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秩序的崩塌：从共识政治到“吹哨”的代价

不久前，我在遛狗时为了逃避手机不断的震动而把它留在了屋里。然而回到家后，我却体验到了那种胃部下坠的恐慌感——手机里涌入了成百上千个未接来电和陌生号码的留言。这些语音信箱充斥着极端的人身攻击与死亡威胁，有人骂我“反美”、“叛徒”，甚至扬言要“人肉搜索”并剥夺我在街头行走的权利。如果说这些恶毒的诅咒已经令人胆寒，那么更难以置信的是，在所有的恐吓中，这居然还算是其中“比较温和”的。在建立这种心理防线后，我们需要把时钟拨回，看看这一切的根源。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我怀着保卫国家、防止灾难重演的信念来到华盛顿，从国会山处于权力架构最底层（lowest rung on the totem pole）的信使做起。那时候，我在众议院后排拥有着可以说是华盛顿最好的位置，甚至比白宫里的坚毅桌（Resolute desk: 美国总统办公桌）还要好。我坐在那里，亲眼见证了国家遭遇灾难后的政治团结——议员们跨越党派分歧，共同为国家安全立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共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退。到了2017年，我接任了美国国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幕僚长。我的上司约翰·凯利（John Kelly）曾用史上最糟糕的推销语招募我：“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情况，并没有外界看起来的那么糟……其实比那还要糟糕得多。”

我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深知我们需要真正懂政府运作和国家安全的保守派来稳住巨轮的航向。但在白宫战情室和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位鲁莽、冲动的总统。当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们面如死灰地走出办公室，直言“这个人是对我们共和国体制的威胁”时，我意识到事态已经极度危险。面对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内部并不存在外界臆想的**“暗深政府”（Deep State: 指被阴谋论者认为在幕后操纵国家政权的秘密集团），而只有一群试图对权力说真话、阻止总统违法（而非阻止他实施合法政策）的普通官员。然而，这让我们陷入了每天过度内省和束手无策的沮丧中。判断总统是否称职，本不该是我们这些非民选官僚的职责。为了打破僵局，深受《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美国建国初期推动宪法通过的政治评论集）启发，我最初选择了匿名发表文章，目的是制造舆论焦点，让美国民众重新审视这场关乎国家未来的讨论。这确实引发了全国性的震动，总统甚至在推特上发了一条七个字母、全大写的推文，愤怒地质问这是否构成“叛国？”（TREASON?）。我当时甚至感到庆幸至少后面还有个问号，因为叛国罪在美国可判死刑。最终，白宫律师叫停了对我的追捕，认定这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

政治暴力的平庸化：摘下隐匿面具后的系统级反噬

匿名发声虽然有效，但在2020年大选前，我意识到继续躲在暗处会释放一种危险的道德信号——它似乎在暗示，人们可以躲在安全的阴影里发表意见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为了向选民提供具体的证据以供他们做出裁决，我决定摘下面具。然而，这一决定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前总统在集会上公开宣称“坏事将会降临到迈尔斯·泰勒身上”，而他的追随者们将这句话转化为了现实的行动。因为这些毫无底线的诽谤和叛国指控，我被迫搬离了位于国会山的家，失去了离开政府后在私营部门的职位，耗尽了毕生积蓄来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和安保网络。在2020年选举之夜，我甚至不得不在武装保卫下躲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安全屋里，枕头下塞着上膛的手枪，仅仅因为许多同胞认为批评总统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种由最高权力机构定向输出的仇恨并未随着时间被稀释。就在今年4月9日，我又一次带着马丁尼出门——因为他身上弄得很脏，成了一只真正的“脏马丁尼”（Dirty Martini），我不得不带他去宠物美容店。就在那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我收到记者的信息，告诉我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公开谈论我。这一次他去掉了“叛国”后面的问号，直接向全世界宣称我犯下了宪法中量刑可达死刑的最高罪行。法律学者告诉我，这是美国建国249年来，首次有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仅仅因为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而去调查批评者。虽然美国司法系统尚未接受“批评总统即是颠覆国家”的荒谬观点，从而没有将我投入监狱，但那些被政治狗哨驱使的支持者们却早已心领神会。随之而来的，是又一轮狂轰滥炸的死亡恐吓与网络暴力。不仅我的生命面临危险，我妻子的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我一岁女儿的照片也被恶意挂到了网上。同时，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为50名员工发放薪水的企业也因此土崩瓦解。

更为绝望的是，我所经历的这场定点清除式的打压，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变得极其“寻常”。从国会议员到州代表，再到基层的公园与游憩部门的主管，这种众包式的暴力威胁正在全方位蔓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那一年，国会议员每年大约收到1000次死亡威胁；而当他离任时，这个数字飙升了十倍，达到每年10000次。当我们回顾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那张我曾作为国会信使使用过、见证了华盛顿团结抵御外敌的办公桌，竟然被推到大门前，成为了抵御一群本国暴力叛乱分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演讲都无法在标榜自由的国度里免于恐惧地进行时，这种将政治暴力平庸化的运作机制已经触及了民主存亡的底线。

异见的经济学：破解自我审查与匿名的系统解药

就在最近，我们亲眼目睹了右翼顶级政治评论员遭到暗杀，以及针对国会最高级别民主党人的暗杀阴谋被提前挫败。面对甚嚣尘上的政治暴力，我们必须进行底层追问：是谁让美国社会表达异见的代价变得如此高昂？如果你认为答案仅仅是由于某些特定的政客，那便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责任人，其实是公众自己。近期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 美国主要的公共广播机构）的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据：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为了让国家重回正轨，政治暴力是完全正当的。为了让你对这个比例有更直观的概念——在美国，同样有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宠物猫。更令人深思的是，支持暴力的极端立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中，呈现出统计学上的绝对均等。

也许你坚信自己绝不属于那狂热的“三分之一”，但你极有可能属于那沉默的“三分之二”。同一项调查无情地显示，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正主动承认他们在进行深度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在移民、堕胎、气候变化等几乎所有极具争议的社会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在私下里其实有着广泛的共识，但他们却因为恐惧而噤若寒蝉，甚至不敢公开谴责正在发生的政治暴力。正如我此时站在这里呼吁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在当前的社会架构下，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显性的政客，而是隐性的匿名性（Anonymity）——我们都下意识地戴上了隐形的政治面具，在表达真相时战战兢兢。当整个社会都畏惧说真话时，恐吓与暴力的策略便会不可避免地取得压倒性的成功。

那么，我们该如何系统性地打破这种噤若寒蝉的僵局？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作一个极其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在一个市场模型中，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如果说今天在美国表达“真实异见”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承受，经济学明确告诉我们只有两种降低价格的途径。第一种是降低需求，即我们决定不再需要真相、不再需要辩论、放弃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但这显然违背了建立这个国家的初衷。因此，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增加供给。作为这个社会系统中的微观个体，你们就是市场中亟需的“抗风险商品”。我们需要更多无惧报复、勇敢走上前台表达真实立场的人。当你在令人窒息的时局中迷茫发问时，请先向内审视：我是否依然隐藏在匿名的舒适区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化解这场时代危机的钥匙其实就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是时候摘下面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