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设置：天生冷血的幸存者

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好精神变态者的成功指南》（The Good Psychopath's Guide to Success）。这本书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洞察，它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 具有极度冷静、低共情、无畏等特质的人格类型）。就都有点像是电影里的那些冷血杀手，像是汉尼拔，美剧《嗜血法医》里的德克斯特，《心灵猎人》里的那堆连环杀手。你其实曾经也跟他们一样冷静、果断、无所畏惧、魅力十足，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那就是当你还是个婴儿，甚至还是个胎儿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社会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你的这些出厂自带的默认设置一点一点地给改掉了。社会的教化给你装上了恐惧，装上了讨好，装上了要看别人的眼色。你现在的犹豫、纠结、焦虑，不是你天生就是这样的，而是你被系统性驯化（Systematic Conditioning）了。换句话说，让你这辈子总是在关键时刻差一口气，该出手时不出手，该干的事情没有胆量干成的，很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身上的精神变态成分太少了，是你太正常了。这本书就是带你看清楚，你到底是被社会改掉了什么，以及你是不是需要把其中的一些东西给要回来，重新变得更像精神变态一点。当然是书名里的这个“好精神变态”。

写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一对非常神奇的组合。一个是凯文·达顿（Kevin Dutton），他是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是研究精神变态者的世界顶级权威。而另外一个作者，简直传奇到不像真人。他叫做安迪·麦克纳布（Andy McNab），但是这个名字其实是化名，他的真名和长相至今保密，他至今都还是好几个恐怖组织悬赏追杀的对象。他上媒体的时候，不是打码就是坐在阴影里了。因为麦克纳布曾经是英国特种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 简称SAS）的王牌特种作战专家，他执行过无数高风险的军事任务。比如说在海湾战争期间，他潜入到敌后去猎杀飞毛腿导弹车，去切断伊拉克的通信命脉。退役的那一天，麦克纳布是整个英国陆军在役军人里获勋最多的那一个人。

而退役之后，他又一转身成了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还写剧本、做制片，在英国和美国投资初创公司。可就是这么一位人类顶级质量男性，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变态者。这本书一开场，第一作者达顿就把这位大神带进了他的实验室，给他看斩首、酷刑、肢体被切断这些最血腥的画面。结果麦克纳布的心跳和压力指标竟然不升反降，全部降到了基线水平以下，平静地跟死人一样。达顿给他的结论是：“你是一个精神变态，最顶级的那一种，不过你是一个好的精神变态。”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精神变态？你又是怎么样被社会驯化的？今天的你具体应该拿回哪些东西，才能够召唤回那些失落的特质，让自己不再那么内耗、焦虑、犹豫，变得像一个好精神变态那样洒脱呢？我们一样一样来说。

心理旋钮：重新定义人格特质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精神变态的定义。听到精神变态这几个字，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大概率是汉尼拔在吃人脑，或者是哪一部犯罪纪录片里被捕的时候还在微笑的那些连环杀手。好莱坞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帮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但是在心理学家这里，精神变态这个词指向的东西跟这个印象完全不一样。

在心理学里，精神变态指的其实是一组非常具体的人格特质组合（Personality Trait Constellation）。第一作者达顿在书里就列了一张清单，这些人格特质包括无畏，就是无所畏惧，包括果断、冷静、自信、专注、有魅力、高抗压能力、低共情。你看，这里头其实没有一条叫做“喜欢杀人”，也没有一条叫做“享受折磨别人”。刚才说的这些特质本身其实并不邪恶。他们会出现在连环杀手身上，但也会出现在一些顶级的行业精英身上。

比如说顶级的那些外科医生。达顿就在书里采访过一位脑外科医生。那位医生说：“手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血腥的竞技比赛。你不能被自己的恐惧给瘫痪，你不能因为想到自己要切开一个人的脑袋就手软。你必须要100%的专注，你要毫不留情，对自己的判断有绝对的信心。”你看，这段话如果不告诉你出处，你完全可以以为是一个黑帮老大的人生信条，但他是来自于一个每天都救人命的外科医生。

同样的，这些特质放在对冲基金经理身上也成立。达顿就采访过一位顶级的基金经理，他说：“别人恐慌的时候，恰恰是我最冷静的时候。就是靠着这份冷静，2008年市场跌了百分之二三十，我反而涨了20%。”这些东西放在律师身上也成立，那些最厉害的大律师，全都有一种近乎自恋的表演欲和那种当仁不让的自信。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些印象，在刚才说的这些行当里，行业精英里的精神变态者的比例是高得不像话的。

达顿在书里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可以把精神变态者身上的这些特质：冷酷、无畏、自信、心理韧性强，你可以把每一个特质都想象成那种调音台上的旋钮（Mixing Console Knobs: 用于动态调节各项心理特质强度的机制），就是DJ用来调音乐的那种。每一个旋钮都可以往大了拧，也可以往小了拧。那些精神变态杀人狂，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就出在他们的这些旋钮全都卡住了，调不了而且全都卡在了最高档。冷酷调到最高并且卡住，那你就是对谁都无限冷酷，那就是杀人也无所谓了。

但如果你能够根据场景，灵活地调节这些旋钮的大小呢？你可以该冷静的时候冷静，该有共情的时候共情，该果断的时候果断。那你就会像前面说的那些医生、那些交易大师那样，那你就是一个好精神变态者。达顿说，好精神变态者和那些坏精神变态者的区别其实就是三条：

• 他们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 他们心理上足够的灵活，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
• 他们运用这些精神变态特质的方式是对社会有益的。

所以你看，精神变态到底是天赋还是诅咒？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样用它。调音台是同一个调音台，但调出来的可以是交响乐，也可以是噪音。

冷酷计算：超越道德的战术判断

理解了旋钮的比喻后，让我们看一个实操案例。在我开头提过的那个海湾战争的敌后行动里，第二作者麦克纳布带领SAS的一个小分队深入到伊拉克的敌后执行任务。结果他们的藏身点被一个放羊的男孩发现了。那这个问题有多紧迫呢？距离他们藏身的地方几百米外，就是伊拉克的一个高射炮阵地。如果放走这个小孩，他很快就会把消息带给那些炮兵，然后一切就都完了。

但如果把这个男孩杀掉呢？杀掉他确实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不暴露。但万一之后还是被抓了，那你带着一具孩子的尸体被抓，你觉得对方会怎么对你？所以麦克纳布当时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而且必须要非常快。他立刻就选择了放走那个小孩。他后来说：“我们是英国特种空勤团SAS，我们不是党卫军SS。”

但有意思的是，第一作者达顿分析说，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道德的决定，其实根本就是一次精神变态式的非常冷酷的计算。麦克纳布实际上是精确地旋转了他大脑里的那些旋钮。有一些旋钮是往大了拧的，比如说无畏这个旋钮，他明知道放走这个男孩自己可能会死，但他接受了这个风险；还有自信旋钮，相信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都能够应对；还有专注旋钮，他始终盯着真正的任务目标，就是找到并且摧毁那些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不是被眼前的危机带偏；还有冷静，他的脑子在高速地旋转，外表却纹丝不动。

还有一些旋钮是往下拧的。比如说冲动，他没有第一时间就掏枪往下调的；当然还有冷酷，他没有选择这种最高效但是最残忍的方案。麦克纳布说：“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看到全局，而不能只看眼前。你得像下棋一样，提前想好几步。上来就把那个孩子干掉，那叫做慌了。我们SAS不收慌张的人，因为慌张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你看，放走那个牧羊男孩，这个决定表面上是一种道德选择，但骨子里其实是冷静到极致的战术判断（Tactical Judgment）。杀了他尸体要带走，会成为一种拖累；万一被抓，这个死掉的孩子没有办法解释；不杀他虽然可能暴露，但是至少被抓了之后还是一个正规军人，而不是屠夫。每一步都是精确的利弊权衡，而不是冲动。这就是一个好精神变态者大脑运作的方式，他们能把每个旋钮都转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个案例，如果让你感觉到了某种不适，嗅到了某种危险，那你是对的，我最后会回应。

先天的自私：子宫里的化学战

我们现在先看下一个问题。像是麦克纳布，还有那些精英的外科医生、变态杀手、王牌律师，他们身上的这套精神变态的人格配置，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这套配置其实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你我每一个人类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然必须要说明，这个结论与其说是一个科学论断，倒更像是两位作者做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洞察。

他们是先从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大卫·黑格（David Haig）的研究开始说起。大卫·黑格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一件事，那就是母亲和腹中的胎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充满了甜蜜温馨呢？他的结论是完全不是。胎儿对母亲干的事，其实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你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你的妈妈下手了。

• 第一招，你的胎盘会往母体的血液里注入一种关键的蛋白质，它会强迫母体把更多的血液、更多的营养往胎盘里边送。这可不是什么温柔的请求，这是生物层面的劫持，它会非常危险地拉高母亲的血压。这就是妊娠期高血压（Gestational Hypertension）的源头。
• 第二招更狠，你的胎儿细胞会释放一种叫做胎盘泌乳素（Human Placental Lactogen）的东西，它是专门对抗母体的胰岛素。胰岛素是干嘛的，它是负责把血糖给降下来，把这些能量给储存起来的。而胎儿释放的这个胎盘泌乳素，等于是在跟你妈妈的身体说：不许存起来，要把血糖都留在血液里。然后你再通过胎盘把这些高浓度的血糖给截走，据为己有。

这个操作猛到什么程度呢？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妊娠并发症叫做先兆子痫（Preeclampsia），就是由这引起的，它是会让母亲有生命危险的。这简直就是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对自己的母亲发起的化学战。麦克纳布听达顿讲完这些研究之后说：“忘了卡扎菲和萨达姆吧。论化学战，真正的冠军是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而且更加精彩的是，出了子宫之后，这套操作其实并没有停。你看小婴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们迷人可爱，让你忍不住想抱抱他。但你仔细想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不在乎你累不累、困不困、崩不崩溃，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需求有没有被满足。他们会用哭声操控你，用微笑收买你，用他那双大眼睛长时间地一眨不眨地盯着你看，看到你愿意为他甘心付出一切。

而这种长时间不眨眼的直视，在心理学上是社会抑制解除（Social Disinhibition: 个体在互动中突破常规社会规范和羞耻感的心理状态）这种现象的标志。这是精神变态者的典型行为特征。普通成年人长时间地盯着别人看，自己会先不好意思的。但是精神变态者能够毫无负担地做到。达顿就说，你看，婴儿的迷人、善于操控、完全利己，这跟精神变态者的行为模式是如出一辙的。

所以精神变态，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我们生来如此。在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进化就已经给你配好了一整套精神变态工具包。这让你能够最高效地攫取资源，让你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以最大的概率活下去。

但问题是，随着你一天天长大，这些工具被一件一件地没收了。社会教你不能那么自私，你要爱人，做错了要惩罚你。它给你灌输各种道德、各种规范。社会用了几十年时间，把你出厂自带的那些果敢无畏和冷静慢慢地、系统性地从你身上移除了。这些教化当然非常重要，没有这些就没有文明。但也是因为这些教化，等你终于长大成人，终于有权力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也经常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吓住了，被选择吓住了，被后果吓住了，被自由本身吓住。社会教化在你的大脑里安装了一把把锁，把你给封印了。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最要命的是三把锁，分别是恐惧、名声和共情。我们来看看这三把锁分别具体是什么，以及一个好精神变态者又是怎么样来解锁的。

自由的眩晕：破解恐惧之锁

第一把锁恐惧，锁住的当然是无畏这个旋钮。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些成年人，实际上很多时候胆子是比小孩子更小的？这一部分当然是源自于社会的教化。社会教给我们的很多所谓的智慧：三思而后行、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冲动是魔鬼，这些听起来特别让你显得成熟、显得稳重的建议，本质是什么？本质其实就是说你要有所恐惧，你要知道有些后果是会让你害怕的，所以你悠着点。所以很多时候你都动弹不得，不敢做一点非分之举、非凡之举。小孩什么都敢，大人瞻前顾后。

但是大人的这种恐惧，不光光是社会的教化，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说过一个非常妙的比喻。他说你想象一下，你站在悬崖边上，你其实会体验到两种恐惧。第一种是怕你会掉下去，这很正常，很好理解。但是第二种恐惧才是真正要命的，你怕的是你会自己主动跳下去。你明明可以不跳，但是你突然意识到，跳不跳其实完全是由你来决定的。这个完全由你决定本身，会让你感觉到一阵头皮发麻的眩晕。克尔凯郭尔说，焦虑其实就是自由的眩晕（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恐惧竟然是来自于自由的。你想想，这样的眩晕是不是无处不在。辞职你完全是可以辞的，没有人拦你，但你就是不敢。表白你完全可以开口的，但是你就是说不出来。创业、转行、搬到一个新城市，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外力阻止你的。阻止你的，恰恰是你拥有完全的自由。你站在人生的悬崖边上，不是怕掉下去，是怕你自己会跳。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个洞察。乍一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下决断，怕的好像是未知，怕的是前路的不确定。但再仔细想想，也许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这完全是我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没有命运推着你，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推下去的。你怕的其实是自由。但不管是来自于社会的教化，还是来自于这种对自由的眩晕，大部分普通人都是有这种不敢下决断的恐惧的。

那精神变态者有没有这种犹豫这种害怕呢？他们几乎没有。麦克纳布说，一块3尺宽的木板放在离地一米高的地方，谁都能够走过去，闭着眼睛都行。但是同样这块木板架到3,000尺的高空，你就冻住了，完全不敢动了。他说：“你为什么要看两边呢？走过去不就行了吗？”哎呀，好羡慕这些精神变态。他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飞机为什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呢？抛开空气动力学不谈，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飞得太快了。如果飞机在飞行的途中突然有了意识，开始想：“等等，我怎么会在天上？我会不会掉下去？”那全世界每一家航空公司都得破产。他说：“飞机不思考，所以飞机不坠毁；你思考太多了，所以你坠毁。”

那好，这个局面怎么破呢？精神变态者破解恐惧的方式不是靠勇敢，不是咬着牙告诉自己说我不怕。他们的破解方式是一个认知上的转换（Cognitive Reframing）。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精神变态者和普通人一起做一个学习任务。第一种条件下，犯错的时候会被电击惩罚。结果，精神变态者学的比普通人还要慢。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惩罚不太敏感。但关键是第二种条件，答对了有金钱奖励。这个时候，精神变态者的学习速度就一下子飙上来了，远远超过普通人。

所以精神变态者的那种无畏，不是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是对惩罚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他们对奖励极度敏感。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万一输了怎么办”，而是死死地锁定在了“赢了能够拿到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人和精神变态者面对同一个局面的时候，做出来的决策完全不同。比如书里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例子。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在天气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上街的客人比较多，他们生意就更好，他们反而是早早收工的，因为他们那天会很快就赚到了每天的达标线。而天气差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的人少，他们的生意很惨淡，他们反而会更加拼命加班，想弥补亏损。他们觉得那一天没有赚到那份达标钱，他们就亏了。

但你发现问题了吗？这完全搞反了。天气好的时候恰恰应该拼命干，把利润最大化。天气差的时候反而应该早点收工保存体力，等下一个好天气。但是普通人经常不这么做，因为普通人的注意力永远盯着“我不能亏”，而不是我怎么样能够赢更多。两位作者说，你在生活里那些被恐惧下注的时刻，你不敢辞职，不敢开口，不敢下注，本质上和这些出租车司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上面，而精神变态者他们只看如果赢了，我能够拿到什么。

但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无所畏惧的大牛们，他们的神经天生都是那么粗壮的，很多时候他们靠的也是千锤百炼。英国特种空勤团SAS的教官说过一句话，可以说是无畏这个旋钮的终极注脚。这句话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要像一切都至关重要那样训练。这样到了生死关头，才能像无关紧要那样战斗。”这是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个金句。

他人即地狱：解开名声之锁

恐惧是社会锁住了你的第一把锁。那接下来这第二把锁是名声（Reputation），在他人眼里的名声，也可以把这把锁叫做他人的目光。

他人即地狱。社会教导你人要爱惜面子，要被社会认可，别让人觉得你不合群。当然合群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我们社会性动物这种本能。而被它锁住的，就是你的独立判断和自信了。那这把锁有多厉害？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做的一个心理学经典实验最能说明问题。

他把9个人叫进一个房间给他们看幻灯片，左边是一条线段，右边是三条线段，问他们哪一条跟左边的一样长。这题的难度简直就是侮辱智商，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但这里面的猫腻在于，9个人里边有8个都是托。他们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个错误的答案。然后这就轮到了第九个人，这个人才是唯一真正接受这个测试的人。那他会怎么选呢？结果是有76%的人至少都跟着前面那些人说错了一次。事后问他们，很多人都说：“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敢跟所有人不一样。”你看，比起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他们更在意的是，别当那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群体的引力（Group Gravity）可能是人类社会里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大多数人都扛不住的。但是，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反转。这个心理学家阿什后来又跑了一次这个实验。而这一次，让那8个托里出了一个叛徒，让他说出正确答案。可就是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叛徒，就让群体的魔力瞬间瓦解了。那个真正的受试者每一次都能跟着这个叛徒选对。一个叛徒就能够打碎整个幻觉。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当那个叛徒呢？冒着被老板骂、被同事排挤、被权威嘲笑的风险，这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而有一种人恰恰就有这个胆量，那当然就是精神变态者，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讲一个书里我印象很深的细节。第一作者达顿给第二作者麦克纳布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实验（Game Theory Experiment）。那个博弈实验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现在有20个电话亭排成一排，你被关进了其中的一个。你的面前有一个大红按钮，规则是这样的：所有人在这个电话亭里待10分钟，如果谁都不按，那么每个人都能够拿走1万英镑。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提前按了这个按钮，那按的那个人就能够拿走2,500镑，而其他19个人一分钱都没有。这些电话亭都摆在同一个房间里，是透明的，这些人相互都看得见。好，现在倒计时开始，你会怎么办？

麦克纳布听完想都没想，说：“我按了。”达顿目瞪口呆，说：“你一秒都不犹豫的吗？”麦克纳布一脸莫名其妙，看达顿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智障。他说：“我当然按了，我干嘛不按？”在这个实验里，大多数人的选择是至少要犹豫挣扎一会。多多少少他们都想过等满10分钟，大家一起每个人都拿1万。但是麦克纳布的脑子跑的是另外一个思路。他说：“20个人里有人会恐慌，有人会多疑，有人会手贱，有人就是自私。你凭什么赌这19个陌生人全部都能够撑住10分钟？那既然有人会按，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

这是麦克纳布的思路。但其实大多数人会犹豫的真正的原因，说穿了其实不是算不清楚这笔账，而是怕当那个自私的人，你怕其他19个人会恨你。你在乎的其实是他人的目光。而麦克纳布的回答是冷冰冰的、纯理性的计算：“其他人可能会恨你，那又怎么样？你带走了2,500，他们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精神变态者打开这第二把锁的钥匙。他们完全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地直接往反方向走。而这的确会让精神变态者在很多时候占尽优势。比如说研究发现，在宜人性（Agreeableness: 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展现出的迎合他人、注重和谐的人格特征）这个人格特质上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男性，年薪比一般水平低大约18%。宜人性，就是你是不是很在意照顾和迎合他人的情绪。那说白了，宜人性高就是你更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而你越在意，你赚的反而越少。

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些不太管别人怎么想的人反而更敢在各种谈判桌上要价。他们更敢说不，更敢说我要。这反而给自己赚来了更多的利益，甚至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麦克纳布就讲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创办一个初创公司的时候拒绝了一个应聘者。结果这个应聘者回了一封邮件。那封邮件的大意是这样的，他说：“经过慎重考虑，我无法接受贵公司拒绝我就业的决定。今年我有幸收到了大量拒信，但恕我直言，贵公司的拒绝不符合我目前的需求。因此，我将于6月第二周开始在贵公司上班。”麦克纳布和他的合伙人读完都笑疯了，然后就真的给了这个人一份工作。这位应聘者的做派就非常的精神变态，就是管你们是怎么样看我的，这份工作我要定了。就该这样嘛。

但群体对我们决策的制约除了来自于这种对他人的目光的在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路径。那就是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我们不仅仅是关注自己能够拿到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更关注自己拿到的东西跟别人相比是不是公平。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这种公平感的执着甚至是比单纯的物质利益更加重要的。

而在这一点上，精神变态者的反应也与普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博弈实验叫做最后通牒（Ultimatum Game）。博弈规则很简单，就是两个人分一笔钱。甲是提方案的，乙决定接不接受。比如甲说，这100块钱我拿70块，你拿30块钱，你接不接受？乙如果接受，钱就这么分了。但是乙要是拒绝，那两个人都一分钱都拿不到。

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让精神变态者和普通人分别玩这个游戏。结果发现，精神变态者接受了更多不公平的方案。甲只分你两成，行，我拿着；只分你一成，行，总比0多。结果精神变态者赚到的钱远远多于普通人。因为一般的普通人如果面对那种太不公平的方案，就会选择鱼死网破，我宁愿一分钱也不拿也要拉你下水。而在一个精神变态者看来，这笔钱和从地上捡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实上也的确是一样的。

在一个精神变态者眼里，公平感大概是人类最昂贵的情绪，它让你放弃到手的东西，只为了去惩罚一个或许根本就不在乎你惩罚的人。达顿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每一次你记仇、怨恨、自怜、生闷气，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你就是在把自己的情绪钥匙交给别人，让他们住进你的内心，把你的内心搞得一团糟。而精神变态者的做法是：挂上一块“无空房”的牌子，绝不出租自己的情感。这就是精神变态者打开第二把锁的钥匙。

控制共情：找回冷决策的开关

然后我们再来看社会的教化加给我们的第三把锁：共情（Empathy）。

可能从你记事开始，社会就在反复教你一件事：你要善良，要体贴，要为别人着想，要能够感受别人的痛苦。共情是一种美德，是好品质，是一个人有人味的标志。你的共情旋钮就是这样被一路拧到最大，最后就被焊死在了那里。我们之前讲的《致命的同情心》那本书说的情况就更加极端了，甚至是整个文明的同理心共情都被集体焊死在了最高档，以至于今天人们已经不太会去想，这个旋钮还能够自己调吗？

精神变态者就可以。过去很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精神变态者最普遍的一个共性就是他们不能共情。他们的大脑缺乏共情所必需的神经连接和生化机能，他们天生就是冷血的。但是这个认识现在已经被实验推翻了。研究人员把一批有犯罪记录的精神变态者推进脑扫描仪，给他们播放一组视频。画面上是两只手在互动，比如说一只手在伤害另外一只手。

实验分成两轮。第一轮，不给他们任何指令，就是让他们看。结果就发现精神变态者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 大脑中负责复刻和模拟他人动作与感受的基础神经网络）系统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镜像神经元是一个专门负责复刻别人感受的神经网络，它是共情的基础之一。看到一只手在伤害另外一只手，正常人的大脑都会自动跟着疼一下。而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完全无动于衷，和普通人一比差距果然非常大。

但是第二轮来了，这一次研究人员在播放视频之前先加了一条简单的指令，跟他们说：“请你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他可能正在感受的东西。”就这么一句话，结果就天翻地覆了。精神变态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一下子就居然活跃得跟普通人没有差别了。也就是说，他们能共情，其实一直都能，他们只是默认不开这个功能而已。

所以，精神变态者和普通人在共情方面根本的差别是，他们保留了控制权。他们手里就像有一个遥控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而很多普通人的遥控器已经被社会教化、被文化价值观给没收了。

那共情开关被焊死在开的这一档到底会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验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海军陆战队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跑去华尔街取经。那打仗的去找炒股的学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交易大厅和战场其实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样都是信息过载，一样都是局势瞬息万变，一样都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做高风险的决策。华尔街的那些经纪人们每天要面对满墙的数据、满场的叫价，几秒钟之内就要拍板，敢赌上几亿美元。这种决策速度和决策压力，正是将军们在战场上最需要的。

取完经还不够，他们又搞了一场模拟对决。他们搭了两间一模一样的模拟作战室，输入了相同的战场数据，让将军们坐一间，那些经纪人坐另外一间，分别打同一场仗。结果两边都打赢了，但是有一个关键差别。股票经纪人那边，活下来的士兵更多，保住的军舰和飞机也更多，伤亡率远远低于将军那边。

为什么呢？回头一分析，就发现一个巨大的差别。那些经纪人根本就不是在打仗，他们是在解方程。数据进来，通过运算，然后输出决策。这里面没有情感成分，只有纯粹的概率计算。他们是以非常精神变态的形式，是在关掉共情的状态下做冷决策的。

而那些将军，将军们也在读取数据，但是他们上过真正的战场，他们知道一个错误的决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任何决策都可能让一些士兵再也回不了家。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决策，脑子里都会多很多东西。他们会觉得能不能再想一想，有没有更加安全的方案，能不能少死几个人？这样一份对人命的在乎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很让人尊敬。但问题是，就是这么一点点额外的犹豫，这一点点多出来的善意吃掉了反应时间，错过了最佳行动窗口。结果反而搭进去更多条命，更多的军舰，更多的飞机。

共情焊死在开的代价，就是这个善意本身会制造伤亡。不是因为你冷血所以搞砸了，恰恰是因为你太有人情味所以搞砸了。这个问题要探究下去，其实是共情的开和关存在一个权衡。共情强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在于那些更加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个具体的士兵、一张张具体的脸。而共情弱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往往会趋向于那些更加宏大、更加抽象的层面。关注点不同，决策的取向也完全不同。各自都有盲点，但至少在刚才的那个实验里，共情弱的那一方做出了更好的决策。

危险的刻度：调节权的深渊

好，到这里我们就把三把锁都讲完了。第一把恐惧，锁住了你的果断。第二把太在乎别人的评价，锁住了你的独立。第三把，共情焊死在开，锁住了你的冷静。三把锁，三种驯化工具。但我们的解决方法，不是要彻底地关掉共情，彻底扔掉道德，变成一台完全冷冰冰的决策机器。我们要的是拿回调节权（Regulatory Power），不是把旋钮永远调到最大，也不是永远拧到最小，而是像一个好精神变态那样，重新有权利去调节它。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让人很不安的推论。既然你可以把无情、无畏、低共情这些旋钮调高一格，那你当然也可以调高两格、三格、十格。那到底什么时候该停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麦克纳布和那个牧羊男孩的事吗？麦克纳布在那一次伊拉克行动里放走了那个男孩，结果他们的行踪果然就暴露了，差点全军覆没。那个选择让他成为了好精神变态者的标杆，而让他留下了那句被很多人称赞的名言：“我们是SAS，我们不是SS。”但是达顿有一次当面追问了一个非常凶猛的问题。他盯着麦克纳布的眼睛问他，他说：“我们现在假设，如果你当时能够100%确定杀了这个男孩，任务就能够完成，全队就能够活着回来呢？那你会怎么选择？”

麦克纳布先是试着躲避正面回答，他混了个稀泥说：“战场上没有确定性。”然后他才说了真话，他说：“但是如果我真的能够确定的话，那么那个男孩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达顿问你那个无情旋钮能够调高几格。然后达顿在书里是这么写的，他看到麦克纳布那双蓝色眼睛后面的温度骤降。他耸耸肩说：“调到多高都行。”

好精神变态者和坏精神变态者之间，有时候只差旋钮上的一个刻度而已。如果总是游走在深渊旁，那其实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你不坠入深渊。

好，这本《好精神变态者的成功指南》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