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角落里不起眼的小人物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历史常常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由不起眼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今天《东京重造中国》的第九讲，我把它称为总结篇，其主角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当将近120年前，一个名叫蒋志清的19岁少年来到东京时，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主宰中国的命运，领导中国对日作战并最终将日本打败。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影响中国一个世纪以上。事实上，他的影响仍在继续，因为中华民国作为国号依然存在，他作为中华民国选举产生的总统，其影响并未过去。

但是，当那个19岁的年轻人从宁波的一个小镇来到东京时，他真的非常不起眼，微不足道。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学习军事。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想学军事的初衷是拯救当时积弱积贫、被列强欺负的中国。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中国年轻人最普遍的想法，像他这样想的人一定有很多。

初探东京：求学无门的失意青年

然而，蒋志清来到东京后，想学军事却连门都找不到。因为当时中国的清廷政府有一个规矩：学别的可以，但学军事必须是官派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不允许进入日本的军事预备学校，更不用说就读正式的士官学校。要读正式的军校，必须先读预备学校，而他连进入预备学校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这个19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在东京的求学以失败告终。他在这里待了半年就回去了。这半年里，他没能进入军事预备学校，只进了一所叫“清华学校”的学校。这所学校与中国的清华大学同名，但中国的清华大学是在1928年才有的名称，此前它叫清华学堂。东京的这所清华学校与梁启超有些关系，但也只是通过一些日本人挂名，实际上相当于一所为留日学生开设的语言学校，主要教授日语，当然也包含数学、科学等学科。蒋志清就在那里待了半年。

时间是1906年。这本书主要以1905年为基准时间点。从时间上说，今年与1905年正好相差120年，也就是两个甲子。在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中，时间是循环的，60年一个圆圈。120年前的1905年，整个东京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Tongmenghui: 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革命组织，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就有800多人，比例高得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同盟会正是在120年前的1905年8月于东京诞生的，那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间点。

今年还很特别，是孙中山去世一百周年。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中国人对地名的概念有时容易搞混，所谓的“北平”只存在于1928年到1949年这21年间。1928年之前它叫北京，1949年10月1日以后也叫北京。所以孙中山去世时，那个地方还叫北京。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的失败者，留下的遗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个标准版的总理遗嘱是由汪精卫执笔写的，文采斐然。

志向大于才华的平庸学生

与汪精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中正特别没有才华，诗写得尤其烂，但他还很得意。晚年时，他贵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仍在日记里把自己在东京写的诗抄下来，并做了修改。

1908年，21岁的蒋志清第二次来到东京。这一次他有机会了，是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送而来。他的经费由大清朝廷支付，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事预备学堂。他进入的学校叫振武学校，这所学校和成城学校是当时留日军事学生主要进入的两所军事预备学校。

然而，蒋中正学习特别差，考试成绩非常糟糕。1910年11月，他在振武学校毕业时，所有学科——包括军事课程、历史、地理、数学、理化、博物、图画——的平均分数只有68分。在当年同届的62名中国毕业生中，他排名第55位，是倒数几名，可见学习实在不怎么样。

他与汪精卫是两个世界的人。汪精卫才华横溢、口才一流、一表人才，还敢于刺杀摄政王，样样了得。他们俩年龄相仿，但汪精卫早已成名。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汪精卫就是领袖。而蒋介石在1906年才第一次来东京。至于他何时参加同盟会，他自己的说法前后矛盾，没有准确时间。所以，对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来说，谁也不需要关心他何时参加，这根本不重要。

我们拿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同学张群的成绩来比较。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于1910年11月毕业。张群的平均成绩是95分，而蒋介石是68分。尽管如此，他们的私交非常密切，保持了一辈子的深厚友情。张群后来也做过行政院长、四川省主席，是蒋介石一直重用的人。

这首诗是一首七绝，是送给他宁波奉化家乡的一个亲戚，名叫赛韦泽。蒋介石对这首诗念念不忘，晚年时还把它抄在日记上，并做了修改。我读一下两个版本。最初的版本是：“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羞。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你一听这语气，就像小学生写的，完全没有文学感。他老年时自己也觉得不好，改成了：“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心不休。四复河山雪国耻，东来志岂在封侯。” 照样很烂，都是说大话、空话。

所以说，一个人没有才气不要紧，没有才华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有志向。志向大于才华。蒋志清就是这样一个无才但有志的小人物。你保不准哪一天，他的志向就可以吞下山河。

士兵生涯的烙印与新生活运动

在日本所受的教育是蒋中正一生中最高的学历。他一生都将带着在日本所学的经验来统治中国。因此，日本的经验、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他乃至整个中国都至关重要。

他在振武学校的学习从1908年到1910年，这段两年半的经历他此后绝口不提。他只提自己当兵的那一年，即从1910年11月到1911年10月，他在日本军队的炮兵第19联队实习了将近一年。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年，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影响他最大的几件事：第一件是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起床，到马厩去擦马，擦一个小时，直到马浑身发热，自己也手脚发热、流汗为止，大雪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练，使他后来做了最高统帅后也能以苦为乐、不惧艰险。

第二件事是冷水洗脸。蒋介石做了总统以后，也一直保持用冷水洗脸的习惯。他说，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何人，早晚一定是用冷水洗脸，这已成为一种普遍习惯。他认为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还能强健皮肤、不受风寒。

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他都当作大事来看，并转化为自己一生的习惯，也成为他想推动整个民族去适应的一种动力。1934年，他在南昌作为总司令在剿共第一线，发起了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 1934年由蒋介石发起的国民教育与社会改良运动，旨在通过规范民众的食衣住行来改造国民精神），其母本就源于他当年在日本当兵这一年的人生体验。他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希望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东京制造”的世界观

日本的教育背景，尤其是地理和历史知识，成为了蒋介石未来决策的知识基础。他在振武学校读的地理教科书，如史经昌永编的《新撰外国地理》，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一定深深地刺激了年轻的蒋志清。

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评价是十六个字：“个性温和，吃苦耐劳，崇尚节俭，善于营利。” 对于中国的物产资源，则用了八个字：“物产丰富，矿产无限。” “矿产无限”这四个字，出现在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上，无疑会刺激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国产生觊觎之心。

接着，教科书讲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所在：“女子缠足，男子嗜吸鸦片。” 书中还有插图，画了缠足女子的脚部外观、畸形形状以及骨骼变形图，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书中对当时中国的评价是四个字：“乏善可陈”。

这些地理、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论断，都将化为蒋介石生命的一部分。那些粗浅的常识，带着当时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却成为蒋中正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起点。

从无人问津到孙中山的亲信

1911年，辛亥革命（Xinhai Revolution: 1911年爆发的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的全国性革命）爆发时，蒋中正还只是一个军队的实习生，尚未进入正式的士官学校。他和张群等人听到革命的消息后，便逃回了中国，因此被日本陆军大臣要求开除。

他第三次来东京是1912年，是为了避祸。当时中华民国已经诞生，他因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而需要躲避。在东京，他创办了一本名为《军声》的军事杂志，一共出了四期。正是这些文章，开始让孙文注意到他。

他第四次来到日本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同流亡。这一次，27岁的他与孙中山真正建立了直接的交情。根据日本特务机构监视孙中山的档案记录，1914年6月12日，蒋中正第一次被孙文单独召见。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与孙文见面的记录多达13天，共计24次，密度之高难以想象。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介石开始发挥他在军事上的见解，向孙中山上书阐述欧战趋势和推翻袁世凯的计划。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文件中，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这段1914至1915年在东京的岁月，对蒋介石的一生至关重要。当时，许多革命阵营的大人物如黄兴等都因路线不合而离开了孙中山，孙中山颇有些孤家寡人的味道。此时，蒋介石通过他的结拜大哥、孙中山的亲信陈英士，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这为他将近十年后，即1924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1924年由孙中山创办的军事学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校长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蒋介石是“东京造”的。他一生的渊源都起源于东京的岁月，从19岁第一次来，到27岁被孙文看见，最终踏上了一条统领千军万马的政治道路。

历史的峰回路转与未竟的梦想

历史充满了讽刺。从后来的判断来看，汪精卫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见识甚至高于蒋介石。1937年3月3日，陈诚的日记记录了他分别与蒋、汪的谈话。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已不成大患，主要敌人是地方军阀。而汪精卫则极力主张肃清共产党军队，他预见到共产党未来必然会推翻国民党统治。十二年后，汪精卫的判断应验了。

然而，尽管汪精卫的判断更准确，他的人生却以悲剧收场。反而是蒋介石成了掌控中国命运的人，但他也最终丢掉了中国大陆，同样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历史的峰回路转，其变局的出人意料，并非个人所能操控。

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没有人真正成功了。但在东京重造中国，确实是那个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梦想。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人从政，有人投身文学、艺术或新闻。东京给予了他们重造中国的灵感。我所追寻的，不是他们远去的背影，而是他们如樱花般烂漫的生命历程。

鲁迅回到中国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部小说《阿Q正传》。在故事结尾，目不识丁的阿Q要画押，因为不认字，他努力想画一个圆，最后却画成了一个瓜子模样。这是一笔神来之笔。一辈子致力于革命的孙文，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也同样画圆不成，画成了瓜子模样。人能画一个瓜子模样的圆，已经很不容易了。谁又能把这个圆画得真正圆满呢？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