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张雪峰现象:教育焦虑、工具理性与社会病症 夸克说 2026-03-28

欢迎收看夸克说。本期节目,我们将探讨张雪峰(教育咨询领域的公众人物)现象。

2026年3月24日下午,中国知名教育大V张雪峰在公司跑步后身体不适,送医抢救无效,经诊断为心源性猝死,享年41岁。这一消息在72小时内迅速刷爆中国社交媒体,甚至我母亲也特意转发给我,叮嘱我注意身体健康。对于不熟悉他的海外观众,这里做些背景介绍。张雪峰,本名张子彪,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毕业于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后曾做北漂,先在考研辅导机构打杂,后转型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帮助学生选择大学专业和学校的服务)。

2016年,他凭借“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视频在网络爆红,此后迅速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教育博主。去世前,他在抖音、B站、微博等社交媒体累计粉丝超5000万,其公司曾创下三小时直播销售额破两亿的惊人纪录。本期节目,我们无意探讨张雪峰的个人品行或私生活,因为相较之下,深入理解张雪峰现象(围绕张雪峰及其商业模式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出现的深层原因,以及其走红折射出的中国社会问题,更具价值。

客观而言,张雪峰的表达方式确实具备走红特质:极富感染力的东北方言、夸张的表情与肢体动作、极端而绝对肯定的语气,以及不乏粗俗的措辞,都为他的视频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特质对于一个拥有超过5000万粉丝的现象级大V来说,仅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原因在于,在东北地区,表达能力达到甚至超越他的人比比皆是。无论是二人转小剧场的演员,或是普通人,其口才皆不逊于他。关键之处,在于张雪峰所从事的核心业务——高考志愿填报咨询。身处北美的听众可能难以想象,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竟能发展成一门三小时销售额高达两亿的火爆生意。尽管美国人在“黑色星期五”抢购电子产品等方面的消费能力惊人,但在高考咨询领域,其规模远不及中国。不仅是美国,即便以升学竞争激烈著称的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也未曾出现类似的张雪峰现象。可以说,张雪峰的走红是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与政治制度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奇迹。

中国高考制度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中国高考制度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广为人知的一考定终身(中国高考制度中,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升学结果的特点):分数一旦公布,基本没有回头路,除非选择复读,但复读的时间成本和对考生心理的伤害都极为严重。其次,也是更为致命且鲜少被深入追问的特征是:在中国高考中,考生并非被大学整体录取,而是直接被该大学的某个特定专业录取。一旦进入大学,专业选择基本被锁定,难以更改。这意味着一个18岁的孩子在志愿表上的寥寥数语,将直接决定其未来四年的学业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终身职业生涯。

然而,面对数千所大学、数百个专业代码以及复杂的平行志愿(中国高考录取机制之一,允许考生同时填报多所院校志愿,并按分数优先原则依次投档)规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充分理解这些?别说考生,就连考生家长乃至高中教师,绝大多数都无力判断哪个专业热门、未来就业前景如何、五年后的行业趋势怎样。这便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差(Information Asymmetry: 交易双方拥有信息量不对称的现象),而张雪峰所做的,正是利用并赚取这一信息差。

中美教育模式的对比:自由与锁定

在此问题上,我们可以对比分析美国的情况。美国亦存在类似张雪峰的服务,且产业相当成熟,但与中国模式有所区别。简言之,在美国,高中生或大学生主要会获得两类人的指导。第一类是学校的升学顾问(Counselor: 在学校内为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和建议的专业人员),又可细分为高中升学顾问和大学/学院升学顾问。高中升学顾问负责撰写推荐信并提供升学建议。推荐信作为申请大学的官方背书,会详细说明学生的学业表现(如GPA:Grade Point Average,学业成绩平均点数)、课外活动(如社工、科技竞赛、体育特长等)。例如,顾问甚至可以注明学生在高二时因家庭变故导致成绩下滑,并建议大学酌情考虑其潜力。这些信息必须绝对真实客观,有原始数据支持,不存在通过不正当手段美化履情况。大学在招生时,高度重视高中升学顾问的推荐信,因其被视为未经修饰的真实学生档案。

此外,升学顾问还会向考生提供升学建议清单,通常包含8至12所学校,分为冲刺校(Reach Schools: 录取难度较高,有挑战性的学校)、匹配校(Match Schools: 申请人条件与学校录取要求基本符合的学校)和保底校(Safety Schools: 申请人条件远超学校录取要求,录取几率较大的学校)三类。考生可申请多所学校,最终根据录取结果自行选择。回溯二十年前我高考的时代,中国实行的是顺序志愿(中国高考早期的志愿填报制度,考生按优先级依次填报志愿)。简而言之,考生需按第一、第二至第四志愿的优先级填报。表面选择众多,但实则仅第一志愿具备实际效用,后续志愿多为摆设。因为大学招生遵循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的原则,录满后方考虑第二志愿。例如,若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武大,即便分数远超武大,若清华未录取,武大也不会录取,因为其优先选择第一志愿考生。这种关系宛如相亲,大学不愿成为备胎。在此情况下,往往是第三、第四志愿的学校会录取,因其为求稳通常填报较差的学校。若考生原本具备985水平,却落入三本院校,则该院校可能录取,视作“捡漏”。我的高中师兄便是一个例证,他原报浙大,差两分未录取,第二志愿被拒,最终因家境贫寒无法承担复读费用,无奈就读本省一所三本院校。这种报考制度极易导致考生落榜,为避免落榜,考生常被迫保守填报。即便有实力考取清北,为避免失误,也只能将浙大作为第一志愿。结果分数达到清北录取线,家人追悔莫及。若在美国,此悲剧便不会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之前几年,还存在一个更为不人道的制度——考前填志愿(考生在不知自己高考成绩的情况下填报志愿),即考生在未知考试发挥和成绩的情况下,便需提交志愿表。其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后来虽进行了平行志愿改革,取消了志愿优先级,但仍存在一个症结——选专业。这正是张雪峰后来业务的核心。简言之,学校内部院系专业存在“三六九等”之分,热门与冷门专业的分数线可能相差三四十分。考生可能达到冷门专业分数线,却无法进入热门专业,此时便面临是否服从调剂(中国高考录取中,考生表示愿意接受未填报但有空缺专业的调剂录取)的问题。若选择服从,可能被随机分配至不喜欢的冷门专业,毕业后终身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例如,我们隔壁一位同学服从调剂后去了清华水利,毕业后在三峡工作。

相比之下,美国学生申请大学时,大学并不以专业为主要考量,学生仅需提供专业意向。大学的答复也仅为录取或拒绝。美国高校普遍实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大学本科阶段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综合能力的基础教育),大一、大二不设专业课,学生可先观察,随时更换专业。即便进入大三,修读部分专业课后,只要学业达标,证明有能力学习新专业,仍可转专业。既然转专业如此简便,便无需设置不同的专业分数线或进行调剂。

言归正传。美国高中设有升学顾问,大学和学院也各自配备辅导员(Counselor),但职责略有差异。大学辅导员主要提供就业咨询,而学院(如社区学院)则侧重于转学咨询。除了学校官方的辅导员,还有一类商业咨询师(Consultant: 独立提供专业意见和指导的顾问),其角色与张雪峰有相似之处,但仍存在显著区别。简言之,这些咨询师以学生利益为导向,工作内容包括规划、包装乃至一定程度美化履历,以助学生顺利进入名校。商业咨询师也进一步细分至垂直领域,例如YouTube上拥有180万粉丝的账号便是专注于医学生的咨询师。然而,他们与张雪峰存在两大显著区别:首先,他们的建议主要侧重于择校而非专业选择,专业仍以考生兴趣为主;其次,他们的服务对象基本是精英家庭,目标是美国顶尖名校。这亦是他们无法达到张雪峰规模的原因,毕竟以申请藤校(Ivy League: 美国东北部八所著名私立大学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以学术声誉和历史悠久著称)为目标的富裕家庭数量有限。

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其一,美国的教育理念推崇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有重新选择的权利,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例如,一个学生可能最初热爱数学,入学后却发现物理更适合自己。在此情况下,因最初选择而禁止转专业,既不合理也不人道。其二,美国家长的焦虑主要源于精英焦虑(Elite Anxiety: 富裕阶层对子女教育和未来竞争的担忧),即仅有一小部分家境优渥、目标是子女进入名校的家庭才会有此焦虑,且前提是孩子具备相应能力。咨询师的服务费亦由此而来。若家庭背景普通,孩子资质一般,则通常不会选择此类服务,因为缺乏相应的焦虑驱动。

但中国则截然不同。从张雪峰的直播中可见,他的受众涵盖了除精英以外的各个阶层家庭及不同水平的考生。真正的精英家长并不屑于寻求张雪峰的咨询,他们自有主张。换言之,美国顾问赚取的是少数富裕家庭的钱,而张雪峰赚取的是普通民众的钱,因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全民焦虑。

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全民焦虑与制度设计

那么,中国为何要设计这种专业锁死的制度,以及为何中国人会普遍感到全民焦虑?首先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同。美国大学允许转专业,是从个体视角出发的市场逻辑(Market Logic: 以市场供求关系和个人选择为导向的思维模式),认为考生拥有此权利。但中国则不同,其秉持政府视角(Government Perspective: 以国家战略和人才需求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教育任务是为国家建设输送人才,首要考量是党和国家需要何种人才,而非考生的个人兴趣。既然是为国输送人才,每年的招生名额便需服从国家战略,提前测算集成电路、数学、农林水利等各领域所需人才数量,并分配至各高校。这些数字并非市场竞争结果,而是由上层决定。若允许学生完全追随市场热度,入学后自由更换专业,那么那些国家急需但学生不愿就读、待遇又普遍的冷门专业将无人问津。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鲜少被提及的因素,即备战思维(Preparedness Mindset: 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潜在危机为目标的战略规划)。例如,若中国政府需与某个地理位置关键的小国建交,而该国语言极为小众,无人掌握,该如何应对?多数国家会从市场招聘此类人才,按市场行情支付报酬,最终找到的通常是精通英语的人才。然而,此类人才能否保证政治忠诚度存疑。若需其从事间谍活动、行贿,甚至刺杀关键人物等“脏活”,雇佣当地人员可能无法胜任,且存在被国际媒体曝光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必须确保储备一批政治可靠、对党忠诚、家人在国内的人才,以便在关键时刻顶上。因此,国内的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必须确保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小语种学生,即使名额稍有冗余,例如需要三人却招收六人,以防未来无人可用。这些学生并非出于兴趣,多半是因调剂或看重文凭。

其次,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截然不同。美国大学将学生定位为消费者(Consumer: 接受服务或购买产品的对象),大学如大型超市,学费支付后,双方形成流动的契约关系。学校提供学术资源,顾问提供“购物建议”。学生大一选择计算机课程,大二想转哲学专业,皆为其消费自由。学校逻辑是只要付费、修满学分,便提供服务。此制度优点是自由度高,但缺点也明显,即对学生的主动性和自控力有较高要求。例如,学生在校外租房,整年不去学校上课,甚至不考试,沉迷网络或娱乐,学校不会干涉,学业荒废乃学生个人选择。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实行一套严密的蜂窝式网格化管理(Honeycomb Grid Management: 一种细致入微、层层负责的组织管理模式)。从入学第一天起,学生便不再是孤立个体,而是被嵌入班级、宿舍、团支部、辅导员组成的四维坐标系中,拥有固定的班级、宿舍和团支部。这种设计并非旨在促进社交,而是为了行政效率的最大化。辅导员一人可管理数百人,依靠的正是这种责任承包制:班长管理班级,寝室长管理宿舍,团支部管理思想。试想,若学生频繁转专业、跨院系,其档案、组织关系是否需随之调动?宿舍床位是否需重新协调分配?这将显著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有的家长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校对孩子负责,不像美国学校那样“放羊”。然而,这种管理制度并非为了督促学生学习而存在。任何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学老师和辅导员并非高中班主任,他们并不关注学生的学业情况。他们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关键绩效指标)是稳定、可追踪、可预测和可控性。直白地说,在学校这片“一亩三分地”,他们需随时联系到学生,掌握其住址,了解有无“反党反政府言行”。若学生在校外租房并频繁更换专业,管理难度将大幅增加,且难以掌控潜在的风险行为。理解了这些,便能明白中国高校为何强调一考定终身,并严格限制学生转专业,以至于指导学生选择专业竟能成为一门生意。因为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成本极高。这便是张雪峰及其业务得以存在的土壤。

成功话术与价值批判

然而,仅有市场土壤、需求以及一定口才,就能造就一个张雪峰吗?显然不足。因为即使在这个行业内,口才出众者亦不乏其人,为何偏偏是他?大概十多年前,我还在中国时,曾流行一种现象——微商(WeChat Business: 基于社交媒体微信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一位好友的前妻,当时两人尚未离婚,便从事微商。她曾有十年淘宝经验,积累了人脉和财富。淘宝衰落后,微商兴起,她转让淘宝店,专职做微商。所谓微商,实则是一种传销模式,即发展下线并让下线囤货。当时她代理一款电动牙刷,某浙江品牌招商时,我曾随同考察。现场情景,除了不限制人身自由和有实物商品外,与我此前采访过的传销团伙的话术如出一辙,讲师极可能出身传销行业。他们的套路是:找一位四十几岁离异带娃的大姐现身说法,因为其主要受众为在家带娃的中年女性。大姐前半小时会讲述其编造的悲惨人生:原生家庭破碎,初中辍学,父母重男轻女,遇人不淑,丈夫吃喝嫖赌或家暴,自己因没文化、没收入而不敢离婚。随后,“曙光降临”:自从做了某微商,卖起了牙刷,命运齿轮开始转动。在卖货过程中,她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在她们的鼓励下,走出人生阴霾,荷包渐丰。最终,她鼓足勇气向“渣男”前夫提出离婚。如今的她,开朗、自信、充实、美丽。以前孩子吃饭掉地上的肉都舍不得扔,现在却用上了“上海蓝之谜”。这一切都归功于某微商。讲到动情处,大姐痛哭流涕,妆容尽花,黑色泪水顺脸颊滑落,经微调的下巴中转,滴到黑色高跟鞋上,不知是否为配合演讲特意选的颜色。台下的妈妈们情绪激动,早早哭成泪人,内敛者则依偎在姐妹肩头,捂脸啜泣。听到“曙光来临”段落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场面和表情,令我瞬间联想到金正恩出场时台下的女兵。活动结束后,我了解到,大姐讲述一次故事会,单场出场费六千,签约费另算,上不封顶。

若仔细拆解这群人的话术,基本分为几部分。首先是唤起同理心(Empathy Arousal: 引起受众共鸣,使其产生情感连接),即需了解受众,并告知他们“我们是自己人”。若目标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带娃宝妈,则不能请高晓松演讲,因为无论其口才如何,受众总会质疑:“你与我们不同,怎能体会我们的处境,与我们共情?”其次是唤醒苦难,找到假想敌(Suffering Arousal and Imaginary Enemy Creation: 揭示受众的痛苦,并为其设定外部归因),即告知受众生活困苦,这种困苦源于某人或某些人,如原生家庭、丈夫等,皆不可信,唯有与自己经历相同的“我”可信。第三是宿主恐惧(Host Fear: 制造恐惧感,使其认为若不改变将面临严重后果),即告知若不改变,继续待在泥潭中,此生及子女皆将“完蛋”。第四是抛出解决方案,完成交易(Solution Presentation and Transaction Completion: 提供解决之道,并引导完成购买或合作),即“你有病,我有药,三针见效,请付费”。

第一次观看张雪峰“十七分钟封神”的演讲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位演讲大姐的形象,尤其是那种歇斯底里、亢奋的神态和绝对肯定的语气,简直如出一辙。张雪峰同样反复强调,他出身社会底层,父母原是国企职工,98年国企改革后双双下岗,为供他上学,母亲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摆摊卖袜子和日用品。他本人成绩一般,高考仅四百多分,勉强进入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后来一位家境优渥的女孩主动追求他,却在他得知其家庭状况后选择分手。分手前,有次他送女孩回家,甚至未被邀请入内喝水。这些素材在他的演讲中反复出现,只为传递两点信息:第一,他现在虽风光,但实则与受众一样,是草根中的草根,经历过他们的苦难,能够理解他们。第二,穷人家的孩子,尤其资质一般的,高考是“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没有任何试错空间,一旦犯错,便万劫不复。而他提供的服务正是解决方案:他无法提高孩子的成绩,但能在现有分数下,尽可能帮助孩子挑选一个性价比最高、避雷、可靠的好专业。

试想,若你是他的目标受众家长,听完这套话术,是否会感到后怕、心动,进而下单?尤其当他还告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诸多“坑”:有些专业是“天坑”,毕业即失业;有些专业看似普通,实则赚钱;有些专业听起来不错,但毕业后因缺乏人脉关系,根本无法进入对口单位。他声称这些“门道”或“内幕”,精英阶层心知肚明却从不言说,唯有他冒死揭露,助人避雷,因为他与普通人站在同一阵线。这些说法符合家长们朴素的人生经验,大大强化了粉丝的信任和忠诚度。若在网上搜索相关争议内容,张雪峰的粉丝总会维护他,称其为民请命,是穷人的贴心人,而批评者皆为既得利益集团、资本、买办,因他道破真相令其恐惧。这基本上是将毛泽东时代的话术套用在他身上。

张雪峰的这套话术有道理吗?可以说有一定道理,他部分内容也可能具有合理性,但其中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是价值依存论(Value Dependency Theory: 认为人的价值或选择应依附于特定外部条件,如金钱或社会地位)。在张雪峰看来,考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孩子的梦想、兴趣、成就感、自我实现,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他的直播切片中,若有家长提及孩子梦想,弹幕便会刷屏嘲讽其为“谈梦想的傻逼”,这正是他长期传递的价值观。当然,有人会反驳,认为他并非此意,曾多次表示若家庭富裕,孩子可随心选择。他所言“不要谈梦想,先活下去”是针对普通家庭,这有何问题?问题在于:第一,绝大多数富裕家庭不太可能进入张雪峰直播间寻求咨询,咨询者基本是普通家庭。其次,谁规定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该或不配拥有梦想?你可以无奈地说这是中国的现实,但正如鲁迅所言:“从来如此便对吗?”

张雪峰的这套逻辑是极致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将人或事物视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即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大学四年并非用于人格塑造、审美提升或探索世界观,而是将自己打磨成一颗成色更好、更耐用、更符合市场采购标准的“标准件”。这种逻辑不仅完全忽略了人的自身发展,也漠视其身心健康。若仅仅为了就业和生存,那么打螺丝、送外卖也能生存,甚至其收入可能高于许多办公室白领。然而,为何很少有人将这两种工作视为理想的就业机会?因为如我所言,这两种工作无论从身心方面都缺乏发展,也不利于人的健康。直白地说,从事这些工作无法带来快乐。教育的本质应是发现人、成就人,是让孩子意识到自己除了是劳动力,还是一个有情感、有审美、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体。但张雪峰将这一切简化为一张工资单,他将生存焦虑无限放大,演变为一种覆盖全社会的集体恐慌,看似是“人间清醒”,实则对孩子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精神阉割(Spiritual Castration: 剥夺个体精神自由、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实现的可能)。若一个孩子在出发伊始便完全放弃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自我的探索,那么其人生的意义何在?

其次,张雪峰一直在传递一种不相信任何美好追求的犬儒主义价值观(Cynicism: 一种对人类动机、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持怀疑、不信任和嘲讽态度的哲学思想)。例如,谈及社会公平,他说:“人脉社会就是这样,哪儿他妈不讲人脉?你庆幸你生活在中国吧,你到了国外上大学都他妈得有人脉。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当然希望公平。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不信你不用,别把自己给自己竖个牌坊,好像自己道德多高尚。一个个的,你就道德婊。”翻译过来便是:没能力的人不配要求公平,有能力的人不会要求公平,谁掌握权力都会选择不公。因此,别抱怨,也别期望改变,这个世界就是如此黑暗,顺应规则,让自己变得强大。等你强大了,就可以踩在那些呼吁公平的弱者身上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今天笃信的价值观,因为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成长路上有无数个张雪峰。说实在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张雪峰不是原因,他是症状。但他的问题在于,将这种恶臭的价值观包装成美德,声称说真话、讲实际、为普通人着想,并大规模传递给最年轻、最容易被塑造的那批人。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在世界观尚未完全成型时,就被告知梦想是笑话,兴趣是奢侈品,不公是常态,人生的唯一目标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在那个岗位上待到退休。说难听点,这叫精神谋杀(Spiritual Murder: 通过精神压迫和价值观灌输剥夺人的独立意志和生命活力)。

当然,我知道,即便说了这么多,也依然会有许多价值观已定型的人坚持认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不想听你那些鸡汤,我就知道张老师能帮助我们家孩子跨越阶层,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真的是这样吗?

贩卖焦虑与虚假确定性

前面提到,张雪峰在贩卖焦虑(Anxiety Selling: 通过放大担忧和不确定性来推销产品或服务),即大多数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这背后的原因,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说,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兜底保障,绝大多数人日常都生活在斩杀线(Chop Line: 在极限边缘,稍有不慎即面临严重后果的境地)附近,不必提及大病、失业等重大跌落,即便按部就班生活,也过得战战兢兢。严格来说,他贩卖的其实是焦虑中的确定感(Sense of Certainty: 认为事物发展有明确结果、可预测的情绪体验)。简言之,高考志愿、专业选择、考研还是工作、去哪个城市,这些本充满不确定性,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行业趋势、政策都在变化。但这一切到了张雪峰这里,突然变得简单了:这个专业差,那个专业好;这条路可行,那条路不可碰;普通家庭就该这样选。整个复杂的人生决策被他用几句话压缩成了一道判断题。

但我必须明确指出,他提供的这种所谓确定感是有问题的。其一,他帮助你疏解焦虑的前提,是之前已经放大了你的焦虑。打个比方,假设你家马桶堵了,来了位水管工,正常收费二百。但若他告诉你,马桶堵塞严重,将毁掉整栋楼的主管道,十分钟后便会爆裂,届时整栋大楼需大修,你将面临巨额赔偿,此生尽毁。你认为这样大的工程,收费二十万是否过分?若你相信了,不仅不觉过分,反而视他为救命恩人,因他“解决”的那个“大麻烦”本就是他放大出来的。其次,张雪峰并不能提供真正的确定性,他提供的只是一种让你以为增强了确定感的情绪按摩。再打个比方,古代书生进京赶考,出发前算命,算命的说要高中,需穿蓝色靴子出门,路上遇马车停宿,遇驴车加速赶路,入京时须在日落前从东南门进城。你一听言之凿凿,定有戏!于是你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算命的让你以为增加了确定性。

有人可能会说,这怎能相提并论?算命的迷信无法证实,张老师的建议和预测至少有历史数据支撑。但我想说,这两件事从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试图通过总结规律来应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混沌系统(Chaotic System: 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长期行为难以预测的复杂系统)。例如,张雪峰此前曾多次推荐考生选择土木工程专业,声称其就业前景极佳。在2020年7月,他甚至仍在B站推荐土木专业,尽管当时弹幕已有许多从业者吐槽该行业不宜进入。须知,2016年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已开始推行“房住不炒”政策,至2019年楼市下行趋势已非常明显。2020年8月,网上便传出恒大暴雷的消息,2021年初我已卖掉北京房产,算是躲过一劫。连我都能看出的问题,张老师竟然未能察觉。请问,对于那段时间无数听信张老师建议报考土木专业的考生们,他们的确定性增加了吗?确实增加了——若本科毕业,去年或许已失业;若为硕博,可能几年后也将失业。再例如,张雪峰曾无数次推荐考生报考计算机专业成为程序员。如今因AI的出现,全球大厂纷纷裁员,程序员成了最快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请问他的建议给这些考生们增加了确定性吗?

有人可能会说,张老师又不是神仙,怎能预测到一切?那些都是意外情况。问题就在于此,如上所述,高考选专业、就业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你的人生更是充满变化,试图从中找出所谓规律来对抗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不可行的。这并非一两个点的战术失误,而是从方法论上就有问题。例如,张雪峰一直宣称,填报志愿选择好专业可以“逆天改命”,但他本人并非依靠他宣称的这套方法“逆天改命”,他的成功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他走上社会换了专业后才出现的。请问这样的成功,他十八岁时能规划出来吗?显然不能。其次,他41岁因心脏病猝死,这样的偶然事件,他能通过某种规划提前确定吗?也不能。你看,连他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都没能确定,又怎敢说自己的建议能帮助某个素未谋面的考生提前锁定未来人生?

以上例子让我想起刘慈欣(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小说《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 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系列,讲述了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兴衰历程)。小说中,三体星人发现其星球缺乏恒纪元(Constant Era: 三体世界中稳定的气候周期),天气变化过于剧烈,无法安排生活和生产。星球上的聪明人穷尽各种理性、非理性、数学、物理方法,试图找出太阳运行轨道的规律,但都失败了。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三体结构的星体运行轨道是混沌的,无法计算。除了逃离,别无他法。追求确定性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但理解有些事无法预测,则是人类的智慧。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便你的孩子真的按照他的建议找到了一个所谓有前途的工作,你确定他就能从此过得更好吗?恐怕未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做自己热爱或擅长的事,与为了钱勉强自己做一件不喜欢不擅长的事,能达到的成就,是完全不同的。就以张雪峰本人为例,他毕业的给排水专业,完全符合他理论中好专业的标准:工科有专业壁垒,其他行业的人难以转行抢饭碗,有稳定的就业单位,设计院、水务集团、自来水污水处理厂都是“铁饭碗”。相比之下,他后来赖以成名的教育咨询,本质上属于销售和市场营销类,即他口中的文科。按他的说法,没有任何专业壁垒,人人可为,就业方向也不稳定。可结果呢?因为张雪峰本人对给排水无兴趣,反而在营销演讲方面更有天赋,最终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恰恰说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选择专业,首先应选自己喜欢的,而非所谓好就业的。唯有热爱,才有可能在该方向上做出成绩,物质上的潜在收益也更高。

而且他的这套理论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你以为你在抹平信息差,但实际上却制造了更大的信息差,造成了更多的伤害。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量子物理领域有一个概念叫观测者效应(Observer Effect: 观测或测量行为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干扰,从而改变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观测或测量行为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干扰,从而改变事物原本的状态。张雪峰所做之事,便与此类似。原本某个专业、某条赛道,也许因为知晓者不多,尚存一点红利。但一旦有全国级大V手持扩音器,日日宣扬“这条路能赚钱,快来”,便会极大程度改变供需关系,将原本的红利市场变为红海(Red Ocean Strategy: 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受挤压的市场)。今天你告诉大家计算机好,四年后市场上多出来的不是确定性,而是一大批计算机毕业生。今天你告诉大家考公稳定,几年后考公人数翻了几倍,这个赛道的机会反而更少了。所以你发现了吗?他声称自己在卖确定性,但实际上他卖得越成功,这种确定性消失得越快。这个道理就像高速公路堵车,一人发现一条小路可抄近道,结果有人将“哪里有近道”做成一门生意,结果大家蜂拥而至,原本的捷径反而比大路更堵。在此过程中,谁是受害者呢?那些真正出于热爱而填报志愿的孩子们。例如,一个孩子从小热爱哲学,报考某985大学哲学系,却因张老师宣称哲学系冷门易考,若想进985可报哲学系。结果一大批对哲学毫无兴趣,仅为混文凭的学生报考,生生将那个热爱哲学、原本也能考上的孩子挤了下去,导致喜欢哲学的进不了哲学系,哲学系的教室里坐着的却是一群不喜欢哲学的学生。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

张雪峰这套方法论的根本问题并非简单的判断对错,而是它天然会自我反噬(Self-defeating: 自身的行为或策略最终导致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结果),因为它假设世界是静态的,你只需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照着填即可。但现实并非答题卡,而是博弈。你以为你掌握了规律,可一旦所有人都按照同样的规律行动,规律本身就会被改变。

张雪峰现象的本质:底层互害与社会病症

节目的最后,我想点出张雪峰现象的本质,以及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他们的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如果你仔细查看各大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会发现张雪峰的铁杆粉丝最大的理由便是“张老师在帮我们对抗天龙人(Tianlongren: 网络流行词,指拥有特权、高人一等,不受普通规则约束的群体),他实实在在地帮我家孩子避了坑”。那么,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我们逐一分析。

首先,所谓帮助普通家庭对抗天龙人,我想问一句:天龙人与削尖脑袋拼高考的普通家庭走的是一个赛道吗?且不论席明泽(Xi Mingze: 习近平的女儿)、杨澜兰(Yang Lanlan: 杨澜的女儿)这类人物,即便小一点的天龙人,例如董其盈(Dong Qiying: 协和“4+4”项目学生),她参加高考了吗?十几年前的张泽天(Zhang Zetian: 网络红人“奶茶妹妹”,后嫁给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她进清华靠的是高考吗?甚至于连天龙人都算不上,只是家里有点小钱的“老A”,他跟你挤高考这条赛道了吗?所以你发现,今天但凡是中国前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三的家庭,父母稍微有点见识或人脉关系,基本都不会再让孩子走高考这条独木桥了。他们要么直接送孩子出国,要么完成镀金后回国走类似“4+4”之类的项目。即便留在国内读书,也多是保送,或持有海外身份参加华侨生联考(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针对海外华侨子女的大学入学考试)。如果你今天还在逼孩子选择高考,那说明你是一个普通家庭,你的对手也都是普通家庭。你们亿万个普通家庭正在通过内卷(Involution: 内部竞争加剧,导致个体付出更多努力却收益递减的社会现象)的方式,分食天龙人吃剩下的那点蛋糕。你指望通过填报志愿、更换专业就能从天龙人口中夺食,可能吗?你给张雪峰两万块钱咨询费,他能帮你搞到张泽天健美操保送清华的名额吗?若你能搞到这个名额,你还会搭理张雪峰吗?

其次,所谓帮助孩子“避了坑”,这里我且不论他是否真的帮你避了什么坑,就算真的避了吧,那背后的代价是什么?举个例子,某市只有一所三甲医院,因为大部分医疗资源被老干部瓜分,导致挂号紧张。然后来了个黄牛,声称他了解医院内幕,知道哪个医生水平高,如何能尽快安排手术。你给了黄牛钱,他真的帮你搞定专家,两周内你父亲便做上了手术,救了你父亲的命。你觉得他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根本不知道黄牛存在,或不屑于找黄牛,仍在老老实实排队的人。他父亲去世了,而且他原本排在你前面。请问黄牛算不算他的杀父仇人?张雪峰所做之事,从来就不是什么帮你对抗天龙人、改变分配格局,而是推动底层互害(Bottom-tier Infighting: 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之间因资源稀缺而互相争夺、伤害的现象),让弱者挥刀砍向更弱者,然后在旁边收钱。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感谢他,本质上是因为跟他一样热衷于底层互害,在牢笼里找到一个更好坐次的人太多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

📌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人物: 张雪峰

媒体/书籍: 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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