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榨取性本质

许多人认为，即使是民主（Democracy: 一种政治制度，公民通过选举选出代表来管理国家）也无法保证政治多元化，尤其是在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 一种政治思潮，通常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并声称代表“人民”的普遍意愿）兴起时。例如，书中提到的查韦斯案例，以及最近美国出现的民粹政治现象，都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制度是否具有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从大部分人口中榨取资源和财富，并将其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性质的思考。

我们很容易想象最熟悉的榨取式制度，但民粹政治的榨取性是如何呈现的呢？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未来实现民主化，我们是否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超级民粹主义政府？因为能够取得绝大多数选票和支持的，往往是一个特别民粹主义的政府，它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榨取性政治。

民粹主义的榨取性首先体现在对内。例如，如果一个民粹领导人在台湾上台，宣称要“收复台湾”，并以此“洗脑”民众，那么这对于台湾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榨取。更普遍地，民粹政治如何对内进行榨取？它可能涉及对少数民族的压榨。例如，在兵团问题或西藏问题上，如果民粹政府上台，投票者可能会支持大规模汉化（Sinicization: 指将非汉族文化或民族同化为汉族文化的过程）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民粹主义通常伴随反移民和反少数族裔倾向，这必然会对少数民族产生压榨。

此外，民粹主义政府为了兑现承诺，可能会采取短期内见效的榨取式经济政策。正如书中指出，榨取型经济并非不能成功，甚至在短期内可能比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鼓励广泛参与，保护个人权利，并为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公平的机会）效果更好。例如，如果有人在中国民主化后承诺“赚钱赚大钱”，其政治承诺很可能偏向榨取式的经济政策，因为这可能快速起效。

民粹主义的榨取性还可能体现在结构性压榨。例如，日本的民粹主义者为了选票，可能将城市居民的收入转移到农村，以获得农村居民的支持。在中国，未来也可能出现东西部之间的补偿，例如，认为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吸血”，因此政策转向在中部地区建设创新城市，以传统形式使其成为经济和创新中心。这种结构性压榨，类似于南非在非国大政府上台后，对白人土地进行国有化，默许了对原有合法财产的剥夺。

查韦斯上台后，利用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通过高油价时期的福利政策收买民心。然而，一旦油价下跌，他便开始通过印钞等方式进行榨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家陷入榨取式经济，当体制出现问题时，很可能就会像吸毒一样，进入榨取循环，用新的榨取方式获取短期利益，阿根廷的贝隆政府就曾陷入这种循环。

在美国，未来的民粹主义榨取式体系可能导致医药企业遭受重创。例如，Robert F. Kennedy Jr.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后，他作为坚定的反医疗体系和反疫苗体系者，可能认为现有医药体系腐败，偏向大企业利润。若这种观点成为国民共识，可能对整个医药体系造成打击，这便是政治权力反向榨取一个行业的例子。甚至，希特勒的崛起，虽然并非完全民选，但也体现了民粹主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中国是否是“特殊国家”？

许多人批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这种“中国特殊论”的核心担忧在于，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控制的钢丝上，既不会完全经济崩溃，又能保持社会稳定。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并非特殊国家。

首先，关于技术创新，中国虽然看似摸索出了一条技术涌现的路径，但这条路径并不能使其成为一个特殊国家。其次，书中认为国家最终会改变，因为无法实现繁荣会导致政权无法延续。中国特殊论则认为中国能够维持一定的经济繁荣并关联到社会控制。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反驳两个常见例子来进一步讨论：

1. 俄罗斯的例子：广纳型政治与榨取型经济的矛盾

有人提出，俄罗斯曾有选举，梅德韦杰夫时代党派轮替，媒体相对自由，甚至在莫斯科有反对派抗议，但其经济却远不如中国。这似乎与“广纳型政治制度带来繁荣”的观点相悖。

马博士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拥有广纳型政治制度但经济制度相当集中和榨取型（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从大部分人口中榨取资源和财富，并将其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的国家。从叶利钦时代起，俄罗斯就快速进入了与寡头合作共治的时代。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主要产业，从石油、天然气到航天、能源、军工，都延续了寡头体制。因此，俄罗斯的经济不具有任何包容性特征，稍有规模的经济活动都由寡头掌控。俄罗斯的贫困并非主要源于其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其建立了短暂而脆弱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却未能推进到包容性政治制度。早期叶利钦为了维持个人政治安全，将经济权力交给了寡头，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并非包容性。

2. 印度的例子：民主制度下的挑战

有人认为，印度作为传统英式民主国家，二战后推行民主至今，经济发展仍不如中国，这是否说明民主无用？

对此，有观点认为，印度是一个包容性社会，但由于民族成分过于复杂，导致社会难以凝合。另有观点则认为，印度由于民族众多加上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印度教社会中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将人群分为不同的世袭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假包容性社会”，实际上种姓制度导致社会仍是高度榨取性体制。

《自由的宰狼》一书也大量讨论了印度的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破坏了民间社会，使其难以形成。此外，印度在独立初期曾效仿苏联，推行计划经济体制（Planned Economy: 一种经济制度，由政府对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改革开放，比中国晚了十年。甘地夫人时期，印度也曾试图废除广纳型政治制度，通过宣布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走向独裁，但最终因其民主制度的韧性而度过危机。因此，印度的“失败”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民间社会因种姓制度等因素也面临挑战，但最糟糕的路径是其早期追随苏联的计划经济路线。

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中国的特殊性，因为如果榨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发达，如何解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金？

然而，这种成功并非榨取性制度的胜利，而是改革开放（Reform and Opening Up: 指中国自1978年起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从纯粹的计划经济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因此，过去四十年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观点是正确的。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益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例如，二战后，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了联中抗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对中国进行投资。这波产业转移集中在中国，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使得中国在八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等政治因素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重要动力。

从国内观察来看，中国老百姓的富裕是改革开放和西方开放的结果。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让猫跑说逮住老鼠是好猫”，实际上是放宽了管制，让民间经济自然发展。虽然最终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客观上，老百姓在不受过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买卖粮食、土地等方式富裕起来。

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严重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农民仍有大量赤贫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不够包容，中国一直面临周期性的产能过剩（Overcapacity: 指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的现象）问题，并一再依靠政府拉动投资来解决，导致问题至今难以解决。因此，中国经济最成功的时期，可能是在加入世贸（WTO: 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旨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八年。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大下岗”和财税改革（Fiscal and Tax Reform: 指对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制度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的调整和完善），经济问题重重；2008年之后，从“四万亿”刺激计划至今，也很难说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两极分化，那便是失败。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如今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数值越高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极高，六亿人月收入仅一千元，这无疑是赤贫状态。因此，谈论“成功”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的“制度漂移”与转型契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 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长期演变中，通过一系列细微的选择和调整，逐渐向某个方向（如更包容或更榨取）转变的过程）。一个国家的政治路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细小的选择和调整，使体系逐渐向广纳型或榨取型偏移。中国未来的转型，很可能也是通过这种细节的政治漂移来实现。

马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上也有广纳性发展。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发展，从最初的几十人到1949年的三百万，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增长，表明党的体系对社会是开放的，尤其对优秀人才。这些人在党内可以获得升迁和经济成功，说明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其次，“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 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提出的指导思想，旨在扩大党的代表性，包括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标志着党从阶级政党（Class Party: 以特定社会阶级为主要代表和基础的政党）向全民政党（All-People's Party: 旨在代表全体公民利益，而非特定阶级利益的政党）的转变。允许资本家入党，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就是党员，且2018年统计显示，三分之一的知名企业家是党员，这都体现了党在政治组织上的开放性或广纳性。

此外，人大和政协（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统一战线组织，分别承担立法和政治协商职能）也吸收了大量党外人士，如企业家、律师、作家等专业人士参与参政议政。虽然核心权力并未对他们开放，但这已是体制的极限。因此，马博士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政治上在过去四十年也有广纳性发展。

那么，中国在过去哪些方面曾发生过转向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漂移呢？

1. “三个代表”与任期限制： 邓小平提出的任期限制（Term Limits: 对公职人员担任职务期限的限制），以及配套的中顾委（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至1992年间设立的顾问机构，旨在安排老干部退居二线），释放了年轻干部，避免了元老派的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毛泽东时期的问题。

2. 户籍制度改革： 近年来，中国放宽了户籍限制（Hukou Restrictions: 中国特有的一种人口管理制度，限制公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和享受公共服务），除一线城市外，农业人口到城市落户变得简单，租房甚至可以落户。这表明中国城市化进入深水区，城市化成为经济和政治的生命线，不放开户籍将阻碍发展。

3. 废除劳教制度： 2003年孙志刚案（Sun Zhigang Incident: 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事件，一名大学生因未携带暂住证被收容后死亡，引发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广泛关注，并最终导致该制度被废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加上当时信息沟通普及（如《南方周末》的报道），以及体制内开明派领导（如温家宝）的推动，最终导致劳教（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中国曾实行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即可对违法者进行强制劳动和思想教育）制度被废除。这体现了社会民意和开明力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4. 外资负面清单放宽： 中国制造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外资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取消。这是因为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在另一国进行投资，以获取对该国企业经营控制权的行为）持续走低，经济压力迫使政府放宽限制。

5. 取消计划生育： 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漂移，尽管现在又面临强制多生育的压力。

6. 村民基层自治选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推动村民基层自治选举，福特基金会和卡特中心等机构也曾参与指导。这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政治改革的意图，可能也是为了应对“八九”后国际社会的制裁，以示诚意。然而，卡特中心的项目后来被叫停，表明这种开放性在2010年代早期就已开始收紧。

7. 公民出国政策放宽： 早期党内改革者通过出国考察，受到国外冲击，认识到差距，从而推动更多人出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革。

8. 取消农业税： 200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农业税（Agricultural Tax: 国家对农业生产所得征收的税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业地区抗税事件频发，收税成本过高，且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例已非常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底层反抗的结果。

9. 诉讼制度发展： 中国的诉讼制度（Litigation System: 指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和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立法高峰后，逐渐发展。为了吸引外资和解决经济纠纷，中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司法等。后来，行政诉讼（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也得到发展，允许“民告官”。这波立法高峰在2000年代世贸加入到奥运会期间再次出现，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国际争议事件，避免奥运会抵制，从而推动政治上的“小阳春”。

10. 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时期废除“阶级出身”等规定，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Rehabilitation of Wrongful Cases: 指纠正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案件，恢复受害者名誉和权利的行为），也是中国政治上拨乱反正，走向包容性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是为了社会上的平反，更是因为党内有大量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打压，他们急需平反。

11. 媒体自由的短暂时期： 在互联网兴起初期，政府并未完全意识到其巨大影响，导致2000年至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段媒体相对自由的“小阳春”。当时，媒体和知识分子（如周泽等律师）在社会议题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甚至能影响高层决策。然而，这种状况在2015年左右随着网信办（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的成立而迅速收紧。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的制度漂移往往与经济压力、社会矛盾、开明领导以及民间力量的推动有关。当经济出现大问题时，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包容性政策，例如今年三中全会提出的政企分开（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指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职能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科研企业财务包干制（Financial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一种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同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按合同上缴利润或承担亏损）。这表明决策者并非不知道何为好坏，而是在“搞不下去”时才被迫做出改变。

榨取性制度的螺旋与方向

一个国家是否可能永远陷入榨取性制度，或者即使出现机会也一直拒绝制度漂移？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以繁荣为前提，而是追求某种“神性”或“秩序”，那么它就不可能走向包容性。例如，朝鲜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对内施压似乎没有上限。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榨取性制度并非绝对不变，它会随时“松松紧紧”，以求生存。它会管到一定程度，然后放松，让人们赚点钱，再活二三十年，然后再收紧。这种榨取性制度的底线可能永远不会改变，例如，陪审团制度（Jury System: 一种司法制度，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听取证据，并对案件的事实问题作出裁决）在中国难以推行，因为一旦陪审团掌握诉讼决定权，第二天就会有人起诉要求取消，因为这权力太大。此外，党系统向政府拨款等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榨取性制度可能永远存在，但它会以一种无限螺旋的方式，在松紧之间寻求平衡。

那么，这个螺旋是否有方向呢？如果螺旋没有方向，国家就可能上上下下，取决于哪方力量更强。但如果螺旋有一个方向，就像日本曾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政治制度改革一样，那么这种螺旋式演进就具有预测性。然而，这种预测目前看来已经破产，或者说暂时破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一直在这个“榨取性较多、包容性较低”的螺旋上，上一点、下一点地徘徊？

发达国家在走向民主政体后，也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倾向，走向榨取性制度。然而，由于这些国家通常拥有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政治制度）、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指不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安排）和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任何个人干预的原则），它们不可能突破彻底的底线。虽然民粹主义可能导致制度向下漂移，但这些根本原则会阻止其彻底击穿。当然，也有国家会发生政变，如缅甸、泰国，走向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