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历史的交棒与落幕的余晖

叶利钦看着普京说了作为俄罗斯总统的最后一句话：“照看好俄罗斯。”他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不太体面的八年执政。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里接过来的时候，俄罗斯早就病病殃殃；而转交给普京的时候，进一步恶化，已经财政崩溃，国债违约。

叶利钦这一生，一半是革命成功，一半是改革失败。他确实终结了七十四年的共产体制，但又亲手创造了一个全世界权力最大的超级总统制。他把俄罗斯推进了市场经济，也把几代人攒下的工业基础挥霍一空。他在一九九一年是民主英雄，在一九九六年却成了靠外国人保住总统宝座的失败者。他想加入北约，最后又只能以世界大战来威胁。

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最终他没有能力让俄罗斯更好。叶利钦浑身上下全是争议，有三个谜团，不仅涵盖了叶利钦的一生，讲述的也是整个俄罗斯十几年的命运起伏。

这第一个谜团，叶利钦为什么会浑身湿透，从一座十五米高的桥底下爬上来？ 第二个谜团，装在复印纸盒子里的一大笔美元现金究竟是谁的？为什么抓贼的人反而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 第三个谜团，叶利钦在电视上对北约咆哮警告世界大战，一个之前还想加入北约的俄罗斯总统，为什么走到了这步？这个谜团，又直接通到了今天的俄气纠纷与俄乌战争。

带着这三个谜团，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世界上最后一位真的把浪漫主义写进了政治生命的人，一起回到波澜壮阔的后苏联时代。

第一章：苦难磨砺的乌拉尔雄鹰与政治新星的升起

叶利钦的一生是从悲剧开始。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叶利钦出生在乌拉尔山东麓的一个小村子。叶利钦的爷爷是富农，有马有磨坊，还雇工人，叶利钦本来应该有富足的童年，没想到在叶利钦出生之前一年，在斯大林的消灭富农运动里，叶利钦家的土地房子全都被没收，他爷爷被流放，在叶利钦五岁的时候，在流放地郁郁而终。家族财产被没收之后，叶利钦的父亲只能转行去建筑工地干活，但仅仅因为跟工友抱怨了几句日子太苦就被人告密，定为反苏宣传罪，判了三年劳改营。爷爷是富农，父亲是反苏分子，家族被摧毁，跟着母亲每星期走二十公里去劳改营送饭，这就是叶利钦的真实童年。

叶利钦十一岁的时候，有次跟朋友去军火库，偷了两颗手榴弹敲着玩，其中一颗突然爆炸，炸断了叶利钦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所以叶利钦实际上是一位只有八个手指头的俄罗斯总统。

少年时代虽然胡闹，但成年之后，叶利钦对职业和人生却极其清醒。从乌拉尔工学院毕业之后，叶利钦干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儿。他用一年时间把工地上十二个工种，从砌砖工到吊车司机挨个干了一遍，然后才去当的工程师。一个年轻人如果从起步就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想不成功都难。

一九六一年，叶利钦三十岁终于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个年龄入党对走正途来说已经晚了，跟他同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早在十年前就入了党。虽然入党晚，但叶利钦的升迁却非常快，因为他不是主动入的党，而是党组织看中了精明能干的叶利钦主动伸出的橄榄枝。所以一九七六年四十五岁的时候，叶利钦就已经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州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几个政治新星之一。

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改革，他需要扩大自己的政治班底，看中了叶利钦，把他从乌拉尔调到莫斯科，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这是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这个职位从来都是只留给最信任的下属，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格里申就霸占了这个位置十八年。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对他致命一击的竟然就是亲手选中的这个人。

上任半年之内，叶利钦裁撤了莫斯科超过一半的领导岗位，以至于好多人形容他的行事风格是“推土机”——看不过去的就推平。干部们都怕叶利钦，但莫斯科市民非常拥戴他。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叶利钦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件事儿跟今天的第一个谜团密切相关。

第二章：落水谜案与激进改革的火炮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号，在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正进行一场全国电视直播。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类似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在讨论经济问题的间歇，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突然把会议打断，让内务部长花十分钟宣读了半个月前叶利钦落水事件的调查结果，之后就开始了车轮战，与会代表一个接一个质问叶利钦：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在桥上？你的司机为什么跟你说的不一样？为什么调查人员找不到任何袭击者？最后的灵魂一击是：你为什么带着两大束鲜花？花儿是给谁的？

叶利钦脸色铁青，对这些问题都拒绝回答，尴尬的画面随着电视信号传遍了苏联全国。

戈尔巴乔夫要求调查的这个落水事件是发生在十八天之前。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号深夜，莫斯科西郊的高级干部住宅区，几个夜间巡逻的警察在一座桥底下发现了一个浑身湿透、满身污泥的男人，立刻就认了出来是叶利钦。警察问出了什么事儿，叶利钦说有几个戴着头套的人把他套上麻袋，从桥上扔到了河里。警察不敢怠慢，赶紧报告内务部。

后来流传的真相有三个版本，一个是叶利钦自己说的被袭击，一个是说叶利钦喝醉酒迷路自己走进了河里，还有一个是说他去会情人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叶利钦自己的这个版本有个漏洞，就是那座桥距离水面有十五米高，但水深只有一点五米。从这么高的桥面被扔到这么浅的水里，不死也得残废，不可能只受一点皮外伤，因此这个版本不可信。流传最广的是第三个版本，即会情人的时候出了某些意外，这个说法的证据就是当时叶利钦手里拿着两束鲜花。

叶利钦本人拒绝配合调查，在最高苏维埃面对车轮战的时候，以个人私事搪塞，所以谁也不知道真相。但从会议现场代表们对叶利钦的态度来看，大概率是相信他去会情人。因为代表们一直追问他为什么拿着两束鲜花、要送给谁。而且在这个事件之后，有了一个政治冷笑话，说叶利钦喜欢“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可能也是认可这个猜测，所以出其不意地在会议里插入落水事件的调查，想借全国直播的机会让叶利钦名誉扫地。

两年前还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突然要搞臭叶利钦？两个人之间是出了什么事儿？

很多人说叶利钦是民主派，戈尔巴乔夫是共产派，这个说法对但也不准确。他们俩其实都是改革派，区别只有一个：戈尔巴乔夫是想温和改革，循序渐进；而叶利钦是激进改革派，要求大刀阔斧。他们目标一致，路线不同。

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到了不改就要亡国灭党的程度。除了苏联，全世界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跟苏联相邻的、曾经远远落后于他的亚洲地区。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号称要买下美国；韩国在实现了汉江奇迹之后，为了汉城奥运会，全国上下翻建一新；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也在改革开放，当时的深圳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栋新楼封顶。

苏联虽然还是世界第二大国，核弹头比美国多，航天员能在太空站待好几百天，但与外表强大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个普通苏联家庭要存够买一台彩电的钱得花八年，买面包、买肥皂、买卫生纸，买什么都得排队。一个莫斯科家庭主妇平均每天得花两个小时排队去买生活必需品。在西欧和东亚之间，苏联成了洼地。

苏联人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物资匮乏，而就在这种困境之中，切尔诺贝利事件更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体制的不可救药——第一时间隐瞒消息，然后让附近居民在死亡辐射下待了三十六个小时才组织撤离，这把苏联体制的最后一点合法性也耗尽了。

物资匮乏、信息闭塞、体制溃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苏联的病入膏肓不是一两项政策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所以，两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做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发言。他先是以攻击中央书记处的官僚作风暖场，接着攻击苏共的二号人物利加乔夫打压异己，最后越说越激动，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他说对总书记的个人崇拜正在重新抬头。这种当面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批评，在整个苏共历史上都没见过。

叶利钦的这次开炮，史称“七分钟讲话”。对这次突然开炮，有人说叶利钦是心直口快，但也有人认为叶利钦是想利用当时高层的内部矛盾，把温和改革派利加乔夫一举打倒。无论如何，叶利钦这七分钟讲话是一场英雄主义的发难，也是一次失败的权力斗争。

三周之后，十一月十一号，叶利钦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戈尔巴乔夫亲自出席了免职大会。会上，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委的下属们排着队上台做批判发言。之后，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安排了一个享受部长待遇的闲职，半年后这个职位也被拿掉。按苏共党内政治的逻辑，叶利钦的政治生命应该到此为止了，但历史经常这样，它不按谁的逻辑走，因为此时此刻，苏联已经变了。

第三章：死灰复燃与民意海啸下的选举

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并不反对改革，只是接受不了叶利钦那种激进改革。客观上，如果没有叶利钦这一派做对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并不慢。一九八九年三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国选举。这是苏联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竞争性选举，很多地区就出现了两名以上的候选人。这个过程中，甚至有部分党内高层落选，这已经向自由化迈出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新建立的人民代表制度，可以说是挽救了叶利钦的政治生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党内职务的叶利钦决定在莫斯科参加人民代表竞选。凭借之前七分钟讲话反抗体制塑造出来的正面形象，还有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期的雷厉风行，叶利钦获得了莫斯科人民一边倒的支持，以百分之八十九的得票率高票当选。有人民的选票做后盾，叶利钦成了最大的改革派领袖，并且开始登上世界舞台。

一九八九年，冷战已经到了缓和期，西方对苏联内部充满好奇，有人给叶利钦策划了一次赴美国访问，以商业名义进行。为了不刺激戈尔巴乔夫，美国没有官方出面，都是大学和智库进行对接。苏联领导层非常犹豫，直到最后一刻才批准叶利钦出境。

叶利钦第一次访问美国就留下了两个名场面。先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叶利钦在讲台上摇摇晃晃、颠三倒四。叶利钦这边说是由于劳累加上安眠药造成的，而现场观众都认为是叶利钦喝多了，组织者也说那场演讲就是个灾难。苏共高层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克格勃把录像拿给莫斯科电视台，叶利钦出丑的画面传遍全国。

第二个名场面是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家超市。叶利钦想看看普通美国人过什么生活，所以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要求参观一家商店。随行人员临时选择了沿路机场附近的一家超市，叶利钦走进超市，看到琳琅满目的开放式货架之后大吃一惊。他问超市经理有多少种商品，经理告诉他有三万多种。叶利钦脱口而出说：“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同志也没有这么多选择。”后来有人说，叶利钦回到车上之后失声痛哭，大声咆哮：“我们对苏联人民都做了什么！”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次超市之行浇灭了叶利钦心里对苏联体制残存的最后一点幻想。

这次访美，叶利钦收到了超过十万美元的演讲费，以当时苏联的收入水平是一笔巨款。但叶利钦自己并没有拿这笔钱，而是全部买了一次性注射针头捐给医院。因为在前一年，苏联刚发生了艾滋病交叉感染事件，有几十名患儿在儿童医院因为混用针头而被感染。叶利钦在访美包括后来的访日之前，都跟对方谈好，把全部收入采购成一次性针头捐给医疗机构。苏共说叶利钦这是在作秀，但人民心里有杆秤。

接着就是叶利钦访美归国之后的次月，一九八九年十月，苏共再次进行现场直播，以落水事件羞辱叶利钦。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台到克里姆林宫，官方在两个月内连续两次在电视上丑化叶利钦，反而是更坐实了叶利钦作为被打压的反对派形象。苏共没意识到，当人们都反对你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大家本能地都会往反方向想。戈尔巴乔夫的操作换来的只有普通人对苏共更加的不齿，叶利钦的政治声望继续攀升。

接下来的两年，他从一个被苏共围攻的反对派，一路成为了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首任民选总统。直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叶利钦在一个森林小屋里亲手签字，解散了苏联。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改写了全人类的命运。但今天这期我们先避开解体的细节，继续聚焦于叶利钦，看看他在亲手将苏联解体之后做了什么。

第四章：休克疗法、面包危机与私有化阵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号深夜，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政府大楼，两个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抱着一个施乐复印纸的箱子。警卫把他们拦下来，打开检查，里面竟然是五十三万八千美元现金，捆得整整齐齐。这两个人都是叶利钦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警卫把人和钱都扣下来，立刻通知了总统警卫局局长科尔扎科夫。科尔扎科夫是叶利钦的贴身保镖，已经跟了叶利钦十一年。

按正常情况，接下来应该是司法部门展开调查，查问这笔钱是从哪儿来、要送到哪儿去。但实情完全相反，十二个小时之后，被解雇的不是抱着钱的两个人，而是抓他们的科尔扎科夫。一起被解雇的还有联邦安全局局长和一名副总理，三个人同一天被叶利钦扫地出门。而那五十三万八千美元现金，没人调查，没人审计，更没有人被起诉。

这就是著名的“复印纸箱美金事件”。这件事重要的不是金额，而是这些钱背后的操盘者是谁，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要看懂这箱钱，得回到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元旦刚过，俄罗斯老百姓发现物价被放开了，价格不再由国家规定，而是交给市场决定，这就是叶利钦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试图要把苏联已经失灵的经济体系挽救回来。操盘手是叶利钦的财政部长、后来的代总理盖达尔。盖达尔当时三十六岁，是经济学博士，信奉自由市场。盖达尔背后还有一大批跟他思路一致、西方化的经济学家，包括丘拜斯、涅姆佐夫、费奥多罗夫，他们被统称为“年轻改革派”。他们的逻辑非常直接：苏联计划经济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全线崩溃，唯一成功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那就一步到位，直接照搬。

西方理论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因为苏联末期最大的问题就是供应不足，所以物价一放开，几乎所有商品在三个月内涨了百分之一千。到了一年头上，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百分之两千五百，所有人一辈子的存款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废纸。一个工程师攒了八年钱想买台彩电，现在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经济崩溃，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以实物代替工资，工人拿到实物后再到外面去以物易物，当时伏特加都成为一种比卢布更好用的硬通货。

叶利钦见识过美国的繁荣，所以不认为是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只是节奏没掌握好。所以他虽然把盖达尔解职，但盖达尔的政策没停。丘拜斯接过了盖达尔的指挥棒，接下来就是私有化。为了把苏联的国有经济彻底转变为私有经济，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怎么处理庞大的国有企业。

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个是把所有国有企业直接出售，但刚终结了计划经济的俄罗斯，老百姓根本没钱，这些企业大概率会被外国人买走；或者就是继续保持国有，但这又跟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于是丘拜斯选择了第三条路：把全国的国有资产股权由政府保留一部分，剩下的都拿出来私有化，变现为私有化券直接发给老百姓。这样每个公民都成了股东，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

在后来的采访里，丘拜斯承认当时的方案虽然不完美，但是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完美方案。因为政局不稳，他们担心共产党会卷土重来，所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掐断将来重新恢复国有经济的可能性。

可丘拜斯所承认的不完美，何止是不完美，简直是灾难。恶性通胀之后，俄罗斯人普遍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手里的私有化券就算明年能值一座金山，也比不过今天的一口面包，因为没有面包就活不到明年。所以很多人一拿到私有化券，就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街头收券的小贩，小贩再以略高一点的价格倒卖，直到最后，这些私有化券集中到了一小批既懂资本运作又有上层关系的人手里。

苏联留下来的几千家国有企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媒体、银行等等，一切就这么从国家手里流到了不到二十个人的口袋里。到后来，这些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寡头（Oligarchs）。

第五章：炮火中的白宫与总统集权的确立

休克疗法搞砸了，议会受不了了。新俄罗斯建立的时候，仿照西方搞了三权分立，议会权力很大。经济崩溃之后，议员们从支持叶利钦变成了反对叶利钦。到一九九三年年中，议会和总统陷入了全面对抗。以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议会派要弹劾叶利钦，任命鲁茨科伊为俄罗斯总统；而叶利钦以签发总统令解散议会来进行反击。

一时间，俄罗斯有了两个总统，矛盾激化到极点。毫无意外，双方的支持者开始爆发流血冲突。在关键时刻，军队成了天平上的砝码。他们倒向了叶利钦，坦克开到了俄罗斯议会大厦（当时被称为“白宫”）的对面。叶利钦下令炮轰大厦的顶层，把占领议会的议员们赶出来。十月四号特种部队拿下议会，到十月八号，整个对抗正式结束，以叶利钦获胜告终。警方报告是总共死了一百八十七个人，但民间传言的数字十倍都不止。

这次炮轰议会不仅是当时的宪政危机，也成了新俄罗斯的转折点，一直影响到今天。因为事件之后，叶利钦主导起草了新宪法，直接打破了议会跟总统之间的互相制衡。新宪法下的俄罗斯总统可以解散议会，可以任命总理而无需议会批准，可以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总统令，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也可以是否决。总统的权力甚至已经可以比肩昔日苏共的总书记。

这就是叶利钦终结了苏联的集权之后，又亲手创造的权力无限的俄罗斯超级总统制。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普京一上台其权力就再也不受控制的宪法基础。

第六章：达沃斯盟约与起死回生的1996大选

斗争容易，治理国家难。叶利钦赢了议会，权力急剧膨胀，但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车臣战争更是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一九九四年年底，叶利钦决定用军事手段解决车臣的分离问题。国防部长拍着胸脯保证两个小时拿下格罗兹尼，但一动手实际打了二十一个月。俄军死伤过万，车臣平民死伤数万，而车臣叛军越打越强。老百姓每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母亲们哭着寻找儿子的尸体，俄罗斯人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成了这样。

到一九九六年初，叶利钦的支持率跌到了百分之四。而连任竞选就在几个月之后，叶利钦的对手、俄罗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在民调中遥遥领先。俄罗斯人民宁愿选择共产党复辟，也要把叶利钦赶下台。

然而，除了人民，没有人希望久加诺夫赢。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俄罗斯几个最大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等人都到了。一天晚上，几个寡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决定把所有的资源、媒体和金钱全都压在叶利钦身上。这个口头协议后来就被称为“达沃斯誓约”。

这些本来不太和睦的寡头之间之所以能达成一致，就是因为他们坚决不能接受久加诺夫上台。如果共产党卷土重来，不光是他们借给叶利钦政府的贷款收不回来，这些瓜分了苏联资产的寡头也担心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回到莫斯科之后，寡头们向叶利钦只提了一个条件：让丘拜斯，也就是力推私有化、跟寡头们关系最好的年轻改革派来主导这次大选，叶利钦同意了。

光有寡头还不够，寡头有钱但不懂选举套路，他们缺的是专业的政治公关团队。去哪儿找呢？当然是美国。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某一天，三个美国人秘密抵达莫斯科。戈顿、舒梅特和德雷斯纳都是给加州州长威尔逊搞过选战的专业人士，他们被秘密安置在莫斯科总统饭店的十一楼。他们不用真名，也不跟外人接触，工作只有一个：用美国的大选策略救活一个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四的俄罗斯总统候选人。

这件事克林顿政府完全知情并予以默许。因为对克林顿来说，如果俄罗斯共产党回归，就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整个一九九零年代的政策全部失败，冷战的胜利就白拿了，刚撬开的俄罗斯市场也要重新关闭。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三月份追加批准给俄罗斯一笔一百零二亿美元的贷款，正好赶在大选之前的关键时刻。钱一到账，叶利钦马上补发拖欠的退休金、补发军饷、补发教师工资。在投票日之前，俄罗斯老百姓的口袋突然鼓了起来。

美国公关团队参与叶利钦的竞选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塑形象。一九九六年的叶利钦已经有严重的心脏病，再加上一辈子酗酒，站都站不稳。公关团队的方案是少在原地做演讲，多动起来做表演。在丘拜斯的安排下，叶利钦走出克里姆林宫，满世界跑，在摇滚音乐会上跟年轻人跳舞，去工厂跟工人喝伏特加，到农村跟老太太聊天。一个已经六十五岁、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头在镜头前强装年轻，当时电视上每天都能看到上蹿下跳的叶利钦。寡头控制的电视台把叶利钦的相关新闻进行二十四小时滚动播报，再加上媒体火力全开地对久加诺夫进行大规模负面报道，叶利钦的民调开始明显回升。

而这个时候，因为过度劳累，叶利钦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公关团队把这个消息完全压了下来。六月十六号第一轮投票结果，叶利钦勉强领先久加诺夫。按俄罗斯选举规则，第二轮投票定在七月三号，两轮投票之间有两周时间。

就在两轮投票之间最紧张的节点，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号，也就是第一轮投票结束刚三天，那两个抱着五十三万八千美元复印纸盒的男人被警察扣下了。抓他们的科尔扎科夫其实不仅是叶利钦的保卫局长，也是他长期的网球搭档和私人助理。科尔扎科夫属于安全部门背景的保守派，跟竞选团队里丘拜斯那派（由寡头和美国顾问组成）早就矛盾重重。

安全部门背景的人做事讲求硬碰硬，他们认为选举胜利的风险太高，不如直接取消选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让叶利钦延期执政。而丘拜斯这一派的主张是必须继续选举，而且坚信一定能赢。两派的分裂早就开始，五十三万八千美元现金只是把矛盾公开化。按科尔扎科夫的指控，丘拜斯派在挪用竞选资金；而按丘拜斯的说法，科尔扎科夫是在故意找茬且准备搞政变。官司打到叶利钦那里，病床上的叶利钦只能选一边，他最终选了丘拜斯。因为丘拜斯的背后是寡头，是美国，而科尔扎科夫只是一个忠于他的老朋友。十二个小时之后，科尔扎科夫以及联邦安全局局长、一位副总理同时被叶利钦解雇。

七月三号，叶利钦赢了第二轮投票，以百分之五十三对百分之四十顺利连任。只是俄罗斯老百姓投出选票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叶利钦正躺在病床上，不知道竞选团队的真正操盘手是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手里的退休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也不知道电视上叶利钦亲自投票的画面是别墅前摄影棚里的摆拍，他们只知道叶利钦赢了。

然而，历史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至于那五十三万八千美元到底是什么来头、最后去了哪里，从来没有任何人关心过。

第七章：贷款换股份与“家族”的腐败阴影

接下来你听到的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分赃游戏。

事情是这样，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俄罗斯财政早就接近破产，拖欠军饷，退休金发不出来，没有财政拨款，医院买不起药，病人看不了病。眼看就要准备大选了，叶利钦政府急需大笔现金度过难关。这时候，后来的寡头之一、出任过俄罗斯副总理的波塔宁出了个主意：政府需要钱没问题，寡头可以借给你，但需要抵押物。抵押物就用政府手里还剩下的那些优质国有企业的股权。如果到期还不上，这些股权就归银行所有。

政府当然答应了，因为出主意的波塔宁本来就是叶利钦的经济顾问。听起来这很符合商业规范，但提前设计好的套路就在这里：每场拍卖都是由某家寡头控制的银行来主持，银行自己制定拍卖规则。如果有外国公司想参加，直接拒绝；如果有其他不对付的寡头想参加，找理由拒绝。最后能参加的只有内定好的自己人。

起拍价当然也是主持银行说了算，所以低到令人发指。比如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是俄罗斯的第二大石油公司，控制着俄罗斯西西伯利亚最大的油田，它的真实市场价值至少估算有五十亿美元，而最终成交价是三点零九亿美元，买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Norilsk Nickel），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镍矿和钯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集团之一，它的真实价值在当时至少是三十亿美元，而最终成交价只有一点七亿美元，买家就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波塔宁。

整个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俄罗斯通过这种“贷款换股份”（Loans-for-Shares）的方式拍卖了几乎所有值钱的国有企业，总成交价不到区区十亿美元。而几大寡头一举控制了俄罗斯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经济。

就这样，几代人攒下来的工业基础被瓜分殆尽。苏联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用七十四年时间，一代又一代人的劳动甚至劳改营里的白骨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在两年时间里划给了不到二十个人。而这些人对叶利钦的回报，就是一九九六年那场必须赢的总统大选。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那一箱子钱为什么没人关心——复印纸箱里那五十三万八千美元，跟贷款换股份划走的几百上千亿资产比起来，连零头都显得寒酸。

一九九六大选之后，叶利钦再也不是一九九一年那个终结苏联的叶利钦了。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经常一个月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判断力和精力每况愈下。他越来越多地把实际权力交给身边的几个人：丘拜斯、若干寡头，以及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塔季扬娜本来是一个工程师，但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她加入竞选团队，成了叶利钦的主事人。随着她的介入，关于叶利钦和其家人贪腐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引人关注。叶利钦周围的这群人后来在俄罗斯被称为“家族”（The Family）。“家族”控制着叶利钦的日程，决定哪些消息能传到叶利钦耳朵里，决定叶利钦签什么不签什么。

一九九八年八月，俄罗斯又出了件大事，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俄罗斯，卢布暴跌，物价飞涨，银行倒闭，俄罗斯政府宣布国债违约。这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做出的最丢人的事之一，卢布在几个月之内一路贬值了百分之七十五，老百姓再次被洗劫一空。叶利钦已经力不从心，俄罗斯人对叶利钦的最后一点信任也荡然无存。

叶利钦开始疯狂更换总理，两年之内任命了五位总理，平均每个人的任期不到六个月。俄罗斯老百姓嘲笑叶利钦换总理跟换袜子一样。直到普京的出现。普京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背景干净，没有派系，在检察长斯库拉托夫的案子里帮叶利钦摆平过一场针对“家族”的腐败调查，叶利钦相信普京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第八章：北约东扩与世纪末的帝国咆哮

一九九六年大选之后，叶利钦把俄罗斯交给了“家族”。然而，“家族”有其边界，他们能控制俄罗斯的国内事务，但控制不了俄罗斯之外的世界。对外，只有叶利钦是合法的元首。而一九九零年代的俄罗斯正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北约一路往东扩张。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罗的海三国，一个接一个要加入曾经的对手阵营。

叶利钦对此的态度经历过四次大转变：从无所谓到愤怒，再到不情不愿的接受，最后是彻底的暴怒。这就到了第三个谜团：关于“一英寸都不向东扩”的承诺，以及叶利钦与北约的真实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号，镜头前的叶利钦脸色铁青。两周之前，北约第一架战机起飞轰炸南联盟，没有联合国授权，也没跟俄罗斯打招呼，直接轰炸了俄罗斯的小弟。俄罗斯已经抗议了两周，北约置若罔闻。叶利钦对着镜头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告诉北约，告诉美国人，告诉德国人，不要把我们推向军事行动，否则欧洲一定会有战争，可能还有世界大战。”

一个核大国的总统威胁发动世界大战。而就在八年前，也是这个人亲手写信给北约秘书长，询问能不能让俄罗斯也加入北约。那八年时间，从想加入到威胁开战，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遍完整的档案。

这八年故事的起点其实比八年还要更早一点。一九九零年二月九号，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坐在戈尔巴乔夫对面。这时候柏林墙刚被推倒，两个人在谈德国统一问题。贝克说了一句话，后来争论了三十年，他说：“北约的军事管辖权一英寸都不会向东移动。”同一天，在克格勃总部，跟贝克同时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盖茨，面对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重复了类似的表态。第二天，二月十号，西德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亲口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认为北约不应扩大其活动范围。”

这几段话就是到了普京时代被一再引用、指责北约对苏联承诺不东扩的证据。但实际上这个证据有个最大的漏洞，就是当时与北约对峙的华约依然存在，一年之后才解体。也就是说，贝克访苏的时候，东欧卫星国还都是华约成员，而且还是五年前才续签的二十年条约。这个时候，苏联在各国都有驻军，苏联如果不点头，根本就不存在华约成员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在欧洲大陆上，两德合并造成军事真空的只有苏军撤出的东德。所以戈尔巴乔夫在二零一四年已经明确澄清过，当时谈的只是不能借着德国统一把北约的防线从之前的两德边境往东推到东德境内，不是扩大成员国的问题。

而且更关键的是，另一个做决策的人——老布什也有过非常明确的表态。根据解密档案，贝克回到华盛顿之后，把跟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情况汇报给了总统老布什。老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研究之后，确定了一个对苏外交思路：“我们赢了冷战，决不能在战后惩罚自己。”并不是老布什比戈尔巴乔夫看得更长远，而是作为旁观者，他看得更清楚：东欧体制正在坍塌，苏联对加盟国的控制力正在迅速失效。脱离苏联加入西方阵营是东欧各国反对派的核心诉求之一。西德总理科尔跟老布什在戴维营就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过这都是西方国家的内部讨论，跟对苏联的承诺无关。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美国当时做出成员国不扩大的承诺，就不仅是锁死了北约自己未来的行动自由，也会严重打击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控制的决心。不管是老布什还是谁当美国总统，都不可能做这种承诺。

七个月之后，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二号，“二加四条约”正式签字。签字的两方，“二”是指东德和西德，“四”是指战后德国的四大占领国——美、英、法、苏。“二加四条约”是处理两德统一的法定国际条约。条约中关于北约行动的所有限制，严格限定在前东德领土之内，其余东欧国家在条约里只字未提。实际上也没法提，你总不能写上“有朝一日华约解体之后，前成员不允许加入北约”。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关于北约未来成员国不东扩的承诺，老布什在主观上没有意愿，戈尔巴乔夫在客观上没有需求。一个在当时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就不是别人加不加入的问题了，而是俄罗斯自己都想加入。解体刚一周，叶利钦就给北约秘书长沃纳写了封信，问了个问题：俄罗斯能不能加入北约？叶利钦是真心的。沃纳回信很圆滑，表示不排除可能。一九九二年一月，叶利钦访问白宫，跟老布什签署联合声明，俄罗斯和美国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对手。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推行亲西方外交。整个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叶利钦是真心相信苏联没了，冷战结束了，俄罗斯应该也能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不只是合作伙伴，而是真正的成员。这就是叶利钦面对北约的第一个阶段：无所谓，甚至想加入。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四号，叶利钦访问波兰，跟波兰首位民选总统瓦文萨共进晚餐。毫无意外，嗜酒如命的叶利钦喝多了。瓦文萨趁着酒劲劝叶利钦承诺：波兰加入北约绝不会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叶利钦点头认可。八月二十五号上午，叶利钦酒醒之后想收回前一晚的表态，但瓦文萨问他波兰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叶利钦说是。瓦文萨说，作为主权国家，波兰当然有权选择自己的同盟。叶利钦无话可说，耿直的叶利钦硬着头皮在两国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声明里黑纸白字写着：波兰加入北约不违背任何国家的利益，包括俄罗斯的利益。

叶利钦的大嘴巴闯祸不止这一个。就在这同一次东欧之行中，叶利钦还私下告诉了捷克总统哈维尔，俄罗斯对于波兰和捷克加入北约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句话是不是又是酒后誓言没有明确记载，但确实事先没跟外交团队沟通。因为后来的英国国防大臣里夫金德在内部会议上汇报说，叶利钦的表态令东道主感到惊讶，也让随行的俄罗斯代表团十分不安。

随后，捷克总统哈维尔在跟克林顿的会谈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在道德和地缘上孤立俄罗斯既不可能也极不可取，但决不能让俄罗斯拥有对东欧主权国家防务选择的否决权。后来的政治学者普遍认为，哈维尔的这个观点奠定了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的基调：既推进东扩，又补偿俄罗斯。补偿是真的，东扩也是真的。

回到莫斯科之后，叶利钦慌了。议员穷追猛打，军方抗议，媒体质疑。叶利钦也回过味来，东欧没有把俄罗斯当做一起反抗苏联的战友，西方也没有想接受俄罗斯。叶利钦后来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信里推翻了此前东欧访问过程中的所有表态，明确反对北约东扩，同时警告东扩会被俄罗斯的反对派和温和派都视为新国粹主义。特别要注意，这个时候离“二加四条约”签署才两年，墨迹未干，所以叶利钦提到的是违反两方合作的精神，而不是违反条约本身。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之下，这是叶利钦第一次从无所谓切换到愤怒。

在信发出去一个月之后，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二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到访。在扎维多沃的别墅里，克里斯托弗坐下之后，慢条斯理地跟叶利钦说了精心准备的一段话：“美国有一个新计划叫‘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这个计划向所有人开放，不排除任何国家。在现阶段，我们不会推进任何特定的成员资格，所有人的待遇都是平等的。”

叶利钦听完之后，误以为美国放弃了北约的东扩计划，非常兴奋，说这简直是天才的设想，是“比友”的杰作。“请告诉比友，我被他彻底折服了。”叶利钦口中的“比友”就是比尔·克林顿。克里斯托弗点头微笑，没有纠正。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叶利钦因为饮酒没有理解微言大义。他们不纠正，是因为叶利钦当时正处于炮打议会大厦的政治危机里，这个时候纠正可能导致他在国内垮台，所以刻意保留了语义的模糊，让叶利钦以为自己赢了，好继续把所有精力都去处理国内的政治斗争。这是美国事后的说辞，但这个细节给整个俄罗斯留下的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政治记忆：被美国佬骗了。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你的可能性被压缩到只剩一种，那就是被迫之举。一九九六年一月，叶利钦换了外长，走的是亲西方的科济列夫，来的是务实的地缘现实主义者普里马科夫。普里马科夫接手之后，给叶利钦冷静地做了战略推演。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只有三条路：第一条，坚决无休止地反对，拒绝与北约的一切合作，结果会是重返冷战，自我孤立，在国际上走入死胡同；第二条，无条件默认与接受，结果会是外交投降，在国内被抛弃。这两条都不行，只有第三条路——在原则上公开反对，而在事务上要启动最高强度的谈判，把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争取到最大。这是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叶利钦同意了。所以后来所有的公开反对、私下签字，都不是虚伪或者人格分裂，只是一个拿不出任何筹码的国家唯一能打的牌。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克林顿和叶利钦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这场会谈纪要在二零二四年七月被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当时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北约东扩仍然是个错误；第二句，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减轻这件事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第三句，我准备和北约签协议，不是因为我想签，而是因为这是被迫之举，今天没有其他选择。

同时，叶利钦提出一个君子协定，希望克林顿至少能口头保证北约不要把任何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扩张范围，尤其是乌克兰。克林顿听完摇了摇头，给了两个理由：首先，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有否决权，欧洲国家都有权自行选择；其次，不能存在这种秘密协议，如果消息泄露，会让人觉得俄罗斯仍然把周边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和俄罗斯正在秘密划分世界。

又过了四个月，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正式确认波兰、捷克、匈牙利开启入约谈判。这是苏联解体之后，北约第一次正式东扩。叶利钦拒绝出席，外长普里马科夫说北约东扩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错误，但这也只是俄罗斯能说的最硬气的一句话了，事实已经无法改变。这个时候就是叶利钦的第三个阶段：不情愿，但只能接受。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号，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入约谈判完成，正式加入北约。叶利钦亲眼看着这一切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但无力阻止。而十二天之后，三月二十四号，北约突然空袭俄罗斯的传统友好国家南联盟，也就是四十四天之后中国大使馆被炸的那场行动。北约军事介入从道义上有正当性，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种族屠杀，但法律上确实没有联合国授权。而没有授权的原因在程序上是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只是站在俄罗斯的角度，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重点是一个名义上的防御性组织亮出了它的攻击性。

于是就回到了谜团开始的那一幕：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没打，但并不代表俄罗斯咽得下这口气。到六月十一号，科索沃战争已经结束，北约准备进入科索沃。俄罗斯要求在塞族集中的科索沃北部，也就是亲俄罗斯地区设立独立的维和区。西方予以拒绝。

几个小时之后，在波斯尼亚的俄罗斯维和营地里，两百名空降兵精锐接到命令。十五辆装甲车、三十五辆卡车连夜涂上了北约维和部队的代号，横穿塞尔维亚，直扑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俄军抵达时间比北约地面部队只早了几个小时。这可能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最接近世界大战的一次。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在电话里下令，要求立即出动坦克封锁跑道、占领高地。接电话的是英军维和部队司令麦克·杰克逊。杰克逊在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几秒，随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足以让杰克逊将军名垂青史，他说：“我不会为了你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杰克逊拒绝执行命令，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埃利斯也拒绝了克拉克将军的类似命令。随后，英军第五航空旅旅长弗利尔准将亲自走进了俄军营地，在一辆军用房车里跟俄军指挥官扎瓦尔金展开了军人对军人的对话，双方约定驻扎但不攻击。

后来，很多人把杰克逊将军的抗命，跟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拒绝向美军发射鱼雷的阿尔希波夫，以及一九八三年准确预判卫星信号故障的彼得罗夫并列，他们被视为避免了世界大战的英雄，写进了军事史。

又过了半年，在伊斯坦布尔，克林顿公开批评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叶利钦反击：“昨天，克林顿允许自己向俄罗斯施压，他似乎暂时忘记了俄罗斯拥有完整的核武器库，他忘记了这一点。”克林顿不甘示弱，冷冷地回应叶利钦：“我不认为他忘记了美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当他不同意我对科索沃的处理的时候。”这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跟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地缘政治上的最后一次交锋。

几周之后，叶利钦辞职，把核手提箱交给了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普京。

第九章：多维视角下的地缘拉锯与历史公论

到了乌克兰战争，关于北约东扩的争论，主流分了三派。

第一派是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代表人物是米尔斯海默和杰弗里·萨克斯。他们的观点是北约东扩是对抗的根源，违背了政治共识，把军事同盟一步一步推到俄罗斯门口，任何大国都会反弹，俄罗斯的对抗是合理的反应。但这派的硬伤是俄罗斯拿不出成文条约，“二加四条约”里对东欧确实只字未提。

第二派是政治斗争派，代表人物是迈克尔·麦克福尔。观点是北约东扩只是俄罗斯的借口。因为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九年东扩最快的时候，九个国家加入了北约，当时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反而是最好的时期。真正的对抗是开始于普京宣布参加二零一二年总统大选、俄罗斯爆发全国性抗议之后。普京把北约塑造成了外部敌人，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但这一派也容易忽略，二零零零到二零零九年加入的九个国家，跟乌克兰的分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派是美国大战略派，在全世界的社交平台上影响力很大。他们的观点是北约东扩是为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放大东欧的恐惧，在安全上彻底依附美国。但这一派也有问题，就是他们忽视了东欧国家本身的不安全感。在他们的民族记忆里，俄罗斯跟苏联基本上可以划等号，最早捷克总统哈维尔跟克林顿的表态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把这三派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同一件事的三个角度。如果把北约东扩看作高压锅，第一派盯的是火苗，这么烧下去迟早得掀盖子，三十年前就有此预言；第二派盯的是普京那只手，是在二零零八年格鲁吉亚、二零一四年克里米亚那样抬起阀门放放气，还是在二零二二年这样发动全面战争掀盖子？什么时候动手是要受到国内执政压力的影响；第三派盯的是燃料，是谁在给这把火添柴，是东欧自己还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角色确实模糊。

二战之后，所有的地缘政治事件里多少都有美国参与。早的有 CIA 推翻伊朗摩萨台，后来有一九九六年背地里支持叶利钦，更近的二零一四年乌克兰广场革命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直到今天还有争论。所以你很难责怪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不相信美国的清白。老布什说赢家不能惩罚自己，叶利钦知道输家没有选择，而普京以为时代在变，输家和赢家的位置也跟着变了。

咱们持中而立，用十年看，是普京的俄罗斯咄咄逼人；用三十年看，也有叶利钦的俄罗斯忍气吞声。东扩的争议起始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就还差最后一块拼图，我们会在以后把整个故事讲完。

尾声：英雄泪与无字碑的世纪余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电视镜头里，叶利钦面对俄罗斯人民做了任内最后一次讲话：“我今天辞职。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新的一代会做得比我更好。”然后他说：“我请求你们的原谅，原谅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原谅那些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痛苦的事。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叶利钦没有等到半年后任期自然结束，而是选择在新年前夜提前退场。他说俄罗斯人在跨入人类新千年的一刻，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人说这是政治算计，为了确保普京在半年后赢下大选；也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终结了苏联体制的英雄在经历了太多挫折之后，血液里仍然残存的浪漫主义。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号，叶利钦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葬礼上，普京朗读了悼词，报纸上却历数了他的执政失误。如何评价叶利钦的功与过？无字碑可能最为适当。

当天的葬礼上，老布什、克林顿这些老友和老对手都来了，送别一个人，缅怀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也来了，是他把叶利钦从乌拉尔调到莫斯科，是他亲自免去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也是他一九八九年在最高苏维埃上导演了那场对叶利钦的公开审讯。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同岁，但更长寿，他的故事比叶利钦更早开始。这就是叶利钦与那个惊心动魄年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