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这期节目，咱们聊一个轻松点的话题啊，万圣节。
每年十月中下旬这段时间，都是加拿大最热闹时候。很多时候，我感觉这个万圣节过得比圣诞节还要隆重，还要有仪式感。很多家庭前院都会装饰各种ghost、骷髅、丧尸、南瓜、吸血鬼，讲究点的还会布置上棺材和墓碑，从棺材里伸出一只手。而且本地人也特别愿意在这个身上花钱。你像帮我们带孩子白人大姐，明明家里也不宽裕，但每年这两天都会把自家地下室布置成一整个鬼屋，邀请孩子同学们到家里来玩。光是布置、买道具就得花上好几千加币。
然后前两天，我老婆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在万圣节，西方人愿意把骷髅、鬼怪和棺材摆在家门口？大人们把孩子打扮成丧尸，小孩看了也不怎么害怕，还站在那研究这道具到底是怎么做的。这要是在中国，如果有人在自家门口摆棺木碑，肯定觉得晦气死了，更不可能让自己孩子打扮成这些玩意儿往棺材里躺。你都别说躺棺材里了，中国孩子但凡说个死了、上西天、上路之类的话，家长们都会各种呸呸呸，快别说了，不吉利。并且中国虽然也有鬼节，也就是中元节，但一般都只是烧纸、祭拜先人，附带各种各样的忌讳，不会像万圣节这样全家出动、集体狂欢。
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文化差异呢？这文化差异又是怎么形成呢？这期节目咱们就要聊聊这个。
北宋至明清的中元节与目连戏
对今天大部分中国来说，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也就是俗称的鬼节，是个需要格外小心的日子。老人们可能会叮嘱你晚上别出门，不要乱说话，否则就有可能遇到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到这天，一些地方能看到有人在路边烧纸、祭奠先人，却很少见到全家出门、满街庆祝的场面。
但如果你把时间往回倒退一千年，穿越到北宋时期的开封，看到的却可能是另一幅景象。宋代的孟元老写过一本《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生活。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了中元节。节日还没到，街上就已经有人开始卖各类祭祀用品，比如纸做的靴子、帽子、衣服和腰带等等。集市上还有时令水果和各式吃食。宫廷也会专门请来和尚道士，为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祭奠孤魂。
但最吸引人的，还得说是城里的娱乐演出场所。早在七夕，也就是七月七号刚过，艺人们就开始演一出《目连救母》，一直演到七月十五。按照书中说法，看戏的人观者倍增。你想想啊，七夕刚过，戏班子就开始为中元节预热了，还一连演好几天。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今天电影院的春节档、国庆档，遇上节假日，知道大家出门找乐子，赶紧把最受欢迎的节目安排上。
而这出《目连救母》的故事，来自于佛教经典《盂兰盆经》。目连又叫目犍连，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号称罗汉之中神通第一。但他神通也有搞不定的事儿。有一天，他用神通看见去世的母亲堕入了饿鬼道，饿得皮包骨头。目连于是给母亲送去一碗饭，谁知道饭还没送到嘴里，就变成了火炭。目连看着母亲吃不上饭，只好去求佛祖。佛祖告诉他，七月十五准备饮食供养僧众，就能借助众人力量救助母亲。最后，目连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
这个故事能在中国广为流传，也很好理解啊，因为他讲的是儿子看母亲受苦，拼命想要解救他，正好符合了中国人最为推崇的孝道，就有了很强的感染力。最开始的目连戏故事相对简单啊，但后来经过民间艺人的讲唱和改编，情节越来越丰富。救母的过程也不再只是简简单单送一碗饭，而是一路闯进地府，经历各种艰险。这就给排戏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发挥空间。地府到底长什么样？恶鬼长什么样？人在地狱要受哪些罪？这些东西谁也没亲眼见过，那戏班子就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
此后的几百年间，这个故事流传到各地，与当地的语言、唱腔和民间习俗结合，发展出了不同的版本。
到了明朝，目连戏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戏。明末有个作家叫张岱，他在《陶庵梦忆》里就写过，自己的叔父请来三四十个戏子，搭起大戏台演目连救母，连着演了三天三夜。这些演员不光会唱戏，还得会杂技和武打。有人在台上走钢丝，有人翻桌子、爬梯子，还有人跳圈、窜火。等演到地府的戏份，牛头马面、夜叉恶鬼一个接一个的出来，舞台上还摆出了刀山剑树。张岱说，观众看得心惊胆战，灯光照在脸上，一个个脸色都像鬼一样。
但最有意思的还在后面。演到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这些热闹场面时，台下的观众一起呐喊，声音大的惊动了附近的知府。这位戏凶的知府以为是海盗打进来了，赶紧派人出去查看。最后张岱叔父还得亲自跑去解释，说没有海盗，大家是在看戏。太守这才放心下来。
到了清朝，目连戏依然极受欢迎。一七四二年，江西巡抚陈宏谋曾经发过一份告示，禁止一些人借着办中元赛会的名义，挨家挨户向商铺收钱。他的告示里说，每到中元节就有人组织活动，扎出面目狰狞的鬼怪纸像，演目连戏，晚上点灯、吹吹打打。来看热闹人有多少呢？他用了四个字，叫“观者如堵”，意思是看戏的人挤在一起，围得像一堵墙。这份告示本来是想要管向商铺收钱的事儿，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画像啊，就是那个年代中元节是非常热闹的。
这个目连戏能从北宋一直演到元明清，并且持续火爆，除了前面说的孝道击中大家心理软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给观众带来奇观。
这其实很好理解啊，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电影院看漫威、看哥斯拉大战金刚、阿凡达、指环王？因为这些电影能让我们见到生活中见不到的东西。超级英雄飞天遁地，巨大的怪兽在城市里互殴，灭霸打个响指，一半人就变成了灰。为什么四大名著里《西游记》被翻拍次数遥遥领先？也是类似的道理。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七十二变，从地府一路打到南天门，给人看的就是平常见不到的奇景。
而对古人来说，目连戏里的地府也是类似的奇观。尤其古代娱乐活动本来就少啊，平时一年到头种地、做买卖，哪有什么好玩的？现在有个机会见到牛头马面、刀山剑树、坏蛋给扔进油锅里炸，可不挤破脑袋也得去看了。更何况这还不是你一个人在家看，而是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到吓人地方大家一起紧张，看到精彩地方一起叫好。这种自带社交属性的氛围感，跟今天万圣节其实挺像的。
而且目连戏经过几百年传承，也早已不是最初的单纯说教，而是增加大量娱乐性内容。比如鲁迅弟弟周作人就回忆过，家乡演目连戏，可以从傍晚演到天亮。救母只是主线，中间还穿插着各种滑稽故事和笑话。小孩看得心痒痒了，还能跑上去凑热闹。鲁迅在他的文章《女吊》里就回忆，他十多岁时看目连戏，就曾经主动上台要去参演。戏班给他脸上涂了几笔颜色，发给他一柄钢叉，让他当了个临时的义勇鬼，跟着演员们一起去坟地起殇，邀请亡魂们回来看戏。这跟今天的孩子到了万圣节喜欢扮鬼，何其相似啊！
民国时期的“破除迷信”与民俗冲击
那么问题来了啊，既然古代中元节这么热闹，那为什么到了现代反而冷清的只剩下各种忌讳，甚至连门都不出了呢？
这一切还得从民国说起。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会积贫积弱？最后得出结论之一，是中国想要富强，必须得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教育制度，建立起现代国家。到了五四前后，这种声音越来越响，最终演化成了消除迷信、摆脱旧思想束缚。这其中就包括了民间常见的求神拜佛、占卜算命、烧纸祭鬼、迎神赛会等等。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干部开始积极推动破除迷信运动，包括中元节和目连戏在内的众多民俗活动都受到冲击。当然，这种所谓的破除迷信活动，意识形态很多时候只是由头啊，最根本动力还是出于政治需求，也就是希望借着破除迷信的名义，将地方资源和权力中心从过去寺庙、宗族和地方组织手里抢过来，纳入党的管理范围。之前的很多节目里，咱们都提到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更像师兄师弟的关系，同样是苏联人的学生，同样有中央集权的执念，只不过后者青出于蓝，前者只学到皮毛而已。
一九二八年，江苏盐城就发生过一场冲突。一些当地的国民党干部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希望把庙宇改成公共娱乐场所，结果引发激烈冲突。愤怒村民随后组织起来，破坏政府机关和学校，并杀死了一名学生。事件发生以后，内政部为了救火，紧急颁布了一个所谓的神祠存废标准，把神祠分成四类，先哲和宗教类允许保留，古神和淫祠类的会被废除。内政部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管一管那些到处砸庙的国民党干部，免得他们把事情闹大。
因为当时在破除迷信这件事上，国民党党员和政府官员是有分歧的。一些党的干部觉得，要改造社会，就得把这些旧庙、旧神像清除掉，行动越积极越好。但负责具体事务的政府官员还得考虑，庙砸了，万一老百姓不答应，闹起来不还得我们政府来擦屁股吗？
但问题是，这个神祠存废标准本身划分就很模糊，哪个算宗教，哪个算古神？所谓的淫祠标准又是什么？都没说清楚。结果就是标准形同虚设，各地的积极分子们继续拆庙，纠纷越来越多。到了一九二九年初，内政部干脆又下令，拆毁神祠的行动先暂停三个月。
在广州，这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啊。一九二九年，广州市党部一位叫蒲梁柱的干部提出要成立一个风俗改革委员会，专门负责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可办组织得有经费，党部自己钱不够，只好向广州市政府申请，结果遭到市政府的拒绝。党部的人很不高兴啊，在报纸上批评市政府办事不力，两边吵得不可开交。但市政府依旧不肯退让。最后，蒲梁柱只好趁着参加孙中山迁葬典礼的机会，直接向国民党上级组织要钱，这个风俗委员会才在当年七月成立。但仅仅存在一年，第二年就被解散了。
接下来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主要精力越来越多转向战争，这个破除迷信运动也就半途而废了。到了一九四二年，无锡的一家报纸就记载，当地的祭神祭香活动依然照常举行，而且规模还很盛大。一九四七年，江西贵溪李家村的一个目连戏班到周边的村庄联演巡演，一演就是几个月。所以尽管民国时期出台过限制措施，但到抗战以后，民间的祭神、看目连戏的活动依然存在，有些地方依然相当热闹。
戏曲改革与鬼戏的彻底禁演
真正转折发生在中共掌权以后。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号，《人民日报》第一版就发过一篇社论，标题叫“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专门讲怎么改造旧戏。文章开篇就承认了，当时华北解放区的老百姓还是很爱看旧戏，每次赶集赶庙，只要有戏班来唱，台下就挤满人。有的人为了看戏，甚至从几十公里之外赶过来。
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正因为看戏人这么多，党才觉得戏班不能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得按党的意思改。具体说，他把戏分成三大类：
- 第一类是所谓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戏，比如反抗贪官和压迫、歌颂民族气节的，还有反对恶霸、主张婚姻自由的。这些戏，中共认为可以保留，甚至应该大力推广。
- 第二类是他认为没什么好处，但也没什么坏处的，比如一些历史故事戏，观众看了以后还能了解点历史，这类戏也可以保留，有的稍微改一下，改得更能承担党需要的教化作用就行。
- 最后一类就是他认为有害的戏，比如宣传色情、封建道德以及宣传鬼神迷信的戏。对这类戏，要么禁演，要么大幅修改以后才能上演。
文章还举了个例子啊，比如一出戏把神鬼搬上舞台，最后强调人的命运是由神仙或者上天主宰的，就被认为是在宣扬封建迷信。但反过来，像孙悟空大闹天宫这种就可以演，因为他强调的是不认命，要起来反抗天庭、造反，宣扬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到了一九五零年七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开会就决定停演包括《滑油山》《太阴山》《关公显圣》在内十二出戏。到了五一年，又禁止京剧全部《钟馗》、评剧《黄氏女游阴》《僵尸复仇记》等剧目。而到了地方上，很多基层干部就层层加码，连一些本来不用禁，甚至被鼓励的旧戏，也眉毛胡子一把抓，通通禁了。结果禁太多，戏班们无戏可演，演员们生计受到影响，老百姓意见也很大。
最后一九五一年，中央发出戏曲改革指示，要求地方一般不要靠行政命令和禁演来改戏，确实必须禁演的，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加码。你看，跟国民党相比，中共对于旧戏的态度并不只是简单全部禁止，而是强调修改保留，拿来配合党的政策宣传。
在这种时而收紧、时而放松的过程中，目连戏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也就是著名的“双百”方针。浙江新昌的一个农民戏班听说这个方针，觉得咱们的目连戏也是一朵花，于是重新排演这出已经在当地禁演多年的戏。后来越剧演员范瑞娟回到家乡，看到了他们的演出，他想到鲁迅曾经写过目连戏，而一九五六年刚好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就建议鲁迅纪念委员会邀请这个戏班到上海演出。就这样，这群平时种地做手艺的农民演员，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上海连演两场。一个月以后，他们的故事还登上《人民日报》。
有意思的是，演完以后，戏班的人依旧觉得心里没底啊，就问纪念委员会的人，说我们回去以后还能继续演吗？或者说能不能把它搞成一个保留曲目？委员会的人也拿不准，因为你这里面全都是违禁品啊，又是鬼又是神，什么阴曹地府、善恶报应，随便哪一项单拎出来都是大罪。
这时候就有个叫陈山的作家给戏班人支招，说你们要不要改改？怎么改呢？这原剧本里目连的母亲是因为做了很多坏事儿，才会下恶鬼狱的。比如丈夫去世以后，她不再吃斋念佛，还杀狗吃肉，用狗肉馒头招待和尚，烧经书、拆寺庙等等，最后惹怒了神佛，才受了惩罚。但陈山说，你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啊，这老太太不信和尚那一套，敢吃肉、敢烧经书，还敢拆庙，这不就是在反抗迷信、反抗封建神权吗？妥妥的正面人物啊！你把里面因果报应的部分全删了，再写她为什么不信鬼神、烧经书，强调她的反抗精神，立马就能过审。结果这么一改，上海市文化局果然表态支持，还让他们加演了一场。
这大概算是目连戏从业人员最后的挣扎和自救了。但即便如此，这出戏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彻底禁演的命运。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号，文化部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叫《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里说，最近几年不少地方的鬼戏又多了起来，有些戏原来已经把鬼的部分删掉了，现在又恢复了。有些原来停演的戏也重新搬上了舞台。在一些农村，干部和群众以迎神还愿的名义请戏班来演出，其中就有目连戏。文化部担心，这些戏会加深观众对于鬼神的信仰，助长民间祭祀，妨碍当时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以文化部提出，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凡是有鬼魂形象出场的鬼戏都要停演。
有人可能会问啊，那刚才像陈山改过的目连救母，不是把目连的母亲写成了一个敢于反抗迷信的人吗？这样的戏总能演吧？文化部的报告里是这么回答的：有些鬼戏确实写了受欺负的人出来反抗、报仇，好像是有积极的一面。但即便如此，只要台上出现了鬼，就还是可能让观众相信人死了会变鬼，助长迷信。所以即便是好鬼也要停。
三月二十九号，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转发各地执行。至此，目连戏和其他鬼戏一起彻底被禁演。
有人可能会好奇啊，说为什么禁了目连戏，整个中元节就跟着一起凉凉了呢？大家难道不能换个方式，继续聚在一起过节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今天西方的万圣节是彻底去中心化的，家家户户自己装饰，小孩结伴出去要糖，邻居们各自参与，整条街就能热闹起来。而中国的中元节是中心化的，往往围绕某场共同祭祀或者演出，聚起一大群人，通常会有一个组织方，比如寺庙、地方乡绅或者民间团体出面筹钱、搭戏台、请戏班、办祭祀，附近的百姓再聚过来看戏、购物、消费、祭奠亡魂。这有点像今天美国超级碗，球迷们来看比赛，周边的商家做生意，大家聚到一起，热热闹闹。但如果比赛都没了，这一整套周边活动也就不成立了。目连戏虽然不是中元节唯一的活动，但在很多地方，它就是把大家聚到一起的主要活动之一。
现在戏不让演了，文革期间又严重冲击了寺庙和民间祭祀，没有人组织，自然也就聚不起来了。并且到了改开以后，有些地方虽然放开了，允许演目连戏和祭祀，但因为禁了太久，老艺人年纪都大了，会演愿意学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年轻人进城工作，新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过去那种全村人聚在一起看几天戏的场面，也就很难再出现了。
港台的中元传统：宜兰放水灯、基隆中元祭与香港盂兰盛会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好奇啊，你说中国大陆的中元节衰落是因为中共禁演，那同为华人社会的港台又是什么情况呢？
先说台湾啊，清朝时期大量福建广东人移居到台湾，也顺便将中元普渡的习俗给传了过去。这里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普渡。以前台湾的移民渡海开荒都很不容易，还有人死于疾病、海难和械斗，这些客死他乡、没有后人祭拜的人，在民间信仰中就成了孤魂野鬼。到中元节，人们除了祭拜自家祖先以外，还要单独摆桌子，准备食物、烧纸钱，请这些无主的亡魂来吃一顿，这就叫普渡。为了表示尊重，台湾人通常不会称他们为鬼，而是叫好兄弟。
清朝《淡水厅志》里记载，当地人到了七月会筹钱办祭典，请和尚做法事、放水灯、搭台演戏，晚上灯火通明。一九一九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就记载过，戏班在淡水戏馆演目连救母。但后来，这些中元节的公共活动也受到限制。
一八九五年，台湾进入日据时期。日本统治后期，尤其是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当局出于统治需求，希望台湾人在语言、习俗和信仰等方面更接近日本，也对传统民俗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宜兰的放水灯，以前的宜兰城分成七个街区，每个街区都要出钱办普渡、放水灯，一年总共办七次，各家还互相较劲，看谁办的更热闹、排场更大。一九零六年，日本当局觉得过于铺张，希望当地把七次合并成一次，但宜兰人没听，照样每年办七场。到了一九三零年代，日本当局态度越来越强硬。一九三四年，在日方的施压下，地方人士答应从第二年开始，把七次合并成三次。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以后，当局又要求进一步压缩，一部分原本被用于中元普渡的钱，还被拿去慰劳日军。到了一九三八年，宜兰虽然还能办一次中元祭祀，但放水灯和游行都被取消，原来热闹的中元节就这么冷清下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以后，宜兰的放水灯重新办了起来，按照当地资料，战后的活动甚至一度从过去七次增加到了八次。可没过几年，当局又开始管了。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台湾进入戒严时期，政府以节约、改良风俗为由，限制了祭祀和游行。到了一九七五年，宜兰也想办开鬼门、放水灯的游行，向政府申请四次，全都被拒。最后他们决定，不等你们批准了，咱们自己搞。当天晚上，队伍敲锣打鼓穿过宜兰大街小巷，还请来了乐队。警方后来找到两名带头人，处以罚款，这事才算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全台解除戒严以后，相关的管制才逐渐放松。
除了宜兰放水灯，台湾还有一个更加隆重的活动啊，叫基隆中元祭，为期长达一个月，至今已经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它最早源自漳泉械斗，也就是来自漳州和泉州的早期移民为争夺土地和生意而发生械斗。后来在地方调解下，两方决定罢斗，共同祭拜争斗中的死难者，进而形成了由不同姓氏轮流主持普渡的传统。虽然不打架了，双方还依然较着劲，只是改成了比谁家的祭坛更漂亮，花车更气派，表演更精彩。当地人有句很形象的话，叫“以赛阵头代替打破头”，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咱们放一段录像，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在游行队伍中，基隆的宗亲会、各机关、学校、团体不分年龄，都上街进行一个大型的艺文展演，表现出基隆丰富的历史底蕴跟多元的文化，也展现各姓氏宗亲们的团结气势。而观众们夹道欢迎，不时的给予掌声鼓励。怎么样，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中元节气氛大不相同，完全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更像是一场集体狂欢。
说完台湾，再看看香港。相比于台湾的花车巡游，香港中元节更看重搭台唱戏。著名演员张家辉此前曾经自导自演过一部鬼片，叫《盂兰神功》，剧情讲的就是一个戏班准备在中元节演神功戏，却接二连三碰上各种灵异事件。后来张家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小时候最期盼的日子就是过盂兰节，因为一到那天，街上就有人搭棚唱戏、派米，特别热闹。因为那会儿岁数小，看见祭祀扎的纸人也不觉得害怕，只觉得好玩。
张家辉所说的这种活动，在香港叫盂兰盛会。相比于内地和台湾，香港虽然也经历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但长期是由英国人管理的，也没有经历过台湾的戒严时期，本土中元节传统保留得比较完整，依然延续了清末以来筹钱搭棚请戏班的做法。比如铜锣湾潮州公和堂举办的盂兰盛会，就可以一直追溯到一八九七年。并且相比于内地，香港中元节活动的保留曲目，除了目连戏，还有一种神功戏，就是上面张家辉那部电影里提到过的。所谓神功戏，并不是某一出戏的名字，而是统称，指的是大家为了酬谢神明、祈求平安，出钱请戏班来演戏，不一定跟神神鬼鬼有关，像是《帝女花》《紫钗记》这种爱情故事，都属于常见曲目。最有意思的是，有些戏棚的第一排位子是空的啊，据说那是留给看不见的客人的。你要是到了现场，发现前面一排空着，千万别急着坐啊。
而到这两年，香港的盂兰节还玩出不少新花样。比如二零一九年的盂兰文化节，就做过一个目连救母的VR游戏，带上设备，你就能以第一视角闯进地狱，一边躲避恶鬼，一边积攒功德救母。到了二零二三年，又增加了抢福米的游戏，一队人在棚上往上抛一包包米，下面的人拿着工具抢着接，最后看哪队抢多，娱乐性十足。
中西文化内核差异：差序格局与宗教共同体
所以你看，在鬼节狂欢，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最起码在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好的港台，包括潮汕等地区，这个节是没那么冷清的。
但话说回来啊，如果你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虽然都可以热闹地过鬼节，但玩法却很不一样。中国人过中元节，首要目的是给去世人烧纸、祭奠亡魂，而西方人的万圣节，这个意思就很淡，大家都忙着装饰布置各种妖魔鬼怪，孩子们忙着出去讨糖，好像也没有想着要纪念谁。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看看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祖先和鬼的。
美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叫武雅士（Arthur Wolf），他在台湾调查民间信仰时发现，华人世界的供奉对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神明、祖先和鬼。这三类正好跟现实生活中的三种人对应：
- 神明像是天上的官员，有权管事，所以你得求他庇护。
- 祖先是自己家人，虽然去世了，但逢年过节不能忘了孝敬，家庭和谐了，他才能保佑你。
- 至于孤魂野鬼呢，就像是外头的陌生人，没有后人祭拜，也没人给他们送吃送喝，属于社会闲散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到中元节也得摆上点贡品，安抚一下他们。所以台湾人才会管这些鬼叫“好兄弟”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元节既要祭祖，也要普渡的原因。因为你给自家祖先烧纸，这是家里的事儿；给孤魂野鬼准备祭品，相当于公益事业，是大家的事儿，所以得街坊邻居一起出钱出力，请法师超度，戏班唱戏。
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祭祖呢？这就跟咱们传统家庭观念有关系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差序格局，意思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水波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离你最近的是家人，再往外是亲戚、朋友、邻居、同乡、陌生人，关系有远有近，责任也有轻有重。其中家庭和宗族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即便人去世以后，这关系也没有结束，你是谁家的后代，就要祭拜谁家祖先。所以中国人一年到头设置很多祭祖的日子，清明要上坟，中元节、重阳节要祭祖，临近年尾还有寒衣节，给过世先祖送衣服。这其中只有中元节顺带手祭拜一下孤魂野鬼，这就明显体现出了亲疏之别。
那西方人有没有纪念亡者的日子呢？有，而且就是明天，十一月二号。咱们平常说的十月三十一号的Halloween，准确来说其实不叫万圣节，而应该叫万圣节前夜。真正的万圣节其实是十一月一号，是用来纪念基督教圣人们的。然后十一月二号还有一个万灵节，是用来纪念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普通人的。这三天合起来叫万圣三日，最热闹第一天，也就是小孩要糖这天，其实是跟纪念亡灵没关系的，属于纯娱乐项目。反而是后面那两天正餐，没有多少人过了。
那为什么原本用来纪念亡灵的前夜，会变成了大家扮鬼玩乐的日子呢？这就要从欧洲的民间习俗说起了。在爱尔兰、苏格兰的古凯尔特人，原本会在十月三十一日这天，祭奠收获季结束，冬天开始。他们相信这天晚上，人间跟冥界的界限最模糊，很多鬼魂和精灵都能过来，所以得生篝火，并把自己打扮成鬼怪的样子，混在他们中间，以求自保。于是就衍生出了画恐怖妆、串门、恶作剧吓唬邻居等风俗。
与此同时，在英国的一些地方，还有一种跟纪念亡者有关的习俗，叫讨灵魂饼，也就是穷人来到富人家门口，主人给他们食物，他们则为这家人去世的亲友祈祷。这里面其实能看到一种跟华人社会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传统影响。也就是在基督教的观点里，人除了有自己家人，还同属一个更大宗教共同体，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可以互称兄弟姐妹，帮助穷人，向有需要的人施舍，也被看作一种常见的善行。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重视家人或者宗族啊，而是他首要考虑的是人和神的关系，而不像华人社会那样把祖先崇拜放到第一位。
这也是为什么万圣节西方人会敲陌生人的门讨糖果，而中元节大家只会给自家祖先烧纸，顶多施舍一下孤魂野鬼，而不大会跟陌生人互动的关系。因为你对亡灵的态度，本来就是按照儒家那套亲疏有别而形成的，是现实世界的映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