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系與台灣的“九二共識”

上期“禁書筆記”提出了一個觀點，即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 東亞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周邊國家向中國皇帝進貢並獲得冊封的國際關係模式）是解決台海問題的金鑰匙。許多台灣觀眾認為，今天的中國已非傳統古代的中國，因此歷史經驗無法借鑒。然而，向中國磕頭，用政治紅利向北京朝貢以換取經貿紅利，這並非“禁書筆記”獨創。國民黨早在连战時期就已開始實踐，這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

在马英九總統任內，九二共識（1992 Consensus: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模糊共識，台灣方面多解釋為「一中各表」）被正式確立。九二共識與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旨在促進兩岸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共同確立了台灣與中國之間類似藩屬國的朝貢共識。不只是马英九，所有推崇九二共識的國民黨黨主席，包括郑丽文在內，到了大陸都只會做三件事：首先是向中國表示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不想搞台獨；中國領導人會欣然同意，並賞賜經貿紅利。最後，國民黨黨主席回到台灣後，立刻轉頭對所有台灣人說，一個中國原則指的其實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言下之意是中國的正統不在對岸，而在中華民國手上。

這不正是“禁書筆記”上一期講述的，朝鮮面對滿清時所採取的「中華正統在朝鮮」的小中華精神勝利法（Small China Spiritual Victory Method: 弱勢文化群體在面對強勢文化入侵時，通過宣稱自己繼承了正統文明，並貶低對手為蠻夷，以維持自身文化優越感和集體自尊的心理策略）嗎？朝鮮和台灣都採取了內外有別的雙重策略：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對手在現實政治中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又絕對否認對手的道德與合法性。朝鮮認為清朝沒有「天理」，台灣社會以前嘲笑中國是蘇俄的野蠻追隨者，現在則嘲笑中國沒有民主。面對強大的外部威脅，弱者無法在軍事上取勝，就必須在精神上找到優越感來維持集體自尊。朝鮮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 古代東亞社會中，受過儒家教育並擔任官職的知識分子階層）通過鄙視清朝的野蠻，確認了自己的高貴；台灣則通過鄙視大陸的文革和專制，確認了自己的文明高度。這種優越感是維持內部統治合法性的關鍵。如果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流亡者，那其政權存續就失去了道德基礎。今天我們就繼續深挖一下朝鮮的「小中華精神勝利法」，還有蒋介石在台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兩段歷史，因為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

朝鮮的“小中華意識形態”：文明災難與精神重建

丙子胡亂（Second Manchu Invasion: 1636年清朝入侵朝鮮，導致朝鮮仁祖向皇太極投降的事件）是朝鮮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創傷。朝鮮仁祖在南漢山城（Namhansanseong: 位於韓國京畿道的一座山城，朝鮮仁祖曾在此抵抗清軍）被圍後投降，被迫向清太宗皇太極（Hong Taiji: 清朝第二位皇帝，建立了清朝並改國號為大清）行三跪九叩之禮（Three Kneels and Nine Kowtows: 中國古代最隆重的跪拜禮，行禮者需三跪，每跪叩頭三次），並且斷絕了和明朝的宗藩關係（Tributary Relationship: 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依附關係）。對於深受朱子理學（Neo-Confucianism of Zhu Xi: 宋代朱熹集大成的儒家思想體系，強調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影響的朝鮮士大夫而言，這是一場文明災難。明朝在當時被朝鮮視為父親國和文明的源頭，而滿清則被視為禽獸不如的夷狄。

隨著1644年明朝滅亡，朝鮮統治階級對內面臨嚴峻的合法性危機：如何對自己的國民解釋野蠻戰勝了文明呢？為了化解這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指一個人同時持有兩種或多種相互衝突的信念、思想、態度或價值觀時所感受到的心理不適），朝鮮大儒發展出了「小中華意識形態」（Small China Ideology: 指朝鮮等周邊國家在中國衰落或被異族統治時，自認為繼承了中華文明正統的觀念）。他們認為朝鮮才體現了真正的中華性，既然中原已經被野蠻人佔領了，那中華文明的法統就自然東移到了朝鮮半島。在清朝的嚴密監控下，朝鮮官方在對清的外交文書中被迫使用康熙這種清朝年號。然而在國內祭祀、族譜、墓誌銘，還有私人書信中，朝鮮士大夫還頑強地堅持使用明末皇帝崇禎（Chongzhen: 明朝最後一位皇帝）的年號。這種紀年方式延續了長達200多年，甚至出現了「崇禎後234年」這樣的表述。在朝鮮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裡面，時間在1644年明亡的時候就已經停止了，清朝的統治在道德時間軸上根本就不存在。這跟台灣現在仍然堅持使用民國紀年，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了具象化自己的意識形態，朝鮮還建立了專門祭祀明朝皇帝的朝鮮版太廟，比如大報壇（Daebodan: 朝鮮為祭祀明朝皇帝而建立的祭壇）。這個太廟在漢城昌德宮後苑，專門祭祀明神宗萬歷帝（Wanli Emperor: 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大報」的意思就是為了報恩，這是為了感謝萬歷皇帝在日本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 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統一日本的武將）入侵時出兵抗日援朝（Resist Japan and Aid Korea: 明朝出兵幫助朝鮮抵抗豐臣秀吉入侵的戰爭）的救命之恩。後來還增設了祭祀明義宗崇禎帝（Chongzhen Emperor: 明朝最後一位皇帝）。這是為了宣誓自己仍然是明朝皇帝精神上的兒子。萬東廟（Mandongmyo: 位於朝鮮忠清道，由宋時烈建立，祭祀明朝皇帝）地處在忠清道華陽洞，根據朝鮮大儒宋時烈（Song Si-yeol: 朝鮮王朝後期著名的儒學家和政治家）的遺言建立。「萬東」取自「萬折必東」（Wan Zhe Bi Dong: 意指江河萬般曲折，最終必歸於東海，比喻忠誠不渝），寓意忠誠如江河歸於大海。這裡是朝鮮儒生的聖地，他們在此舉辦非常繁瑣的明朝禮儀祭祀，用於強化自己排清復明的集體記憶。這些太廟的建立，使得朝鮮在向清朝朝貢的同時，在內部構建了一個封閉且意識形態純潔的「小中華帝國」。在這裡，朝鮮皇帝穿著不知道多少年前明朝賞賜的龍袍，行著明朝之禮，假裝自己是文明世界最後的皇帝。

到了18世紀中葉，隨著清朝康乾盛世（Prosperous Reign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統治時期，國力達到頂峰）的到來，朝鮮知識界內部出現了分化。其中的北學派（Northern Learning School: 朝鮮王朝後期主張學習清朝先進技術和文化的學派）知識分子去了北京後，目睹了清朝的繁榮與進步，開始反思僵化的「小中華意識形態」。洪大容（Hong Dae-yong: 朝鮮王朝後期著名的實學家和天文學家，北學派代表人物）在**《醫山問答》**（Uisan Mundap: 洪大容的著作，其中提出「華夷統一論」）中提出了一個「華夷統一論」（Hua-Yi Unification Theory: 洪大容提出的觀點，主張華夷之分並非絕對，只要具備文明實質，夷亦可為華），他主張「天視人，人也」、「華視夷，夷也」、「夷視華，夷也」。翻譯一下就是：只有上天才有資格居高臨下，人看猴子覺得猴子都長得一個樣，猴子反過來看人也覺得人都長得一個樣，誰都別假裝高貴。這種相對主義試圖淡化華夷之爭，這個理論認為只要具備文明的實質，夷也可以變成華。朝鮮的北學派類似現代台灣的統派，認為華夷遲早會統一，沒必要分你我。

蒋介石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流亡政權的合法性保衛戰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蒋介石（Chiang Kai-shek: 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總裁）的精神勝利法。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高度推崇鄭成功，將其塑造成民族英雄，並且在1963年修復了延平郡王祠（Koxinga Shrine: 位於台南，祭祀鄭成功的廟宇），將原來的福州式建築改建為北方宮廷式建築，用以強化中原正統的視覺符號。這顯示了中華民國和鄭成功的東寧王國（Kingdom of Tungning: 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政權，旨在反清復明）兩個流亡政權，都試圖以台灣為基地，重回大陸，恢復往日的舊秩序。雖然失去了對大陸的統治權，但蒋介石始終堅持中華民國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1966年當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年至1976年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壞）時，紅衛兵大肆破壞文物。蒋介石看準時機，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1960年代台灣國民黨政府發起的一場文化運動，旨在對抗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並宣稱台灣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以此來展示這裡才是中華文化最後的故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合法性保衛戰。蒋介石將中共定義為「黃俄漢奸」（Yellow Russian Traitors/Han Traitors: 國民黨對中共的貶稱，暗示其為蘇俄代理人且背叛中華民族），指責中共毀滅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相對的，中華民國政府將自己塑造成儒家道統（Confucian Orthodoxy: 儒家思想的正統傳承，強調道德倫理和政治合法性）自堯舜禹湯（Yao, Shun, Yu, Tang: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四位聖王）文武周公孔子（King Wen, King Wu, Duke of Zhou, Confucius: 周朝的奠基者和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以來的唯一繼承者。蒋介石提出了倫理、民主、科學（Ethics, Democracy, Science: 蒋介石提出的三民主義的本質）作為三民主義（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孫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思想）的本質，並將其與儒家傳統道德相結合。這不僅僅是為了對抗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結合的政治哲學），更是為了向西方陣營證明自由中國才是文明一方，而中共是野蠻人。

為了把政治理念符號化，蒋介石也學朝鮮，建立了自己的「小中華太廟」，這就是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館（National Palace Museum: 位於台北，收藏了大量中國古代文物）。“禁書筆記”以前在台北工作時經常去這裡參觀。台北故宮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隱喻。有句話叫做「北京故宮有宮無寶」、「台北故宮有寶無宮」。蒋介石的敘事是，代表皇權的文物在哪裡，天命就在哪裡。另一個證據是，台灣將中共推行的簡體字（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中國大陸推行的簡化漢字）稱為殘體字（Deformed Characters: 台灣對簡體字的貶稱），視為文化墮落的證據。這和朝鮮把清朝「剃髮易服」（Queue Order: 清朝統治者強制漢人剃髮並穿滿族服飾的政策）視為文明淪喪的邏輯完全一致。在反攻大陸軍事希望渺茫的現實下，文化復興運動成為了一種制度化的「精神勝利法」。通過國文、歷史課本、大眾媒體和節慶儀式，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民眾心中植入了一種優越感：雖然我們領土狹小，但我們擁有文化上領先的道統。這種心態成功在冷戰時期凝聚了內部共識，使得台灣在國際孤立中仍然能夠維持某種程度的尊嚴。

“九二共識”的誕生與“一中各表”的模糊藝術

隨著80年代末冷戰結束和台灣民主化，傳統的「漢賊不兩立」（No Coexistence Between Us and the Bandits: 國民黨在冷戰時期堅持的與中共不共戴天的政策）政策難以為繼。台灣開始尋求務實的兩岸交流模式，同時試圖在國際法理上重新定義中華民國的地位。這就是「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One China,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台灣方面對「九二共識」的解釋，指雙方都承認「一個中國」，但對其涵義有各自的表述）誕生的背景。

1992年10月，台灣海基會（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台灣處理兩岸事務的半官方機構）和大陸海協會（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中國大陸處理兩岸事務的半官方機構）在香港舉行會談。雙方的核心分歧在於如何表述一個中國。北京的立場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其一部分。台灣方面的立場是：堅持一個中國，但內涵是成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主權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但治權目前僅限於台澎金馬。由於雙方分歧過大，無法簽署書面協議，最終雙方採取了口頭表述的方式。台灣方面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然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含義認知各有不同。大陸方面的回覆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談判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

2000年，陸委會（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台灣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政府部門）主委苏起（Su Chi: 台灣政治人物，曾任陸委會主委，被認為是「九二共識」一詞的創造者）創造了「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用來概括1992年的這種模糊默契，並且將其核心定義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苏起這個發明是一個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的「精神勝利法」。九二共識的政治結構和朝鮮的崇禎紀年非常類似：雙方都供奉一個中國這個神主牌，類似朝鮮和清朝表面上都承認儒家天理，但是實質上朝鮮對外稱臣，使用清朝年號，對內卻祭祀明朝皇帝，用崇禎年號。台灣則是在兩岸交流中不挑戰一中的框架，但是內部的法律體系、教育和國際宣傳中，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朝鮮在不與清朝爭辯誰是真中華的前提下，關起門來自己人內部確立了一個「小中華」。台灣則通過「各表」，在不觸怒中共紅線的前提下，保留著中華民國的法理生存空間。

在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執政時期，九二共識被推向高峰，並且進一步法理化為「憲法一中」（One China under the Constitution: 台灣國民黨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涵蓋中國大陸，但治權僅限於台澎金馬）。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仍包含中國大陸，但治權僅限於台澎金馬。將兩岸關係定位為自由地區（Free Area: 台灣方面對台澎金馬地區的稱呼）和大陸地區（Mainland Area: 台灣方面對中國大陸地區的稱呼）的特殊關係，而非國與國的關係。大陸地區是講的好聽一點，講難聽點就是淪陷區。這種精神勝利並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暗爽，也有實際的好處。朝鮮的「小中華」通過與清朝的朝貢貿易獲得了實際的利益，同時還可以在邊境維持清帝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走私貿易。台灣的「一中各表」則是兩岸經貿紅利的政治基礎，沒有這個模糊的共識，ECFA等兩岸經貿交流就無法推進。民進黨執政十幾年，到最後發現自己並沒有能力突破中華民國的法統框架，反而是造成了台灣社會巨大的撕裂。到最後換一個政黨輪替，還是要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和中國繼續玩朝貢的家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