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的诊断与清华的沉默

在上集节目中，赫米博士指出，朱令头发的检测结果显示她曾反复多次长期涉入剧毒物（Highly Toxic Substance: 具有极高毒性，能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物质）。尤其在最后一次急性中毒期间，她涉入的铊（Thallium: 一种剧毒重金属元素）远高于平常的频率和剂量。而那段时间，朱令因生病，大部分活动范围都在宿舍。案发后，朱令的室友孙维是警方已知的唯一嫌疑人。然而，孙维在2005年的声明中表示，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其列为嫌疑人，并在一年后解除其嫌疑时承认，没有证据证明他与朱令中毒案有关。不过，八年之后，北京警方发表声明，称此案未侦破是因为没有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这两种表述在法律语境下有实质性区别。

本文将回到1995年的现场，去探究这个案件中究竟是怎样的直接证据没有获取，为什么没能获取，以及案件未侦破的责任归属。投毒案侦查首先要弄明白是不是中毒、是什么毒物、毒物来自哪里，这是案情的核心。从北京警方的声明看，他们首先提及的是朱令从1994年年底起病，到第二年4月28日才确诊为铊中毒。时间已过去半年，这意味着他们将确诊太晚列为影响侦查的首要因素。

事实上，朱令最后一次接触剧毒物的时间应该是在1995年3月初，而3月9日她进入协和医院时，医生李顺伟在第一时间就高度怀疑她中毒。因为他在60年代曾接诊过同一症状的病人，也来自清华大学，该病人是在无防护情况下接触铊盐后死亡的。此后53天，协和医院反复向清华询问朱令铊中毒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化学系向协和提供了朱令本人没有接触过铊的证明，但没有提及校内有铊。朱令母亲曾日后写信，询问几位看望过朱令的化学老师，为什么对医生说化学系没有铊，但她的信件无人回复。

与朱令同班的童宇峰回忆，当时系里向学生通报朱令病情时，也没有提及她中毒的可能。朱令在确诊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来学校上学，同学们听到的原因是神经炎（Neuritis: 神经炎症）或其他各种奇怪的病症，从未听说过铊中毒的可能。协和医院曾高度怀疑朱令铊中毒的消息，系里也从未向学生传达。童宇峰表示，假如当时作为清华化学系的学生，他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渠道得到关于铊中毒症状的知识。他提到，1995年4月出版的《1-109号》一书中，他高中时就买过，里面详细描述了铊中毒的症状，与朱令的情况高度吻合。后来，他曾听到一位朋友与班级政治辅导员交谈，辅导员自称也考虑过铊中毒的可能。

协和医院有53天的时间来判断或排除铊中毒的可能性，而清华化学系至少有两位老师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按理说，这应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性得到公开讨论。然而，现有材料中并未出现这一信息。多年之后回看，当年朱令在北大的高中同学想尽各种办法从国际期刊里得到更多信息，而有人认为清华的师生在那个阶段毫无作为。童宇峰认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承认当时做得不够。朱令在北大的高中同学在互联网上寻访了数十位国际医学专家，都强烈怀疑她铊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朱令父母自己到处寻访有检测能力的机构。4月28日，他们找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做检测，最终确诊朱令铊中毒，但为时已晚。在确诊之后，朱令家人才知道清华大学化学系就有检测铊的能力。

朱令的母亲曾回忆，有一次到薛老师办公室，薛方宇说：“其实我们化学系也能检测铊。”朱令母亲反问：“朱令的命都快没了，怎么检测？为什么不早说？”薛方宇回答说，怕家属不相信。朱令母亲说：“如果你们查出来没有铊，我们可能不信；但如果查出来是铊中毒，我们怎么可能不信？”薛方宇还指着一位男老师说他就能做检测，那位老师也与朱令母亲握了手，但朱令母亲感叹：“这都晚了。”

毒物来源与清华的管理漏洞

确诊之后，警方很快排除了朱令自杀和误服的可能，认定有投毒事实的发生，并开始排查剧毒物的来源。此时，清华大学化学系代理系主任薛方宇对媒体说，他们曾反复自查、排查铊源，并把结果告知了家属。朱令母亲表示，薛老师一直告诉她，清华化学系没有铊，并且多次明确告知。铊是一种A类剧毒化学品，购买这样的危险化学品必须经过严格手续：购买前需填写申请表，报课题组组长和院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并由保卫处签字盖章。薛方宇主任当时自查的程序如何、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至今存疑。

1995年朱令确诊后，化学系主任白广美向全班同学宣布系里没有铊。教授也强调系里没有铊。童宇峰认为，系里之所以强调“化学系没有铊”这个说法，可能是为了让学生不要害怕，或是想撇清关系，说明朱令中毒的铊不是来自化学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解释铊的来源呢？他们强调“阴离子”还没有找到，所以不知道来源。童宇峰认为这种说法很奇怪，作为学化学的人，重金属中毒的关键因素是阳离子（Cation: 带正电荷的离子），即铊离子，而阴离子（Anion: 带负电荷的离子）是什么都无所谓，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当时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但没有继续追问，认为清华学生可能都比较听话。

当化学系公开对学生声称没有铊盐的时候，在其分析中心，童爱君老师的课题组正在实验中使用硝酸铊。据目前所知，朱令室友孙维在1994年上半年进入这个课题组，并且是能够合法接触铊盐的学生中唯一与朱令有生活交集的人。孙维所在的实验室有铊这个事情，系里从未向学生提及。孙维在声明中说，出于对朱令的关心，他曾连夜翻译了与铊中毒症状有关的文件并交给了系里。朱令班长张力表示，孙维从未在班级里提及他所在的实验室有铊盐。如果当时是他，他会向警方或系里反映。

童宇峰询问了艺术班的四位男女同学，他们都不知道孙维当时接触过铊。考虑到孙维可能只与熟悉的朋友谈论此事，童宇峰询问了朱令同宿舍的朋友王琪，但她拒绝了采访。但在2007年，王琪在与朱令母亲的电话中，被问及翻译前后孙维是否与她们议论过铊中毒，王琪回复：“没有。”朱令母亲又问：“孙维说过他在实验室中接触铊吗？”回答是：“没说过。”

1995年5月立案之后，警方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多家单位开展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不知道毒物在哪里，也不知道在清华校内就可能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把宝贵的侦查时间用于外围排查，以及逐一排除所有朱令亲戚朋友接触铊的可能。直到当年10月左右，朱令的舅妈才知道警方找到了清华有铊的证据。朱令舅妈曾感到奇怪，案件一直没有消息，警方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没有进展，也没有告知家属任何信息。李梦成曾称赞李树森特别能干，脚踏实地，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说他在石家庄查到了清华化学系购买铊的发票。此后，朱家开始连续给清华大学写信询问此事，但没有回复。从记录看，1996年，为了朱令案，清华校内开了十次会议，九次找上级领导，两次打报告给市领导，但他们一直没有给朱家任何公开的答复。直到1997年4月9日，嫌疑人孙维已被审讯一周之后，化学系才第一次向朱家承认学校有铊，学校有学生能够接触到铊。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化学系领导曾告诉学生系里没有铊，但此后并未向学生纠正这一说法。化学系也没有检查过每个学生接触化学品的清单。童宇峰回忆，他虽然早一点进入实验室，但没有人询问过他。很快警方就立案侦查投毒案，但学生们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从清华毕业出国前，才知道朱令是铊中毒，是被人投毒。他解释说，他总是喜欢说“中毒”，因为“中毒”和“投毒”这两个字之间的差别，对人的潜意识想法影响很大。他这种条件反射的说法，是因为学校里以前一直都是“洗脑式”地强调“中毒”，从来没有想过是有人投毒。

证据灭失与校方的责任推诿

在大学期间，这种不透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对个人而言，大家甚至觉得朱令中毒这件事后来也淡化了。回溯来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最大影响是无法获得公正。如果早些知道一些情况，就能提供一些信息。如果警方具备专业知识，就不需要去200多家单位逐一查阅文件，只需核查谁在何时何地接触过铊。

2002年，童宇峰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及清华有铊的消息后，通过英文检索找到了三篇清华使用铊盐的论文，全部来自于李龙帝和童爱君的课题组。通过时间推算，他认为实验应该是在1994-1995年之间进行。童宇峰向实验室其他同学查证，指出课题组确有固体铊盐，也有铊溶液。剧毒物并不是存放在普通学生可入的公共实验室，而是放在课题组的专用办公室。这是清华化学系有铊的明确证据。但当时的清华，对家属和警方都强调，清华的化学毒品管理很严，需要两个人拿毒品柜的钥匙，同时打开才可取出，意思是铊不会从实验室流失。

童宇峰回忆，实验室进出剧毒物并没有计量登记，配置溶液时用了多少、剩了多少也没有登记。这意味着如果中间缺失了一部分、流失了一部分，很难体现出来。他接触到的药品柜子都没有上锁。如果需要用这种物质，也不需要老师或第二个人在场才能触碰。柜子上装了各种各样的铊，屏幕上贴了标签，自己去找就行了。清华对外说包括对家属和警方说实验室管理很严格，必须两个人同时才能开锁，童宇峰表示在他当时做实验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朱令确诊之后，化学系也没有组织对实验室剧毒物管理进行整改。

在这样的管理条件下，孙维的家人曾用DV（Digital Video: 数字视频，一种数字录像格式或设备）拍摄了从清华化学实验室取出剧毒物又放回去的过程，试图推翻清华的证词。但一个月之后，学校领导与朱令的家属座谈时，仍然强调化学品管理严格，没有问题。直到当年7月，清华大学被校党委的文件点名批评，指出案件发生除了涉嫌人为投毒，主要原因是剧毒品没有严格管理。这给朱令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警方传唤校内唯一能够合法接触铊并与朱令有生活交集的人士时，没有能够获取毒物来源的直接证据。

毒物的来源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朱令的水杯、中药瓶、咖啡瓶、洗漱品都是可能的投毒途径。假如能够检测出铊，将成为能够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朱令病危，她的父母不能离开医院，于是请朱令的舅妈去清华报案。1994年4月28日朱令确诊后，朱令舅妈立即联系了薛老师。她去薛老师家告诉他要报警，薛老师随即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和党委书记贺美英，他们都非常痛快地表示同意报警。薛老师接着又给清华保卫处处长打电话说要报警，但处长当时很不以为然，还反问“还要报警？”后来薛老师和薛方宇向他解释说王大中和贺美英都同意报警了，他才说“那就报吧”。朱令舅妈以为这就是报警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她等到七点就到薛老师家，说要保护现场，要把朱令宿舍的同学迁出去，而且要清空物品。薛老师说迁出有困难，学校没有宿舍，暂时没法安排。

从座谈会记录显示，办公室主任马林说4月28日薛老师得到消息通知学生部，学生部立即告知保卫部部长，保卫部长立即报告公安局。而这位保卫处陈处长的说法是，他在4月29日下午4点知道铊中毒，5点报公安局，及时报案。但在平安北京的声明中，清华的报案时间点是在5月5日，也就是一周之后。朱令舅妈对此感到奇怪，报警如此及时，为何隔了这么多天才立案。直到那天谈话，家属才知道是朱令宿舍失窃报案，才有了投毒报案一说。

就在从家人报案到警方立案之间的这一周，五一假期内，朱令的宿舍发生了失窃案。朱令所在的六号楼114被盗，她的手表、现金这些贵重物品都在，丢失的是她洗澡时用的小竹篮，内放浴液、洗头液，还有一些化妆品。另外丢失的，还有一个空的中药瓶。这些都是朱令口服（Oral Administration: 通过口腔吞服药物或物质的方式）或者皮肤接触（Dermal Exposure: 物质通过皮肤与人体接触的方式）铊盐的重要物证。

朱令隔壁宿舍的女生匿名透露，当时同一楼层没有其他宿舍被盗，并且她画了宿舍的格局图，说女生6号楼很特殊，男生不能够入内，要进朱令的宿舍必须入楼之后右拐，穿过值班室和楼长室才能进去。宿舍在一楼，外面路上经常有人走动，翘窗进入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朱令的室友王琪也回忆提到，当她五一假期回校之后发现失窃，门窗并没有破損。而假期内，这个宿舍唯一留在北京的人是孙维。警方对投毒案和失窃案并案处理，这意味着1995年5月5日，假期一开学，清华校内有双重犯罪现场，可能危及重大公共安全。但五华二班的童宇峰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发生失窃案，也没有人讨论过案件重要证物的丢失。

童宇峰认为，例如大规模失窃案，因为它关系到公共安全，学校应该首先关闭食堂、检查水源，确保大家的安全。但在投毒案立案之后，清华并没有做这些事。女生宿舍的情况他不知道，但男生宿舍那边就没有，也没有任何通报说学校里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需要注意。学校里没有任何措施。学生宿舍没有监控，很大程度上要靠目击证人来提供重要线索。例如在复旦大学投毒案中，就是同一宿舍同学看到投毒者事后清洗水桶，认为这个行为很不寻常，帮助警察解决了凶手。但是朱令隔壁宿舍的女生说，事情发生时，她并不知道投毒案，无从把两者关联起来，只记得系里和班里通知过，让大家不要乱说，也不要接受采访。

压制与追问：真相的漫长道路

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讨论也不热烈，似乎有一种压制的气氛。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后来，当同学们想为朱令发起募捐时，学校不予支持，说不要把这件事搞大。募捐是为了帮助受害人，为什么不能广为人知？当时版报都已做好，想借献血活动一起做募捐，但后来版报也被撤掉了。当时与系里和学长组直接领导的学长组也具体交涉了，得到的答复是“不希望影响太大，如果事情太大，以后你们考研、新同学报考都会受影响”。这听上去是怕影响清华的声誉。童宇峰认为，这造成的影响是有一种力量在压制大家谈论这件事，想要大事化小。

不论真凶是想毁灭证据，还是想嫁祸于人，失窃案都是重要的侦查现场。但从材料看，当时条件所限，专家和警方都只知道朱令是在口服铊盐的情况下急性中毒（Acute Poisoning: 短时间内接触大量毒物，迅速出现中毒症状），而没有考虑到皮肤接触（Dermal Exposure: 物质通过皮肤与人体接触的方式）慢性中毒（Chronic Poisoning: 长期或反复接触毒物，导致毒物在体内累积并逐渐产生毒性作用）的可能。现场勘察粗糙，失窃案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1997年，五华二班临近毕业出国，朱令父母在焦急的心情下曾写信给这个班的同学，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线索，但无人回复。童宇峰本人没有看到这封信，他推测如果信是写给班级的话，很可能被班干部拿走了。外界对他们班有很多不理解，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刑事案件之后，他们班长时间内保持了一种沉默。童宇峰承认，绝大部分同学的确是不知情。后来在清华的那几年，到毕业之前，他们仍有机会去看望朱令，从她父母那得到很多信息，但感觉也没有。童宇峰当时听到班上的说法是朱家跟孙维打官司，所以才导致孙维出不了国。这种印象可能来自班干部同学有时说起朱家好像对他们同学有敌意。这种印象造成的后果是大家就不再联系了。

童宇峰从清华毕业之后，2003年1月份，第一次去看望了朱令。此后他写信给同学，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朱令残存的清秀，但面目全非的脸。他说，流传中朱令父母的敌意并不存在。两位老人只是奇怪，同学们为什么不希望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在那个时刻，童宇峰坚定了要追问为什么。但当他持续询问朱令的室友关于失窃案的细节后，孙维写信给同宿舍的两位女生，要求她们不要再向童宇峰提供任何信息。孙维在那封信当中透露出来的态度似乎是，他认为童宇峰在收集不利于他的信息，甚至有一天可能上法庭的时候要用到这些信息来指证他们。童宇峰表示，他只是想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是什么，没有预设立场。

有了童宇峰的提问，人们才第一次知道清华大学不仅没有及时报案保护现场，还在警察来到之前把封存重要证物的任务交给了朱令同宿舍的女士。王琪说，是薛方宇在五一假期之前通知她收拾好朱令的东西放在床下。但是，等警察来到时，朱令的水杯并不在其中，是很久之后才由宿舍三个女生在打扫卫生时从公用床底下扫除的。是谁发现的？王琪说，她不记得了。

朱令这些物品日后被警方委托给清华化学系保管。1998年，当警察王浦向朱令的父母提出对朱令的物品和头发再进行检测的思路时，朱令家人发现存放在化学系办公楼的朱令的箱子全部被打开了，发生了第二次失窃。朱令曾经入口的蜂蜜、果酱，包括空的咖啡瓶都不见了。对于第二次失窃案，清华的答复是：“可能倒垃圾的人偷的，或你们怀疑的人曾报告派出所来人看过，也没当回事。”至此，未来朱令案侦查当中本可用到的重要证物就此灭失。

4月2日，警方正式传唤孙维，他在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文书上签字，审讯进行了8小时。就在这个月月底，清华大学第一次与朱家面对面座谈，此时距离朱令确诊整整两年。朱令家人提出，学校对于物证和投毒长期不能侦破，有一定责任。杜总务长说，这样会形成对立，问题解决不了。朱令家人说，还是要谈，否则无意义。杜总务长说，若如此，就将双方处于对立为止。两个月之后，清华校方领导人在座谈会中得出结论，清华在管理上按管理毒品的规定做了，及时报案了，中间被盗不能简单说有谁有责任，到现在学校没有责任。保卫处陈处长强调，失窃案是他及时报案了。朱令舅妈曾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追究保卫处处长的责任。她没有要求清华追究责任，因为薛老师后来没有再联系她，她也再没有联系薛老师。她认为薛老师感到抱歉，对耽误了事情感到内疚。

1998年8月，警方解除了孙维的嫌疑。在声明中说，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后，清华提供了朱令家一次性困难补助20万元，并再不提供任何经济支持。朱令母亲曾问，今后朱令和学校的关系如何？杜总务长说，校友关系，学校对校友不可能大包大揽。此后，从1998年到2013年，清华大学校方领导没有再去过朱家。20年中，警方结案，清华沉默，但清华学生童宇峰，在2004年与一些志愿者成立了帮助朱立基金会为朱家募捐。两年之后，他征集班级里海内外13位同学签名，试图推动朱令案重启。此事没有结果，但他仍在校园群中持续追问。

寻求公正与反思大学担当

支持孙维的室友王琪认为，朱令体内的铊根本不到致死量，只有一次中毒，第二次发病也许只是潜伏期。王琪曾与童宇峰争论是一次中毒还是两次中毒，并说两次中毒的症状不等于两次中毒。童宇峰感到不解，认为作为博士，连基本逻辑都搞不清楚。他认为，王琪等人处于情感，极力想要寻找各种概率来排除掉自己有情感的人的嫌疑，但最基本的逻辑和事实是应该说清楚的。王琪在信中说，即使是从客观事实本身考虑，她也认为不可能是班内的人做的，因为她不相信在大二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恨自己的同学恨到这样的程度，假如二次投毒的话，那就更加凶残，她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班同学身上。童宇峰认为这只是一种判断，而不是事实。王琪始终以孙维和她的同学为出发点，而童宇峰的目的是找到真凶，所以他不会怀疑任何人。他认为，如果凶手在教室里，就必须面对现实。对父母来说，他们是在寻找一种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方式。

童宇峰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像王琪这样的同学会指责他牺牲了班级和学校的荣誉，但他认为人命关天。清华的荣誉，在他看来，一个大学的荣誉并不是说你可以轻易地说，如果清华真的是百年名校，就应该承认错误并弥补错误。当人们看待清华时，会认为这是一所负责任的大学。在90年代，清华不管对朱令还是对孙维，都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说让清华认错是绝不可能的。写历史的人是写真实的，残酷地记录下你到底做了什么。童宇峰希望清华能有点担当，对所有从清华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空间。学校在犯错时仍在改变，未来培养出的学生也知道做人要诚实，而不是说犯了错就应该掩盖。他记得高中时读《约翰·克里斯托弗》的翻译，里面可能写过“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世界，而是永远不会被黑暗所掩盖”。

在节目的最后，柴静感谢清华五华二班多位同学以不同方式接受采访。童宇峰的班长张力在采访结束后写信给柴静说：“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大不了封号，或者各种孤立、责骂、断交，不容于母校、师长、同学。只是希望你真实地记录下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孙维在2005年的声明中曾说，警方没有任何证据就认定他为嫌疑人。在毕业前突审他，是来自上级的压力，警察是戴着有色眼镜，对他进行有罪推定（Presumption of Guilt: 在未经审判前，先假定被告有罪的原则）。而且他一再要求之后警察对他再审、测谎，都被拒绝。既然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认为侦办当中有可能存在政治干预，都希望能够公开案卷重新侦查，那么警方是否愿意做出回应？柴静已给清华和警方都发出了采访函，希望在下期播出对于朱令父母的采访之前，能够得到他们的回复，给年迈的老人一个告慰，给清华学生的愿望一个回应，给多年来的社会期待一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