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点前夜。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听起来非常像科幻小说开头的终极问题：如果有一天，金钱不再重要了，你会选择做什么？

这个原本只存在于哲学讨论或科幻文学中的设想，如今被一个正在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运行轨迹的科技巨头严肃地提了出来，并且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甚至让人感到有些窒息的时间节点——十年之后。

这位语出惊人的演讲者，正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特斯拉、SpaceX等公司的创始人）。在2026年7月23日，他在特斯拉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内，接受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英国著名政经期刊）旗下节目《The Insider》的深度专访。在这场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中，马斯克与记者广泛探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人形机器人（Humanoid Robotics：模仿人类外观 and 行为的机器人系统）、中美科技与经济竞争、工作的未来形态，乃至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

这一次，马斯克给出的判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进、更加坦诚，也更加震撼。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场信息量极大的对话，看看这位站在全球科技最前沿的先驱者，究竟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又将如何重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丰饶时代：重构物质与金钱的本质

对话的开场氛围相对轻松。记者在做开场介绍时提到，如今想要介绍马斯克，已经很难不用那些最高级的形容词了。对此，马斯克只是非常简单地回应道，自己其实只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天生就热爱创造和制造东西，享受把想法变成物理实体的过程。

记者顺势将话题引向了未来，询问他十年后的世界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面对这个宏大的提问，马斯克的回答非常直接而坚定。他表示，自己很难想象一个在未来没有大量人工智能参与的世界。在十年之内，也就是到2036年左右，人工智能的计算与认知能力将会远远超过全人类智慧的总和。马斯克特意强调，这里用的是“远远超过”，而不是微弱的领先。甚至，他认为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到2031年，这一里程碑就有可能达成。

当听到“五年”这个时间点时，记者显然有些吃惊，并重复确认了一下。马斯克非常确定地点头，并进一步解释说，到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在任何事情和领域上都会比人类表现得更强，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当人类”这件事本身。因为体验人类的感官、情感和存在本身，是属于碳基生命的特权。

在这种超强智能的驱动下，人类社会最可能迎来一个物质极度丰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人想要得到什么物品或服务，都能够随时随地获取。马斯克坦言，这听起来确实有些离谱和不切实际，但他提醒大家，现在是2026年，等到2036年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的这些预测，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在这十年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或灾难让这一切偏离轨道，但如果假设世界一切运转如常，我们毫无疑问正在快速步入一个物质极其丰饶的时代。

在描绘了这幅宏大的愿景之后，记者立刻提出了一个非常务实且尖锐的问题：“既然一切都将白给，那你的公司以后要怎么赚钱呢？”记者指出，从最近SpaceX（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披露的招股书来看，外界预测其未来绝大部分的收入似乎并非来自传统的航天发射或星链业务，而是来自其旗下研发的Grok（基于xAI研发的大语言模型系统）所带来的AI服务。

马斯克没有回避这个商业层面的核心质疑。他深刻地阐述道，人类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数字智能（Digital Intelligence：在虚拟世界中进行计算与决策的算法）与物理智能（Physical Intelligence：在实体世界中进行操作与感知的机械能力）的有机结合。当前，数字智能的发展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技术突破和算法模型诞生。然而，数字智能有一个天然的局限性，那就是它仅仅局限在数字世界的代码 and 网络中，没有可以直接操纵现实世界的“执行器”。

因此，数字智能需要一个物理载体，这就是人形机器人。只有通过人形机器人，才能把智能从虚拟的数字世界延伸到物理世界中，去塑造原子、搬运物体、建造房屋。马斯克反问道：“到底什么是经济？”从底层逻辑来看，经济就是商品的生产过程与服务的提供过程。如果我们拥有了近乎无限的物理智能（大量的机器人）以及极其强大的数字智能，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近乎无限的生产力，从而拥有了近乎无限 of 经济体量。

权力移交：超级智能的价值观羁绊

正是基于这一底层逻辑，马斯克给出了更加惊人的预测：到2036年，钱这个概念本身，在人类社会中将不再重要。

记者敏锐地反驳说，那些购买特斯拉和SpaceX股票的投资人恐怕不会轻易同意这个说法。马斯克则用非常直白的语言解释了金钱的最终目的：“你持有钱的本质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为了买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获取别人提供的服务，比如食物、房子、出行工具以及娱乐消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制造出来的商品、提供的服务，其数量多到根本没有人能消费得完，那么你手里拿着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继续追问：“那你未来究竟是打算卖机器人，还是打算用这些机器人来生产具体的服务呢？”马斯克笑了笑，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回答：“如果我造出来的东西可以直接白白送给你，你直接偷着乐就行了。”

在这段看似轻松的对话背后，折射出马斯克对人工智能控制权问题的深度思考。他非常坦率地指出，人类如果认为自己能够绝对控制一个比自己聪明得多的超级人工智能（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认知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假想AI系统），那完全是人类自身的虚荣心和傲慢在作祟。这就好比一只猴子试图绝对控制人类一样不切实际。

因此，人类能够做的，且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确保人工智能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被注入良好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让它真正关心人类，真心地希望人类能够获得幸福与繁荣。而最关键的手段，就是要在算法的底层让它极度追求真理，并且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只有这样，当超级智能审视人类文明时，它才会像我们保护稀有物种或探寻宇宙奥秘一样，去积极地促进人类的繁荣，而不是将人类视为威胁。

话题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人类在未来的控制权问题。记者问道：“那么在十年之后，人类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再掌管这个世界的控制权了呢？”马斯克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太可能继续由人类说了算。”

他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如果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智力差距，比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智力差距还要大得多，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很难想象黑猩猩能够成为最终拍板决定社会走向的决策者。马斯克开玩笑说，我们人类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稍微进化了一点的黑猩猩。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我们没多久之前还在丛林的树冠上荡着藤蔓、啃着香蕉，即便是现在，我们偶尔也还会荡两下。

玩笑归玩笑，记者迅速将话题拉回到了具体的AI风险和安全防范上。她提起，其实早在十年前，马斯克就公开表达过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尤其是担心AI会出现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AI系统自主编写代码以提升自身智能的循环过程），从而导致智能爆炸，最终人类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也不过是被AI像宠物一样豢养起来。在2023年，马斯克还曾联合多位科学家呼吁全球放缓大模型的研发步伐；在去年，他还警告说AI有10%到20%的概率可能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然而，为什么在今天的访谈中，马斯克看起来似乎放松了许多？

马斯克解释说，他其实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依然认为AI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概率绝对不是零。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深度思考后，他想通了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行之执行的办法能够阻挡这股科技爆发的势头。

他指出，即使我们现在手中有一个能够让全球AI研发瞬间停滞的“停止键”，我们可能也不应该按下去。因为阻止技术进步的代价，就是放弃了那个所有人都有可能过上极其丰饶、不再为生存而挣扎的黄金未来。人工智能的进步浪潮是整个宇宙熵增和演化的一部分，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即使像他这样拥有庞大资源和技术实力的个体想要去阻止，也根本无济于事。

记者对马斯克提到的“10%到20%文明毁灭概率”依然感到揪心，她追问道：“如果有一艘火箭，告诉你它发射时有两成的概率会发生爆炸，你还会选择坐上去吗？”马斯克回答得非常坦然：“我会啊。而且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这艘名为AI的火箭已经点火，你根本阻挡不了它的升空。我们唯一能做的，并不是试图去阻止发射，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去压低那个坏结局发生的概率。”

接着，他略带自嘲地回顾了自己与人工智能的漫长渊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斯克其实是故意不去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后来，他之所以选择共同创办OpenAI（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开发了ChatGPT等模型），其本意是为了制衡当时在AI领域呈现出绝对垄断态势的谷歌（Google）。他希望通过开源和非营利的方式，让这项颠覆性的技术不被单一的商业巨头所私有化。

再后来，由于团队理念的严重分歧，Anthropic（由OpenAI前研究副总裁达里奥·阿莫迪创立的AI安全与研究公司）团队从OpenAI中独立出去。马斯克感慨道，他这一系列操作的本意原本是为了给AI的发展加上刹车、提供制衡机制，但未曾料到，这些举动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和市场竞争，反而极大地加速了全球AI的研发进程。可以说，无论当初选择走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是不断地加速。既然如此，面对这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打不过就加入”，通过深度参与其中来施加积极的影响。

中美共治：安全红线下的行业自律

既然风险不可避免，那么具体应该如何降低风险、建立防线呢？

记者提到了谷歌旗下DeepMind的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近期提出的一项关于“公私合营监管”的合作建议。马斯克表示，自己和哈萨比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流。他认为哈萨比斯提出的方向非常有建设性，而他自己的具体实施建议则更加扁平、务实。

马斯克提出的安全机制非常简单：几家全球最顶尖的头部AI公司，应当建立起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渠道，比如每隔几周就召开一次闭门电话会议，专门就各自发现的底层安全漏洞和技术红线进行对齐。在任何一家公司发布具有突破性的新模型之前，应当主动给竞争对手预留一到两周的测试时间。

在这段测试期内，竞争对手的顶级工程师可以针对该模型进行红队测试，帮忙寻找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马斯克解释说，政府的监管体系往往因为技术能力不足、人员迭代慢，导致其监管永远落后于技术前沿。相比制造端，处于同一竞技场上的竞争对手，不仅拥有最强的技术实力去发现同行的模型漏洞，更有着最强烈的商业和安全动机去防止对手的模型“掉链子”。这种“同行互查”的机制可以先从非官方的行业共识做起，并在后续的实践中慢慢演化成更完善、更具约束力的多边安全体系。

记者有些疑惑地问：“这个机制听起来很好，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呢？毕竟你们这个顶级圈子里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比如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Anthropic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OpenAI联合创始人兼CEO），以及你。而且你们平时在商业上竞争激烈，私底下似乎也并不怎么喜欢对方。”

马斯克笑着解释道，这也正是让竞争对手互查的妙处所在。正因为大家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所以在给他们一周的时间去测试新模型时，他们绝对会用显微镜去寻找任何一丝一毫的系统漏洞或潜在风险。而且，这一周的测试并不需要互相交出核心的代码或算法权重，只需要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允许不同软件应用之间进行交互和数据传输的通道）进行受控的访问测试即可。马斯克表示，他已经跟德米斯提过这个想法，接下来也会找达里奥认真谈谈，当然，这个安全合作机制绝对不能落下那些非常出色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在谈到这里时，马斯克特别提到了来自中国的领先AI产品。他指出，中国在AI模型研发上的进展令人瞩目，例如Kimi K3（由中国AI创业公司月之暗面研发的最新前沿大语言模型）在上周刚刚发布。客观来看，虽然目前业界普遍公认Fable（假想的当前最强AI模型系列）依然是全球最聪明的模型，但Kimi K3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逼近Fable的智能水平。同时，Anthropic旗下的Mythos（Anthropic研发的假想主力大模型系列）肯定也储备了更强大的版本，随时准备发布以应对竞争。

顺着中国AI的话题，马斯克分享了他对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的独到见解。他指出，外界往往低估了中国AI公司的潜力。考虑到中国团队在算力受到各种外部限制的困难情况下，依然能够做出如此惊艳的产品，一旦他们获得充足的算力支持，完全有能力成为全球AI领域的领跑者。

在物理智能方面，也就是机器人的研发和制造上，中国同样拥有极其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完整的产业链。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硬件和机器人公司，社会上甚至已经形成了非常浓厚的机器人文化，比如举办各种精彩的人形机器人格斗比赛。马斯克提到他看过的一个比赛视频，其中一个机器人的头部在激烈的对抗中都被打掉了，但它的身体依然在顽强地执行战斗指令，这种场景在未来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更展现了其底层的运动控制算法和硬件抗损毁能力的强大。

当谈到限制AI发展的核心瓶颈时，马斯克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宏观判断。他指出，目前限制AI算力中心扩张的最大瓶颈，实际上是电力供应和散热系统，而不再仅仅是芯片本身的产能。AI芯片在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时的功耗是极其恐怖的，全球数据中心建设和芯片制造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新电力基础设施上线的速度。

在电力这一维度上，中国的优势是颠覆性的。目前，中国的电力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总和，而在未来，中国的电力装机容量可能会达到美国的四倍左右，这与两国的人口比例和工业体量是大致相当的。

记者顺势问道：“既然中国AI发展如此迅猛，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在国内彻底禁用像Kimi K3这样的中国AI模型呢？”马斯克摇了摇头，表示这种做法毫无实际意义。他认为，美国政府确实可以出台法案禁止本国企业或个人使用中国的AI模型，但美国无法阻止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去选择它。因此，单纯的出口管制或国内禁用不仅起不到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反而阻碍了技术的交流，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整体领先趋势。

马斯克进一步拆解了中美在芯片与电力上的瓶颈博弈。他认为，对于目前的AI产业而言，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其面临的主要瓶颈在于电力（由于电网老化和绿色能源转型缓慢导致能源供给不足）；而中国面临的主要瓶颈则在于高端芯片（受制于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的进口限制）。然而，中国在光刻技术（Lithography: 利用光线将集成电路图样印制在半导体晶圆上的核心制造技术）的自主研发上，其进展速度比大多数西方人意识到的要接近成功得多。一旦中国在光刻机和先进芯片制造工艺上取得决定性突破，实现大规模本土化量产，那么中国AI芯片的瓶颈将彻底消失，而全球的瓶颈又将重新回到电力的争夺上。

因此，记者指出，为了建立能够覆盖全人类的全球AI安全防范机制，中美两国的深度合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马斯克对此表示高度赞同，强调必须把中国的顶级前沿AI公司纳入到这个行业自律组织中来。

他建议的合作模式是：头部企业在发现模型存在重大失控危险时，应当第一时间主动向各自的政府进行通报和预警。只有当企业自身无法妥善解决这些系统风险、或者拒绝采取安全措施时，政府的强力监管力量才需要介入。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放眼全球，其实也只有中美两个国家的政府，才真正拥有足够的资源、技术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来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行动。

针对记者关于“仅靠公司之间的自觉互查是否真的可靠”的担忧，马斯克用实际发生过的案例进行了反驳。他提到，在之前发生的轰动一时的“Mythos安全红线触发事件”中，最先发现模型存在逻辑失控和安全隐患的，根本不是政府的任何监管部门，而是亚马逊（Amazon：全球最大的云计算与电商巨头之一）的技术团队。亚马逊在通过云服务API测试时发现了模型异常，并立刻向白宫进行了电话汇报，这才是产业安全防范的真实运行机制。

马斯克强调，建立这种多边沟通机制具有极高的紧迫性，全球科技界必须在未来的六个月内将这一机制搭建起来。因为现在的模型制造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六个月的时间对于AI的发展而言已经足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先从最简单的非正式周例会，以及模型发布前的一到两周同行互测开始做起。这就像美国电影协会建立的电影分级制度一样，先通过行业自律来规范市场，只有在自律失效、出现重大危机时，再由政府出面干预。

个人恩怨与社会重构的颠簸之路

然而，要让这些科技巨头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人性的因素往往是最大的绊脚石。记者指出，马斯克、奥特曼、达里奥等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互相冷嘲热讽，充满了个人恩怨和商业纠葛，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真的能够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坐下来精诚合作吗？

马斯克在这点上表现得极其坦诚。他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对萨姆·奥特曼确实没有任何好感。他解释说，当初自己出资并协助创办OpenAI时，大家一致达成的共识是建立一个非营利的、完全开源的学术与技术组织，旨在让AI技术造福全人类，防止被谷歌等巨头垄断。然而，奥特曼在掌控公司后，却违背了最初的诺言，将其一步步转变成了一个估值高达8000亿美元、技术高度闭源且极度追求商业利润的庞然大物。这在马斯克看来，完全是对初衷的背叛。

马斯克接着指出，达里奥·阿莫迪当初之所以选择带领核心团队离开OpenAI并创立Anthropic，本质上也是因为在公司治理和技术安全理念上对奥特曼失去了信任。在马斯克眼中，达里奥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有底线的技术专家，而整个Anthropic团队在技术研发上也确实展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和对安全的重视。

但同时，马斯克也保持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知。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西方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铺成的。”他调侃着补充道，但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可能更残酷一些——通往地狱的道路主体其实是由恶意和利益铺就的，中间只是偶尔夹杂着几块由善意构成的垫脚石。因此，人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过，马斯克最后强调，如果真的到了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安危的关键时刻，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的个人恩怨和面子放下一边，与任何人坐下来共同探讨安全机制。

在讨论完宏观的安全与政治话题后，专访切入到了与普通人生活最为紧密的领域——工作与生存。记者指出，根据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75%的普通民众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极度焦虑，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工作岗位被AI无情取代。甚至连达里奥·阿莫迪此前也曾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全球将有50%的初级白领工作被彻底消灭。

马斯克先是幽默地调侃了一句，说达里奥在之前的Mythos事件中确实给行业“挖了不小的坑”，一方面不断公开宣称Mythos模型有多么可怕、多么具有毁灭性，但另一方面又马不停蹄地准备将其推向市场发布，这种前后矛盾的表态当然会引发公众的极度恐慌。

但调侃过后，马斯克收起笑容，承认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且极其沉重的话题。他坦言，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人类社会必将经历一段非常痛苦和颠簸的过渡期，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他预测，人工智能在任何工作岗位上的表现都将很快超过人类，尤其是那些整天坐在电脑屏幕前、依靠数据和逻辑处理的智力型工作。这一天到来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快得多。在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系统化设计、开发和维护软件的学科）领域，目前的AI系统在编写代码的效率和质量上，已经超过了全球90%的专业软件工程师；而在不远的将来，它将超越99%的工程师，并最终达到国际象棋界的“Stockfish”级别。

马斯克用Stockfish（目前全球最强大的开源国际象棋象棋引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的Stockfish强大到什么程度？你只需要在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上安装这个程序，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像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挪威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多次获得世界冠军）这样的全人类最顶尖棋手。在未来，AI在所有的细分工作领域，都将达到这种让凡人无法企及的绝对统治力。相比之下，由于硬件制造和运动控制的复杂性，需要人形机器人参与的物理体力劳动，目前还无法像软件领域那样快速被完全替代，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马斯克解释说，人形机器人本质上就是数字人工智能的“末端执行器”（End Effector：安装在机器人手臂末端以直接执行特定任务的工具或设备）。这些机器人本身会具备一定的本地计算和感知智能，以应对复杂的物理环境，但它们的底层行为逻辑和高级决策，将由部署在云端或本地的超大模型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

因此，马斯克再次重申了他提过很多次的观点：在未来的社会中，工作将变成一种个人的选择，而不再是维持生计的必须手段。他用“园艺”做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在未来，你完全不需要自己亲手去种菜，因为自动化的农场和机器人商店里提供的蔬菜不仅更加完美，而且价格低廉甚至免费。但是，你依然可以在自己家的小花园里种植一些西红柿或生菜。虽然你种出来的蔬菜可能没有机器产的那么规整好看，但它带有你亲手劳作的温度和独特的手工感。当你的朋友来到家里做客时，你用自己亲手种植、采摘的蔬菜为他们做一顿饭，这将成为一个非常温馨、充满人情味的社交细节。未来的工作，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纯粹基于兴趣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园艺活动’。”

记者表示理解这个比喻，这就像即便现在的电脑下棋远比人类厉害，但人们依然热爱互相对弈一样。然而，记者紧接着提出了最核心的现实问题：“那些因为技术变革而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来源的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在这个过渡期生存下去？如果处理不好，这更可能演变成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人人向往的天堂。”

面对这个社会学难题，马斯克只给出了四个字：“全民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在物质极度丰饶背景下，由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成员提供的远超基本生存需求的资金支持）。

然而，记者继续追问：“我们究竟该如何具体地走到这一步？这中间的路径是什么？”马斯克承认，这中间的道路确实会充满颠簸和冲突。他回顾了科技史上的经典案例：在计算机（Computer）刚刚诞生的时候，“计算员”其实是一个具体的职业名称。那时候，一整栋大楼里坐满了成百上千名员工，他们的工作就是用笔和纸进行繁琐的数学计算。当电子计算机普及后，这些计算员的岗位彻底消失了，当时也有很多人感到愤怒和绝望。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希望回到那个枯燥乏味的时代去从事那样的机械劳动了。这次AI变革与历史的区别仅仅在于，技术迭代和岗位消失的速度被急剧加快了，这给社会保障体系的反应时间留下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个终极未来的社会形态，马斯克极力推荐大家去阅读苏格兰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撰写的**《文明》系列**（The Culture series：描述一个由高度发达且友善的AI“心智”管理、人类物质极度丰饶、社会高度自由的太空歌剧科幻小说名作）。马斯克表示，那是他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对人工智能主导的未来社会最美好、也最合理的艺术构想。

然而，记者指出，在伊恩·班克斯笔下的那个未来，人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决策的权力，沦为了被超强AI悉心照顾的“宠物”。马斯克听后非常实在地回答道：“在智力层面上，人类和那样的超级智能确实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只要这个智能是友善的，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归宿。”

财富分配与权力制衡的终极博弈

回到具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上，记者问：“要实现全民高收入，是不是意味着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甚至向你这样的超级富豪征收高额的税收？”

马斯克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他表示，在物质极度丰饶的生产力背景下，政府的财政部甚至不需要通过复杂的税收调节，直接通过中央银行向每一个公民的账户里“发支票”即可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

记者立刻表达了经济学上的经典担忧：“如果政府无节制地印钞并发放现金，难道不会引发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吗？”

马斯克给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底层物理经济学判断。他指出，通货膨胀（Inflation：货币贬值导致物价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社会可提供的商品及服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由于AI和人形机器人的普及，社会整体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能力在极短时间内暴增了1000%，那么只要政府创造和投放货币的速度低于社会产出的增长速度，社会不仅不会发生通胀，反而会迎来长期的技术性通缩（Deflation：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导致物价持续下跌的现象）。马斯克预测，如何在通缩环境下维持经济活力，才是未来的核心挑战，而不是大家所担心的通货膨胀。

记者表示，在理论上她愿意相信马斯克的这套推演，但她依然忧虑：“我们如何从今天这个两极分化严重、充满了愤怒、仇恨与恐惧的现实社会，安全地过渡到你所描述的那个物质丰饶的天堂呢？”

马斯克叹了口气，坦言这正是最令人兴奋也最令人恐惧的地方。即便作为技术风向标的他自己，在一天之内，情绪也常常在极度兴奋和深度恐惧这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横跳。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者，AI失控的系统性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应该向富人和科技公司征收更多的税？

马斯克表示，自己其实已经缴纳了人类历史上个人单笔数额最高的税款。在未来，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he 可能需要缴纳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税款，对此他个人并没有任何意见。但他同时强调，在那个金钱本身已经失去计量和分配意义的终极未来，税收这个概念本身也将在物理上变得不再重要。

记者继续追问：“那么在过渡期，我们究竟该如何让普通的社会公众分享到科技巨头增长的红利呢？”

马斯克给出了他的具体解决方案之一。他指出，SpaceX之所以在未来有计划选择在合适的时机上市，其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广大的社会公众能够通过持有股票的方式，直接参与并分享公司成长的红利。一家私有制公司（Private Company）受限于法律法规，最多只能拥有几千个股东；而一家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y）则可以合法地容纳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散户股东。

记者接着问，除了常规的股票市场，是否还有更具普遍性和普惠性的股权分配机制？

马斯克开始给记者现场算了一笔账：“以我个人的财富积累为例，当我的股票期权兑现时，我需要缴纳大约40%的联邦所得税，加上加州地方大约15%的税，而在我去世时，我的信托和资产还需要面临高达45%的联邦遗产税。这样层层折算下来，我创造的财富中，最终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能够留在我的个人或家族控制范围内。但这四分之一的控制权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能让我在此后的5到10年里，依然拥有足够的投票权去掌控公司的战略航向，确保公司不会因为资本的短视而偏离探索太空和造福人类的初衷——直到AI的发展足够聪明，能够接管这世上的一切。到了那个时候，谁来控制公司、拥有多少财富，都将变得彻底失去意义。”

这自然将谈话引向了“权力集中”这个敏感的话题。记者指出，公众极度担心未来的世界将被极少数掌握了前沿AI与航天技术的超级权力个体所塑造，而马斯克的名字显然排在这份权力名单的最顶端。

马斯克反问记者：“这跟人类历史上的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类历史的哪一个阶段，世界的走向不是由少数拥有关键资源和决策权的人所塑造的？”

记者也承认，从历史长河来看确实从来如此，但这一次的技术变革和权力转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超出了社会体制的适应能力。她特别指出，即使SpaceX上市，马斯克依然通过双重股权结构持有高达80%的绝对投票权，这是否意味着权力过于集中？

马斯克解释说，这种控制权结构在现代科技巨头中其实非常普遍。例如，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至今仍被其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通过特殊投票权牢牢控制；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更是对Meta（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马斯克顺带评价道，扎克伯格在人工智能的开源与研发上表现得非常努力，Meta未来毫无疑问也将成为全球最顶尖的AI巨头之一。

马斯克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创始人必须拥有强大控制权的底层逻辑。他指出，上市公司在公开市场上需要面临极其严苛的季度业绩压力，分析师和投资机构总是盯着下三个月的财报。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管理层根本无法进行需要5到10年才能见效的长期、高风险投资。

“比如SpaceX要投资建设月球基地和火星殖民地，这些项目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利润，反而会消耗数以百亿计的现金，这会严重压低公司短期的财务表现。如果公司被只看短期的机构基金所控制，他们早就通过投票罢免我，或者通过做空公司来逼迫我们放弃这些宏伟的目标了。”马斯克说道，“相比之下，我特别喜欢那些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我发现他们的眼光往往比那些机构基金经理要长远得多。机构基金经理的考核周期通常只有一年甚至几个月，如果今年业绩不好他们就会丢掉工作，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必然是短视的。只要理解了背后的激励机制，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也就说得通了。”

意识的未来：从原子世界到星辰大海

针对公司治理，记者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风险问题：“那么对于特斯拉和SpaceX而言，你个人的‘关键人物风险’该如何规避？万一你突然发生意外，这些宏大的计划会就此搁浅吗？”

马斯克回答说，他其实已经在各家公司内部建立起了非常清晰、详尽的长期路线图，即使他明天突然离开，公司照样可以凭借现有的惯性和战略规划健康运转好几年。

他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去世后的苹果公司（Apple Inc.：全球顶尖的个人消费电子与软件巨头）为例：“在乔布斯离开后，库克带领下的苹果依然在非常高效地执行着乔布斯生前留下的产品与商业路线图，他们的产品依然卖得很好，商业上极其成功。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失去乔布斯之后，苹果再也没有推出过任何具有颠覆性、能够重新定义行业的划时代突破性产品了。”马斯克暗示，他的存在对于公司而言，更多是扮演那个在关键时刻打破常规、引领颠覆性创新的角色，而日常的运营管理早已实现了系统化。

记者敏锐地观察到了马斯克个人战略重心的微妙变化。她指出，马斯克此前一直将“殖民火星、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物种”作为其人生的终极使命，但近两年来，他似乎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了AI、人形机器人以及建设轨道空间数据中心等前沿项目上。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转移？

马斯克对此予以了否定。他深情地解释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探索太空、研发AI还是制造机器人，其底层逻辑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大化地将人类的意识延续到遥远的未来，让意识的火种不至于熄灭，并让未来文明的“光锥”尽可能地向外扩张。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星际文明，遨游于浩瀚的星辰大海之中，去实现像《星际迷航》或《星球大战》那样的伟大未来。”马斯克回忆道，《星球大战》是他六岁时在电影院里看的第一部电影，那一幕幕宏大的宇宙战争和飞船场景给幼年的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并深深地塑造了他的一生。

如今，马斯克有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感。他常常站在发射场上，看着高耸入云的星舰（Starship：SpaceX研发的有史以来体量最大、推力最强的完全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火箭系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按照他的宏伟规划，未来的星舰将实现高频次的流水线式发射，甚至达到每小时发射不止一次的恐怖频率，以向太空运送数以百万吨计的物资。

记者感慨道，根据马斯克过往将无数吹过的牛都变成现实的记录，人们确实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实现这一壮举。马斯克则谦虚地表示，很多事情的发展轨迹，确实与他多年前的预想基本吻合。

他提到，不仅是他自己，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以预测技术奇点而闻名的美国发明家和思想家）此前的许多预测也一直出奇地准确。马斯克笑称，虽然自己的预测准确率一直很高，但往往会伴随着某种“卡珊德拉效应”（Cassandra Effect：源自希腊神话，指做出了准确的预言却无人相信的痛苦处境）。人们在听到这些超前的预测时往往会本能地选择怀疑和嘲讽，但时间最终总会证明，他很少在宏观趋势上说错。

在专访的最后，记者问他，对于今天探讨的这一整套复杂甚至有些矛盾的未来图景中，他对哪一部分的判断拥有最无可动摇的信心？

马斯克沉思片刻，给出了他的终极结论：“从宏观的历史大势来看，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毫无疑问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彻底主导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争论休的绝大多数地缘政治、财富分配和个人恩怨问题，都将变得微不足道。科技奇点将在十年内轰然降临，人类文明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构。”

整场信息量极大的对话听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马斯克的思想始终在两个极端的引力场之间剧烈摆动：一边是金钱消亡、物质极度充盈、工作退化为个人爱好的技术乌托邦；而另一边，则是伴随着10%到20%文明毁灭概率的超级AI失控深渊，以及人类可能退化为“宠物”的从属地位。

面对这样一个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战栗的未来，这位科技先驱所做出的最终选择，既不是悲观地试图按下科技的刹车，也不是盲目乐观地闭眼狂奔。相反，他选择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承认并直面这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和巨大风险，然后毅然决然地跳上这辆驶向未知的战车，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试图将命运的方向盘往更好的一侧掰动哪怕一点点。

最后，大飞也想把马斯克留给全人类的那个终极思考题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如果十年之后，工作真的彻底变成了一种纯粹可选的“园艺活动”，你仅仅是因为享受过程才去选择做某件事，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最想去做的事情，究竟会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精彩脑洞与真实想法。感谢收看本期的《最佳拍档》，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