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耀洁医生：一位坚守真相的先行者

在我心里有几个一直惦记着想聊的人。我联系的第一个人是高耀洁医生。我们俩约好在12月11号连线谈话，就在前一天下午，我正在写给她的问题时，收到了她的传记作者的短信，说高医生去世了。我在我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这条消息，很多人怀念她。但也有一些人说她是叛徒，他们继续散布关于高耀洁的争议，称中国的艾滋病（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由HIV病毒引起，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疫情并不那么严重，主要的感染途径是吸毒和性传播。他们还说高耀洁被中国感动，甚至出国领奖，甚至只是为了个人名利而出国。

高医生已经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幸好，关于疫情的真相如何？2006年的纪录片《中原纪事》有详细记录。今天，我经导演艾晓明授权，在这个频道播出。同时，我也对时间、因果、历史的解释以及对高医生的记忆做一些简单的梳理。高耀洁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但她是第一个向全中国、全世界揭露真相的人。此后27年，她一直在谈论生命的终结。我们去了一个村子，3000多人死亡，每天有500多人被卖，800多人被诊断出癌症，500人没有经过检测。这真的很严重。

疫情的早期掩盖与高耀洁的奔走

从事后来看，河南省卫生厅不是不知道真相。他们只是没有公开。这份1993年的郑州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负责疾病预防与控制的公共卫生机构）研究报告，发现了542例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导致艾滋病的病毒）阳性，这个数字是当年全国汇总数字的两倍。而这份报告在当年没有能够刊出。结果是两年之后，周口医院的王淑萍医生不得不去北京向中央政府反映，河南的艾滋病已经出现了流行之势。1995年，河南开始全面清理血站，但是没有向社会公开原因。不公开的结果是血站转向地下，彻底失控。农民不知情继续卖血，病人不知情无法治疗。这导致1995年成为疫情蔓延最严重的一年。

医院的张可医生曾就此问题向当地官员反映。一位官员告诉他：“没关系，两年后就会好起来的。”逝者只能留下坟墓作为证词。因此，高耀洁医生通过追寻坟墓找到了真相。她成为了一个“黑洞”。她没有去县城，她去了村里。那天她走了七个乡镇，见了一百多位病人。她说每一个水塔下面都是一个高发圈。乡下有这么多坟地。这是后杨村，这里有些人死了。这个村子现在还有600多人。近年来有300多人死亡。2000年，死亡人数达到高峰。但此时，几乎所有知情者都已去世。

揭露真相的代价与官方的回应

被诊断出“海因病”的王淑萍被解雇。率先报道疫情的当地记者张继成被解雇。在文楼村发现疫情的桂贤教授被开除。桂贤教授建议高耀洁，如果不被允许就不要再说了。高医生说：“你比我小十岁，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桂贤教授说：“他们会打你。”高医生说：“那我就拼上这条命。”

2000年秋天，高耀洁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采访，向国内外公开了这场疫情。第二年8月，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卫生部公布河南文楼村疫情，举国投入20多个亿，建起了400多个血站来控制血源性传播（Bloodborne Transmission: 指通过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疾病的方式）。此时距离高耀洁发现第一个病例过去了5年。5年是什么概念？这是2002年我采访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记录。他说从1995年到2001年6年当中，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每年增长30%。100个人当中有70个是通过血源传播的。他说如果这个势头没有拦住，2010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患者，全国都处于危险之中。

央视“感动中国”与言论受限

2003年11月，我去了河南。这里展示的是寿庙村。寒冬的清晨下着大雪。一群孩子睡在冰冷的雪地上。没有毯子，地上的血是湿的。那个房间里有52个孤儿。我的新闻线索来自高耀洁。这些孩子能被人看见，是一位退休医生单枪匹马在黑暗中打出的洞。当年年底，高耀洁入选了央视的“感动中国人物”。那是2003年，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两次前所未有的大公开，是由两名医生掀开的：蒋彦永和高耀洁。2023年，我们同时失去了他们。

有人说，既然高耀洁在2003年之后已经是央视的“感动中国人物”，这不仅仅是道德评价，也是某种政治标杆。他所提及的平台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在国外谈论？我拿我的节目来做例子。2003年，我们拍摄这些节目进村的时候是在凌晨4点，天亮之前撤走。为什么？因为我的同事之前进村之后被非法拘禁了7个小时，押送回北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地点只能写“中原某村”，连希望观众捐赠的地址都不能写。节目播出之后，没有官员对此负责。然而，所有社会捐赠，包括来自杨市5000名员工总计100万的捐款，都被当地政府拿走了。我们再也无法追踪这笔钱的用途。这是我的工作，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高耀洁必须完成。

坚持不懈的抗争与“三不原则”

许多因输血感染的病人到法院诉讼，却不予立案。所以高耀洁决定收集100个这样的病例，然后向社会公开。她不让看，她不让看。政府现在正在向警察“卖鞋”（此处为口语化表达，意指政府对异见者的压制和控制）。是的，警察现在正在抓人。买鞋不是一件好事。你现在收集了多少双鞋？30多双。我打算数到100双。你为什么长大后想当医生？我帮助别人。我不想看到你受疾病的折磨。不想看到我受折磨吗？

2007年，张静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她的母亲找不到医生。高医生的电话和网络被切断了。因为一个美国的国际组织要给她颁奖，她被软禁在家。直到这件事被国际媒体曝光，她写了许多信给高层。胡锦涛下令高医生去领奖。这个春天，13岁的张静雅去世了。在颁奖台上，高耀洁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衣服。那是一位病人送的礼物。她说：“我将为千千万万的人哀悼。”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必须犯个错误！我非常抱歉！妈妈！别哭！我非常抱歉，你是我好女儿。我太忙了，对不起你。许多孩子感染了这种疾病。为了这个孩子，我有一个“半妻子”（此处为口语化表达，意指亲近的、像家人一样的人）。我每天在北京跑房间。妈妈，只要你活着，你就能把这场官司打到底。你能听到孩子的声音吗？好，好，听他们的。你没病，你现在多好。

有人在发给我的征集当中说，高医生领完奖之后不是顺顺当当回国了吗？她没有受到迫害，为什么日后要出走呢？高医生从美国领完奖回国之后，不是直接回河南，她直接去了上海。干什么呢？是找了一位律师，然后公证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当中就是她著名的“三不原则”：不接受现金捐赠、不成立组织、不加入团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她去美国领奖之前，河南省红十字会找到她说，希望她能够在海外为河南募捐。她回来之后，省政府官员找到她说，希望出版一本书叫《河南的艾滋病经西反映今日成就》，希望她能够挂名，稿费都归她。她拒绝了所有这些事情。她用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太骄傲的人。独立是有代价的。一个人成名之后，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都难，代价甚至更高。”

个人牺牲与流亡海外

她一生从未接受任何捐赠。她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奖金和开销。办公室就是她的家。帮手是她52年前结婚的丈夫。他害怕工作和劳累，所以他帮助她，直到他于2006年死于癌症。高老师，你甚至给了我一根绳子，我会帮他吃饭。早上好。我不是说我做不到。我将来还得买。我没有能力上街。我必须买一个袋子把老人带到城里。我早上出来了。看看这个城市。我们今天在城里玩。城市清理干净后，我们回城了。洗完澡后，我提着这个袋子。现在我困了。你觉得我写了什么？这是这个家庭。他们甚至买不起一根绳子。他们花费了100多万用于病人的医疗费用。他们把钱寄给了全国各地的病人和孩子。他们寄送杂志和材料。他们把8本书捆在一起，用三轮车运到邮局。他们免费寄送给各地。他们说穷人没钱。他寄了五本这本书，但直到最后都没有动静。2009年4月，他去邮局检查这些书，发现所有的书都被查扣了。命令来自哪里？答案是“不要问”。一个月后，因为法国政府要给她颁奖，她的电话和网络被切断了。这一次，高耀洁离开了。她说：“风在吹，她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她没有说话的地方。”

她去世后，我与她的传记作者林世钰讨论。我问，谁会无缘无故在80岁高龄独自一人去另一个国家，仅仅为了言论自由？林世钰告诉我一件事。他说：“高医生，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不让我读书。她用粉笔在门板上写下‘命由西来，魂自自由’。然后她选择了两个字，‘少年’。被救之后，她有机会继续学业。‘若不自由，毋宁死’。”他说：“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做这样的事。”大多数人出国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但高耀洁几乎因为出国而与家人分离。在她2007年出国领奖之前，甚至在胡锦涛批示之后，她的儿子仍承受着压力。他不得不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头，求她不要去。高耀洁非常疲惫。她写了一张纸条说：“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与我儿子无关。”她儿子14岁时，因母亲受牵连，在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坐了三年牢。他当时在监狱里，你去看他，别听我的。我去看他，没法庭。所以我同情他的路也是从这开始的。要防罪的话，我点头头干了这十年了，已经十年过了，我仍然要理解很多人。

家庭的重负与女儿的痛苦

做高耀洁的女儿不容易。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女儿因为母亲的牵连而失业。离开家乡后，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走上那条让全国人民都骂你的路，你就会孤独地死去。”很多人也指责这个孩子。但我在《中原纪事》纪录片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当我痛苦的时候，我心里哭了，我不想争论。他们经常说：“这是你亲生母亲吗？”我每次一说就哭。我哭的时候就唱歌，我在心里唱歌。后来我的孩子们告诉我不要想，不要想。作为一个母亲，你不能这样做。作为一个普通人，换个角度说：“谁的孩子在那里？”不要想这个。你应该把好消息告诉你的领导，你不应该这样做。

就是这个女孩，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带她去医院。她被人群包围着。她太矮了，挤不进去。她看不到人们对她母亲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将近五个小时后，她的母亲从医院出来。然后她带她去一家餐馆吃了一碗馄饨。当她吃午饭的时候，她的母亲吐血了。她不得不去做胃肠外科手术。这是那天被打的结果。这个孩子的一生都在这样的痛苦、恐惧、屈辱，甚至自怜中度过。这不是母亲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但孩子可以责怪，只有我的母亲。

晚年流亡与笔耕不辍

为什么文革批评你？我有三个问题，我有三顶帽子。一个是“皇帝的孝子”，一个是“失踪的三人鬼”，一个是“反共分子”。铁蛇比我高。我在太平家，不是段庆坊的朋友。当时你怎么想的？当时我不想活，我有三次自杀。你不问这段历史，这是第一个人问这段历史。你不问这段历史，你不知道我现在有这样勇气来反抗。特别是我复读以后，两天以后清醒了。那不是整一个闺女要在幼儿园。他们都在窗边哭。我说我再也不会死了。有一天我会在梦里看到这个。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了。一个人对新家的向往。她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很容易与人交谈。我读了纸上的这张纸条。当她在医院的时候，她有一杯热水，非常困难。但是在美国14年，她刚好就写了10本书。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我想如果你不阻止这场疫情，将来没有人能够说什么。

她不仅写了爱的文字，还写了内战、土地变迁、大跃进、大饥荒，以及一位医生眼中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她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不留给后代，我会羞愧于历史，感到内疚。”李彦友教授告诉我，高耀洁从来没有对政治感兴趣。她只有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那就是讲真话。有人说，高耀洁已经与时代脱节了。她所想所说与现在无关。如果真是这样，2020年，94岁的高耀洁就不会在2月7日深夜写下这首诗。

高医生出了书之后，版税一概不要，都把书寄给国内的大学，想留给后来的研究者用。从美国寄一本书回去是36美金，有一段时间她每个月的生活费是86美金。所以她穿布鞋，补丁衣服，甚至连旧物也舍不得扔。但她仍然没有加入任何捐赠，也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她认为保持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她不会成为任何团体的成员。高医生几乎是道德的化身。有时她过于严厉，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我与林教授交谈时，他告诉我，他甚至不敢告诉高耀洁他离婚了。他说她有旧时代的道德感，她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有时她对现在看到的事情可能不客观，但她是真诚的，她不会说任何违心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纽约时报》在高医生去世后的一篇评论中说：“她反对推行B型癌症预防的观点，这让许多专家不满，但即使是反对她的人也尊重她。”

这种强烈的印象很容易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有一天，高耀洁的护士捡了很多用过的瓶子，放在家里卖。一些顾客担心会招来蟑螂，或者对老人不好。他们想和护士打招呼，让她把它们拿走。高耀洁说：“不，我想了很久。”“贫穷不容易，我同情苦难。”高耀洁曾在她的书《打断的回复之怒》中说：“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你就不配做人。”

最后的告别与精神遗产

高医生直到2016年才想回中国。在她得了肺炎之后，她的肺部已经恶化。她必须24小时吸氧，并在养老院接受护理。她的儿子在2018年来看望过她一次。他待了一天就离开了。离开前，中国人不习惯拥抱。他把母亲的脸贴在上面说：“妈，还是那个味道。”他们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是一次告别。高耀洁最后几年没有离开卧室。她头脑仍然清晰，但身体却被困住了。她说她只在梦里奔跑。她跑向日本的轰炸，内战。当我跑向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时，我去了监狱探望儿子的坟墓。总有坏人在追我。我跨过许多河沟。我跑得那么快，那么渴。我的脚和腿上都是泥。最后，我总是跑得那么快，以至于我的脚都抽筋了。有一次她病了住院，我去陪了她一段时间。当我听到她做梦时，我很高兴。我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那是一个纽约的雨夜。

高耀洁医生最后几年都在写书以支持她。所以林世钰故意拖延她的最后一本书。她想慢慢来。到12月6日，她真的撑不住了。所以她把书寄给了高耀洁。四天后，高医生去世了。高医生说，她想避免死后的一切仪式。她只是把她老伴的骨灰和她自己的骨灰混合在一起，撒入黄河，然后顺利地离开。那是她的家，她的出生地。所以今天我们将用这部纪录片，伴她回到故乡，伴着她熟悉的中原天空、土地、村庄和她最关心的人，回到故乡。

那老母亲要儿与神明 只要故人会与方就一次性 爱如无法无瑟 心痛观世意你老爱何何无啦 奇月好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