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眼：植物科学画的客观建构

大家好，我是马平，我的职业是植物科学画（Botanical Scientific Illustration：专为植物分类学研究服务的绘图艺术）。在野外长期观察后，脑海中会留下深刻的场景印象。但在下笔时，我始终坚持把物种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体现出来。通过画作，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每一个物种的详细结构。

以我画的蒿属（Artemisia：菊科中一个庞大的属，包括青蒿等）为例，这类植物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青蒿素来源于此，而春季花粉则常引起过敏反应。在标准的植物科学画中，必须精准描绘花外的总苞片、雌花、两性花、雄蕊、花托以及种子等一系列解剖细节。这种绘画完全是为植物科学研究服务的。此外，我也曾为胡秀英博士发表的新种画过插图，看到那种不足10厘米高、生境奇妙的蛇菰，我凭兴趣画了一个小的生境图，这便是我从事植物科学画道路的开端。

时代褶皱：从北大南迁到支援边疆

我从事这一行，不得不提我的父亲马毓泉教授。他191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南迁，他在战火中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直到1943年部队在大理休整时，他接到恩师来信，才回到西南联大续读，并于1945年毕业留校从事科研。

父亲钟情于龙胆科（Gentianaceae：双子叶植物纲的一科）研究。1950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植物分类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龙胆科新属扁蕾属》，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和个人性格，他在北大的处境并不如意。1957年，国家决定成立内蒙古大学，父亲积极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我母亲也随夫前往。那一年我5岁，记忆中我们坐上西去的列车，在荒僻的呼和浩特看到几栋新建的教学楼。当时的内蒙古大学号称“北大分校”，一穷二白，我父母便进入了彻夜不灭灯光的繁忙工作状态，常年奔走于野外采集与教学之间。

舍予之间：1977年的高考与家族使命

即使在艰苦的边疆，动荡的政治环境依然如影随形。母亲曾被陷害开除公职，父亲在1973年也因历史问题再次受到迫害。当时《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多次下文要求处理他，所幸内大革委会主任深明大义，将文件压在抽屉里，保护了父亲。1976年，科学的春天降临，父亲觉得编撰《内蒙古植物志》的时机成熟了。

就在这时，我作为知青返城。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从事绘图工作。他希望《内蒙古植物志》能在全国地方志中拔头筹，做到文图并茂。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我去参加高考，刚过花甲之年、正值科研成果“开花结果”的父亲将失去最得力的助手。经过一次漫长而沉重的谈话，我决定留下来。我无法对内蒙古的自然资源承担宏大责任，但我必须对父亲负责。 我牺牲了大学梦，成全了父亲的大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植物科学画的领域。

跨越边界：胡秀英博士与学术机缘

从那时起，我开始进行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从查阅科学文献、压制标本到练习钢笔与毛笔技法。当时我使用的钢笔杆，至今已握了四五十年。在极短的时间内，我的绘画质量达到了一定水平。以肉苁蓉（Cistanche deserticola：一种寄生在梭梭根部的荒漠植物，中医称其为大云）为例，我完整勾勒了它的地下部分、花序解剖及种子细节，这成为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

很多人疑问，在照相机普及的今天，为什么还需要植物科学画？照相机捕捉的是特定瞬间的影像，而科学画具有模式性。 比如禾本科植物开花时，浆片会膨胀撑开花被，让雄雌蕊伸出，这种动态规律与解剖关联，往往是相机难以捕捉的。1986年，国际知名分类学家胡秀英博士访问内大，看到我画的锁阳解剖图，惊叹于我能将寄生关系与解剖细节处理得如此出色，随即便邀请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香港，我通过了胡博士现场布置的“测试”，获得了她“培养出了一名合格绘图员”的最高褒奖。

精神寻踪：从科学解剖到生态叙事

40岁时，我觉得自己的植物科学画已达顶峰，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我曾尝试用两年时间画了100只狗，却被蒙古族朋友直言“没画出狗的性格与情感”。此后十年，我处处碰壁，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抑郁。直到有一天，我在香港标本馆听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脑海中忽然像打开了一盏灯，浮现出我在大兴安岭野外采集时的场景。

我抓住了那个场景，开始创作带有科学性的生态绘画。我不再仅仅关注物种的结构，而是去描绘森林中白桦、落叶松与苔藓构筑的整体氛围。我学会了观察生物的“情欲”与精神，比如在川西遭遇山体滑坡后，我画出了《毁灭与重生》；在内蒙古西部，我避开绚丽的色彩，专门描绘沙尘暴中没有叶子的胡杨（Populus euphratica），以此表达它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风骨。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不用管美术学院的眼光，你的画是客观作品与个人情感的融合。画了这么几十年，只要作品带有真实的情感，就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