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薪水劳工”与资本积累

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受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如果有一天，你穿越回古代，有人问你：“喂，现代仔好开吗？现代仔，你所谓的现代和这个你眼中的古代世界相比，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他呢？19世纪的时候，许多西方学者试着回答这道难题，其中一个人的答案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力，这个人就是《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答案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浓缩：薪水劳工（Wage Laborer: 出卖劳动力以获取薪资的工人）。对他来说，现代社会最不同的地方是，现代人的人生有比古人高非常多的比例，在免费帮别人工作。而大家之所以不自知，是因为薪水具有一种“鬼遮眼”的效果。马克思认为，这些巨量的没有被给付的劳动，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前所未见的财富集中和资本积累。

马克思的劳动分工与剩余价值

马克思把我们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称为必要劳动（Necessary Labor: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工人为生产自身生活资料价值而耗费的劳动时间）。这是我们用来赚取衣食住行，这些可以让我们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东西的工作时间。当我们赚到这部分的东西或钱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的劳动，照理来说，就可以让我们过上不同于动物的生活。我们可以用这部分的产出来满足比较进阶的需求。比如说，谁能想到有人会花钱买这种反人类的神奇包包呢？

马克思把这第二部分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 Labor: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劳力看成是一个卖给老板的商品，那这个商品的成本就是我们用来生产自己，维持所有衣食住行的花费，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商品的总价值就是我们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全部产出。对我们来说，这个商品的利润则取决于我们的剩余劳动有多少比例被给付。老板买我们这个商品，他当然不能亏本。老板的利润就是老板拿走的我们免费付出的这部分剩余劳动，而我们的利润就是老板愿意付钱的那部分的剩余劳动。

这看起来是个合理的交易，买卖双方都有赚。但马克思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是，在现代社会，或者至少在他生活的19世纪的西欧，普通劳工的薪水始终被压在只够养家糊口的程度。老板只愿意用成本价来买劳力，劳工几乎所有的剩余劳动都没有被给付。另外，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老板们发现人是一种很神奇的生产要素，只要略施手段，就可以让人的生产力大幅增长。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保持薪资不变，但尽可能地延长员工的剩余劳动时间。

举个例子，Academia Sinica（中研院）的学者吴建民发现，中国对底层劳工经常很开心地自愿加班。吴建民做田野的工厂经理甚至告诉他：“你没有逼他加班，他还不高兴。”但吴建民发现，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刻意压制底层劳工的时薪，大量的劳工为了维持生计，就会自愿长时间加班。这些大量的免费的剩余劳动，擦亮了GDP，为外资创造巨量的利润，最后再以租税的形式回到党的手中。

但中国劳工的血汗，其实更牵动着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这就是第二种增加剩余劳动的方法：降低一个人养活自己的成本，缩短一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就增加了他剩余劳动的时间。但降低生活成本谈何容易？难道要逼我三餐变两餐，逼我只能买“爱真实”吗？其实不需要，只要把社畜层层分级，用比较便宜的社畜，帮比较贵的社畜分摊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就好。中国劳工的血汗，是所有先进国家的劳工能够享受廉价民生物资的源头，也是这些国家的老板们能够缩短当地劳工必要劳动时间的最大工程。

挑战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费德里奇的视角

对马克思来说，我们之所以演变成这样的社会，是因为15世纪以来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圈地（Enclosure: 15-19世纪英国将公共土地或开放耕地围起来变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第二是殖民。圈地让绝大多数的欧洲农民失去养活自己的方式，是让他们被迫变成薪水劳工，被迫不断加班来养活自己。殖民掠夺除了带来沾满鲜血的贵金属，更重要的是，殖民让用便宜的奴力养本国的奴隶，这个非常重要的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体制得以成形。这就是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前，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过程）的框架。

今天的主角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带我们重回15到17世纪，这个欧洲封建秩序已经崩溃，但资本主义秩序还没成熟的所谓“过渡期”。费德里奇想让我们看见一个马克思遗漏的历史事件。这件事从内部分化了中世纪晚期昂扬的起义浪潮，促成了比殖民更有效率的“以奴养奴”的体制，它很可能才是当代社畜秩序的第一块拼图：女巫猎杀。

女巫猎杀与人口增长的执念

欧洲女巫猎杀的高峰期发生在1550到1650这100年间。费德里奇综合学界的看法推估，这段期间以女巫之名被迫害致死的女性，大约是10到20万人。17世纪初，欧洲人口大约是7000到7500万，这样看来，十几万的死亡人数似乎并不算多。但费德里奇让我们看见，地狱未必由死亡构成。这场带着宗教色彩的女性镇压，是在欧洲世俗政权的君主大力支持之后，才真正进入狂热高峰。

费德里奇很好奇，当时欧洲的政治精英想从杀女人这件事当中获得什么政治利益。她发现，当时欧洲的君主们共享一个执念：尽可能地增加本国人口。这个理念促使他们由上而下地鼓励猎巫运动。但这很奇怪，这些君主怎么会认为杀戮女性反而能帮助人口成长呢？因为当时欧洲的女性普遍不想生小孩。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者本杰明·Z·克达（Benjamin Z. Kedar）发现，从14世纪后半开始，欧洲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落。当时流行各种生育控制的手段，包含中断性交、堕胎或是杀婴。而这些行为在不久之后，全都会成为女巫最常被指控的巫术。

黑死病后的“黄金时代”与女性的生育选择

欧洲女性不想生小孩，按当时她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1348到1352年的黑死病，让欧洲90%的城市人口消失，接近一半的人口灭绝。但这场瘟疫俨然就像是萨诺斯的启蒙来源，它在之后的一个世纪，组成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后果：普通欧洲人的生活水准大幅提升。人口锐减导致大缺工，城镇工匠的薪资大涨。北欧与德国有50%到60%的农地荒废，这不仅让许多贫农获得耕地，也让农地薪水工的薪资暴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农地日结工，薪水涨了2到3倍。法国北部甚至有教师抱怨，即使开出6倍的高薪，仍然招不到农工。

劳动力短缺，也让女性大量进入劳力市场，男女薪资待遇急速缩减。莱茵河、汉河、多瑙河沿岸的部分地区，薪水农工的待遇已经不分性别。黑死病后，欧洲农民与工匠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当时抱怨：“我们简直分不清谁是领主，谁是农奴了。”农民模仿着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你已经无法从衣着外表判断谁是谁了。

本影呼打认为，当时女性不想生小孩，很可能就是因为生活水准突然大幅提升。在这之前，女性生育通常是为了帮农村家庭增添劳动力，但现在有的地区的日薪甚至能买一头猪，自己就能过得很爽。为什么还要增加劳动力？另外，黑死病重创城市人口。疫情后，大量的农民涌入城镇，其中也包含大量的女性。女人在城市当中担任洗涤工、助产士、纺织工、妓女、酿酒工、乳母，这些都是薪水劳工。在货币经济中，孩子就不再是生产及战力，而是午夜的拖油瓶。

在接下来的一两百年间，欧洲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在城镇中能养活自己的女性，许多人终身未婚，和其他女性一起生活。晚婚的趋势也很明显，15到16世纪，男女婚龄分别达到25和23岁。学者推估，当时15到44岁的育龄女性有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未婚。这些变迁搭配上黑死病后开始广泛流行的杀婴和各种避孕手段，很自然地让人口不再增长。

农民反抗浪潮的瓦解与女性的边缘化

人力短缺，让农民成为劳力市场中拥有议价能力的一方，这是封建领主最不乐见的事情。14世纪末，农民拒绝缴税，拒服劳役，这也是反教会、反封建抗争沸腾的时期。当时乡村农民和城镇工匠经常在武装抗争中合作，其中甚至不少抗争是由女性领导。14世纪的反抗浪潮和之前的农民运动非常不同。这时，欧洲农民的诉求不再是要求领主改善劳动条件，而是要直接推翻他们。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领导者约翰·鲍尔（John Ball）在他的宣言中清晰地表达，他说：“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同以神的形象诞生，为什么农民被当成野兽一样对待？除非社会上不再有贵族与农奴之分，否则英格兰不可能变好。”

但是，欧洲平民的优势位置与反抗气焰持续不到100年，就在15世纪后半从内部开始瓦解。当时欧洲人口略为复苏，城镇中的工匠位置越来越竞争。男性工匠对女性工匠敌意与日俱增，他们巴不得这些女人滚回乡下的传统家庭。15世纪晚期，德意志和法国都出现行会（Guild: 中世纪欧洲手工业者或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成的团体）学徒发起联署，罢工作为威胁，要求市政当局禁止女性从业。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想出一种狠毒的手段，让他们能够收编城市中那些最暴力又反叛的年轻男性工人。15世纪晚期，法兰西的许多城市进入了一种性侵无罪化的可怕状态。年轻的工匠学徒、不加了仆佣，甚至是有钱人家的浪荡子，全都在光天化日下参与其中。受害者几乎都是贫苦无依的女性。这些男人声称这是对富人的报复。城镇中的贵族和执政者，看着这些男人在口头和贫穷的女性身上，发现那些原本可能用来攻击自己和自己的女眷的暴力，他们乐得袖手旁观。

恶魔学著作与女性的妖魔化

这些对女人的敌意，被一本恶魔学（Demonology: 研究恶魔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学问）的著作推上高潮。15世纪后半活字印刷开始在西欧普及，大量的恶魔学著作开始出版，大概每两年就会有一本新书出版，其中就包含在当时非常畅销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这本书开卖后的30年里，就再版了十二刷。这是一本带着学术气息，大量引经据典，但内容却几乎全是奇思怪想的书。两位作者不止在大学任教，还都是教宗直接任命的宗教裁判所的检察官。

葡萄牙大学的托弗·K·艾（Topher K. Ay）是《女巫之锤》主流英译版的译者。他特别强调，在那个还没有科学观念的时代，一个人做的事情算不算巫术，经常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关。比如《女巫之锤》的作者，就说他们所谓的巫术，不包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实践的高级魔法，也就是像哈利波特那种透过魔法书习得的咒语。K·艾说，当时教会罪行化的对象，主要是不识字的底层人民所掌握的一些仪式或技术。他认为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被迫害的女巫，几乎都是穷苦边缘的女性。

这些恶魔学的著作将矛头指向一群人：对生育没有贡献，或是胆敢控制生育过程的女性。无法生育的老女人和寡妇、杀婴的母亲、杀婴的助产师，全都化身邪恶的女巫。虽然男性也可能是搞砸生死的那一方，但这些作者说，不管是举不起来，还是射不出来，都是女人的错。恶魔学著作中，大量描述了男性性能力被女巫邪术破坏的故事。比如费德里奇就提到，这些书里面有一个很常见的故事：女巫偷懒教。这些故事大同小异，当男性发现自己的懒教消失，他会逼着女巫交出自己的懒教。女巫会带着这位男性到一棵树顶上，那里的一个鸟巢里藏着许多女巫偷来的懒教。女巫会问他：“哪一个是你的？”在男的选了之后，女巫通常会说：“不是这根，是主教的。”这当然不是懒教版的金斧头与银斧头，它想表达的是，有一些邪恶的女人，对男人、对教会、对生殖是莫大的威胁。

这些恶魔学著作并没有动摇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对巫术嗤之以鼻的态度。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脉络，让跨阶级的欧洲男性仇视女性，男女性发泄。这些恶魔学著作提供了最佳的文化脚本：“女性果然就是天生有瑕疵的劣等生物啊。”

重商主义、战争与女性的强制生育

16世纪多重巨变，让欧洲平民重回苦难。在英格兰领主与富农开始大规模圈地，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让欧洲凭空多出巨量的黄金与白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粮食价格飙涨，各地平民陷入饥荒。这时，欧洲女性的处境尤其艰难。她们无法从仇视女性的城镇行会获得工作。各种体力活的薪水工作也优先录取男性，这让大量女性陷入赤贫。她们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四处乞讨，有时甚至抢粮仓、截粮船。对统治者来说，这些女性流民是政治动荡与经济犯罪的极大隐忧。

16世纪后半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16-18世纪欧洲流行的经济理论，主张通过积累贵金属、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来增强国家财富和实力）的理念，在欧洲统治阶层开始流行。他们深信，一国的劳动人口越多，生产与需求的流通量就越大，国家就会越富有，越强盛。同时，欧洲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15世纪末，一至两万人的军队已经堪称大军。到了17世纪中期，一至十五万人的军队才足以与列强争雄。这也让君主们渴望更多人口。于是这是各国君主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有人阻碍他们的人口增长计划。他们需要女人乖顺地大量生育，他们需要女人放弃对生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

16世纪中，女巫可以处死刑的世俗法令，在欧洲各国纷纷逐现。到了16世纪晚期，审讯与寻求女巫的程序已经逐渐标准化与官僚化。在不同国家的女巫审讯中常能看见高度相似的口供内容。中国学者董靖全详细整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女巫审讯手册与审讯记录。其中，Sabbath（恶魔狂欢晚宴，女巫在深夜与恶魔集体聚会的想象）是一项非常普遍的审讯主题。这指的是女巫在深夜与恶魔的集体聚会。在宴会中，女巫们纵享美食与恶魔性交，一起用未受洗的婴儿的大脑炼制魔药。虽然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罪恶，但费德里奇提到，不难看出，人们对Sabbath的想象，其实就是以前乡村地区的丰年祭。在这个所有人饥饿无比的时期，用“艳淫暴食”来罗织罪名，最能引起当时底层人民的愤恨。

不过，从审讯记录可以看出，审讯者并不关心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只是透过刑求与性侵，逼女性说出他们心中预设的口供，好把她们送上火刑柱或绞刑架。这些可怕的刑求与警示意味浓厚的公开处刑，让欧洲社会陷入极端的恐惧与狂热。董靖全提到，这段期间，教会鼓励告密，告密者视同巫术的蒙难者，能得到赦罪与金钱奖励。当有些人自己蒙受嫌疑，就会急于用告密来自救，这让人们相互猜疑，相互陷害，也让大部分的社会关系裂解。费德里奇说，在这段上百年的恐怖运动中，历史文献中只出现一次男性有组织的拯救女性亲人的抗争运动，可见，恐惧镇压的是整个底层社会。不过，费德里奇和董靖全也都提到，有些女性为了不牵连家人和挚爱，即使面对刑求，仍然什么也没招，选择牺牲了自己。在这100年中，女巫罪并不是被处死最多的罪行，杀婴罪才是。

女巫猎杀的终结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

到了17世纪后半到18世纪，欧洲猎巫运动消退。费德里奇发现这是破坏财产、烧毁粮仓、房屋、射草料以及伤害罪，在各国的犯罪记录中急剧增加。显然，这不过是女巫罪的面具摘去，露出了它的本质。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所谓的女巫罪，不过是生育控制与各种贫穷犯罪的集合。

至于女巫运动为何结束？克达和董靖全都认为，这是因为17世纪后半欧洲启蒙时代来临，所以不再迷信。但费德里奇最反对这种说法，她在书中列举许多启蒙早期支持猎巫的男性大师，比如经常被视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在1623年进献给他的君主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文书中，就表达了他对刑求女巫的兴奋之情。他说：“这些刑求就跟我们为了探求真理，在实验中对自然使用的各种试验手段是相同的。”

费德里奇和本影呼打的倾向认为，女巫运动结束，是因为欧洲秩序重新回稳，只不过这时候资本主义秩序取代了封建秩序。费德里奇想让马克思看见的是欧洲女性在14到17世纪这段漫长的被贬低、仇视、镇压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秩序得以建立的必要，但也偶然的历史条件。猎巫运动结束，不是因为大家不迷信了，而是因为女性终于肯待在君主们想要的那个位置上了，没人敢避孕了，没人敢杀婴了。当人口回稳，甚至开始急速增长，保险套这种“巫术”，甚至在18世纪的英格兰开始出现。

女人从中世纪原本垄断或占有一席之地的各种专业中退场，回到家庭或农地上，她们成为专司生育繁衍，照顾男性工人起居饮食的无偿工人。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口分成两半，其中一半专门负责免费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而是把这些工作都市场化，那资本主义初期，老板们就没办法把男性工人的薪水，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得那么低，被拿走的剩余劳动比例不高，原始积累就未必那么顺利，社畜秩序就未必形成。我们现在的情况当然和马克思那是非常不同。但费德里奇想问的是，如果中间根本没发生这段把欧洲这个资本主义起源地的女性打回家庭，让女性去专业化的过程，我们现在会长怎样？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