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时代趋势：从个别事件到整体脉络

许多人都在追问，这样的下沉趋势还要持续多少年？在审视现实问题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很多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对历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审视历史不能只看一个一个单独发生的事件，而是要关注不同时段形成的趋势，我们称之为“时代”。理解历史是如此，理解现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更明确地说，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不能只看一个一个单独发生的个别事件，而是要观察同一时段内不同事件共同形成的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大致不离谱的判断。回顾过去十年中国密集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个趋势已经十分清晰。

财富的“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在革命时期将中国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先知先觉（先知先觉: 指那些能预见未来趋势并提前行动的人），第二类是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指那些在趋势已经显现后才逐渐察觉并行动的人），第三类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指那些对时代趋势毫无察觉的人）。在中国，这三类人群的见识和行为方式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近十年，每个人群仍然按照各自的路径发展，当然也会有各自的命运和人生归宿。

先知先觉者早在十年前就预见到了人们今天才看到的趋势。当时，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但一个令人震惊且常被忽视的数字是2014年至2016年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在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高峰，随后两年一路下降，到2016年底已降至3万亿美元，两年间下降了1万亿美元，降幅高达25%。在那两年多时间里，中国的先知先觉们夜以继日地进行财富大搬运，将资产从中国转移到世界各地。现在回看，那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财富大逃亡。

去年，“垃圾事件”（垃圾事件: 指历史进程中一段被认为毫无价值、充满倒退和混乱的时期）的说法开始在中文世界流行，认为中国进入了历史的垃圾事件，结局已然注定，大家能“润”（指移民或离开）就“润”，不能“润”的趁早“躺平”。然而，中国的垃圾事件并非从去年才开始，而是十年前就已经启动。可以说，2016年以后才开始财富搬运的人群，已属于后知后觉，其难度已加倍提高。等到新冠大瘟疫蔓延、野蛮封城时才开始行动的人，则属于“潮水已经退到脚脖子了，低头一看才知道自己一直在裸泳”的境地。称他们为后知后觉，可能已经“太后”了，但他们又并非完全不知不觉。孙中山当年的分类，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粗略，应该进一步细分。

华尔街的乐观与中美关系的转向

直到新冠疫情结束，华尔街（华尔街: 指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一直是美国对未来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行业堡垒，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华尔街从业人员的工作是为自己和客户服务，而非为大众服务。无论他们在媒体上说什么，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自己和客户赚钱。他们在媒体上讲的那些话，如果你原原本本相信，那不是华尔街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

无论真假，华尔街的乐观影响了很多人。人们之所以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克服不利因素持续增长的经验。乐观派显然忘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投资信条：过去的成功并不预示未来的成功。历史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整的过程。芸芸众生，各行各业都跟着辗转腾挪，跟不上的就被淘汰。无论你喜欢与否，生活世界一直都是这样。

近十年，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绝对控制和武断决策主导了一切，制造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四十年之未有。到了2022年，野蛮封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各行各业的私有企业主一片哀嚎。正常人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华尔街能否在那里逆流而上赚大钱？当时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现在可以回头审视。

在没有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资本是追逐利润的，政客也是得过且过。但2008年以后，中美关系就显露出危机的兆头。十年前，中国的决策者正式走上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轨道，中美关系进入危机时段。最近几年，可以说面临着重大危机，现在看不到改善的空间，更糟糕的是，危机升级的可能性比改善的可能性更高。

华尔街有赚钱的能力，但赚钱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尤其是在大国与大国的关系中，从来都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近十年，美国政客和媒体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词——“existential threat”（生死存亡的威胁: 指对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生存构成根本性、致命性挑战）。在政治领域，这是个分量很重的词，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用劳动人民的大白话讲，就是“头号敌人”。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如果审视中国的做法，existential threat的说法就显得非常真实，这恰恰是美国的后知后觉。中国的宣传早就把美国当成头号国际敌人，美国人只是最近十年才把这种宣传当真。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现，以前的研究问题很大，结论是错误的。他们曾以为通过开放交流、友好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就能促进中国民主化，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许多美国政客和中国问题专家从美梦中醒来后，眼前是噩梦一样的现实，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existential threat就成了一个关键词，多少带有点报复性的意味。了解一点政治学术语和欧美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个词在美国语境中意味着什么。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是判断今后至少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词，与谁当总统、哪个党执政没有关系。其他各行各业，包括华尔街，都不得不随波逐流。美国人除了认钱，还有强烈的价值认同，他们把自由、平等、追求幸福作为他们之所以为美国人的认同要素。

美国信条与中国威胁：价值观的冲突

二战以前，许多欧洲人不太理解：强烈的个人主义，加上不同的种族、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漏洞百出的联邦制度，美国似乎具备了分崩离析的完美条件，但它却没有分崩离析。历史上曾发生过惨烈的内战，60多万美国人和一位总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经历了内战，美国这个国家却越来越稳固。

1930年代末，一位瑞典学者龚纳·梅德尔来美国研究社会问题。他发现美国人比欧洲国家的人更强烈地认同一些抽象的价值，例如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梅德尔将这些价值称为美国信条（美国信条: 指美国立国所基于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核心价值观）。他发现不仅有钱人和中产阶级相信这些价值，而且美国的穷人和处于种族隔离中的南方黑人也相信这些价值。这些年，美国不同政治光谱上的各个群体争来吵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美国信条所包含的这些价值，只不过他们对这些价值的理解和解读有所不同。

中国人习惯于从利益的角度、从钱的角度看世界，也从钱的角度来理解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全世界的人都爱钱，美国人也爱钱，但美国的国民心态在这一点上并不像中国人那么极端。美国人除了爱钱以外，还有比很多国家的人更强烈的价值认同。这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正如梅德尔所说，是美国社会的“联合剂”，将美国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贫富悬殊的人群联合成一个国家。

了解美国人的这种国民心态，你才会理解为什么美国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把近十年的中国当成一种existential threat。这不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美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价值方面，中国那种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价值构成巨大的威胁。全球化越紧密，中国越加强控制，普通美国人和美国的政客对这种威胁的感受就会越紧迫。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美国信条，将这个国家粘合在一起。美国人的国民性天然地把那种蛮横武断的野蛮意识形态当成一种威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这样。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大部分时段在控制人民方面有所收敛，国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韬光养晦（韬光养晦: 指隐藏才能，不使外露，以待时机，常用于外交策略）的策略在美国人中获得了普遍的好感。但近十几年做法逆转，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逆转。根据民调机构Pew（Pew Research Center: 美国一家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在2006年（也就是18年前）做的民调，当时有52%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只有29%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但到了2023年，对中国仍然抱有好感的美国人只剩下14%，而对中国没有好感的美国人已经高达83%。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让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常态。但回顾历史，这种经济增长的常态是想象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另一种常态，那个常态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官僚系统当成一架绞肉机，并且把绞肉机的模式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乎社会的所有领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暂时停止了党国系统的绞肉机功能。但近十年，绞肉机重新启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新冠大瘟疫的最后一年，有不少英文媒体开始分析中国经济失去动力的问题。当时是说失去动力，不是说已经停下来。到了今天，显然已经不是失去动力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停滞的问题。

脱钩趋势与经济停滞：中国模式的挑战

与中国所谓existential threat的共识已经形成，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开始对中国实行脱钩政策。美国市场上的许多中低端产品仍然依赖中国市场，美国从政府到民间都还没有意愿短期内付出沉重代价与中国完全脱钩，能得过且过的地方还会得过且过。但脱钩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用“去风险”（去风险: 指在经济和供应链方面减少对特定国家（如中国）的过度依赖，以降低潜在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的说法，这已经是美国明确的政策。不仅美国如此，去风险已经成为整个发达国家阵营的一个共识。

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官方一方面在国际上与美国正面对抗，一方面在国内开动政治绞肉机，同时还要让资本进来挣大钱。正常人会问一句：这幅“美景”是可能的吗？一些中国和美国的专家认为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几十年前，正是因为美国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潜力，才为资本大举进入中国扫清了障碍。

然而，潜力要转化成现实才有意义。这种转化需要技术、市场、资金等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合作为主，满足了这些条件，经济突飞猛进。但近十年，党国系统显然意识到这些条件正在威胁权力的稳固，开始着手大力剿灭那些他们认为是威胁的因素。全面控制，包括恢复官僚系统的绞肉机功能，都是权力对不安全感的一种反应，表现出来的偏执程度比毛（毛: 指毛泽东及其时代）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于这种不断恶化的现实，不少人拿当今的做法与毛时代相比，说是出现了第二次文革，或者用“时毛”的说法，就是“文革2.0版”。尽管它不可能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所有做法，但只要恢复一部分做法，达到全面控制的效果，就足以把经济搞垮。这是中国正在展开的现实。你不需要懂多少经济学，只需要凭借常识，用正常人的常情常理问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体，在政府全面控制、武断决策的条件下，经济能持续发展？答案是一个也没有。当然，一些坐井观天的理论家相信中国永远能创造奇迹。奇迹是在常识以外，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普通人不能靠奇迹生活，不能靠奇迹思考，国家更无法靠奇迹运转。

眼下的中国，影响经济发展的几乎所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都在恶化：不再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不再有相对职业化、不受党棍打压的技术官僚治国；不再有商人阶层的相对安全感和对未来市场的良性预期；不再有大致正常运转的司法系统。这些都不存在了。中国只靠基础设施完善、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管控严厉、人民贪婪，难道经济就能持续发展吗？每个人都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凭常识、凭人的常情常理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如果只是说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这种说法没有意义。做生意的人早就知道中国有潜力。有意义的问题是，现在去中国做生意，除了考虑生意本身的风险，还必须考虑国内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风险。这种非经营性的风险有时更为重要。如果中国社会稍微有点才能、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已经寒蝉，鸦雀无声，只有一群小粉红（小粉红: 指中国年轻一代中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维护政府和国家形象的群体）和老子红（老子红: 指中国老年一代中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维护政府和国家形象的群体，与小粉红对应）在那张牙舞爪，与发达国家叫板，威胁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同时，生意人却能继续创业发大财，民众生活继续蒸蒸日上，经济继续强劲发展——这可能吗？

预期转换与常识稀缺：财富的流失与经济数据的真相

近十年，见识和心智在平均线以上的中国人，大都经历了或快或慢的预期转换，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逐渐变得悲观。期间会有一些小的反复，这种反复在未来几年还会出现，但整个过程的线索相当清楚，线条十分清晰。人们的行为跟着预期变化，不见得形成趋势，这不是人力可以逆转的。你权力再大，控制再紧，也没有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16年前已经及时转换预期并付诸行动的那批先知先觉者，现在不需要再担心财富和人一夜之间被消失了。2016年以后，机会窗口越来越小，不少人贪图眼前小利，财富和人就主动或被动地被“闷”在了墙内。总体而言，国内的教育是一个严格限制常识的过程，加上社会氛围又刺激人性中的贪婪，让很多心智并不低的国人养成一种缺少常识的贪婪性格。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从2013年开始，李嘉诚就大面积出售中国的资产。当时很多人还在中国的房子上押宝下注，那以后的几年，他们甚至还嘲笑李嘉诚错过了后面又一波不动产涨价的机会。如果观察一下当年那个换美元出海的绝佳窗口期，各种人的表现，你可以看到即便在有钱人和专家当中，见识和心智也是天差地别。李嘉诚肯定比他们聪明，比他们有见识，这本来是人的常识，但常识在中国经常是稀缺资源。现在看来，缺少常识的贪婪可能将毁掉这代中国人借改革开放窗口积累的财富。

当年，有些生意人看到一些消息灵通的大户大规模地换美元出海，自己也跟着做。他们并不一定能够预见到今天的状况，但他们知道向谁学习，知道把谁当成榜样。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有那种见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中国不少生意人赚了些快钱，出国游了几趟，就觉得自己看清了世界大势，可以指导美国和欧洲怎么发展。不只是中国的“伟人”才有这种行为方式，到处给世界指明方向，其实中国的各行各业，从部长到小企业主，到街上打零工的群众，很多人都有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为世界指明方向。这种做派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刚刚过去的2024年，中国经济继续在螺旋式滑梯上运行。年前，中文世界流传经济学者高善文的一个演讲，他属于认真的、有现实感的专家。他从就业、物价、房地产等各种数据的对比中证明，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不是官方发布的5%，而是只有2%左右。这印证了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根据高善文的研究，过去三年中国GDP增长被中国统计局高估了10%。如果挤掉水分，中国现在GDP只有117万亿元人民币，而不是中国统计局公布的130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人数比官方公布的要多出4700万人。即便按照中国统计局的“灌水数据”，中国占世界的GDP份额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21年，中国正式宣布“东升西降”（东升西降: 指东方国家（特指中国）崛起，西方国家衰落的趋势判断），当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高达18.3%。202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开始掉头朝下，从18.3%降到17.7%。2023年进一步下降到16.9%。同时，中国与美国的GDP对比从2021年的75%下降到2023年的65%。上面说的降速都是依据中国统计局的“注水数据”。如果按照高善文的分析推算，202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左右，与美国GDP的对比，中国的下降速度更惊人，已经从最高时期的75%下降到58%左右。这种下沉的速度在“红潮”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个趋势大概率还将持续数年。所谓“东升西降”，一出炉就被现实证伪了。

漫长修复期与个人应对之道

高善文还基于各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情况，做了一个前瞻性的预期。他说，中国经济要恢复正常增长，不得不经历漫长的修复期，可能要等到2030年前后。当然，这是在没有考虑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条件下。如果考虑政治权力决策的武断蛮横因素，可能不是修复期持续几年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持续下沉多少年的问题。

与很多专家不同，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华帝国暮年的一场意外的黄昏恋（黄昏恋: 指老年人之间的恋爱，此处比喻中国改革开放的短暂繁荣）。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已经是明日黄花，丧失了生命力。即便在外来文明的持续冲击下，它也缺少迅速自我更生的能力，国家制度和国民精神世界的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近200年来，每次历史关头，中国的上上下下都在各种可能的路径中选择了最差的一条。只不过在1980年代起，意外地与现代文明世界“恋爱”了一场，也红红火火了一些年头，让自己和外界都误以为又焕发了青春。青春的幻觉昙花一现，转眼就进入了看不到尽头的下沉期。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不是一个人的垃圾事件，而是一代人的垃圾事件。一个普通人，如果无法选择断舍离（断舍离: 指通过舍弃不必要的事物来整理生活和内心，此处引申为放弃执念、做出取舍），能做的无非是不让自己活成垃圾。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顺势而为，坦然做好自己，在不起眼的日常中寻找一些快乐，也是一种值得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