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不久前有观众发来邮件，问了这么个问题，说他经常在网上跟“粉红们”辩论，争到最后，对方总会来一句：“民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有很多民主国家都发展不咋地，有的地方还隔三差五搞政变，三天两头打仗呢。阿根廷是民主国家吧，连通胀率都200%。”他觉得对方似乎在偷换概念，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所以希望我聊聊这个事。正好之前我其实也收到过类似的邮件，这里就一并汇总，深入聊聊这个话题。
驳斥对民主制度的常见谬误
首先，如果你只是想反驳这种观点，其实很容易，因为它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逻辑错误。
1. 以偏概全 举个例子，你不能说因为姚明比沙奎尔·奥尼尔高，所以中国人整体上就比美国人高。反过来，我也不能说因为埃隆·马斯克比你有钱，所以非洲就比中国更富裕，因为马斯克也是非洲人嘛。所以你发现了吗？这种观点错误在于用“田忌赛马”式的对比，把个例当成普遍规律，混淆视听。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比较民主和独裁这两种政体各自的优劣势，应该要对比均值，比如民主和独裁国家各项指标的平均线在哪，孰高孰低。到最后你会发现，尽管民主政体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那二十几个国家，大部分还都是独裁政体。尤其是你还需要做对照组实验，也就是约束其他变量，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比如大家经常说南北韩、东西德就是个很好的对照组，因为两边的民族文化、历史，包括分开前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结果分开几十年以后，就有了天壤之别。那很明显就是制度的问题嘛。
2. 错误归因 其次是错误归因，也就是把某些国家发展得不好，简单归罪于民主制度。这就像什么呢？像一个人吃药做手术，结果还是死了，你能说他就是吃药吃死、做手术做死了嘛？显然不行啊，因为也有可能他本来就癌症晚期了，如果不吃药、不手术，一年以前就死了，熬不到今天。同理，你看到某些糟糕的民主国家，有可能如果当初他选择了独裁制度，现在更完蛋。
3. 虚假的两难选择 第三是制造了虚假的两难选择。还以吃药为例，假如某个医生让病人吃药，这病人说：“反正这个药也不能让我长生不老，所以还不如摆烂，天天吸毒呢。”你觉得这个逻辑有说服力嘛？因为这个病人其实是在逼你二选一，要么长生不老，要么吸毒。因为长生不老实现不了，所以就只能选B。问题在于，真实的人生从来就不是只有两种选择，几乎所有人的选择都是通过科学的治疗方案，延长寿命和生活质量。类似虚假两难的例子，还包括动不动感谢政府、感谢党，拿出叙利亚、加沙做对比，说庆幸生在中国，起码没有战乱，反复，你要投胎重生，也只有这两个选项一样。回到一开始的观点，一个国家当然也不止独裁和劣质民主这两条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得很好的优质民主国家，要不怎么会有人移民呢？
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从逻辑上反驳，但你如果不仅仅想反驳，还想更有说服力的话，那咱们就得深入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即便民主了，发展得也不好？
民主的本质：非仙丹，有适用范围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咱们得先摒弃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你可以把民主制度当成现代医学。既然是医学，而不是仙丹或者魔法，那它就做不到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也会有适用范围、副作用。使用不当，或者遇到庸医是有可能死人的。但只要这种医学体系被证明是科学有效，能够整体上提升了人类的寿命，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摒弃它，转身投入巫医的怀抱。
前面咱们提到两个词：劣质民主和优质民主，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如果要准确分类，我们可以换两个词：形式民主和实质性民主。简单说就是前者只有个民主的壳，看起来好像有选举，也有正常的党派轮替，但其他方面都一团糟。而后者呢，不仅包含选举，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整套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机制。但为了方便记忆，咱们姑且还叫劣质民主和优质民主。
那劣质和优质民主的国家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或者说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优还是劣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六条：第一是国家能力，第二是财政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钱是怎么来的。第三是政党的竞争方式，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党到底是靠什么赢得选举的。第四是媒体和新闻自由。第五是司法独立。第六是民间文化、社会信任度和公民合作。以上这六条可以说是优质和劣质民主的分水岭。以下咱们一条条说。
第一道分水岭：国家能力
先说第一条：国家能力。什么叫国家能力？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听到这儿，可能某些“粉红”要兴奋了，说要论执行力，那肯定得说咱“东大”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制度优势啊。注意，这里的执行力指的不是能不能高效地按照领导的意思办事，而是能不能执行自己制定的规则、法律和制度，能不能贯彻下去。比如，你宪法上写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生活中能不能做到？你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犯法与民同罪，现实中能不能落地？
国家能力涉及的范围很广，咱们随便说几条比较核心的。
1. 官僚制度 一个国家有没有一支专业、有连续性、政治中立的技术官僚队伍，某种程度上决定它的执行力。这里先介绍一个概念，叫恩庇侍从制（Patronage System: 指政客依据政治联盟和支持，而非根据功绩、能力等工作相关因素来选择公职人员）。中文语境里有个更通俗的说法，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看，一些民主和法治指数比较低的劣质民主国家，像是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包括中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等，几乎每次政府换届，新任总统或总理都要清洗上一届官员，在政府里安插一些自己人。结果是什么？是整个政府成了临时工地、草台班子，政策没有连续性。今天A部长要往东，明天换了个B部长又要往南，结果出了问题，也没人负责。
而一些民主质量较高的国家，比如挪威、丹麦等等，都建立起了高度独立和制度化的文官体系，确保政府公职人员不受选举干预，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政治中立。以挪威为例，它早在1918年就颁布了公务员法，详细地规定了一整套基于能力和专业性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且规定，任何高级官员如果想要解雇一个普通公职人员，必须得有充分并且非政治性的渎职理由，并且得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独立机构审查。你不能以这个科长对总理不够忠诚，或者他跟我们党的政治观点不一致，就给人开了。简单说，哪怕你是新选上来的总统，也撤不了一个小警察。他没必要怕你，也就不必巴结讨好你，继续照章办事就行了。
有人可能会说，那美国呢？我看特朗普上台，不是换了一堆部长、白宫官员什么的，这不就是劣质民主国家的换届大清洗吗？这也得说一句，政府部门里的决策层和执行层是两码事。在美国总统能换的只是部长、副部长、政务官、白宫幕僚这一层，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任命层。这些人是定方向和政策大框架的决策层，他们的撤换本来就属于制度设计的一部分。但总统再怎么折腾，他也动不了真正让国家运转起来的发动机，也就是那一大堆的职业文官，比如税务人员、工程师、审计员、职业检察官、情报分析师、科研人员等等专业服务人员。这些人是通过考试、资历、专业认证、业绩评估进来的。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旨在通过功绩制取代恩庇侍从制）已经通过工会保护、升迁制度、独立监察长、国会监督、媒体曝光，一起构成了一个铁桶般的结构。特朗普也动不了人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上台的环保署署长普鲁伊特。他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希望大规模削减奥巴马时代制定的环保法规，比如电力清洁计划，结果下面一堆技术官僚，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律师们都不理他，直接甩出一堆科学证据、法律分析和成本效益评估，说你这哪哪有问题，到最后也没推行成功。有人可能会说，那你这个技术官僚集团不是很僵化，成了政府执行力的阻碍了吗？这不是好事啊。是这样，文官制度设立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形成一道防火墙，防止政府高层脑子一热，就冲动、草率、非法地改变那些需要长期稳定执行的国家政策。它宁可牺牲一些效率，也要保障稳定性、专业性和法治性。随便举个例子，像当年毛泽东搞的大炼钢铁、全民捕杀麻雀、无产万金，这一系列拍脑袋的“骚操作”，换了美国就搞不起来。因为就算你伟大领袖拍了板，总理部长们也想拍马屁，下面的干部也不会执行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美国三天两头换部长，日本隔三差五换首相，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的原因。别说换领导了，就算卡预算，政府停摆，这套极具韧性的文官集团，也能保持政府的基本运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2. 行政流程 除了官僚制度，国家能力的另一个体现叫行政流程，也就是政府内部的流程什么样？是手写批条子还是数字化、透明化？比如爱沙尼亚，一个不到140万人的小国家，却被称为“数字政府之王”。他们从2001年开始全面电子政务化，办任何事情都会留下数字痕迹。一个关于审批事项，只要动了系统，后台就能看到谁什么时候批的，一目了然。结果就是，爱沙尼亚的腐败率极低，行政效率很高。你想办公司，如果有数字身份的话，20分钟就能办下来。但在某些劣质民主或者独裁国家，要办个事，就得找十几个人批条子、盖章，而且流程极不透明，官员裁量权很大，这就给贪腐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属于国家能力孱弱的表现。
第二道分水岭：财政结构
讲完了国家能力，咱们再说第二条财政结构。通俗说，就是你这个国家财政收入是从哪来的？从财政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一类叫税国（Tax State: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人民税收，政府需对纳税人负责），另一类叫租国（Rentier State: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自然资源租金，政府无需对民众负责）。
所谓税国就是国家的钱来自人民的税收，政府必须对纳税人负责。而租国呢，就是国家靠卖石油、天然气、矿产这种资源租金活着，它不怎么靠税收，所以也不需要对身为纳税人的民众负责。税国好理解，因为今天几乎所有主流的发达国家都属于这类，靠纳税人养活，说白了你就是个服务部门，跟开餐馆没啥区别，自然得提高服务水平。而类似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类国家就属于典型的租国，政府财政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钱不是人民给的，而是地下喷出来的，说白了，政府掌握了钱袋子，就不用看老百姓的脸色，反过来，老百姓还得等他们的恩赐呢。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也是类似的情况。有学者也将这种现象叫做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 指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经济增长缓慢，政治腐败，民主化进程受阻）。除了以上这种，还有一类准租国，也就是虽然没什么资源可卖，但掌握了大量垄断国企的，其本质也类似，政府的钱来得太容易了。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越偏向税国，就越容易达成优质民主。反之，越偏向租国，就越容易形成劣质民主，或者没有民主。为什么租国往往会跟优质民主无缘呢？原因很简单，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如果国家的钱不是来自人民，又或者虽然来自人民，但主要是靠暴力抢劫，根本不需要征求民众同意，那你怎么监督这个政府呢？这就像说相声，像德云社这种得靠卖票活着的，就只能琢磨怎么提高业务水平，让衣食父母们听爽了。但如果是姜昆那种体制内吃财政饭的，他会在乎你观众笑不笑嘛。
关于这一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上世纪80年代以前，委内瑞拉曾被视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典范，号称“南美洲的瑞士”。当时的委内瑞拉在1958年推翻独裁政府以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民主化尝试。虽然有腐败，但当时的政府财政依然是以税收为主，需要通过各种社会组织争取选票，对基层民众有基本的问责压力。从1950到70年代，该国的人均GDP长期位居世界前二十几位，和当时的一众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相当。但到了1973年，事情渐渐起了变化。由于中东战争，这一年油价暴涨了4倍。这给了委内瑞拉政府前所未有的财政实力和政治底气。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呼声下，当时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顺势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国际油价暴涨，西方公司无力反抗的背景下，以国家征用的名义，于1976年正式将所有的外国石油资产收归国有，并成立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这一事件彻底锁死了委内瑞拉租国的命运。石油收入在财政中的占比，甚至一度飙升到了90%以上，带来直接后果，就是税收契约彻底断裂。政治精英们不再关心优化治理水平，他们只关心谁能控制国家石油公司这个巨大的金库。而今天的委内瑞拉什么样，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已经沦为了南美的“垃圾国家”。
当然，也不是说有资源的国家就一定会出现资源诅咒，成为租国。比如挪威就依然是全球公认的高质量民主国家之一。原因也很简单，挪威在发现石油以前就已经经过200年的民主化探索，它有成熟的官僚体系，预算透明，社会信任度极高，有长久的民主传统，所以石油没有改变挪威，反而被挪威的制度驯服了。
第三道分水岭：政党竞争方式
接下来是优劣质民主的第三道分水岭：政党制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选举到底是在比什么？比政策，还是比谁更会撒钱？谁更会搞动员？谁背后站着更强的财团？这就是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最直观的区别。优质的政党都有个特点，就是会坚持长远的政策路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建立信誉，靠议题理念和治理能力赢得选票。但劣质政党就不同了，它靠的是最简单粗暴的一条：会选，也就是给选民直接的好处，依靠部分人短视的天性，拿票。如果要拿公司打比方的话，前者就像苹果，靠的是实实在在做好产品，积累好口碑。而后者就像是拼多多或者美团上的某些外卖餐馆，不花心思把饭菜做好，光靠打价格战、免配送费，招揽顾客。
之前，高晓松在他的某期节目里曾经提到过民国时期的“会选”，说即便“会选”也比不选强。“会选”起码说明您这选票是真的，人家在乎你才会“会选”嘛。这个说的其实就是民主的劣质阶段，因为民主制度也和人一样，得有个慢慢长大，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嘛。
这里讲个小案例，1980年代，印度的北方邦出了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叫拉卢·普拉萨德·亚达夫。这位拉卢并不是政策专家，也没有什么治理能力。他的取胜秘诀就俩字：买票。1970年代，拉卢在巴特拉大学读书。他发现，学生会选举靠的不是竞选纲领，而是看谁能帮同学搞到实际好处，比如帮人搞到奖学金、宿舍床位、免考试费，甚至是摆平校园霸凌。他于是每天晚上在宿舍的走廊上摆张桌子，帮学生们解决问题。交不起学费，有人被警察抓了酒驾，有人想进政府学院需要推荐信，他来者不拒，全部包办。结果呢？1974年，他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学生会主席。巴特拉大学几乎所有的低种姓学生都成了他的铁票仓。他第一次学会了用实际好处换取政治忠诚。
1977年，拉卢第一次参选了国会议员，靠的正是学生时代积累的这套工作经验。他白天喊口号，晚上继续坐在自家院子里接见选民，帮人找铁路上的工作，免农业税，摆平警察局的案子。他的逻辑是在一个极度贫困、高失业、制度不稳定的社会里，选民最在意的是选谁能给我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靠着这一招，他一路过关斩将，并在1990年顺利胜选，当上了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但他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修路、建学校，而是大规模回报支持者，把全省几万个政府岗位、教师岗位、警察岗位，直接塞给了他所在的亚达夫家族和支持者。所有工程承包、矿产专卖权都分给了自己人和一些地方小头目，财政预算则用来发免费沙丽、免费自行车等个人福利，而不是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结果，从1990年到2005年，比哈尔邦迎来臭名昭著的“丛林统治时期”。15年没修过新路，电力供应全国倒数第一，甚至绑架都搞成了产业。比哈尔邦从印度中等偏上的省份，迅速跌落，成了穷乱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拉卢的家族却成了比哈尔最富有的政治家族。直到2017年，他因为腐败丑闻下台，这场政治闹剧才暂时告一段落。
拉卢的行为，也就是用实际好处换取选票，用选票换权力，再用权力继续发好处。在政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客户主义（Clientelism: 指政治人物或政党通过提供物质利益或服务来换取选民支持的行为）。它指向人性中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大多数人，尤其是缺乏公民意识的群体，天然都具有短视的倾向。只要这个政客能继续给我发钱，我不在乎其他人会怎么样，明年会不会通胀，失业率会不会提高，高速路是否修得起来，我甚至不关心法院议会是不是被他控制了，只要我现在爽了就行。拉卢的故事和前面委内瑞拉的案例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当政治竞争的激励，从提供公共服务转向分配私人利益时，民主的质量就会系统性地崩塌。如果你再把镜头拉远一点，你就会发现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包括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马杜罗，他们几乎都是翻版拉卢，靠买票上台，这就是典型的劣质民主。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买票在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优质民主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很难完全杜绝。只能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尽量制约，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德国就有一套严格的政党财务公开制度，你竞选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公开，你从哪拿了钱，拿了多少，花在哪都必须公布。报少了报假了，政党会被罚到破产。再比如新西兰，它禁止政党用预算向特定的选区撒钱。如果某个部长被发现给自己的选区发特殊预算，那国会就会启动弹劾程序。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推动了福利制度的常态化。比如加拿大生娃是有牛奶金的，无论哪个党、哪个政府上台，这个钱都得发。这样一来，政客再想通过发牛奶金这条路，让宝爸宝妈选自己就会很困难。除非你加钱，但加钱就又会涉及到一个预算超支的问题，议会那可能通不过。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加大政客买票的难度，让选民们更加聚焦于政客及政党的长期政策和公共分配问题。
第四道分水岭：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
接下来咱们说说第四条：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民众是这个人的肉体，那媒体就是这个人的神经系统。如果神经系统坏了，信息被少数人操控，整个社会就会失去现实感，民众就会集体活在幻觉里。这时，即便还有个民主的壳，也已经是行尸走肉了。以下，我们会有两个同样发生在2000年以后的故事，通过对比来证明新闻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有多么重要。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4年的巴西。2014年3月，一起看似普通的洗钱案，引起了巴西媒体的注意。当时，巴西联邦警察库里第八分局的警员抓捕了一个名叫阿尔贝托·尤塞夫的洗钱中间人。尤塞夫被捕以后，为了减刑，吐出了一个庞大的腐败链条，涉及到了巴西乃至整个南美最大的企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根据以《圣保罗夜报》和《巴西环球电视台》为首的调查团队的调查，巴西石油的多个巨额工程虚报了数百亿雷亚尔的回扣，其中有超过60亿被割入政治力量分走。针对上面的报道，时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立刻反击，指控记者是搞政治阴谋，破坏国家形象，干扰大选。但记者没有退缩，在法官塞尔吉奥·莫罗和检察官德尔坦的主导下，证据被源源不断地放出来。在2014年大选前的17天，巴西媒体公布了详细调查报告，一场名为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 巴西联邦警察于2014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调查，揭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及政界的大规模贪腐）的震动全国的反腐运动由此爆发。最终，整个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2016年，总统罗塞夫被弹劾。2018年，前总统卢拉被判刑。在民主国家中，巴西的各项民主清廉指数并不算靠前，但依然保有了基本的媒体独立性。这个国家的一把手依然无法掌控，或者收编媒体，限制新闻自由。
而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反例就是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媒体黄金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电视台NTV。NTV勇于揭露车臣战争、曝光寡头腐败，是俄罗斯社会最关键的制衡力量之一。但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总统以后，一切都变了。普京非常清楚，只要媒体还是自由的，他的集权计划就无法推进，所以他必须先做一件事：掐断引线。冲突发生在2001年4月，普京政府以税务违规为名，派戴着黑面罩、手持冲锋枪的特警，直接冲进NTV的办公室，将记者全部赶出大楼。尽管记者们哭着拒绝交出编辑权，但最终也只能在直播中向全国观众告别。那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在现场直播中看到媒体被夺权。NTV随后被收归国有，编辑部由新的人马掌管，所有具有批评精神的记者，不是逃往海外，就是永远告别了电视行业。从那一刻开始，俄罗斯就再也没有全国性的独立媒体。所有电视台开始统一口径，俄罗斯人民看到新闻只剩下了一个声音。你今天看到俄罗斯对内宣传铺天盖地，外宣也几乎都成了普京的喉舌，批量生产假新闻，选举更是成了彻底的摆设。这一切的变化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假设今天俄罗斯的媒体仍然能够正常发声，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计划都有可能无法实施，因为几乎一定会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和民意的反对。
第五道分水岭：司法独立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五条，也是墙内很敏感的一个词，叫司法独立。除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外，关于司法独立还有个很奇葩的表述，来自于张维维那档节目《这就是中国》，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压制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怎么去限制人民获得选举权，防止人民来要求分配财富。以及如果人民拥有选举权的话，我如何去否决他？所以后来发明了最高法院这样一种独立司法权，就是为了否决人民的意志，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民来燃置这份权利。”
这段话刻意歪曲、妖魔化了司法独立，将司法独立说成是否决人民的意志，不让人民来燃置政治权利。那司法独立到底是干嘛呢？简单说，它是民主制度的终极安全阀，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选举只能决定谁来掌权，但只有司法能够决定掌权可以掌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无论独裁还是劣质民主，它的腐败都是系统性问题，不是靠运动式反腐，抓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它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失败。简单说，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们的普遍预期是大家都贪，那么任何一个官员选择清廉都会成为一个异类，除非你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博弈结构，而这个结构中能够一锤定音，让清廉成为最优生存策略的关键，就是司法独立。
设想一下，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社会，假设你是个警察、检察官或者法官，你敢抓你们市长、你们省长的儿子吗？很难，对吧？因为司法不独立嘛，你的乌纱帽还攥人手里的，你不赶着拍马屁就不错了。有人说可以让上级来查嘛，比如搞个钦差大臣、某某巡视组什么的，让中央查地方就行了吧。问题是，如果地方上犯事这个人是总统的亲戚或者儿子呢？又或者犯罪的是总统本人呢？你怎么查？所以你发现了，在司法不独立的国家，腐败的风险是很低的。只要编制好一张关系网，确保自己永远和强者是利益共同体，贪腐就不是事儿。因为即便反腐，也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到最后只会拿那些站错队、在关系网以外的人开刀，而只有司法独立才能结构性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从来就不是什么否决人民的意志，而是用来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选举结束后的制衡失效问题。第二是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民粹和民众的非理性。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总统也好，州长、省长也罢，包括议员都是有任期的。相当于选举的时候，选民给了你权利，但选完以后，这几年谁来制约你，不让你胡搞瞎搞呢？虽然法律上规定的民主有监督权，但具体谁来监督？怎么监督呢？你坐在政府办公楼里，打电话，跑会所里跟内幕和happy搞利益输送，我一小老百姓连你的面都见不着，咋监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确保这种监督权，不至于沦为摆设，而这也是优质和劣质民主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简单来说，优质的民主国家通常会有三道防火墙。前两道分别是上面提到过的文官系统和独立的媒体，而这第三道就是独立的司法系统。你普通选民没时间也没能力查，没关系，我记者可以暗访做报道，还有专业的警察和检察官替你们查。还要判断一个国家司法是否独立，是否在有效运转，有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看除了政变以外，这个国家的一把手有没有被本国的司法系统查过。关于民主国家检察官和国会调查弹劾总统、总理的案例已经很多了，无论英美还是日韩都多如牛毛，这里就不赘述了。反过来，独裁国家司法系统都是领导打手，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呢我想举一个劣质民主国家的反例，也就是司法系统有那么一丁点独立性，但不多，还想挣扎一下的案例。事件发生在2015到2018年的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当时的危地马拉由于深陷腐败泥潭数十年，政府、军队各种丑闻缠身。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在2007年帮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叫危地马拉反有罪不罚国际委员会（CIIG: 联合国与危地马拉政府合作成立的独立机构，旨在调查和起诉危地马拉的严重犯罪和腐败案件），和危地马拉的检察机关共同调查涉及政府的腐败案件。
2015年，CIIG和危地马拉检察官联合揭发了一个惊天腐败案。总统奥托·佩雷斯·莫利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海关贪腐链条，海关官员收黑钱，然后把钱交给总统团队，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卷入其中。当时的检察总长，危地马拉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人物伊万·贝拉斯克斯·戈麦斯（在视频中被称为“阿尔多纳”）决定彻查到底。他用了3个月时间，将一个触角复杂的贪污集团全部锁定，还公布了监控文件，整个的贿赂链条。这一刻，危地马拉全国震动。但即便如此，总统佩雷斯却依然拒绝辞职，这激起了民众们的愤怒。上百万危地马拉人涌上首都广场，高喊审判总统。要知道，危地马拉总人口也才1700万，可以想象，当时反对声音有多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总统佩雷斯被迫辞职，并被当场带走。这一刻，本来是危地马拉希望重新开始的瞬间，但故事随即发生了反转。2017年，新总统吉米·莫拉莱斯上台。此时，拥有巨大声望的贝拉斯克斯·戈麦斯决定继续追查，结果一查就查到了莫拉莱斯的竞选资金违法。结果，2018年9月的一天，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莫拉莱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撤销贝拉斯克斯·戈麦斯的国际合作签证，剥夺他的安全保护，并立刻命令军队包围检察院，试图抓捕他。如果不是联合国立即出手，把他紧急转移到华盛顿，他很可能已经入狱，甚至更糟。这个国家短暂闪现的一点法治之光，就这样被权力强行掐灭了。
有人可能会好奇，说贝拉斯克斯·戈麦斯具有那么大的声望，为什么新总统说抓就给抓了？难道危地马拉的军队被新总统一个人控制了吗？答案是，是的。军队和警察等执法力量听命于总统这个行政首长，这正是劣质民主的核心弱点。而这就回到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官僚系统能否保持政治中立？这里的官僚系统既包括文官，也包括军队和警察。而在危地马拉，军队和警察名义上由国防部和内政部管辖，而这两个部的部长是总统直接任命的。有人可能会问，美国的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不也是总统任命的吗？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过军队和警察支持总统抓捕检察官的事？答案是，美国总统的权力在法律和制度上被安排了多重防火墙。在危地马拉，军队服从的是总统个人，而在美国，军队和司法部服从的是法律和制度。
具体说有三条：首先是司法部的独立文化。美国的司法部长虽然是总统任命的，但他上任时是对宪法，而不是对总统宣誓效忠。如果总统要求司法部长去抓捕一个政治的检察官，这名部长很可能做两件事：第一，拒绝执行，然后辞职。如果他执行了，他将面临国会的弹劾和司法追责。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法律这层物理防火墙。这条法律就是1878年颁布的地方治安官法（Posse Comitatus Act: 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军队在未经国会授权或宪法例外情况下，参与国内执法行动）。当时南北战争刚结束，联邦军队在南方被广泛运用于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这引起了公众对于军事干预民事事务的强烈反对，于是就出台这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国防部和军队不能用于国内的检察行动。所以，如果美国总统命令国防部长调动陆军去抓捕一名检察官，国防部长会回答：“对不起，总统，您的命令是违法的，我拒绝执行。”这条法律就确保了，即便是总统，也不能无法无天，动用武力打击竞争对手或者干预司法。
最后还有第三道防火墙，也就是国会的制衡。如果一位美国总统真的突破了所有法律底线，强行命令联邦警察抓捕检察官，那么在国会针对总统的弹劾程序，将会在24小时之内启动。媒体的曝光、公众的愤怒，以及军队和执法部门内部的反抗，将会在瞬间让总统失去所有的政治合法性。
以上这些就是优劣质国家在司法独立问题上的差异。简单说，劣质民主的司法体系是有禁区的，它只查弱者，不查强者，只查反对派，而很难查执政党，并且经常会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得不到制衡。关于劣质民主下的政客，是如何削弱媒体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甚至掌控整个政党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因为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有机会咱们单做一起讨论。
第六道分水岭：社会信任和公民合作文化
最后也是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之间最隐蔽，但最决定命运的第六道分水岭：社会信任和公民合作文化。很多人以为民主的质量只取决于法律制度、官僚体系。没错，那些当然也很重要，但更底层的是，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到底能不能互相信任、互相合作、互相承担责任。这听起来有点悬，可你一旦用历史和现实的案例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民主其实不是靠选票维持的，而是靠一种彼此相信规则的文化。这就是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他那本经典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 Robert Putnam的著作，通过比较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绩效，强调了社会资本、信任和公民参与对民主制度成功的重要性）里讲的核心观点。
为什么有些地方不需要太多监督，政府也能把事办得很好？而有些地方把制度照搬过去，政府还是一塌糊涂？因为社会的信任度不同。当一个社会的运行基本逻辑是“我不相信别人，别人肯定会骗我，规则就是拿来钻漏洞的，只要我不占便宜，就是我亏了”，那这个地方无论给他什么制度，都很容易演变成劣质民主。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是美国人帮着统一设计的，国会内阁、政党、地方自治，全国各地都一样。但是日本学者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对比日本东北地区，比如秋田、青森和日本的关西地区大阪，同样的制度，东北地区的自治政府效率极高，而大阪却经常陷入政府效率低、财政混乱、公共项目腐败的问题。日本学者后来把普特南的研究方法搬到日本，他们的调查结果非常清晰，在东北地区村落里有非常强的互助传统。几十年前，农协、渔协，它是一个巨大的公民互助网络，你修房子邻居来帮你，缺劳动力大家一起顶。这种社会结果产生了一个治理结果：大家都彼此相信，也相信制度，政府修水渠，大家都愿意参与，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我们的事。而大阪的部分地区则不同。在过去的几百年，它在缺少良好透明的法治体系的情况下，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竞争，甚至有些涉黑的教育文化。遇到问题，大家想的都是“我为什么要多出钱，别人会不会占我便宜？”这一点和今天中国很像。结果就是同样是公共工程，东北地区效率高、成本低，而大阪经常出现工程超支、议员被黑社会渗透、地方财政负担重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其实非常普遍。比如普特南的书里就提到了意大利也是这样，具有合作和自治传统的北部政府效率极高，而黑手党文化盛行、南部就一塌糊涂。这种现象，中国人肯定不陌生，在上海、杭州或者广州、深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包括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都要高得多。而很多北方地区，比如山东，包括“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东北，大家就不太相信规则，遇到事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这是为什么那么多新兴国家的民主实验，往往沦为劣质民主的原因，因为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那种需要时间积淀的公民合作文化，只能一点点来。
结语：民主是一栋需要维护的房子
节目的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民主制度从来就不是一种静态的，引入了就可以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栋房子，它有可能由新变旧，沦为贫民窟，也有可能从废墟中重生，变成金碧辉煌的豪宅。一切都取决于你有没有好好维护，经常修补打理。但无论如何，有一栋房子，并且有人维护了，就是个好的开始，毕竟怎么也比住在监狱里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