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一个不断重复的“老电影”

中华民族是否伟大复兴了？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吃一口安心饭。最近，一位母亲给孩子买了一个粽子，结果从粽子里吃出了带血的创可贴。这并非出自小作坊，而是来自全国拥有3000多家连锁店的上海行业巨头“来一份”。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从过去臭名昭著的“地沟油”（DiGou oil: 从餐厨垃圾中提炼出的非法食用油）、“瘦肉精”（Clenbuterol: 喂食牲畜以增加瘦肉率的非法药物）、“三聚氰胺”（Melamine: 一种化工原料，曾被非法添加到奶粉中以提高蛋白质检测值）、“毒奶粉”（Poisoned milk powder: 指掺有三聚氰胺或其他有害物质的奶粉），到近年来的“学校食堂吃出老鼠头”、“油罐车混装食用油”、“昆明学校臭肉事件”等等。每年“CCTV”的315晚会都会曝光几家企业，进行突击检查，但最终往往不了了之。事后，我们依然会从新闻中听到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像一部不断循环、不断重复的老电影，我们对剧情都已非常熟悉：发生问题、公众愤怒、官方声称要严厉查处和调查；三個月后公布结果，说是“個別事件”，已经严厉惩罚了相关人员和企业；之后公众逐渐淡忘，没过多久，另一起事件又再发生，公众再一次愤怒，如此周而复始。中共每一次的调查结果基本都是一个结论：大环境没问题，这只是个别的“害群之马”，社会很安全，国家很棒，党很伟大，然后结束。

从“个别事件”到“系统性问题”

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一个人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今天肺部问题治好了，明天肾脏问题又出现，后天又是心脏问题，那么这必定是身体的根本功能，是整个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省份、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上爆发，这就必定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近期，盒马（He Ma）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接连不断，引发了社交媒体上消费者连续多天的愤怒。黑猫平台显示，在过去30天内，与盒马相关的投诉数量高达464条，其中大部分与食品问题有关，除了武康鸡蛋，还涉及水果、生鲜、奶制品、肉类等。

记者曾回访邯郸，在武村的一个生猪转运站看到，工人强行用水管给猪灌水（Water-injected pork: 通过给活猪灌水来增加重量的行为），活猪发出凄惨的叫声。工人还给猪打针，知情人透露这是一种叫做“阿索平”（Asopen: 一种用于使猪快速吸收水分的封闭针剂）的封闭针，作用是让猪快速吸收灌进去的水，同时让木板变大，增加重量。在太平村的一个屠宰场，一些死猪被染成红色，气味令人作呕。知情人说，这些猪已经死了很久。在这一系列的转运站、屠宰场链条上，商家为了经营毫无底线，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而这些病猪、死猪、灌水猪的案例，为何知情人知道、媒体也知道，却能肆无忌惮地滋长？

过去20年，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火箭可以升空，航空母舰可以下海，高楼大厦可以拔地而起，跨海大桥可以横跨。腐败官员一个接一个被查处，甚至空气污染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那么，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却迟迟无法解决呢？

监管失灵：地方政府的不作为

就在刚过去的一周，又发生了两起食品安全事件，你不一定都听说过，因为话题也没上热搜。一来，大家都懂的，这类新闻官方不喜欢让你看到；二来，说真的，大家都已经麻木了。除了“带血创可贴”事件，还有一件更具影响力的事：中国著名的药材之都安徽亳州被记者曝光，许多所谓的养生茶包中根本没有药材，全是树叶和木渣。你以为在喝养生茶，实际上喝的都是垃圾。30多块钱的养生包，成本只有一块多，利润几十倍。这个生意真的轻松啊，都不用造假，树叶木渣土渣随地就有，反正底线只有一个：吃了别当场死人即可。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恶劣，说真的，在中国这些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当中，这真的不算什么，毕竟树叶和木渣吃不死人。但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食品安全无法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假养生茶包事件是由Lightning News的记者调查曝光的。记者收集完所有证据后，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果执法人员居然不是要调查，而是当起了“和事佬”，试图让消费者与商家私下协商。这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官商勾结吗？他们早已知晓此事，并且非常熟练地处理这些事情。作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他们的做法是安排你私下协商赔偿。

实际上，安徽亳州这个被称为“药都”的地方，被发现造假并非首次。2024年的315晚会就已经曝光过了，后来包括《新京报》、《中国青年网》等大媒体也报道过亳州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2023年，亳州中药材抽检不合格数量为551批次，同比2022年上升20%，不合格药材品种达208种。结果呢？我说了嘛，315也就是做个样子，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罚款250。一年多以后，今天不也还是一切照旧吗？你看厂家那么肆无忌惮地对记者自爆黑料，说明他们根本不怕查，反正查到了最多下架产品，换个店名继续干。

所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根本得不到改善，是因为本应作为人民第一道防线的基层监管部门，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查、不抓，而是根本不想查、不想抓。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不想抓？

考核机制：GDP与税收的驱动

你可能以为我要说官商勾结、利益绑定什么的，那你就小瞧了。官商勾结的问题当然也是有的，但那只是表层问题，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让我们看半年前另一起震惊全国的云南学校臭肉事件。昆明一家长丰学校的许多家长，因为孩子长期腹泻，怀疑学校伙食有问题。2024年10月16日，几名家长直接冲进学校厨房，结果发现了一盆盆已经发臭的煮肉正准备下锅。

这起事件最令人气愤的是学校的处理方式。学校召开家长沟通会，推出一名厨师向大家道歉，但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个“替罪羊”。而身后站着的一位女副校长却一直嬉皮笑脸。面对家长的愤怒，一位校方代表竟然说：“有些人就是不想解决问题，你看，还有事儿，还有很多刁钻的问题。”

当这件事冲上热搜后，官方肯定是要介入的。反正还是那套老掉牙的官话：什么“严肃处理、责令整改、举一反三、加强监管”等等，大家都已经听腻了。最终事情的处理结果是，长丰学校校长和法人免职，学校罚款十万元。但有家长指出，其实这个校长本来2024年年底就要正常退休了，现在只是顺水推舟。至于承包食堂的企业被责令停止营业，懂行的人都懂，这根本无所谓，同一班人马另外注册一家公司，还是一样继续干。

要知道，现在中国学校食堂的承包有多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负责长丰学校食堂的这家公司名叫云南润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原本是搞物业和房地产的。这家公司是在2024年2月份才刚刚成立的，然后随便改了一个经营范围，就可以负责管理学校食堂给孩子们供餐了。你说这有多可怕！一家物业公司刚成立半年后就能中标学校食堂的供餐，明眼人都懂这当中有多少猫腻。但在调查报告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这种事关学校儿童食品安全的事故，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那必定有人要牢底坐穿。但最终，这起事件中没有人被判刑，官方通报道歉，社区官员被免职，几家公司被罚款并关闭，就结束了。几天后，公众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哪个明星出轨、哪吒票房又创新高、中国再次震惊美国等新闻上。直到下一次，又有孩子被毒害。

这不，我视频做到一半，前天又发生了一起毒奶粉事件。一名买家买了从扫桩发货的三万桶俄罗斯奶粉，但是冲泡之后发现气味味道都不对，要求退货。销售方直接交底：这玩意一桶成本就2块3毛4，全是米粉。你没听错，和矿泉水一个价格的奶粉正在往咱们老百姓家里搬。三万桶啊，不是三桶、三十桶，这么大的量流向市场，得有多少家庭可能遭殃呢？现在最该问的一句话是：三万桶劣质奶粉流向市场，监管部门早干嘛去了？从生产到流通，至少要经过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该有监管的影子。举个简单的例子，生产奶粉需要食品生产许可证，这些奸商的厂子有没有？自制产品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包装上的成分表、生产日期、保质期是不是造假？要是监管部门定期抽检，就算不能杜绝所有问题，至少能把三万桶的大货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现实是，这么大批量的劣质产品，居然能一路畅通无阻地卖出去。现在呢，出了事才曝光，早前监管体系的漏洞到底出在哪呢？三鹿奶粉事件以后，国家专门修改了相关法规，明确全程监管、风险监测、添加等细节，还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可这事呢，分明是老问题重演一遍。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中国，就算你被查到了生产的食品有问题，哪怕毒害的是儿童，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小的。从亳州假药材的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根本上讲，地方政府和官员根本就不愿意去打击这些企业。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中共官员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衡量工作绩效的量化标准）考核机制上。

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他们工作做得好不好，是由谁来决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们的KPI考核人是人民，他们工作做得好不好，最后是由人民用选票来打分的。但中共官员的KPI考核人是他的上级领导：县委书记做得好不好，市委说了算；市委书记做得好不好，省委说了算；省委书记做得好不好，习近平说了算。在整个考核链条中，与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关联。所以，要通过第一级考核，就需要一个非常容易最大化的考核指标。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共官员的考核指标是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最直观的两个考核指标就是GDP增长和税收。所以，这是驱动几乎每一个层级官员的次级动机，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GDP是怎么来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业生产、消费者购买。那税收怎么来的？企业赚取利润之后，上缴一部分给政府。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企业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这是直接影响他们政绩的。尤其在越小的地区，越大的企业，其影响力就越大。例如，亳州这个城市的GDP是2500多亿。根据亳州市政府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药材贸易总额高达1553亿，占GDP总额的60%。如果你是亳州市的市委副书记，我问你，是那些没有选票的人民更重要？还是每年贡献大量税收和GDP数字的这些药材生产商更重要？如果你是真正严肃地打击假药生产商，你一定会杀死很多企业，而那些没有死的企业，在没有暴利可图之后，利润会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你今年的GDP不仅会下降，税收也会大大减少。你如何向上级领导解释？人民？人民是老朋友了，人民能决定我升不升官吗？

所以，各位，这就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无法解决的最根本原因。因为企业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和利益问题是深度绑定的。所以，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中国很多问题基本上都回归到这个体制。这是一个不归人民管的体制，那么人民的利益自然就不会被放在第一位。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员不一定比中国官员品格更高尚，但决定他们能否留在那个位置上的，不是他们的上级，而是人民。所以，人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放在第一位，这是最基本的人性。

例如，两个月前，特朗普向全世界发起关税战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向全世界宣布：加州不征税，请继续与加州贸易。你能想象这在中国吗？美国州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为什么一个州长敢直接对抗总统？哪个中国省长敢公开违抗？因为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总统，而是加州人民手中的选票。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比中共的官员更在乎人民的生死，并不是因为谁比谁的品格更高尚的问题，而是不同制度所决定的自然结果。

特供食品：制度性隔离的悲哀

最后，让我分享我在中国的个人经历。2008年，我在上海工作，当时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上海好一些，北京更糟。上海和北京的天空几乎全年都是灰蒙蒙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我不知道墙内的观众是否还记得，当年的天气预报中包含了PM2.5（细颗粒物: 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数值。政府也有相关规定，PM2.5超过一定浓度，学校也要停课，或者学生不能进行户外活动。我记得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圈子里，聚会时第一个话题基本上就是讨论空气污染，哪个空气净化器更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一个月，为了给世界留下好印象，政府强制北京及周边工厂停工。所以北京人在奥运期间难得地看到了晴朗的天空。当时外国人圈子里称之为“奥运蓝天”。

当年中共就誓言要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当时我就跟朋友们说了，我认为中共能解决这个问题，食品安全我不敢说，但空气污染他们肯定能解决。因为虽然中共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可以吃到特供食品（Special Supply Food: 专门为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提供的食品，通常有严格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但他们无法呼吸到特供空气。所以你看，中国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虽然不是特别好，但确实改善了很多。2013年，北京的平均AQI空气质量指数是124.9，但2019年之后，已经能保持在85%以下。

但恰恰就是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能够得到遏制，当我们看回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才真正地让人感到悲哀。因为没有能力解决是一回事，但能解决却因为事不关己而不肯用力去解决，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关于中南海的特供食品，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我不用多说，这早已不是秘密。墙内墙外都有很多相关文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苏联的指导下，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国营农场。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又开设了两个：巨山农场和玉泉山农场。这是北京的三大特供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辖，整个农场都被高墙围住。这些农场都种植着最好的蔬菜，饲养着最好的鸡、猪、牛、羊，最重要的是安全，没有农药、科技和苛刻。只有中南海的领导、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子女才能享用这三大农场提供的特供食品。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34号供应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东华门34号成为中共领导人提供烟酒、糕点和糖果的特供点。门口指标是“34号供应部：全城市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只为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服务。有个前警卫局的副局长在回忆录里透露说，当年34号供应部里面的产品是应有尽有：有外面看不到的茅台酒、五粮液、特大的黄花鱼、黑金崩大西瓜，八分钱一斤，各个像篮球那么大。特供产品也从国外进口，名牌家电、手表、香水、巧克力、白兰地、威士忌、珠宝等等，顶级的俄罗斯鱼子酱，法国的鹅肝酱，在这里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各位要知道，这可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有多穷，这些特供品只能用极致奢华来形容。60年代就这样了，后来只能是越做越大。到了近代，特供不再是中南海的专利，而是已经蔓延至各省市县，各级官员都在利用他们的权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当地的特供产品供应权。

这一切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是有权力的中共官员，你和你家人的食品跟普通老百姓的食品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呢？我们常说，如果要确保学校的食品安全，很简单，让校长每天和学生们一起吃食堂的饭菜。所以，同理，要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共领导人也应该和人民吃一样的饭菜。换句话说，只有当中共领导人吃的食品和人民吃的食品没有任何区别对待时，食品安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泯灭人性的恶与公众的麻木

最后还是说一些我的感想。我认为奸商哪里都有，各行各业都有为了赚钱而去铤而走险、搞旁门左道的人。但是在食品上做手脚，我觉得是属于最泯灭人性的勾当之一，尤其是对那些跟儿童相关的食品做手脚。

我不知道，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有些中国人在作恶的时候似乎是没有底线的。坏人哪个国家都有，但所谓“盗亦有道”，世上有很多哪怕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头子和毒枭，他们也有他们坚守的一些底线，比如绝不伤害女人和孩子。中国的坏人为什么就不能说：“OK，我想赚钱，但是毒害婴儿奶粉的事，我不能做。”“OK，我想通过烂肉腐肉赚钱，但送进学校让学生吃，我干不出来，必须得干，我宁可送到政府大楼的食堂里。”

食品安全还有另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隐蔽的问题。它的危害往往是缓慢的，例如癌症、缓慢发展、免疫力损伤等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容易立即引发公共危机。我们今天在新闻中看到的，都是那些能够立即爆发的，例如中毒、呕吐、腹泻。但背后一定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长期、隐蔽的损害。

最可恨的是，即便食品安全状况已经如此严重了，中共依然想要粉饰太平。2024年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研究报告的结论是：“近5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状况良好，监督抽检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的水平。”总之就是想告诉你，这一切又一切被发现的案例都是个别的“害群之马”，大环境没问题，国家很棒，共产党很伟大。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现在每当还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曝光出来的时候，你去看看评论区里，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到麻木了，绝望了，不反抗了。他们都在说：“你不需要再告诉我什么不能吃了，你就告诉我吧，究竟什么才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