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表态与“应保尽保”引发的网络争议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最近公开发表了关于社会保险参保规模的言论。他谈到目前还有部分人员没有参保，并提出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他们参保；下一步将坚持“应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推动参保数量增长。这番话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与反弹，诸如“何时发枪”、“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等评论在抖音和各大平台的新闻评论区频繁出现。
讲话中“应保尽保”以及“应某尽某”的表述方式尤其引人警惕。回顾这一句式的历史脉络，“应收尽收”最初在新疆集中营时期被使用。当时新疆曾有部分县市干部私下释放了数千名被关押人员（例如某地曾通报有县委书记私下释放5000人并因此受到典型批评和政治处分），上级官员随后便强调要坚持“应收尽收”。第二次大规模使用这一句式是在疫情管控期间，“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管尽管”等口号泛滥。如今这一句式再次被套用到社保领域，变成“应保尽保”，并伴随“把人找到”的提法，引发了公众普遍的不安。甚至有消息传出，未来部分地方儿童办理小学学籍登记时，要求必须出示父母双方的社保证明。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这种强制绑定的做法让公众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危机产生质疑。
社保制度性质与中日年金体系的对比
针对当前的参保态势，有人将其性质比作现代版的“人头税”。封建时代的税制按人头课征，只要是臣民就有义务纳税；而现代税制通常是流转税或收益税，基于实际发生的经济行为进行征收。如今社保的强制覆盖与催缴模式，在机制上日益呈现出人头税的特征。
对比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政府征收国民年金同样具有强制性，但两者在制度设计和权益回馈上存在显著区别。在日本，若外籍人士离开日本不再居住，此前缴纳的年金可以申请退还；若在日本正常退休，则根据年龄足额领取，且最终的养老金替代率较高。而在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有限，社保账户分为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医保如今也逐步合并统筹）。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户口或工作变动时可以随人转移；但统筹账户则进入公共大池，一旦中断或未能满足领取年限，统筹部分便无法带走。随着统筹账户比例的扩大，参保人交纳的款项与其个人直接权益的脱节感越来越强。
此外，历史遗留的双轨制问题加剧了这种失衡。在1996至1997年推行社保制度改革时，体制内工作人员被认定为“视同缴费”，自己此前并未实际缴纳社保基金，如今却每月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这就意味着当前在职的一代人每月缴纳的社保费用，实际上是在赡养体制内这批未曾缴费的退休群体。面对当前人口结构倒挂的严峻趋势，国内同龄劳动者在工作二三十年退休后，根本无法拿到同等水平的回报。按照精算成本测算，当前年轻人缴纳的社保要想收回成本，退休后必须至少再活25年，这远超多数人对自身寿命的合理预期。
在评估养老金体系时，有两个核心指标尤为关键：
- 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的比例。若退休前月收入10,000元，退休后拿到4,000元，替代率即为40%。40%的替代率通常不足以维持退休前的基本生活水准。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能达到50%至60%；在中国，体制内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县城教师等，退休待遇往往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80%至90%，部分甚至更高，而体制外普通企业员工的替代率仅有30%到40%左右。
- 老年抚养比：即平均由几名年轻劳动者赡养一名退休老人。如果抚养比在4到5以上（即四至六个劳动者抚养一名退休者），养老金池子相对充裕；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目前的抚养比已降至约四比一（四个在职职工养一个退休老人），预计二三十年后将急剧恶化至二比一。仅靠两名劳动者供养一名老人，整个资金池必然面临严重匮乏。
保费财政缺口与各级支出的错配
国家之所以紧盯社保基金征缴，根本原因在于保费收入在政府各项财政收入中占据了极其庞大的体量。在各项税收中，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一年征收约6.89万亿元，企业所得税约4.1万亿元，国内消费税约1.6万亿元，个人所得税约1.6万亿元；而社保保费每年的征收额高达9.12万亿元，规模超过了任何单一税种。
尽管按照规定，社保基金属于专款专用，政府不能直接挪用保费去发公务员工资或投资高铁基建，但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需要向社保基金注入巨额补贴。随着收支缺口持续扩大，政府财政贴补的数额急剧攀升。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缺口从2020年的2.0万亿元迅速扩大到近年的3.1万亿元，数年间增幅超过50%，相当于每年新增财政缺口1万亿元。
在这项缺口结构中，医保与养老金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为了控费，国家在医疗领域推行集中带量采购（集采），大量使用国产仿制药和耗材全面替代进口原研药，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单项医疗成本。因此，从2020年至今，医保的财政补贴从6,100亿元仅小幅增加到7,100亿元，在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仅微增约1,000亿元。然而，养老金的政府财政补贴却从2020年的1.4万亿元激增至2025年的2.1万亿元，主要压力全部来自退休人员总量的快速攀升。
财政之所以必须全力填补上万亿元的社保缺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领取了资金池中的绝大部分。以北京市的统计情况为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消耗了统筹池子中的绝大部分资金，形成了实质上“体制外普通职工供养体制内退休群体”的分配格局。对于尚未退休的年轻人（如25岁左右的群体）而言，身体尚好、日常看病需求有限，医保和养老看似极其遥远，不仅无法从社保中获得切身利益，反而感受到了制度内部的严重错配。
这种不公平不仅体现在“体制外养体制内”的双轨制上，也体现在代际之间的代际不公（年轻一代承担过重养老负担）；而当下由人社部主导的“找人参保”，其深层动因并非单纯的代际抚养矛盾，而是已经演变为直接的财政危机——由于公共财政资金吃紧、以往补充社保的土地出让金腰斩至原先的四分之一，政府无法继续大量兜底，只能通过扩大征缴面来向社会筹资。此外，行政体制本身的臃肿也带来了巨大的行政供养负担。相比于古代精简的地方官僚体系，当前基层县级行政班子包含副书记、副县长、副人大主任、副政协主席、副纪委书记等庞大冗员，行政运行开销居高不下，使得公共财政愈发依赖各项资金归集。
统计反差与政策动机
官方之所以敢于在社会舆论普遍承压的背景下高调提出“数据找人、应保尽保”，与其掌握的宏观统计口径存在直接关系。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约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在7%至8%之间，然而同期社保保费收入增长却仅有3.3%，而财政对社保的补贴却增长了10%。过去依赖土地财政弥补社保亏空的模式在土地出让金缩水至原先四分之一后难以为继。决策层在审视这些宏观指标时，会认为社会经济与名义收入仍在增长，而保费增长却未能同步匹配，从而得出“保费存在大量跑冒滴漏、应收而未收足”的判断，进而形成强推全面征缴的底气。
然而，宏观统计数据与民间的实际生存状态严重脱节。居民收入增长数据未能真实反映普通大众的真实购买力，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断保”、“弃保”现象。我国的社保体系分为城镇职工社保与城乡居民社保两大类。近年来城乡居民社保的弃保人数明显增多；虽然城乡居民社保缴费低、待遇少，在资金大盘中占比较小，但在城镇职工领域，尽管官方公布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至1,300万人，城镇职工参保人数的实际年增长却仅有四五百万人，增量与新增就业人数极不成比例。
在灵活就业群体方面，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究竟按何种标准参保也备受争议。按照人社部最新的监管法规，针对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目前仅强制推行职业伤害保险，并未强制征缴完整的五险一金。市场上企业关于“给骑手缴纳社保”的表态往往存在巨大的公关成分。以外卖和即时配送行业为例，骑手实际分为三类：
- 众包骑手：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接单，自主在APP上切换上线接单或下线状态，平台与其实际上不存在雇佣关系，完全不缴纳社保。
- 签约骑手：每天固定到配送站点参加早会，全职从事配送工作，每日工作8至12小时。但这部分全职骑手绝大多数并非直接与美团或京东签约，而是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同样难以享受正规的平台社保。
- 企业自有骑手：直接与平台母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主要服务于平台的超核心业务（如京东尊享达等即时达、一小时达业务，配送员身着定制制服佩戴领带上门服务）。这部分核心自有员工在全行业骑手总量中占比极低，甚至不足5%。企业对外宣传的“给兄弟们交社保”，实际覆盖范围仅仅局限在这极小比例的自有员工群体，其余绝大多数众包与劳务派遣骑手依然被完全排除在体制外。
缴费基数上调对低收入者与企业的实际影响
除了扩面催缴之外，近年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大幅抬高，构成了普通劳动者和中小企业最直接的沉重负担。
各主要城市公布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在2020年至2026年间出现了大幅上扬。各地下限基数通常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三（即60%到75%的折算比例）来设定，但由于“社会平均工资”指标容易被少数高薪阶层拉高，且统计样本常排除低薪和灵活就业人群，其数值往往严重偏离贴近底层的工资中位数。这导致社保基数的上浮幅度远超底层劳动者的实际薪资变动：
- 北京：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从2020年的3,600元飙升至2026年的7,270元。
- 上海：最低缴费基数从2020年的4,900元增长到2026年的7,546元，六年来涨幅达到53%。
- 深圳：此前因考虑企业营商环境，社保缴费基数长期直接锚定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仅为2,200元；到2026年这一基数直接被提高至5,500元，涨幅高达150%。
缴费基数下限的暴涨直接导致低薪群体的缴费压力成倍递增。以一名在不同城市工作、税前名义月薪仅为4,000元的基层劳动者为例（其名义工资已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缴费基数，必须被动按基数下限扣缴）：
- 在北京地区：由于最低基数从3,000多元翻倍涨至7,270元，按照最低档缴纳，个人每月实际多扣缴养老保险261元，用人企业每月需为该员工多承担523元，两项叠加每月需多缴约784元。按年计算，该员工全年到手收入净减少3,200元，相当于直接损失了近一个月的实际收入；而雇佣该员工的企业全年需额外增加用工支出6,200元，相当于多支付了一个半月的薪资成本。这项增缴额占其税前年薪的比例高达7%左右。
- 在上海地区：月薪4,000元的职工，个人每月多缴209元，企业每月多缴419元，全年影响该员工总薪资的约5%。
- 在深圳地区：由于基数翻倍提高，个人每月多扣121元，企业每月多扣363元，全年影响员工总薪资的约3%左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种基数上调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冲击极其有限。尽管高薪参保的上限基数同步上调，但假如某位员工月薪为40,000元，基数调整后其个人每月仅需多缴约784元，占其薪资比例微乎其微。而在月薪4,000元的底层打工者身上，个人多扣261元加上企业多扣523元，直接剥夺了其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支配收入。这种缴费机制客观上形成了“工资越低、增缴占比越大”的倒挂效应，实质上产生了一种向低收入群体变相征缴的负向激励。
征管强化、企业生存困境与金税四期大数据穿透
除了提高缴费基数，当前的政策导向还在推动由“按最低档交”全面转向“按实际工资实缴”，并借助现代税务技术消除企业的操作空间。
在以往的商业运营中，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为了控制经营成本，通常不会按照员工的实际收入进行五险一金申报，而是普遍按照法定的最低基数缴纳（例如员工实际月薪15,000元，企业此前统一按最低标准申报）。目前除了部分规范化运作的头部大型上市公司、后厂村互联网大厂等因合规审计要求必须全面按实际薪资顶格代扣代缴之外，广大的中间梯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合规压力。
如果政策严格推行“应保尽保”与全面实缴，将对中间层实体企业造成致命冲击。这类企业的典型财务特征是规模中等、利润微薄、人力成本占比较高。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如果一家企业的净利润率在5%以下，而人力资源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超过35%，一旦被严格要求按全额实际工资补足社保，所增加的社保刚性支出将直接吞噬掉其全部净利润，导致企业立即陷入净亏损状态。尤其是在餐饮、线下零售等传统服务业中，大量门店由于利润极为薄弱，原本普遍无法全员足额参保；倘若执行严厉的追溯与全员征缴，可能引发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潮。这不仅无法持续扩大社保资金池，反而会因企业破产导致吸纳就业能力崩溃，最终造成参保总人数的逆向萎缩。
然而，地方征管部门之所以具备推行全面实缴的手段，关键在于技术征管手段的全面升级——即“金税四期”的全面落地。
随着国税与地税机构合并，社保费的征收权已全面划归税务部门。在金税四期的大数据监控系统下，企业对公账户、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与员工个人银行账户全部实现了系统级的互联互通与数据穿透。过去企业常用的各类避税技巧——诸如通过个人账户倒账、拆分工资、利用亲友账户分批发放、或者账面申报10人实际雇佣20人并用非正规凭证报销补贴等模式——在智能算法的规律性监测下已经无所遁形。只要资金向特定自然人账户进行周期性、规律性的转账支付，税务大数据风控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并打上标签。同时，结合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APP的个税年度汇算清缴与企业申报数据的系统级自动交叉比对，任何虚构薪资、少报瞒报社保基数的行为都会被系统自动捕捉并进行风险预警。这种全方位、穿透式的数据监控，彻底封堵了企业通过账外操作避税的渠道，构成了当前全面推进社保刚性征缴的技术底层。
税收自动化与国家债务赤字压力
现在个人所得税申报里的教育支出、养老支出、育儿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只要一做汇算退税，系统里基本全都由国家后台自动计算并列出来了。过去交税部分可能还要靠个人自觉申报，如今整个扣缴与核算流程已经高度自动化。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非常关心：按照目前的社保支出与财政补贴水平，国家大概什么时候会贴不起，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按照现有标准养老金会发不下来？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国家财政每年给社保基金补贴大约 30000 亿元。与此相对，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大约在 100000 亿到 120000 亿元之间，而中国全年的 GDP 大致为 1500000 亿元。因此，国家每年的实际赤字率大约在 9% 到 10% 左右，更严格地说是在 9% 上下。
这样高达 9% 左右的赤字率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目前包含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在内的全口径国家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在 170% 左右。如果每年债务以 9% 左右的速度增长，大约 10 年时间整体债务规模就要翻一番。10 年翻番之后，仅需要支付的利息支出就会演变成一个天文数字，因而整体债务的可持续性其实非常低。
如果要推算这种财政机制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可以通过一个具体指标来测算：当政府的利息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 3% 到 5% 时，系统就会进入极度危险的区间。一旦利息支出达到财政支出的 5%，就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严重挤占其他公共领域的开支。表面上看从 3% 到 5% 只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但这向上的两个百分点会直接压缩大量其他经费——要么是公共预算，要么是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基础公共服务，以及体制内编外聘用人员的薪资待遇，都会受到极为剧烈的冲击。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利息支出是政府所有财政支出类别中刚性最强的一项，具有一天都不能拖延的绝对刚性。政府发行的债务，其本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不断滚存借新还旧而永远不用真正偿还，但利息一旦到期就必须按时打入账户。利息只要发生哪怕一次违约不打款，相关银行就会立刻将其计入不良坏账；银行一旦集中出现坏账，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链条就会随之爆发系统性危机。相比之下，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在财政紧张时或许还能暂缓拖欠一两个月，但债务利息绝无拖延余地。借过住房贷款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哪怕只选择按月还息，到期如果不转账，银行信贷部门一天就会拨打 10 个催收电话，性质极其严重。正是由于利息是最刚性的支出，一旦利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被推到高位，国家财政周转就会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续命指数与城投债务的合一现实
有人联想到这是否就是“续命指数”的基本原理，但两者的衡量逻辑完全不同。所谓“续命指数”并不是用来单纯统计当前的利息占比，更不是什么江湖倒算卦，而是用来动态衡量国家财政窟窿是否在加速扩大。续命指数的核心，是评估当期国家的总财政收入是否还能覆盖当期的全部总支出。它关注的不是债务存量的简单绝对值，而是在观测财政收支平衡的拐点。如果当期总支出持续无法被总收入覆盖，这就意味着所谓“大清指数”续不上了，国家只能依赖持续发行新债来填补当期赤字。
在年化赤字率保持在 9% 左右的背景下，如果续命指数呈现逐期下行的趋势，其背后的数学必然结果就是赤字率进一步被迫抬升。如此一来，利息支出占 GDP 达到 3% 到 5% 临界点的时间节点就会被大幅提前，整体债务危机的爆发也会加速到来。
在计算中国整体债务基数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只计算中央政府显性发行的国债，还是要把地方隐性债与各类城投平台的负债全部合并进来？尽管官方名义上并没有宣布中央债与地方债完全合一，但在中国的实际金融与政治运行体制下，两者实质上是彻底捆绑在一起的。比如地方城投公司的融资平台最终依然是由体制和金融体系打包兜底。因此，在评估大陆全口径总债务时，城投债必然要全部计算在内。除非哪一天中央公开宣布打破刚性兑付、全面进入城投债允许实质违约的时代，统计口径才需要重新剥离。
目前在个别地区，比如贵州等地，虽然已经出现了极少数城投非标信托产品的违约，但信托主要是面向高净值富人群体发售的理财产品，而城投公募债券至今依然严防死守、没有发生大面积实质性违约。城投债券一旦违约，属于动摇金融稳定的大事件。既然债券刚兑不能破，财政窟窿又客观存在，管理层自然就要把目光投向其他能够获取大规模稳定现金流的渠道。
社保资金的收支缺口与境内外投资困局
这就涉及到了当前的社保基金收支问题。目前国家每年需要从一般公共预算向社保基金补贴约 30000 亿元。但从实际财务报表来看，社保并不是每期都要把这 30000 亿全部彻底消耗掉。因为社保每年在账面上依然存在结余，例如 2025 年社保基金整体结余预计为 1.70000 亿元，而这个结余是在财政补贴 20000 亿到 30000 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如果纯粹以财务平衡为导向，把社保当期的财政补贴目标直接压缩到 0，即不再追求每年形成 1.70000 亿元的额外结余，只要让年度收支完全打平，那么在维持现有收支规模的前提下，大概每年只需要多筹集约 1.50000 亿元，社保当期的账面缺口就能彻底填平，财政也就无需再为社保出血补贴。
然而，要让社会层面承担这 1.50000 亿元的增量出血，其对应的数据规模是极其惊人的：如果要使社保缴费总收入直接增加 1.50000 亿元，全社会的社保征缴收入必须在现有高基数的基础上硬生生提升 20%。
过去曾有观点提出，为何不通过社保基金的大规模对外投资增值来弥补缺口？社保基金确实具备投资运营资格。当年陈良宇主政上海社保基金时期，通过特定运作曾实现过账面盈利；后来项怀诚、戴相龙担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期间，也开展过一系列市场化投资布局。但在国内现有的金融资产环境下，社保基金面临着极为尴尬的“投啥啥不行”的现实困境，国内真正能够承载庞大体量且能稳定提供高回报的投资标的极其匮乏。
如果全部去买国债，目前国债发行的存量规模已经十分巨大，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政府也不希望所有长期储蓄资金全部扎堆回流到国债市场。那么社保基金是否可以出海配置海外优质资产？这就触碰到了外汇管制的红线。中国的社保基金受到极其严格的外汇与资本流动监管，无法大规模换汇去买入美元债券、美国国债，更不可能直接配置美国股票市场或标普 500 指数等核心权益资产。
在无法投资海外资产的前提下，资金唯一的去处就只能投向国内市场。但面对 A 股市场，社保基金作为主管单位在主观上往往极不情愿深度入场。因为谁也不愿意拿关乎民众生计的社保救命钱，去充当证监会与各路国家队在股市高位解套的接盘工具。回顾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表现，除去前几年特定时间段的短期冲高，上证指数在最近一年整体处于下跌状态，年内跌幅在 1% 左右；而同期中国台湾股市涨幅接近翻番，韩国股市上涨约 40%，日本股市也录得 40% 到 50% 的涨幅。在 A 股一年净跌 1% 的环境下，社保基金本就捉襟见肘，贸然把资金全盘砸入 A 股只会导致资产缩水。因此，现阶段社保基金很大一部分资金只能投向银行大额存单等极低风险品类，并配以少量的蓝筹股市配置。
国民将庞大的养老钱交给国家统筹运营，如果最终只能勉强实现本金保值而无法实现跑赢通胀的有效增值，自然会引发年轻群体的广泛质疑。很多年轻人的诉求非常直接：既然交上去的收益率如此低下，为什么不能允许个人自主支配，自行通过券商购买美股指数基金来规划个人养老？只要允许自主投资，未来年老时甚至可以承诺不需要国家社保发放退休金。但官方的底层逻辑早已给出了对策：此前既然可以在逻辑辩论上驳不倒民众关于收益率的争论，那么在实践层面直接通过金融监管将富途、老虎证券等个人境外证券投资通道彻底堵死封停。在普通个人无法自主投资境外资产的情况下，无论自愿与否，资金最终都被迫留在国内系统并被驱赶进社保大盘之中。
强制参保与“应保尽保”下的政策博弈
作为公民，个人是否可以选择完全退出、不与现行的国家社保体系发生任何关系？在现有现行法律框架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参加社会保险属于法定的强制性法定义务，这一点在许多国家都有类似形式的法律规定，例如在日本，正式在职雇员按法律规定也必须依法参加年金与健康保险体系，虽然市场上同样存在丰富的商业保险补充品，但基础法定保障部分对适龄劳动力具有强制扣缴效力。
随着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不断抬高与核定标准的上调，其直接后果是使得全社会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存负担急剧加重。在现行社保缴费机制下，由于设置了最低缴费下限，月收入越低的人，社保缴费占其总收入的相对比例反而越高。这种机制非但没有起到均贫富的效果，反而造成低收入群体更加难以承受，导致基层产生极其强烈的弃保逃避倾向。
然而，有关部门之所以要在全网大张旗鼓地推进“强制征收”、“动员参保”，其政策核心目的正是为了强力遏制并封堵这种日益蔓延的弃保潮。其最终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将更多无法承受合规雇佣成本的劳动者直接逼向灵活就业的灰色地带。在金税四期强大的跨部门数据穿透能力之下，只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正式、长期的劳动合同关系，企业是否有漏缴、少缴社保的行为，后台系统一查便一清二楚。这套监管链条的卡扣核心并不在于个别自然人，而在于源头上的用工企业。税务稽查系统可以直接核对企业在税务申报中列明的员工总数，一旦发现企业实际列支了 15 名员工的薪酬成本，而参保名单上只有 8 个人、另有 7 个人没有依法缴费，就会立即对企业下达追缴通知并予以处罚。
面对这种严苛的穿透式核查，基层企业与普通劳工往往被迫形成上下串通的默契，通过各种手段糊弄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只要存在操作空间便尽可能选择逃避缴纳。官方宣传的口号是“应保尽保”，而民间的应对生存策略则变成了“应逃尽逃”。整个制度由此陷入了一场高强度的猫鼠博弈。但在这场博弈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由于根深蒂固的求稳求安全心理，依然对体制画出的未来保障抱有最后一丝幻想，尽管在宏观收支恶化的现实面前，这种安全感早已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在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更倾向于自行购买纯商业医疗险，而对官方医保体系产生了明显的疏离甚至抵触。过去几年全国范围内退保弃保人数激增，尤其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退保现象极为突出。相比之下，城镇职工的参保流失往往表现得更为隐蔽，因为职工社保主要依赖企业端进行强制代扣代缴。
从实体经济的微观微观层面看，参保人数下滑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企业的缩编与经营困局。例如北京一家长期表现优良的知名汽车制造企业，在疫情之前正式用工规模接近 20000 人，而如今总人数已经锐减到 10000 人左右。仅这一个企业实体的正式参保人数就腰斩了 10000 人，大量离开流水线的员工在整体高企的青年失业率环境下很难再找到稳定的正式工作。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内部实际普遍面临着变相降薪的压力，整体薪资缩水甚至达到一半。
虽然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单方面削减员工工资属于违法行为，但在企业现金流面临枯竭、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现实压力下，合规约束往往被击穿。很多降薪并不体现在合同基本账面工资的直接下调上，而是通过取消或大幅压缩浮动部分来实现。过去工人工资中占相当比例的绩效工资、计件提成与年终奖金，在经营红利期每月都能足额稳定发放，如今这部分浮动收益被全面剔除，员工实际到手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科技与新兴行业同样如此。比如前几年在增强现实（AR）以及互联网行业，员工申请加班通常都会迅速获批，因为可以计发丰厚的加班费；而如今各大企业普遍推行“非必要不加班”政策。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企业为了全力压缩加班费现金支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避政策监管的视线。例如此前深圳的大疆等科技巨头曾出台硬性规定，要求晚上 7 点员工必须全员离岗，即便不锁大楼也要拉闸熄灯以迎合反内卷的监管姿态。
过去在互联网大厂，加班文化盛极一时。以腾讯为例，早年北京分部的班车在傍晚 5 点 50 分停在楼下，不想加班的人可以直接坐车回家；但公司在晚间 8 点会在周边指定餐厅为员工提供免费加班晚餐券。很多人为了这张免费餐券，从 6 点硬熬到 8 点吃顿丰盛晚饭；吃完饭回到工位打两个小时游戏，熬到晚上 10 点以后下班，又可以全额报销打车费回家。如今，这种依靠丰厚企业福利催生出的虚假繁荣与加班模式，随着行业进入深度严冬已基本彻底消失。
两次基数暴涨、缴费跳升与“杀贫济富”
回顾近几年全国各大重点城市社保缴费基数的调整历程，整体呈现出两次明显的跳升暴涨节奏。
第一波基数暴涨发生在 2021 年。2020 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地方综合财政和经济运转产生了严重冲击，财政收支出现巨大压力。为了填补资金亏空，管理层在 2021 年对社保最低缴费基数进行了极为罕见的剧烈上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几年的缴费基数翻倍，绝大部分涨幅都是在 2021 年集中拉升出来的。2021 年北京的最低缴费基数从大约 3600 元直接跳涨至 5300 元左右；上海的最低缴费基数更是从 4900 元狂飙至 5900 元，单次跳涨幅度高达 1000 元以上。
在经历了 2021 年的暴力拉升之后，2022 年和 2023 年的基数上涨节奏有所放缓，但每年的上调幅度依然不可小觑，年均增幅仍维持在 7% 到 9% 的高位。随后，第二波暴涨在 2024 年至 2025 年之间再度展开。2024 年全国启动了规模高达 20000 亿元的大规模地方债务化解方案（化债），在这一背景下，北京、江苏等经济大省市的社保缴费基数再度录得接近 10% 的同比涨幅。
进入 2025 至 2026 年，各大一线城市的缴费基数自然上浮空间已经接近社会承受的极限，基数同比增幅才逐步回落到 1% 左右的微幅区间。正是因为在 2021 年和 2024 年先后经历了两轮断崖式的基数抬升，导致目前缴费标准被推到了极高水平；在基数无法进一步大幅压榨的背景下，政策重心便迅速转向了对参保“人数”的大排查与大抓捕，试图通过将脱落的人群全数强行拉回征缴网络来维系现金流入。
从现代税收和公共政策的伦理角度来看，无论是参照美国还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机制，一个良好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应当遵循“抽肥补瘦”、“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累进调节原则，通过所得税起征点的动态上调来为底层减负，让高净值富人承担更多的公共支出责任。然而在中国的实际制度运行中，社会保险名义上带有“保险”之名，但在征收主体归入税务部门之后，其本质上已经彻底异化为一种刚性的人头税和工资税。
由于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严重脱离底层实际收入水平，制度设计不仅未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形成了残酷的“杀贫济富”逆向转移支付。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月实际收入仅有 4000 元左右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在扣除被强制核定的最低社保个人缴费部分后，相当于每年直接凭空少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而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按照最低基数计算的雇主统筹缴纳部分，意味着企业每年要为一个低收入员工额外多掏出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工资成本。这两端相加，在宏观层面上直接蒸发了相当于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实际劳动所得。在当前经济普遍陷入萧条、各行各业举步维艰、中小微企业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惨淡环境下，强制性强推高额社保征缴无疑挑中了最坏的历史时机。但反讽的是，此时恰恰又是国家各级财政窟窿最大、最急需从民间抽取资金的关键时刻，这种政策冲突迅速激化了社会的深层对抗。
财政支出去向、编制忠诚与养老金实质差距
既然财政窟窿如此巨大、即便实施高压征收依然杯水车薪，那么国家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被消耗到了哪里？中国虽然经济体量高居全球第二，但由于本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全民福利国家，政府在普通民众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直接民生保障领域的投入占比其实非常有限。
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高居 20% 以上，不仅需要承担庞大的武器装备采购、国防军费、雄安新区等超大型战略投资项目，还要负担航天飞船、一带一路等对外援助和工程开支。但在所有这些庞杂的账目中，真正吞噬掉地方财政核心资金的，依然是体制内极其臃肿的公职人员队伍的刚性薪酬开销。
既然体制供养负担如此沉重，为何无法效仿市场化企业进行大规模人员精简？其根本原因在于，“铁饭碗”是威权体制为了确保整个官僚机器与基层执行网络政治忠诚度而作出的最核心契约。一旦打破“编制内人员永不被裁、终身由体制兜底”这一底层心理承诺，将会从根基上摧毁公职人员为体制竭力效劳的动力，在统治逻辑看来这是动摇执政根基的致命危险。因此，即便在当前地方财政极度困难、陕西等地接连曝出教师与基层民警工资被拖欠数月的情况下，体制内人员依然维持着一种坚固的心理信念：公家欠发工资只是暂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钱可以晚发，但绝对不会不发。
只要政权机器依然运转，这套体制信用就构成了维系统治的生命线。党的基本盘核心正是由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和大型国有企业管理层所构成的庞大利益共同体。因此在财政支出的排位中，债务利息支付和体制内人员的薪资发放永远处于第一优先级的绝对刚性地位。
相比之下，国防军费与维稳经费在刨除人员开支后，其设备维保和纯消耗性经费在总体财政盘子中并非不可承受的负担。中国公开披露的一万多亿元公开国防军费，其规模几乎可以完全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每年的利税总额实现全额覆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数以亿计抽烟喝酒的烟民群体直接支撑了军队的常规运行。而目前中央对地方每年高达十万亿元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其真实用途主要是用于基层政府“保运转、保工资”，以及填补银行隐性债务利息与社保基金的巨大缺口。
地方财政从 2024 年开始陷入彻底捉襟见肘的绝境，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土地财政的全面崩盘。此前土地出让金收入一度占据地方综合财力的 50% 以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断崖式下行，这项收入瞬间缩水至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左右，瞬间形成了难以填补的巨大财政黑洞。为了挽救土地与房产颓势，各地政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在买房政策中重新捆绑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的户籍指标。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农转非”户口买卖：当年陕西等省份的一个非农业城镇户口明码标价 5000 元，大量老百姓东拼西凑买来城镇户口后，没过几年便发现城镇招工福利彻底破灭，由于农村户口拥有土地承包权与未来的拆迁补偿权益，最终又不得不四处托关系走后门、再次花上 5000 块钱将户口迁回农村，完成了荒诞的循环。
在养老保险领域，体制内外的不公不仅没有因表面上的制度改革而消除，反而以更隐蔽的机制被固化。每当外界质疑体制内养老待遇畸高时，官方舆论和小粉红群体往往宣称养老金早已取消“双轨制”、实现全面“并轨”。从账面形式上看并轨确实已经推行，但背后隐藏着两大致命倾斜：
第一，在并轨过渡期内，体制内人员在过去数十年未曾实际缴纳过一分钱养老保险的工龄，全部被认定为“视同缴纳”，这部分庞大的视同缴费成本直接全额转嫁给了全社会的在职参保者和公共财政承担；
第二，在并轨之后，为了确保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不发生断崖式下跌，官方专门出台并普及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补充制度。名义上，企业年金是企业根据自身财务状况自主决定是否为员工建立的自愿福利，普通民营企业在朝不保夕的市场环境中根本没有财力、也不可能自愿为员工额外承担这笔成本；然而在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垄断公有体制内部，全额足额缴纳高比例的年金不仅被制度化，其所需资金更是直接由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税款全额买单。这种暗度陈仓的制度设计，使得体制内人员在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依然高居不下，继续依靠消耗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来维系其优渥生活。
舆论反弹、“新时代公粮”与实体经济衰退
随着强制征缴社保的推进，网络舆论场上爆发了极其猛烈的反弹。在抖音等平台的官方动员视频评论区，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抵触与对抗情绪，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的“动员弃保”。大量评论从早期的自嘲直接升级为极具火药味的抗税言论，诸如“何时发枪”、“发枪了我先打老百姓真正的敌人”等激进言论屡见不鲜；面对官方打着“国家民族大义”旗号的道德绑架，很多网民愤怒反驳，要求体制“先将中字头企业的拖欠工程款结清”。
眼下大型建筑国企的债务链条已经濒临极限。中国建筑集团仅应付账款就超过 1.1 万亿元，国内前五大国有建筑集团的应付账款总和更是高达 3.1 万亿到 3.3 万亿元左右。这种极度严重的债务拖欠，其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朱镕基时代的“三角债”危机。
面对官方声称要通过大数据全面排查“漏缴、未缴”人群的表态，民间涌现出大量极具黑色幽默的软性反抗方式。无数基层打工人整齐划一地在评论区留言“不用找了，我就在这里报到”，言下之意是个人早已被彻底掏空、即便找上门来也无钱可缴。更有甚者，网络舆论迅速将这一轮针对全民的社保强制征收直接比喻为“新时代的公粮”或“新型人头税”。民众已经深刻意识到，这种脱离福利回报的强制征缴，本质上就是向全社会底层强行索取剩余价值。
在沉重的人头税与高昂的生存成本挤压下，当代年轻群体选择了更为彻底的消极反抗——全面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以“最后一代”的姿态斩断制度的繁衍链条。这种人口坍塌的冲击可能再过 20 年就会迎来全面总清算。许多认清现实的年轻人甚至彻底放弃国内幻想，下定决心远走海外。
与此同时，民间的抗税心态正在从单纯的情绪发泄，逐步向具有政治维度的社会共识演化。过去网络上自发形成的皇汉思潮或男女对立等争议，其矛盾焦点依然局限于民间内部的横向撕裂；而由强征社保催生出的“公粮”隐喻，正在演变成中国互联网上极少见的、完全直指国家机器与税收掠夺本身的垂直对抗共识。
这种社会心理的大崩溃，其物质基础是实体经济从上至下的全面坍塌。无论是一线超大城市还是下沉县城，繁荣的外衣都在迅速剥落。在北京和上海，复兴门百盛、老佛爷百货等标志性的大型高端商场和传统高端餐饮正在掀起关店潮，商户因无利可图而纷纷闭店离场。而在县城一级，除了极个别具有全国垄断性垂直产业链的“打火机之乡”、“假发之乡”尚能苟延残喘之外，绝大多数缺乏特殊产业依托的县域经济早已名存实亡。
以北方某传统“塔吊之乡”为例，该县城古代靠打铁起家，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高层建筑塔吊生产、改装与租赁的庞大作坊产业带。全县虽然没有三一重工那样的大型工业集团，但成千上万的家庭小作坊与奔波全国的销售大军，曾经支撑起极其可观的财富神话。而如今随着房地产大周期的彻底终结，全国建筑业进入漫长寒冬，整个县城赖以生存的塔吊制造与租赁链条全面断裂，基层民众赖以维生的产业基础灰飞烟灭。
信用破产、金融逃逸与远洋捕捞式执法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面临的根本困境，已经演变成一种全方位的“信念崩溃”。在世纪之初，即便身处微时，社会各界对于未来的增长前景普遍怀有积极向上的乐观预期；而如今，全社会陷入了“干什么都绝无出路”的深度迷茫与虚无。在各种信息渠道中，能够振奋人心的真正好消息早已绝迹，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降薪、失业、企业暴雷、破产倒闭与老板跑路。
在金融和民间债务领域，崩塌已成常态。网络上甚至滋生出了专门代办“网贷冲账”、“信用修复”的灰色黑产链条，大量背负巨额借贷的底层债务人甚至在赌网贷平台在短期内全面倒闭，以此实现个人债务的彻底赖账一笔勾销。
在企业主层面，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以福建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为例，许多原本资产规模达十数亿元的企业家，在面对企业资不抵债、大厦将倾的绝境时，早已放弃了与体制“共克时艰”的幻想。当地许多原本相互熟悉的民营老板联合起来，利用银行盲目发放低息救市贷款的政策漏洞，通过精心设计的“互为担保、交叉联保”模式，从金融机构内部合谋违规套取出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资金，随后全家按计划潜逃海外、彻底将坏账甩给银行。在这些企业家看来，整个宏观机制正在失控冲向深渊，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充当陪葬品。
对于依然留在国内艰难经营的企业而言，过去在经济高增长期，市场竞争虽然残酷，但经营者普遍有一种“火中取栗”的拼搏动力——即便环境烫手，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捞出一两块栗子获利；而如今的真实商业环境已经变成了绝望的“火中拔灰”，不仅毫无利益可言，甚至连仅存的本金都会被彻底吞噬。
更为致命的是，在地方财政极度匮乏的驱动下，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掠夺已经到了完全不加掩饰的失控边缘。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和自保，纷纷展开了所谓的跨省“远洋捕捞”式执法。例如某地级市下属的各个县级公安局，竟然将打击特定类型的互联网灰色民事或轻微违法行为包装成了流水线式的“商业创收项目”，在各县局之间展开严苛的创收业务竞赛。每个县公安局立案查办同类案件多达十几起至几十起，专门跨省抓捕湖南、湖北等外省的涉案当事人，通过刑事拘留和立案威逼手段向外地企业及个人索要巨额所谓退赃款，单起案件非法搜刮掠夺的资金甚至高达两个亿元，导致大量基层执法人员在创收考核的逼迫下陷入彻底疯狂的失控状态。
与远洋捕捞同时并行的，是税务部门针对民营企业掀起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倒查与补税风暴。在社保强征的大网收紧的同时，各级税务机关甚至直接撕下法律程序伪装，将民营企业家约谈至特定场所，以黑箱式的“谈判要价”方式强行索要巨额税款。在某些经济大省，大型民营连锁医疗美容医院等利润相对丰厚的企业，均已成为地方政府在极度饥渴中任意宰割的对象。
税务局与企业的博弈及个案经历
税务局一上来直接就要三千万，最后经过多轮谈判，来来回回谈了好多次，把价格定在了七百万。反正税务局就在那里跟你谈，你必须促使税务局相信：我给你开出的这个数，已经是我能给你的最大数额了；如果我再多给你一点，我这个企业就彻底做不下去、只能倒闭。你得让税务局相信这些情况，然后彼此拉扯、弹进一个数，最后税务局拿走了七百万。
这实际上就是杀鸡取卵，但又要维持着让这只鸡先不要死掉。应当是去年的时候，我就用这种方式在做着。当时有一天晚上，那个当事人突然给我打电话，事情就发生在你们四川。对方跟我要好几个亿，当事人问我到底是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可能钱就被骗走了；不给的话，铁定要被判刑。对方说只要把钱给出来，马上就放你走。结果拿上钱之后，当晚就直接坐飞机飞出来了。
这种情况是把在国内的钱全部拿走，然后让你去海外。不完全是那样，实际上是公安局把你给抓住了，只要你交上这笔钱，你就可以趁机逃跑了。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了，那是公安局在要你的钱。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是税务局，税务局是在维持那种“杀鸡取卵”的走钢丝状态。一直在走钢丝，不断进行杀鸡取卵，今天催着下一颗鸡蛋，明天又催着老总再下一颗鸡蛋，最后的目的就是把你这个企业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笔钱统统拿走，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搞法。
宏观倒闭潮与存量剥削
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非常非常普遍。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税收收入，到年底的时候这个税收的增速可能会比较难看，不会太好看。即便你的税务还能维持增长，但究其根本依然是杀鸡取卵，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就摆在这里。
我看日本的某一个中央部门——就是具体管企业登记和统计的那个中央部门，叫什么省不知道，反正性质类似——他们每年都会对外公布一套数据，说明今年规模以上的企业按划线标准到底倒闭了多少家，他们会定期公布这个公开数据。我不知道中国目前是不是也能从工商注册这里算出来，也就是每年具体有多少家什么规模的企业倒闭。我之前听别的节目里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讲每年在倒闭潮之下总共倒闭了多少家公司，倒闭公司的总量到底有多少。
如果说在当前这种企业倒闭潮的背景之下，你的税务收入居然还能实现百分之多少多少的增速，那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对现存存量企业的剥削实际上变得更加严重了。之前不就有一个典型的案子吗？你的企业明明已经依法注销了，结果有关部门又强行把你的注销给恢复了。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就是你明明已经死了，他们又让你重新活过来；等恢复完、死完之后再接着查你的账。
这让人立刻联想到了桂民海。桂民海确实是我所知道的最惨的中国人了。对此大家心里都很忧愁，确实不该感到开心。其实人民群众、我们这些底层人的真实生活是极其痛苦的。但如果我很理性地来说，体制这么搞下去，本来大家可能还要在温水或者滚烫的水里面被慢慢煮上二十年；现在直接把水给烧开了，大家也就经历个四五年、五六年，直接煮开完事了。鉴于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那种超强的容忍度，去建立什么新生活，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所谓“优秀品质”，我个人其实并不看好。面对党政机器的铁锤，人社部出台这些政策，这不是给习总开的那趟飞速奔驰的列车踩了一把油门吗？没有，这分明是人社部直接冲上去，一脚把列车的刹车给彻底踩断了。而且这还远远不够，后面到底会如何，我们还可以慢慢观察。
房产税征收的局限与社保资金规模比较
反正接下来还要加征房地产税。关于今年的房地产税，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不敢贸然推开，但我也是倾向于判断他们会加征。有人提出，房产税不是在北京、上海已经开始试点了吗？其实是在重庆和上海。目前已经定下来要在全国全面推开加征房产税、土地税、车辆税，这些税种如果开征，确实能收上来不少钱。
但首先必须说明，实际上能收上来的数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房产税的机制是这样的：房产税不可能按照你拥有的每一平方米都去硬性征收，它针对每个人都会设定一个免征面积。如果你是自住房，几十平方米以下——好像是七十平方米以下——是免予征收的。光是这一条免征期限和面积限制，就要排除掉绝大多数普通住房。所以房产税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持有比较大面积或多套房产的人去征收。
那国家为什么非要去打社保的主意呢？我专门仔细算过一笔账：房地产税就算全国往死了去征收，一年顶多也就收个三四千亿元。而社保则完全不同，社保一年能够撬动好几万亿的盘子，一年能弄出一点几万亿元的资金来源。在所有能打主意的钱里面，社保绝对是规模最大的一笔钱。我甚至都能想象出政治局委员们坐在一块儿开会讨论的场景：大家商量着究竟从哪里还能弄出钱来？正如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社保就是目前体量最大的一笔钱，单从这里就能硬生生挤出一点几万亿来。最后常委们可能会说：咱们在座的这帮人可能都挺笨蛋的，不如看看底下各个省的省委书记们能出些什么招数。最后成绩虚名指数大家其实人人都心知肚明，那些官员从哪里捞钱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可比我们精明有手段多了。
你看你就是从来没有执过政，根本没有尝过真正权力的滋味。确实没执过政，所以你不知道其中内情。我要是真能执政，发布的第一项命令肯定就是先把他们统统给解散了。
话虽如此，三四千亿元对于财政来说，说实话也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大钱了。因为如果单靠社保挤出来的这笔钱依然不够填补亏空的话，各项税收依然得继续上一轮。但是从现实来看，因为我自己动手算过，拿我自己在北京的那套房子来说，如果真的按照上海现行的征收方法去征收房地产税，一年下来就要额外多掏八九千块钱。鉴于长三角一带拥有二套房的家庭非常多，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相对更少，我认为这个税种一旦大面积落地，其实杀伤力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房产税在实际操作中是按照套数来征收的，而不是单纯按人头来征收。这样折算下来，一套房子一年就要被拿走八九千块钱。而刚才我们测算过，在北京一个月挣四千块钱的普通人，一年下来两个月的工资就已经被社保给扣掉了，相当于已经有六千块钱交进去了。一个人每个月辛辛苦苦挣四千块钱，光靠社保就能从他身上挤出六千块钱；而一套房子一年才弄出来八九千块钱。所以你横向对比一下，社保到底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你说是全国的劳动者人数多，还是能被征税的房产套数多？到底是能征税的房子多，还是能被征缴社保的人口基数多？这两者收上来的资金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土地所有权难题与尾声
要是继续搞土改、房改，重新涂改房屋性质，房地产税依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死结。如果真要全面征收房地产税，你必须要面对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你的土地使用权年限到底该怎么算？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究竟该怎么明确界定？比如我买的这套房子，土地使用权目前总共就只剩下十年了，结果你现在跑来向我征收房产税，我凭什么要交？我又不是疯了，凭什么产权快到期了还要去交房产税？所以房产税要落地是极其麻烦的，土地公有制简直就是万恶之源。
至于接下来局面到底会怎么演变，大家就走着瞧，看看他们究竟怎么弄。反正我觉得我们每次讨论中国这些复杂的社会题目，剖析到最后往往都只能留下三个大大的问号。我内心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眼下的实际生活确实非常艰难，毕竟我们本身也都是穷人群体的一部分；而喜的则是，这趟列车的刹车器已经彻底坏掉了，加速器已经轰上去了，这可以说是极其富有戏剧性、也是让人日夜所想的局面。
行，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反正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起继续忍耐一下。接下来我必须得回一趟北京，因此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更新可能要等到十几天以后了。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深入探讨，聊聊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现实中遭遇到这种强征社保的问题，看看保护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欢迎大家订阅并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们，拜拜。
另外，你们如果有人在评论区吹五雷、嚷嚷着要发枪的，想要喊发枪的直接去找吴瑞林，让他给你们发三把水枪、一万把水枪，找他去给你们发火枪吧。好的，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