、严谨的外衣，让无数普通网民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盲目发泄民族主义，而是站在了有理有据的真理一方。

但如果我们拨开这些情绪化的迷雾，回到历史和科学的本源数据中，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历史诡辩拆解：人均正义背后的逻辑漏洞

我们首先需要详细交代一下当年丁仲礼院士说出那段话的具体科学背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隶属于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简称 IPCC，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国际组织）引用了权威科学期刊《Nature》上发表的一项深度研究报告。

该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50年这五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为了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临界点2摄氏度以内（如果超过2度，地球的生态系统将面临不可逆的灾难性崩溃），全球最多只能再向大气中排放大约一万亿吨的二氧化碳。

而截止到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2009年，人类在这短短九年里已经快速排放了大约四分之一的额度，也就是两千五百亿到两千六百亿吨。这意味着，在剩下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全球只剩下大约七千五百亿吨的碳排放空间。算下来，全球每年平均的排放额度仅为182亿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每年182亿吨”这个至关重要的数字，因为我们后面在比对中国今天的实际排放时，还会反复用到它。

为了将全球总排放量控制在这个安全红线之内，IPCC当时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减排路径设计。为了体现公平性，该方案要求历史排放多、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必须率先进行硬性减排：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到40%；到2050年，则需要减少80%到95%。与此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还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方案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套上同样的硬性历史枷锁，允许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适度的排放增长，但要求必须控制增长斜率，不能毫无节制地无限膨胀，最终大家都要逐步实现减排。

客观来看，这套方案对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其实已经给予了相当大程度的优待和照顾，并没有一刀切地剥夺中国发展的空间。那么，为什么丁仲礼院士还会表现得如此愤怒和不满呢？因为他并没有采用IPCC基于全球总量控制和未来安全红线的科学算法，而是自己拿出了另外一套基于“历史累计人均”的分配逻辑。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2009年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真实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每个居民平均分摊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根据丁仲礼当时在采访中的说法，中国之前的人均年排放量是1.4吨。但他这里玩了一个小技巧，他说的是纯碳原子的重量。如果要换算成通行的二氧化碳分子重量，需要乘以3.67的系数，换算过来大约是人均5.1吨二氧化碳。

实际上，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时，中国的实际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已经是5.87吨了。而当时美国的人均排放是17.81吨，欧盟27国平均是7.57吨，日本是9.05吨。我们需要注意到，在2009年，全球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是4.55吨。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实际上已经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29%，在世界上绝对不算一个低排放国家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9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却仅仅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44%。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当时每创造一美元的GDP，所需要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9倍！这是一种典型的高能耗、粗放型的落后发展模式。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环保组织希望中国能够提升能源效率、遏制盲目的排放增长，从科学和治理逻辑上来说，是完全无可厚非且理所应当的。

但是，丁仲礼院士在谈判和采访中避而不谈这一高能耗的事实，而是拿出了一套关于历史累计数据的小账。他说，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百零五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国家因为早早完成了工业化，其历史人均累计排放量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基于这个历史累计数据，丁仲礼提出了他的核心论断：既然碳排放权在本质上就是发展权，那么按照IPCC现有的分配方案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们欧美国家在过去排放了那么多二氧化碳，才过上了今天的富裕生活；现在我们中国也要发展，你们凭什么不给中国人分摊对等的历史排放空间？

尽管西方国家在方案中并没有强行要求中国立即绝对减排，只是要求控制增速，但在丁仲礼看来，只要你设定了全球排放总量的红线，就等同于变相把中国的未来排放空间给“锁死”了，这就是在打压中国的发展。于是，他针锋相对地给出了中国版本的解决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划分排放指标？从今往后，我们中国人的人均排放额度要和你们发达国家拿得一样多。或者我们更退一步，从1990年到2050年这六十年里，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额度，只需要达到发达国家同期人均水平的80%就行了。”

紧接着，主持人柴静非常职业地提出了一个非常务实且关键的质疑：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比例来均等分配排放权，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极其庞大，一旦乘以那个基数，中国所分到的碳排放总量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这会让全球温室气体控制的目标彻底破产。

然后，就出现了简中互联网上最著名的那段丁仲礼连珠炮式的质问：“那他会觉得说，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的话，那个基数太大了。那么我就要问你了，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排放指标算账的时候，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在后来的舆论发酵中，许多支持丁仲礼的国内网民将他的这段逻辑总结成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比喻：“这就好比欧美国家的人已经在餐厅里胡吃海喝了几个小时自助餐，肚子都快撑爆了。这时候中国人刚刚拿着空盘子走进餐厅准备吃第一口，结果欧美的人突然站起来宣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立刻停止吃东西，大家一起节食。这凭什么？”

必须承认，丁仲礼院士的这段说辞在情感和民族自尊心上具有极强的煽动性，甚至连许多缺乏科学背景的西方普通民众，在听到这番话时也往往会被其表面的公平性所指引。然而，如果你在大学里稍微接受过基本的逻辑学或政治哲学训练，你就会发现，丁仲礼的这套逻辑实际上充斥着各种概念的偷换与诡辩，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与道德绑架。

首先，欧美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事实完全可以、也应当被用来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我们可以也应该在国际法框架下，要求欧美发达国家承担更大幅度的减排义务，要求他们拿出巨额资金建立气候基金，要求他们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能源技术，以此来补偿他们历史上对地球生态造成的破坏。这些诉求在法理上都是完全说得通的，也是目前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

但是，历史责任在逻辑上绝对不能自动等同于“后来者可以拥有同样污染的权利”。这就好比，假设张三在年轻时曾经抢劫过银行，并且靠着抢来的钱买房置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后来张三被抓捕归案或者老去了，我们社会应该做的是依法惩治张三，要求他退还赃款、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在出狱后去做义工回馈社会。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张三以前成功抢过银行且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李四现在作为年轻人，也必须被赋予去大街上拦路抢劫的权利，而且李四必须抢到和张三一样多的钱才算得上是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

其次，丁仲礼的逻辑刻意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时间和科学认知变量：人类对于温室效应、温室气体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在最近几十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才逐步清晰和明确的。

在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早期，英国的煤炭工人和工厂主在燃烧煤炭的时候，根本没有科学手段能够知道，这些烟囱里冒出来的气体会在此后两百年里逐渐改变大气的物理特性并威胁人类生存。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早期的历史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科学认知局限下的无心之失。

而到了2009年的今天，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如何积累、会带来怎样破坏性的后果，在科学界已经成为铁证如山的共识。在这种明知其危害性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坚持继续加大排放，那就完全属于明知故犯的蓄意破坏了。

这就像一个成年人走在现代城市的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当有环卫工人上去劝阻他时，他不仅不认错，反而极其傲慢地反驳环卫工人说：“你小时候尿床、随地大小便的次数比我多得多，你凭什么现在只说我、限制我？等我把我过去几十年没随地大小便的量都拉回来，我们才算平等！”这种狡辩显然是极其荒谬且可笑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不是那个对社会规范一无所知的婴幼儿。

第三，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真的要按照丁仲礼的要求，彻底清算历史老账，中国也绝对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指标算，而刻意抹去对自己不利的部分。

在地球的碳循环机制中，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无非是两个核心维度：一个是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另一个则是通过地球上的森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来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因此，乱砍滥伐、破坏森林植被，其性质和直接燃烧煤炭排放二氧化碳一样，都是在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巨大破坏。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1950年到1969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发动的多场政治运动中，对国内的森林和植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在极短时间内规模最大且最严重的人为毁灭性破坏，几乎没有之一。

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狂热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为了给成千上万个土法炼钢炉提供木炭燃料，全国上下大约有六千万农民被强行动员上山砍伐树木。仅仅在1958年这一年，中国的木材消耗量就直接飙升到了3657万立方米，比1957年暴增了45%。无数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岭在一夜之间沦为荒山秃岭。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数以亿计的古树和森林当年没有被付之一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每年能够帮助这个地球净化并吸收多少亿吨的二氧化碳？而由于这些森林被彻底毁灭，相当于给地球额外增加了多少碳排放压力？如果要翻旧账，这笔巨大的环境破坏账，又该记在谁的头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大跃进期间砍树造成的碳汇损失一并折算进中国历史累计的负债账本里？如果要讲公平，就必须一碗水端平，不能玩双重标准。

第四，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丁仲礼院士在辩论中一直在利用历史累计数据做挡箭牌，却刻意回避了当下最紧迫的现实：今天，到底谁才是这个地球上排放总量最大、对大气环境造成压力最重、因而必须承担最大现实治理责任的国家？

现实责任归位：逃避不了的全球治理大账

根据全球碳预算（Global Carbon Budget: 跟踪全球碳排放与碳汇的权威科学合作项目）在2025年最新公布的权威统计数据：从1850年到2024年这长达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单看化石燃料燃烧 and 工业生产的累计排放，美国确实占到了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4%，位居世界第一；欧盟27国合计占16%，位居第二；而中国则紧随其后占了15%，位居第三。

是的，从历史累计总量来看，美国确实依然排在中国前面。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当下，看看最近这些年各个国家每年的实际排放总量，中国的表现早已将其他所有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呈现出一种无法直视的绝对碾压之势。

在今天，中国一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仅早已经遥遥领先于全球，而且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年度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不仅在排放绝对总量上如此，甚至在备受争议的人均排放量这一指标上，今天的中国也已经完成了对欧盟、英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全面反超，跃居世界前列。

我们可以对比一组极其鲜明的数据： 如前所述，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是5.87吨，美国是17.81吨，欧盟是7.57吨，日本是9.05吨。在那个时候，中国确实还有底气说自己的人均排放远低于美国，也略低于欧盟和日本，虽然它在当时就已经超出了全球的平均水平。

但是，到了2024年，仅仅过了十五年，各国的排放曲线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在这期间，美国的人均年排放量从17.81吨持续下降到了大约14.2吨，降幅达到20.3%；欧盟的人均排放从7.57吨大幅下降到了5.39吨，降幅达到28.8%；日本的人均排放也从9.05吨下降到了7.77吨，降幅达到14.2%。这表明，这些西方国家虽然历史上排得多，但他们近年来确实在通过产业转型和重税，切实承担起了减排的现实责任。

然而，在这相同的十五年里，中国的人均年排放量不仅没有任何下降，反而从5.87吨一路狂飙到了8.66吨，暴增了48%！今天的中国，其人均碳排放量已经整整比欧盟高出了近六成。

而从排放总量来看，中国在2024年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高达122亿吨。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为了控制全球升温在2度以内、全球每年分配的排放红线吗？全球一年总共只有182亿吨的额度，而中国这一个国家，在2024年就独占了其中的122亿吨——这已经超过了全球总分配额度的三分之二！

在如此严峻和触目的现实数据面前，如果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还要天天揪着两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几个大烟囱不放，还要用所谓的“历史累计人均”来为自己当下的超额排放和粗放式生产进行狡辩，这就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也太缺乏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所应有的担当了。

顺便提一句，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其2024年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下降到了4.53吨，甚至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只有今天中国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英国人已经在用实际行动为他们历史上的排放行为买单了。而今天的中国，在享受着全球最大排放额度、制造了最多温室气体的同时，又承担起自己应尽的现实治理责任了吗？

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丁仲礼院士当年在央视镜头前向中国政府和公众所做出的那项信誓旦旦的承诺，现在看来，是不是显得极其反差和打脸？

丁仲礼当年在节目中说道：“如果是我要对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减排承诺。这个承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将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人均累计水平的80%。不管你发达国家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排20%，而且我向大家保证，中国政府坚决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现实的曲线却无情地戳破了这一承诺。中国的人均排放早已经将欧盟甩在了身后，并且总量还在持续攀升。

针对这一不可辩驳的排放事实，简中舆论和部分中国学者近年来又炮制出了另外一种理论来试图进行自我开脱。他们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做消费端碳责任（Consumption-based Carbon Responsibility: 主张将商品的碳排放责任归属于最终消费该商品的国家）。

他们辩称：中国虽然是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但那是因为中国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生产出来的电池、钢铁、玩具和电子产品，绝大部分都被出口到了欧美国家，是由欧美的消费者买去并使用掉了。因此，这些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虽然物理上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其背后的消费需求源自欧美，因此这笔账应该记在欧美消费者的头上。这就是所谓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然而，这套在经济学和法学上被层层包装的逻辑，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根本立不住脚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一个美国或欧洲的消费者在商场里购买了一块中国制造的电池，他作为最终消费者，确实需要通过支付价格来为自己的消费行为承担一部分市场责任。但是，这块电池在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工厂到底决定采用高污染的煤炭发电，还是清洁的太阳能绿电？在冶炼金属时，企业有没有采用最先进的除尘和污水处理设备？还是为了省钱直接把重金属废水排入附近的农田和河流？所有这些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路线选择、设备投入以及污染治理方式，完全是由中国企业自身以及中国政府的监管力度所唯一决定的。欧美的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合规权力去插手中国工厂内部的生产管理。

这就像一个顾客去餐馆里点了一盘炒菜，顾客的消费行为确实在客观上促使餐馆厨房排出了油烟。但是，城市消防和环保部门在查处油烟污染时，绝对不可能满大街去寻找那个点菜的顾客、指责他造成了环境污染，而只会也只能去查处这家餐馆的后厨：你有没有使用违规的劣质燃料？你有没有按照市政法规安装合格的油烟净化器？你的污水在排入市政管网前有没有经过油脂隔离处理？因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客观且永远存在的，但餐馆选择用什么方式去满足这个需求、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产生多少污染，则是餐馆老板自己可以控制且必须承担的合规责任。

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引用的数据所显示的：在2009年时，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产生的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 of 2.9倍；而到了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一数据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全球平均水平的1.9倍！

请注意，这1.9倍的对标基准，并不是美国、加拿大或西欧等服务业高度发达、GDP总量中水分较多的国家，中国无法再用“他们的GDP虚高”或者“购买力平价”等借口来进行辩解。这个平均值对标的是像泰国、马来西亚、土耳其等一大批人均GDP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线、同样拥有大量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在产出相同产值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产生的污染和碳排放，依然比这些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如果有人还要继续辩解说，是因为中国的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制造业占比实在太高，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以轻工业或服务业为主，所以放在一起比GDP碳排放强度对中国不公平。那么，我们索性完全抛开GDP这种宏观经济指标，直接进入具体的实体工业品，对比同一吨产品的碳排放数据。

我们以基础重工业的支柱——钢铁行业为例。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负责收集 and 分析能源信息的官方机构）的统计，在2020年，全球每生产一吨粗钢：中国钢厂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2.07吨；而经合组织（OECD）欧洲成员国钢厂的平均排放量仅为1.1吨。中国钢厂的碳排放强度是欧洲的1.9倍！

如果我们看比粗钢能耗更高的有色金属——铝行业，其数据差距则更加令人震惊。在原铝（电解铝）生产方面，中国每生产一吨原铝，平均要向大气中排放高达11.93吨的二氧化碳，这一数据是欧盟同类企业排放水平的2.9倍！

其余的金属加工件和化工原料也是类似的惨状：对于铝型材，中国企业的吨均排放量是欧盟的3.4倍；对于硝酸生产，中国是欧盟的3.8倍；对于硝酸铵，中国是欧盟的2.9倍。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我们不谈经济产值，仅仅对比生产同样一吨钢、一吨铝、一吨化肥，中国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温室气体和各种污染物，普遍都在欧洲同类工厂的三倍左右。

这种在具体工业产品生产工艺上的巨大环保差距，你还能用西方国家都是虚拟经济、律师费虚高、购买力平价不同来掩盖和解释吗？这显然是彻彻底底的工业技术与环保投入上的落后。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忍不住追问：既然技术是现成的，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把这些多出来的排放和污染降下来呢？

其实，从技术路径上来说，想要把这些污染降下来并不存在什么攻克不了的科学难题。比如炼钢厂可以通过增加废钢回收、改用先进的电弧炉来替代传统的高炉焦炭冶炼；铝厂可以把主要电力来源从污染严重的自备煤电厂切换为清洁的水电或风电；化工厂可以把生产原料从煤炭改用天然气或者清洁的绿氢。至于工厂内部的余热回收利用、废气脱硫脱硝净化、废水的循环利用，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极其成熟且标准化的工业设备可以直接购买和安装。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环保改进和设备升级，都是需要真金白银地花大钱的！企业必须淘汰掉原有的廉价但污染严重的设备，投入巨资改造生产线，花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清洁的绿电，还要源源不断地支付废水废渣的化学治理费用。污染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必然会大幅上升，生产出来的钢材、铝材、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也就再也不可能卖得像以前那样便宜了。

所以，中国制造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推进深度的减排和环保合规，根本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做到，而是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意主动放弃这种通过践踏环境换来的超低成本优势。他们选择了一条最省事、也最自私的道路：将工业生产产生的严重污染和二氧化碳直接转嫁给厂区周边的普通居民、转嫁给周边的邻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大气层，以此来持续维持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谓的价格奇迹与竞争优势。

最后，我们再回到丁仲礼院士那句在简中互联网上被奉为圭臬的、极具煽动性的质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乍一听，这句话似乎充满了正义凛然的光芒，瞬间将提问者放在了维护十三亿人尊严和生存权的道德至高点上：凭什么你美国人可以人均排放十几吨，我们中国人就必须得少排？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就比你们低贱吗？

但是，只要我们用理性的政治哲学逻辑去审视它，就会发现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陷阱：承认不同国家的人在人格和人权上平等，是否就能够直接推导出所有人在物质资源分配和碳排放额度上也必须绝对均等？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对比不同的国家，就在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城市内部，人和人之间的资源分配是绝对均等的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刘强东（中国著名电商企业京东集团的创始人）住着多么豪华的别墅？他的一日三餐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他出门开的是什么级别的豪车？而京东集团旗下的一个普通的基层外卖小哥，他又住着多么局促的地下室？每天吃的是什么廉价的外卖？出门骑的是什么样破旧的电瓶车？

请问，在这个时候，这个基层外卖小哥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闯进刘强东的总裁办公室，指着刘强东的鼻子大喊：“中国人是不是人？你住别墅、开豪车，我却只能住地下室、骑电瓶车。既然我们人格平等，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也要住进你的别墅、开你的豪车，要么你也搬到我的地下室里去住！如果你不同意，就说明你根本没把我当人，你在践踏我的人权！”

如果有人真的在现实中这么做，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个人要么疯了，要么是在无理取闹。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人平等指的是人格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基本人权的平等，这绝对不等于在物质财富和资源占有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放到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议题上，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绝对不等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分到完全一样的碳排放额度，更不等于为了追求这种所谓的额度平等，就必须强行要求发达国家的民众把他们经过几百年科技积累换来的生活水平，生生降低到现在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因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减排的终极目标，是为了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们在进行同样一次出行时排放更少的废气，让工厂在生产同样一吨钢材时产生更少的污染，以此来提升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追求教条的公平，强行要求美国人拆掉他们的现代化医院、关掉冬天的暖气，带着全世界的人一起退化到原始社会当乞丐。

在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做拉平反驳（Leveling Down Objection: 批评平等主义的哲学论点，指出仅靠降低富人水平来消除不平等的荒谬性）。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假设在一个社会中，富人的生活福祉水平是一百，而穷人的福祉水平只有二十。你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字面上的绝对公平，通过暴力的手段把所有富人的财富全部剥夺，将富人的生活水平也强行打压到二十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个社会实现了一百的绝对平等，但那些穷人并没有因为富人变穷而多吃上一口饭、多住进一间温暖的房子，穷人的生活境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相反，整个社会的总体福祉被极大地拉低了。

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 20世纪最重要的伦理学和个人身份理论哲学家之一）就曾经针对这一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变化并没有在实质上帮助到任何一个过得不好的人，而仅仅是让那些原来过得好的人的生活变差了，那么这个变化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变得更加平等了就变成一件好事呢？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平等观。

而且，丁仲礼院士的那个人均分配的逻辑，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逻辑死穴：那就是你这套谁多排了谁就必须补足的无理质问，可以被任何一个国家用来质疑和道德绑架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

比如，中国可以去质问美国：“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美国人均排放比我们多？” 那么，请问那些年人均碳排放只有中国几十分之一、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非洲贫困国家的民众，或者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老百姓，是不是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逻辑和语调去质问中国政府：“印度人、非洲人是不是人？你们中国无论是在历史累计排放上，还是在今天的每年人均和总量排放上，都比我们印度和非洲多得多。既然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你们中国人可以用着空调、开着电车、排放着比我们多几十倍的二氧化碳？我们印度和非洲也必须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把排放量翻几十倍找补回来，直到和中国一样多才算公平！”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效仿丁仲礼院士的这套逻辑，将全球碳排放权变成了一场向下比贱的竞赛，人人都在寻找当前人均排放最高的国家作为借口来要求同等的污染权利，那么请问，全球的环境治理和气候合作还怎么可能推进下去？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恐怕早就在大家的口水战中彻底崩溃了。

说穿了，丁仲礼院士这套被无数网民捧上神坛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自私的搭便车和无赖心态。它的核心意思就是：“减排和环保是你们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发达国家的事情，我作为发展中国家，只管自己排得爽、发展得快就行了。你们不是有责任感、在乎地球的未来吗？那你们就自己去多交碳税、多关闭高污染工厂、多花冤枉钱去治理。我反正没有这个责任感，我就要继续拼命排、拼命生产廉价商品，借此挤垮你们的本土制造业。哪怕最后全球气候真的彻底失控崩盘了，反正有你们欧洲人和北美人顶在前面操心，我怕什么？”

这在经济学上就是典型且受人唾弃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 不承担成本却享受公共资源或他人努力成果的个体或组织）。这种心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把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共识当成可以利用的软肋，而把自己的不负责任和野蛮排污转化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而这种让人遗憾的心态，已经在我们前面列举的客观数据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放眼全球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除了还处于极度贫困落后阶段的印度之外，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不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出现了大幅度暴增的国家。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重新回到今天的主题：欧盟这次正式上线的电池护照政策，到底算不算是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恶意打压和背后捅刀？

客观地来看，这项高标准的环保新规确实会对中国车企的出口造成极其沉重的合规压力，甚至在客观上，我们也不能排除欧盟内部确实存在着保护其本土汽车产业链、防范中国廉价电车冲击的一点私心。但是，我们能因为这项法规客观上保护了欧洲产业，就判定这是一项不正当的贸易壁垒吗？

显然不能。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来做最后的类比： 假设在同一条商业街上开着很多家商店，平时大家都在工商和税务部门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依法纳税、给每一位顾客开具正规发票，因此他们的商品经营成本相对较高。然而，在商铺的一角，有一家店却只接收现金交易，从来不给顾客开发票，通过偷税漏税的手段把商品价格定得比其他店便宜得多，生意也因此一直极其火爆。

现在，为了规范市场秩序，税务部门出台了一项全新的强制规定：要求商业街上的所有商铺都必须安装统一的税控机，每一笔交易都必须在系统里留下数字化记录以备核查。

这项新规定的出台，确实从客观上保护了那些一直老实纳税的守法商店，同时也彻底削弱了那家靠只收现金、偷税漏税来维持低价的商店的竞争力。但请问，那家靠偷税漏税发财的店老板，能不能跑到街上大喊大叫，指责税务部门是在故意刁难他、恶意打压他的优秀企业？

显然不能。因为你之前在商战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超强价格竞争力，本来就是通过钻法律空子、偷逃国家税款这种不正当手段偷来的。现在税务部门出台新规，只不过是戳破了你的灰色红利，让整条街的商业竞争重新回到了公正、合理且透明的阳光之下而已。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夸克说》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欧盟电池护照、碳税或者当年的那场气候辩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问题，非常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送电子邮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