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日本情缘与近代化转型中的“偷师”

王赫老师提到的好几个点，其实在我的规划里也有提及。刚才王赫老师您说法政大学速成课（Hosei University Crash Course: 日本法政大学在明治时期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短期课程，旨在培养近代法律和政治人才），有两个人我觉得还很重要。一个是沈俊儒，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他就是法政大学速成课的学员。还有一个是我的陕西老乡，大公报的总编辑张继伦，他也是法政大学的。

这个事情很有趣。有一天，他在神保町法政大学那个斜坡，也就是九段坂下来之后，遇到了他的陕西老乡，就是那位书法写得很好的于右任。于右任跟他说：“咱们先吃碗油泼面，一会儿带你去见个人。”然后吃完饭之后，他们就跑去景辉馆（Keikikan: 位于东京神田的一座建筑，曾是孙中山在日本的重要活动场所，后于1935年拆除）。景辉馆那个地址，现在就是东京神田锦町的大楼。景辉馆在1935年拆掉了。景辉馆里面就有一个低矮的胖子在那演讲，用一口听不懂的粤语。然后下来之后，他就跟张继伦握手说：“你好，我是孙文。”当时他正在讲如何革命。后来张继伦就跟孙文相见恨晚，孙文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演说词，就是张继伦写的。这是他们在日本结下的缘分。

还有刚才提到那个来考察的宰泽，他真是找到了对的人。他找了谁呢？他找到了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Meiji Constitution: 日本在1889年颁布的宪法，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父，也就是起草宪法的那位有贺长雄。有贺长雄就跟宰泽说：“好的法律它不是为了管人，它是为了解放人。”宰泽没听进去，但是他把大日本帝国宪法基本上抄回去了，去搞1908年的预备立宪（Preparatory Constitutionalism: 清末预备仿效日本君主立宪制，为未来颁布宪法做准备）。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历史上的事情，我总在想，我们中国人太偷懒了，什么都拿二手的。基本上整个近代化转型是从日本这边“偷”的，是二手的。当然不能说“偷”吧，光明正大派遣留学生来学的。

百年留学生群像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刚才王赫老师展示的各个大学数据，我看了也很感慨。100年过后，首先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留学生跟当年《留东外史》写的那些留学生过的日子也差不多，什么新宿啊、泡泡浴啊、歌舞伎町啊，全都是那些有钱的留学生在玩，一样。100年过后，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翻了一百倍。现在早稻田大学中国学生4500人，占早稻田大学学生的将将超过一半。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早稻田大学呢？因为早稻田大学首先是便宜，其次是人多，势力大，然后互相吹捧。再加上早大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早大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早大在国内是比较受吹捧的。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在关西说点关西的事情。在座的刘燕子老师是我11年前第一次来大阪认识的。11年前来大阪，我当时基本上整个人被震了。我入境的时候，昨天晚上在车上还跟武雷讲这个故事。当时先是罗永浩12年来日本，他来日本之后人还没回去呢，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若亚洲无日本，则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当时无所谓，当然2012年嘛，大家那时候新浪微博上“汉奸”也多，无所谓，也没人在乎。后来罗永浩欠了六个亿出事了，然后把他这句话翻出来，说罗永浩是“汉奸”。那跟罗永浩私交非常好的黄章进，就是创办大象公会的那个黄章进，黄章进跟我一起来日本的，我们也一起见了燕子老师。黄章进在入境的时候，就看到日本那个入境大厅是有地毯的。我跟黄章进在那排队，他就蹲下来用手摸这个地毯，一边摸一边感叹：“真干净啊，比我们家床都干净，我好想脱了衣服在那边打几个滚！”这个就是普通中国人第一次来日本的那种感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只要是个正常的中国人，只要他思维正常，他只要来到日本，他怎么可能反日呢？这不是神经病吗？”

那我们看现在的留学生，跑去外面碰瓷，就是到外面日本馆子吃饭，但凡人家用中文写个什么条，就觉得自己被歧视了，这个玻璃心啊，就跟一百年前那个看到“取缔”什么“张诚”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看不懂日文，你觉得“取缔”俩字一出现，这对我们的歧视，好闹搞。那现在留学生也是这样的。你看去年一年我们看到的这些破事，什么到西太后去碰瓷东中野的那个馆子叫西太后，说人家歧视中国人，然后又说排放污水，到靖国神社去撒尿，接下来又是苏州跟深圳这两个事情，就搞得这个中日关系很差。就是但凡对历史稍微了解一些的话，你再看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好像是不太奇怪的，就是中日关系到今天这个样子，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必然会走到这一步的。

关西的文化共鸣：从寺院到苹果，再到年号

我给王赫老师两年前、三年前那篇文章，是回忆了我对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一些思考。其中有一些东西我会拿来今天讲，王赫老师要是看过的话就不用管了。就是第一次到京都，我自己是先看了龙安寺跟仁和寺，还有三个寺，龙安寺、仁和寺还有一个是金阁寺。看完之后，因为时间特别紧张，马上就从京都到大阪了，就只安排了一天时间。但是我到京都看第一眼，对京都的印象是什么？说：“哎呀，虽然时间只有一天，但是我不会很遗憾，因为这个城市你看一眼，你就会觉得你以后的一生你会来很多次。”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就跑来大阪吃饭。

第二次去京都，我都忘了大概是隔一年以后吧，还是那个四川基金会的那个小林一支老师带着我，我们拿车子经过了一段特别矮的、像城墙又像院墙的一段东西，那虎皮墙堆起来。我当时就在感叹：“我说这个地方好熟悉，我总感觉我好像来过，但我又很确定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但我又觉得很熟悉，像是梦里来过一样。”小林老师看着我非常不屑地说：“你一定看过《聪明的一休》吧？”我恍然大悟，那个寺院那道墙是大德寺（Daitoku-ji: 位于日本京都的著名禅宗寺院，以其庭园和茶道文化闻名）的那道墙。就那么准，就是大德寺。虽然我人生的前三十多年都没有来过日本，但是从小确实跟日本那个连接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我再讲个故事。我们陕西小时候吃那个苹果，一开始叫黄元帅，特别难吃，一咬都是渣。后来在八十年代中期，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叫国光苹果，但也是黄的。但1992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突然出现了一种叫红富士（Fuji Apple: 一种源自日本的苹果品种，以其甜脆和耐储存而广受欢迎）的苹果，又水又大，然后又好看，就舍不得吃那种感觉。后来问我爸，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红富士呢？然后他才给我解释，他说这是因为日本人来中国培育的苹果品类，所以叫红富士。我昨天跟韦律师去对，他说也是九十年代初在山东也是同时出现的这个苹果的品种。所以这种你觉得中日之间这种关系，它就会特别特别密切地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好多细节里面，让你你要仔细思考的话，你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种错综复杂、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1992年的时候，天皇访问西安，那是六四之后第一个发达国家元首访问西安、访问中国。天皇当时到了西安的碑林，他跟那个碑林的馆长说：“听说平成（Heisei: 日本明仁天皇的年号，1989-2019年）这两个字是从你们这儿出来的，我想找一下。”当然这都是事先排好的剧本，就是跟中国这边已经商量过了，事先排好的剧本，但是对着电视机摄像头大家还是要演一下。然后平成天皇就跟皇后两个人以及西安博物馆碑林博物馆的几个工作人员，就装模作样地在那个碑林里面找，找了15分钟，找到了一块上书“大于末”的一块碑，上面有四个字“帝平天成”，那个就是平成天皇的年号。平成天皇以后到了令和（Reiwa: 日本德仁天皇的年号，2019年至今）的时候，令和这两个字是第一次从非中国的典籍里面确立的日本年号，是**《万叶集》**（Man'yōshū: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总集，收录了4500多首和歌）里面的吧，好像之前全都是什么《尚书》啊、《论语》啊这些中国典籍里面的年号。所以能看出来，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跟日本之间那个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青龙寺的樱花与空海大师的唐密传承

我前年秋天我去高野山（Mount Kōya: 位于日本和歌山县，是真言宗的总本山，世界遗产）去看那个金刚峰寺（Kongōbu-ji: 高野山真言宗的总本山，由空海大师开创）。金刚峰寺就是当年空海（Kūkai: 日本平安时代僧人，真言宗的开创者，曾入唐学习密宗）他坐禅的，有什么什么一之间、二之间，还有什么广间、大广间什么的，就一排有七八个大房子，都是大概32叠左右的这么大的房子，很大。其中在第三间房子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特别熟悉的一幅画。那个画里面是一个寺院，然后一个塔，然后底下是樱花什么的，我就觉得那寺院挺熟悉的，我可能在那见过。到底下一看那个小字：青龙寺。青龙寺在哪呢？青龙寺在西安，就是写“离离原上草”的乐游园。在乐游园上面这个青龙寺呢，在文革期间是被毁了。到1985年的时候，有一帮从关西去的日本人，可能是捐了当时可能是捐了将近6000万，接近6000万人民币，除了把那个寺全部修起来之后，还购买购置了全套的密宗（Esoteric Buddhism: 佛教的一个流派，强调秘密传承和仪轨，在中国被称为唐密）的典籍，唐密（Tang Esoteric Buddhism: 唐代传入中国的密宗，后由空海等传回日本）以及又花那笔钱在青龙寺边上种了1000多棵樱花树。现在那个地方是西安的赏樱名胜，就是西安原来是没有樱花的，八十年代以后才有樱花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武汉大学那个樱花是三十年代日军在武汉把武大做司令部的时候种植的樱花，到八十年代又补种了一批。但是西安的樱花呢，是1985年的时候是一批关西人跑去青龙寺，不仅把寺修了，还把樱花给种上了。那现在那个地方门票很贵，40块钱一张。我最后一次去是2018年的春天，我去看乐游园上的那个樱花，那就是关西人在那里种的。

然后说到空海，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是，我前几年在搞一个事，就是空海他自己有一部全集，八卷，摆下来有这么长，其中前七卷都是汉文写的，后一卷是日文。那空海作为真言宗的创始人，他跟唐代的唐密其实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他在青龙寺跟惠果大师（Huiguo: 唐代密宗高僧，空海的授法师父）其实学的就是唐密嘛。但是呢，中国在国内现在没有一部正经的、经过授权的空海大师全集，没有。有盗印的，就是河北那个有一个禅寺盗印了一部分，但是也没有经过授权。我一直琢磨说怎么能够把空海大师全集给倒腾回去，这个就叫文化反哺。为什么倒腾回去呢？空海大师全集它是在中国的佛教史和文学史都非常有地位的，或者有意义的一套书。它里面有一本著作叫**《文镜秘府论》（Bunkyō Hifuron: 空海所著的文学评论著作，对唐诗有深入分析），当然这个单行本在1956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校注过，而且在中国国内有发行。《文镜秘府论》它是分成六卷，天卷、地卷、东卷、西卷、南卷、北卷，分成六卷，它讲唐诗的，其实是一个唐诗的诗品。然后大概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做这个《太白集》（Taibai Ji: 李白诗文集）校点的，应该就是北大费正刚他们那拨人，突然在这个《文镜秘府论》里面发现了《太白全集》所不收的、但是属于李白的两首诗。还有在里面还发现了中国没有的杜甫的几首诗，都是记载在《文镜秘府论》，但是在中国传下来的《太白集》跟这个《杜公布集》**（Du Gong Bu Ji: 杜甫诗文集）里面是没有的。那就根据很详细的考证，然后又从空海的集子里面就补了一些李白的诗、杜甫的诗，还有其他几个诗人。就是你会发现，那些散佚到日本的这些东西、这些典籍，在中国早就没有了。

正仓院的震撼：文物保存与王朝更迭的对比

这是为什么呢？我就不得不谈到这个正仓院（Shōsōin: 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是日本皇室的宝库，保存了大量8世纪的珍贵文物）。我今年11月我专门跑来奈良去看。我第一次到奈良也是2014年的春天，我们去参观唐招提寺。小林老师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爱好，说：“带你们去看一个东西。”我就在那里面七拐八拐走到唐招提寺的最后面，有一棵树底下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大臣赵紫阳”手指柏还是手指松我忘了，反正是他种了一棵树。赵紫阳访日的时候去唐招提寺，在那种了一棵树。然后有看唐招提寺边上建筑，我就说这个建筑好眼熟，就是总感觉跟西安的建筑差不多，西安的那些古建差不多。后来他又告诉我，他说当年八十年代西安恢复那些古建筑的时候，是请了一批奈良的师傅们过去帮你们的。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离奇了，就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对吧？对啊。我后正好我当时我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带着一个实习生，他2010年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考到了西安市档案馆。我觉得他帮我查这批资料，还真有，确实是有，跨度可能得有十年时间，六四后也还在进行，就是奈良的这些工匠跑去西安帮他们去画这图纸，去监督施工等等，去恢复那些古建筑。就这种连接，我后来只要发现我自己留意的话，这种连接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好，我们回到正仓院。我11月在正仓院看这个展览，这次的展览主题前面其实是有主题的，主要是展的是从公元700年到800年之间吧，就是在正仓院储藏的一些经卷还有一些文书。我看到那些经卷的时候，我挺沮丧的。为什么？就是中国号称泱泱大国，号称什么东亚文明之光，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中断这些吹牛的东西之后，在中国公元900年以前的纸张大概就一两片，是金刚经的残片，好像是在敦煌发现的，就那一两片。公元900年以后才有比较多的宋版书嘛，所谓的宋版书，一页纸一页经，何其珍贵。有一个清朝有一个藏书家，因为手上有200册宋版书，就给他修了一个藏书楼叫“百宋楼”，就是一百的“百”放在一起啊，叫“百”啊，“百宋楼”，就是200的意思，就他家有200册宋版书，很牛逼的。所以我们900年以前的纸片中国是没有的。好，你看正仓院摆了满满半屋子，我看到这正要一线，其中有好多经是从大概是700年到750年之间这个遣唐使（Kentōshi: 唐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团，旨在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带回来的，带回日本的。我就看了那些经卷，我就很激动，因为那个是从长安带过来的东西嘛。但是在中国，在日本保存得非常好，在中国完全是没有。

我才弄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情是我在回东京的火车上看一本书叫**《政仓院考古记》（傅云子所著，记录其对正仓院文物的考察与思考），是民国时代的一个作家，不是一个作家，一个画家收藏家叫傅云子，他是一个满洲人，他原名叫宝坤还是叫什么，反正姓宝肯定是满洲人。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他的观察，他说因为日本的皇室是万世一系**（Bansei Ikkei: 指日本天皇血统万世一系，从未中断，是日本皇室的传统观念），所以像正仓院这个宝贝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他的皇权比较稳定，没有人要推翻天皇，所以天皇藏的这些东西才能够完美无缺地流传下来。至于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因为我们叫“一信一帝”，比方说陈胜吴广也好，黄巢也好，李世民也好，李自成也好，只要把前朝推翻了，宫殿城市复制一具全都烧了，你能留下来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他这种剧烈的王朝更迭跟剧烈的内乱，才会导致中国没有传下来值得夸耀的什么传世珍宝，没有的。我就站在那个展示里面就很痛苦，就觉得这才是什么叫“以史为鉴”。但我又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遣隋使、遣唐使这些东西是当年隋朝廷跟这个朝廷赐给这个遣唐使、遣隋使的，就是人家的拿回来就是日本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这是中国的东西。

文字的隔阂与在日华人的身份认同

我在去年前年东京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建馆150周年有一个特展，这个特展呢就是全日本被称为国宝（National Treasure: 日本政府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的东西有850件，那个特展展了其中的179件，大概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成立以来国宝最集中的一次，179件。因为正常展国宝就是30件到40件到顶。他那次展了179件，而且规定只能一个半小时看完，时间排得特别紧。我在看展的时候，边上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金卷，然后边上有个日本小姑娘和她的美国男朋友。那个男生英文说得特别好，英文问他的这个女朋友，指那个金卷说：“这个不是中文吗？这个不是Chinese吗？是中文吗？”然后那个日本小姑娘非常愤怒，她说：“不，这是日文。”我当时其实特别想告诉她，那就是中文，但对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那她说是日文，那就是日文。所以这种事情遇到的还挺多的。

我经常会发现在日本发现能够引发我这种感慨的东西。前年秋天在水户（Mito: 日本茨城县的首府，以水户黄门和偕乐园闻名）的大日本史纪念馆（Dai Nihon-shi Kinenkan: 纪念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的博物馆）看展览，就是水户的明道馆（Meidōkan: 水户藩的藩校，培养了许多幕末维新志士）边上。明道馆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石碑，大概有三米多高，“大日本史元启纪念碑”，有400多个汉字。我站在那底下把那个碑大概是186几年立的，我站在那底下把那个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下来的，而且我也确实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又面露微笑，边上有个日本人用日语问我说：“你看懂吗？”我说：“懂啊，看懂啊。”“那你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吗？”我说：“我知道，但我日语太差了，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我真的知道。”他说：“你这哪来的？”我说：“我中国人。”他说：“哦，明白了，那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好，那类似这样的碑，其实我在日本各地发现了，发现了很多方这样的碑。今年在那个诹访湖（Lake Suwa: 位于日本长野县，以其冬季“御神渡”现象闻名）的边上有两块这样的碑，纯汉字写的，都是明治前后立的碑，纯汉字的碑。我后来问日本友人说：“你们看到这样的纯汉字的碑是什么感觉？”他们说：“这个就像衣服上的花纹一样，他现在他对我来讲他是只具有审美价值，他这个至于上面写的什么东西我就不会去看的。”我就觉得这东西很可惜了，就是那个文字传达的那个背后那个意思。诹访湖边上那块碑，他其实讲的是那个诹访公园那个成立的那个过程，也是一块描述缘起的碑。但是日本人就不看，或者是他就觉得说这是衣服上的花纹，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在想说，可能日本还有很多块这样的碑，等着我这样的中国人去发现，而不是等着日本人去发现。

我们家沈老师就恶心我，他说：“别人到日本都是来享受生活的，你他妈跑到日本来寻找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把来日本的中国人分成三类，可能我不算典型吧，但是我确实有意无意地，因为我是文献学（Philology/Documentary Studies: 研究文献的学问，包括文献的考证、整理、版本源流等）专业的，所以有这个臭毛病，到哪都要看字。我不算特别有意的去寻找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批人确实是这样的。好多人在神保町买那个什么旧书、泛文旧书，然后到在日本各个底下各县去淘那些辛亥以来流传到这个日本的古玩字画什么的，真的价格都很夸张。举个例子，像满洲国的那个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字，我知道了，在十年前这么一小条已经是90万日元，现在可能更贵。我昨天还在那个雅虎拍卖上看到一幅那个沈瑞林的字，就是中国的第二任驻意大利公使，不是大清朝第二任驻意大利公使沈瑞林的字，18万日元，就这么小一块，就写给那个他当时是满洲国的宫内厅大臣，写给写给日本宫内写给日本的宫内宫内厅的一封信，卖18万日元。我其实想把那个拍下来的。

这拨人呢，我把它叫“在日本寻找中国”。还有第二批人呢，好多人认为我属于第二批人，第二批人叫“在日本改变中国”，想吴雷律师这样，就是属于在日本要改变中国，学梁启超啊、孙中山啊等等啊。过去三五年吧，都有人来问说：“哎，觉不觉得现在的日本像不像当年的日本啊？”这个这个少长贤吉啊、长幼元吉等等。这第二人呢，叫“在日本改变中国”，要在日本干一番事业，干事。第三批人我是最羡慕的，这个叫“在日本忘记中国”，这个我是最羡慕的。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呢？代表人物就是在日本桥开拉面馆的王小山。王小山一提到我跟他一喝酒一提到说国内的什么事，他说：“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想在日本过得快乐，你就把中国就忘了。”我真的思考过他这句话，就是你在日本忘记中国。这三种状态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华人，在日本你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超越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定位自己，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对每个人都很难，不管是第一类，尤其是第二类，像吴雷律师他们做那样的事，我真是特别佩服的。他要克服很多困难，甚至有时候要获得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甚至是老天的加持才行。有些事情是不是说人的意志就可以的。

哈雷彗星与中国音乐史上的谜团

像孙中山当年他住在宫崎滔天家里，宫崎滔天当时他们家在现在文京区的那个白山神社附近。他们两个人呢，就吃完晚饭经常坐在白山神社门口的一个石板凳上聊天扯天蛋。1910年5月19号，我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就是照例在吃完饭那儿白山神社那个石板凳上扯天蛋。突然天空一道白光出现，那道白光在日本上空持续了据说有五天。孙中山特别激动说：“我们革命必将成功，因为老天的诱惑。”这个老天诱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1986年我还是小学一年级，我爸教我在那个玻璃上面用蜡烛把玻璃熏黑了，然后大白天在天空找哈雷彗星。我才知道那玩意儿76年来一次。孙中山1910年5月19号看到了日本上空那道白光是哈雷彗星。76年后我也看到了，如果我要活得久的话，我还能再看到一次。但是我觉得我在日本一定会比在中国活得久一点，我应该能看到。

好，又扯远了，我又再接着谈正仓院的给我的那种冲击。就是大家都知道，原来唐代的诗人李贺他有一首诗叫**《李凭箜篌引》（Li Ping Kong Hou Ying: 唐代诗人李贺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箜篌演奏的场景与音色）。他里面提到了一种唐代的乐器叫箜篌**（Konghou: 中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形似竖琴）。他在《李凭箜篌引》前四句：“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中国的意思，是首都的意思，但是就指的是长安。李凭中国弹箜篌这首诗是公元811年写的。这里边提到说箜篌有23根丝。但是箜篌这个东西，就是后人看到不管是宋、宋可能还有明以后，在看到李贺这首诗的时候，都互相问说箜篌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记载，连图画都没有。这玩意就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道谜题。直到192几年的时候，正仓院展出了一架箜篌原物，唐代的原物箜篌。

还有就是中国音乐史上一直在争论说“锦瑟无端五十弦”，就李商隐写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他那个五十弦是怎么排布的？不知道。正仓院有还有一个琵琶，琵琶它是有左边是七根，右边是八根，那个叫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就他那个排列，中国的琵琶那已经一直不正的。后来正仓院有两把琵琶都是唐代的，三十年代写**《中国音乐史》（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著作）是谁哪个作者哪个研究者忘了，他是在国内出版的那个《中国音乐史》，他跑来正仓院去看日本的两把琵琶才弄明白说中国的那个琵琶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件事跟正仓院有关的，就是我们看白居易写的“霓裳羽衣一曲，千古君王看不足”。《霓裳羽衣曲》（Nishang Yuyi Qu: 唐代著名的大型歌舞曲，相传为唐玄宗所作）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音乐？它能够让唐玄宗天天的不下床听，这个应该是有很强的魅力。可是中国没有《霓裳羽衣曲》跟《秦王破阵乐》（Qin Wang Po Zhen Yue: 唐代著名的军乐，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谱子。但是正仓院有，而且正仓院在192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乐谱恢复成五线谱**（Staff Notation: 一种记录音乐的符号系统），不是恢复成五线谱，把它重新编成五线谱，并且把它弹出来了。那个是公元750年以后，就是1300年以后，第一次有人重新把《秦王破阵乐》跟《霓裳羽衣曲》弹出来。这个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音乐是不可重复的艺术，就是这个音乐家他弹完了，在场人听完了，这事就结束了。

所以正仓院是每年11月第一个礼拜都会展出，但这个传统是很久的，这个传统大概是公元800年左右就形成了，就是秋高气爽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些东西拿出来晒一下。然后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 日本在19世纪中叶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使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就延续了这个规定，就是把一个礼拜改成两个礼拜，并且对公众展出。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收藏家叫傅云子，就是写《政仓院考古记》的那个人，他是1933年第一次进入正仓院考察的中国人，他是第一个进正仓院考察的中国人，而且他当时进正仓院是获得了宫内厅（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日本负责皇室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许可的。现在已经那个正仓院那个已经不能进去了，他都是把文物拿出来的。他为什么这1300年能保护得很好呢？我到那个院子那一看就知道了，就是他除了把他抬高以外，大家可以网上搜那个图片啊，除了把那个仓库抬高以外，他周围有一圈流动的水，大概那个水区宽一米多，有一圈流动的水，就意味着说他这个地方是没有遭遇过火灾的。他完全用一圈水把他跟外界隔离开了。你再想想我们故宫刚修起来第几年然后就火灾，然后又用了没几十年又火灾。现在的故宫的太和殿是嘉庆皇帝重修的，而且他已经没有了明代的技术。然后现在太和殿的大小是明代太和殿的十一分之九，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你们在关西每年11月去看看正仓院，去体会一下。我是计划每年都来关西来看看。

在日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

所以我相信那些民国期间来日本的那些学者或者是读书人，可能跟我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当时陈寅恪（Chen Yinke: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非常不满意，他有一首诗他讽刺这种现象，就是大家都跑到日本来留学搞研究。他写过一首诗，一句诗叫“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太夫羞欲死”，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跑到日本去学中国、去研究中国、去学中国史，我估计他是不是在骂王国维（Wang Guowei: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在甲骨文、敦煌学等领域有卓越贡献）不太确定。神州太夫羞欲死，就是说我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办呢？我们脸往哪搁？挺好玩的。

包括刚才王赫老师提到的张之洞（Zhang Zhidong: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一直是主张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走出来到日本来留学。他还他不仅主张走出来，他还主张请进去。张之洞1902年的11月就任这个两江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Liangjiang: 清朝地方大员，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11月就任，他1903年的1月份他就给光绪皇帝（Guangxu Emperor: 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曾推行戊戌变法）上折子，要在南京建一所师范学堂。他不仅这个给光绪皇帝上折子，他还给这个东亚同文会（Tōa Dōbun-kai: 日本在明治时期成立的旨在促进东亚文化交流和教育的组织）的会长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 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副会长叫长冈护美（Nagaoka Moriyoshi: 日本教育家，东亚同文会成员）给这两个人写信说：“我打算在南京建一所师范学堂，你们能不能给我派12名教员？”后续是没有派了。所以张之洞当时就让李瑞清（Li Ruiqing: 清末民初教育家、书画家，曾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在南京聘请了很多从日本留学回去的做南京师范、这个两江师范学堂（Liangjiang Normal School: 清末在南京创办的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教员。比方说比较著名的李叔同（Li Shutong: 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先驱，后出家为弘一法师），现在那个校歌就是李叔同写的。那这个两江师范学堂就是现在南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 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的前身。这是张之洞从这个日本来做这件事情的这种关系。有时候这段是写在那个南大校史上面的，就是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老师就会讲这段，说我们这个大学跟日本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包括我自己学文献学，我们老师文献的老师都跟我们强调说：“你们如果要做这个汉学研究（Sinology: 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进行研究的学问）啊或者做海外汉学研究（Overseas Sinology: 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的汉学研究）做文献研究，你们要不懂一点日语的话，这个学课是没办法做的。”所以我们学校不是我们学校，我们系的第二外语是日语，可惜我当时眼拙了，我报了我们系第二外语报了德语，后来等我想学日语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大阪。我去年来大阪吃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梅田下面的一个和菓子（Wagashi: 日本传统点心）店，吃到了一种饼。那个饼是什么？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带有香味的一种叶子，那个叶子呢中文叫胡叶（Hu Ye: 一种植物的叶子，常用于包裹食物，如粽子）。就是木子旁一个三角的角一个洞，中文叫胡叶。然后这个胡叶是三片胡叶，然后里面裹着是红豆加白米，然后甜的，会有点点枣皮。和菓子当时叫什么饼来着？我就在梅田的那个和菓子店就路过看到了，就觉得它长得很像我小时候吃的这个关中地区的粽子，就买了一个。打开一看，果然几乎是一模一样。我就想说，日本人为什么会用这种关中地区的，因为那个胡叶啊，原来在原来在在在这个陕西，它是只有大概只有那个山阳跟丹凤县这一片的山区里面是有的。然后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就是吃的粽子全是这个样子，就这么包的，几乎一模一样。后来为了考证这件事情，我发现温庭筠（Wen Tingyun: 唐代著名诗人，以词作闻名，人称“温八叉”）在她的一首七律叫**《桑山早行》（温庭筠的诗作，描写早行所见景物）这首诗里面就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个是名句，大家可能上中学的时候有读过，叫“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温庭筠就那个著名的温八叉**（Wen Ba Cha: 温庭筠的绰号，因其作诗时常八次叉手而得名），就是写诗要插八下手，就一首诗。温八叉就唐代的时候，关中就已经这么做粽子了，到现在我在大阪的和菓子店看到了，就给我的冲击不是一般的大，很好玩。

所以呢，我就想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来到日本了，我们怎么能够怎么能够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什么身份的人？这个是我最近几年一直跟我东京的朋友，像伍略、像后城，我们讨论一个话题。我其实是不敢写文章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有一个朋友叫蒋方舟，她在东京住了一年，其中我半年住在北京，她写了一本书有400多页叫**《东京一年》**（蒋方舟的散文集，记录其在日本生活的见闻与思考）。我翻完之后，我说：“你要出这样的书还不如不出，因为写的都是日本的皮毛。”她又说：“那要怎么能写日本的肌理？”我说：“可能住一年不够，住三年不够，住十年八年恐怕也不够，没办法写，太复杂太多了。”那最近一年因为跟吴雷这边搞活动或者是那个颁奖座什么的，就是我每次会因为这些东西我读很多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书或者日本史的书。我说越读我越不敢写，越读我越不敢讲，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说这种浩如烟海的知识或者是这种观念，到我这个年纪其实已经完全是掌握不了了。我也没有能力去做一个超越前人的一个阐述。

我现在态度其实就非常平和，就是我因为中国的COVID-19的疫情新冠疫情，我被迫来到了日本。其实我当时2019年的时候，我那EB-1A（Employment-Based First Preference Visa, Category A: 美国职业移民第一优先类别的杰出人才签证）已经通过了，本来是打算去美国的。后来结果广州领事馆跟我说：“你需要在广州领事馆排队两年。”结果当时武汉一封城就着急了，最后就决定来日本。来到日本之后，突然发现我觉得日本比美国好太多了。我真的就会变成我太太说的那种“在日本寻找中国”的那种人。也可能跟我的背景有关系，我非常享受在日本的生活，我甚至我甚至有一种乐不思蜀的那种倾向。就经常有人批评我，他说：“这个什么什么事你都没写文章，什么什么事你都没表态，说这个野夫和城门的事怎么你不见你出来说话呢？”等等等等，你们都是朋友。你也没怎么说王瞻的事，你也没出来说话，各种吧。我的回答都特别简单，我说：“我现在对于中国话题我失去了兴趣。”我这种兴趣呢，就是说我的当务之急是我能不能先在日本先建立自己。就是我们从国内逃出来，整个人是支离破碎的。

对“知黑”现象的思考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就是今天中午吃饭还跟小山还说，我说做记者或做传媒这个行业，可能我们就是中国古人讲的“男怕入错行，男怕入错行，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真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如果我要能像吴律师那样学个法学，然后毕业之后就做个律师，可能也能发财。就偏偏是做了记者，做了传媒。可是传媒在中国是不可能发财的。为什么？我是直到离开传媒的时候我才掌握了这个道理，就是你并不掌握对中国任何一家媒体的产权，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党不可能给你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没这个可能。所以你不可能发财，你只能拿死工资，拿死工资就是不能发财，这个道理特别简单。不像律师我做个案子拿标的百分之五，对吧？我们是百分之三十是吧？哎哟，多说点，多说点，好了，晚饭你请。

所以呢，所以我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来到日本支离破碎，我们首先建设的是自己，然后再想着我们能不能为国内，或者说为那些我们认为还在受苦的人。可能他们自己不这么认为，我现在觉得小粉红（Little Pinks: 中国网络上对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的称呼，常带有贬义）现在很享受这种大国崛起和东升西降的快感。你看在小红书上跟美国人对线，说：“你看你看我们上海吃的什么东西，你看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等等等等。换句话说，用**“知黑”（Zhi Hei: 网络流行语，指对中国社会或中国人持批判、贬低态度的人，常带有自嘲或贬义）的话说，我觉得知黑有时候可能说的话可能能让我们思考一下，中国人到底值不值得救？我想我们恐怕要想一个问题，陈天华（Chen Tianhua: 清末革命家，曾留学日本，后投海自尽）当时为什么跳海？陈天华跳海除了他对刘揆一**（Liu Kuiyi: 辛亥革命元老，曾与陈天华一同留学日本）愤愤回国表示不满之外，其实陈天华在当时就是一个著名的知黑。他现在是骂满洲人，说满洲人是叫“鸡毛油脚”，大概就是披着毛然后长着脚的这种怪兽。他说满洲人是不是人？陈天华一定是严重的种族歧视。他说满洲人都不是人，他说汉族人，他说汉族人狡诈，什么男盗女娼，各种狂骂。但是他自己是汉族人，他浙江人。所以他这种知黑已经远远超过现在的那些在网上的那些知黑。我觉得这个群体其实挺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不仅是陈天华，那时候来到日本的这些留学生，很多人其实都受了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家、教育家，提倡西方文明和独立精神）的影响。比方说鲁迅（Lu Xun: 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对中国国民性有深刻批判），我是觉得鲁迅是最著名的知黑。鲁迅写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就是鲁迅的那个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觉得鲁迅是个坏人。他写那个**《在酒楼上》（鲁迅的小说，描写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挣扎），说几个男人就一个在大街上流浪的一个小女孩子，那个女生满脸油。他又写了那个中年油腻男的那个非常龌龊和阴暗的心理，里面有句台词这么说的，她说：“拉回去肥皂各自各自洗一下，香得很。”我中学的时候就是觉得没看懂这句话，到了大学我在回头看《鲁迅全集》的时候，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看懂了。”那鲁迅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事情，就是他批判批判这个叫国族性**（National Character/Identity: 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所特有的性格、气质和文化特征），其实要的力度要远远大，因为他对于制度的这种期盼或者对于制度的改革。所以鲁迅才鲁迅是特别大的知黑。陈天华当然更是，如果我们把陈天华当年在《民报》上写那些文章看过来的话，你觉得现在那些知黑的言论可能还算平和的。

尤其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前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海外华人只有日本，在日本的华人会那么脆弱？一方面对于祖国和人民使用最肆无忌惮的脏话来去侮辱，一方面又对日本用几万倍的努力去维护，就是一碰到日本哪不好知黑就坐不住了。”等等。我其实想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太复杂了。其实你要把过去100年中日关系给每个中国人所带来的那些怎么讲积淀，或者说带来的带来的感受，都得剖析一下才能明白为什么在日华人跟在墨尔本的和在加拿大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确实相对于中国是一个太特殊的国家。所以回到我的主题，就是我我很喜欢日本，我也很喜欢关西。我在每次在关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刚才跟诸位所谈的这些问题。然后但每次在关西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又会让我特别的焦灼不安，因为它确实是我可能以及在座诸位所面临的一些真问题，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我其实没有讲什么，就是讲了几个故事。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说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和和怎样的面貌来在日本生活学习等等等等。好，我说完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