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能者的社会困境与“蒙混过关”

今天，我们将对热门影集《异能MOVING》进行深度解析。《异能MOVING》的故事讲述了南韩国家安全组织召集的异能者团队，他们在任务结束后创建家庭，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然而，当他们的孩子在上高中后卷入了铲除异能人士的暗杀计划时，男主角金凤熙和女主角张喜秀因此开启了一段旅程，他们一边发掘自己被压抑的异能，一边找回家族被压抑的秘密。

故事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组对立：男主角金凤熙从小就具有飞行能力，却被母亲用各种方式压抑，展现自己能力时会被指责，在校园里必须隐藏自己，不被同学发现。女主角张喜秀在自愈异能被发现后，就被迫退学。李强勋则是在危机时刻，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不得已在大众面前展现能力，还必须在事后想办法掩饰。在《超人特攻队》里，我们也看到小飞在跑步比赛时，必须刻意减少使用自己的能力来表现得正常。电影中，爸爸说：“我们有超能力并不可耻，有超能力让我们与众不同。”但小飞反问：“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啊，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在《X战警》里，变种人也不断被X教授警告，不要在公开场合展现自己的能力，例如：“下一次你觉得像在演出一样，不要在这些例子里。”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 提出“污名”理论，描述有特殊身份的人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份信息）所说的“蒙混过关”（Passing）。社会上有特殊身份的人并不是被动地被社会污名化，这些人其实会透过各种技巧来主动隐藏讯息，仿佛自己像个正常人。例如，黑白混血儿可以刻意隐藏自己的黑人特质来避免被歧视；同志可以表现得像直男，直到信任对方后才释放更多个人讯息；长期失业的人会在履历上留下污名，但可以用自行创业来掩盖；长辈为了避免下一代继承家族的污名，会隐藏上一代的资讯，不让下一代知道。张朱元决定为政府工作，就是要掩埋过往的黑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会把脸蒙住，只让眼睛露出，因为脸就是每个人最关键的身份资讯。《X战警》中的魔形女就是“蒙混过关”的典型代表，她可以按照不同情境改变自己的身份。

污名化的起源与社会规训

但是，为什么异能者要辛苦地“蒙混过关”，隐藏自己的身份资讯呢？戈夫曼认为，事实上所有人一开始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常的，直到遇到他者设立的标准，内化他人的评价后，才开始把自己视为异常。所谓的自我认同，其实掺杂了他者的评价，例如：“我同意了他人把我视为次等的存在。”相反地，犹太人尽管受到其他群体的歧视，却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是高人一等，建立各种结社团体来壮大自己的族群。同样地，X教授也是建立变种人学校来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同类相处就不会有歧视问题，因为有共同受苦经验的人，能够同理彼此的特殊之处。在这点上，X教授其实跟万磁王的想法殊途同归，只是万磁王是想把正常人强制改造成变种人，例如：“最强的会像我们一样，他们会回家当兄弟、当巨人。”

然而，将异能者聚集在特教班，反而加深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在《异能MOVING》和《X战警3》里，异能者都被聚集在同一个学校或班级，结果就是当敌人要找寻异能者时，反而更容易一网打尽。但是在由车泰炫饰演的“闪电侠”这里，我们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社会其实不反对异能，只要它被用在对的地方。“闪电侠”被迫成为上班族时，只是一无是处的鲁蛇，但是当他用电能帮公车充电时，就成了“老司机”。在影集《超异能英雄》里，有自愈能力的女主角进到火场里救人，就被当成救火英雄，而不是怪物。但是有自愈能力的张喜秀在校园里打架，因为没有伤口，就会被视为怪物。所以问题不是异能本身，而是社会上有没有适合这些异能的位置。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著名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强调人类社会中权力、债务与价值的非传统起源）就指出，许多文化都会刻意赋予异能者特殊位置，让他们可以被安置在社会里。例如，非洲的努尔人每当社会发生瘟疫战争时，就会跑去找村子里自称可以预知未来的疯子，赋予他战时的政治权利，让他当祭司来指引社会方向。考古学家也发现，世界各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王室墓葬里面，许多人都有畸形的身体，要嘛是长太高的巨人，要嘛是长太矮的侏儒。恰好是因为他们长得太奇怪，让人感觉到他们有异能、有神权，例如：“不过他很奇异。”这些人可能就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异能者，政治权力的起源不是强者压迫弱者，而是多数人惊叹于异能者的与众不同，所以决定赋予这些边缘人一些社会位置，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所以在古代王室里，总是有侏儒、风言风语的祭司，保持其奇异。

福柯的“规训社会”与“正常”的定义

如果世界上许多文化都曾经崇拜过异能者，那我们就要问，异能者后来是怎么被污名化的？是谁发明了异能的类别？在《异能MOVING》里，我们发现异能者总是在两个地方被发现：校园跟军队。异能者被揭发后，总是受到校方的规训或是国防的处置。而在影集《超异能英雄》里，主角宣称自己有飞行能力后，就被周围的人病理化，说他在胡思乱想。

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都看到了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提出“规训社会”概念，分析权力如何通过机构和知识体系对个体进行规范和控制）所说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诞生。在18世纪以前的古典时代，异常的罪犯或是疯子会被国家施以酷刑处死。但是到了18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国家不再是耗费国民生命，而是打造空间来监管这些特殊分子，建立学校、医院、军队这些现代化机构。出现了教育家、精神病学家、法学家，表面上告诉国民是要提升教育水平、公共卫生、国防安全，但实际上是能够更方便管控人口中的异类，把他们分配到特教班、精神病院、监狱。现代机构的逻辑不再是杀生，反而是养生，把异能者纳为己用，让研究机构可以发展更多知识。

北韩跟南韩对待异能者的方式，恰好凸显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北韩是还停留在古典时代的杀生逻辑，牺牲平凡人来筛选出异能者，若不服从国家法令就关禁闭甚至杀你全家。相比之下，南韩社会遵循着现代化的养生逻辑，更人道地对待异能者。但福柯恰好认为，这些教育训练表面上看起来更进步，其实是让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渗透到孩童的灵魂里，国民自己却不知道。

《异能MOVING》原本看起来是校园英雄故事，后来却揭露异能者刚好出现在同一个学校并非巧合。这是政府私下进行数十年的“国家才能育成事业”，透过各种秘密考验、档案记录、校园监视来打造出国家需要的主体。这个情节翻转恰好体现了学校教育就是国家权利的规训机构。如果国家机构垄断了正常与异常的定义，那么要去除怪物的污名，就必须挑战什么才是正常的定义。在这里，母亲李美贤试图翻转正常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同理心定义为正常人该有的能力，那么许多缺乏同理心的主管、CEO，其实才是社会残疾人，不应该被赋予高薪高位，因为他们都缺乏生而为人该有的基本能力。反而《X战警》里的X教授不该被视为残疾人，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同理他人的感受。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异能本身，而是如何翻转对异能的价值观，用新的眼光看待它，例如：“你在等什么？我不知道，在等神奇的事吧。”

真爱哲学：超越自恋，拥抱差异

《异能MOVING》为我们揭露了这种翻转的可能，就处于爱情发生的时刻。张喜秀不但没有在看见金凤熙的超能力后否决对她的爱意，恰好相反，是在主体展现出绝对的独特性时，才被肯定为真爱的时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提出“真理事件”理论，认为爱是一种超越个体欲望、面对差异的真理体验）所说的“作为真理事件的爱”（Love as a Truth Event）。这种爱不同于自恋式的爱。许多人追求爱情，是让对方符合自己理想情人的幻想。在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里，男主角就试图把另一半变成自己幻想中的那个女人，这时候另一半就必须面临抉择：“我是否要假扮成对方想要的樣子？”这种自恋式的爱不是真的爱，而只是欲望，因为欲望总是欲求对方的某个特质，让你特别着迷的一部分。《美女与野兽》就最典型地表现出这种自恋式的爱：在公主的亲吻下，怪物变回了王子，他者的差异被化约成主体的欲望，变成自己想象中的白马王子。而在《史瑞克》里，我们则看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怪物的亲吻下，公主也可以变成怪物。这两个例子都反映出自恋式的爱情，认为一段完美的关系就是把对方同化成跟自己相似的人，结果许多人为了另一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巴迪欧认为，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就不能只爱他的某部分，必须爱你“不爱”的那部分。真正的爱情让人超越自恋，在面对无法理解、无法妥协的绝对差异时依然去爱。如果我发现我爱的人是一个怪物，那我爱的就是这个怪物。电影《水底情深》就展现出了这种真爱：当龙牙女主角发现自己爱上一个怪物后，没有因此胆怯，反而勇敢地捍卫这个绝对无法理解的他者，最后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为筹码，进到了他者的国度——人类无法存活的水底世界。但是女主角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主体性，没有被同化成人鱼，而是在脖子上的疤痕长出了鱼鳃。双方因为绝对差异所留下的伤痕，最终反而成为了对他者爱的证明。而在《异能MOVING》里，异能者与爱人确认相爱的时刻，就是彼此差异的视野交融的瞬间。被当成怪物的张朱元在黄志熙眼里反而成了超能的浩克。异能的显现没有成为爱情的阻碍，反而变成确定真爱的事件。被政府追杀的金斗直在李美贤眼里反而成为了为爱牺牲者。他人眼中的怪物，在爱人眼里却成了超级英雄。

家族传承与新世代的英雄之路

所以到底什么是超级英雄？《异能MOVING》与多数超级英雄片的一大不同就是，异能者的超能力是遗传自父母。相比之下，其他超级英雄的能力都是其他来源：《超异能英雄》、《X战警》的超能力是来自演化突变；蜘蛛人的超能力是来自外来力量影响；美国队长、钢铁人、金刚狼的超能力是后天加工。《超人特攻队》虽然有家族遗传，但是小孩会发展出自己的独特能力。只有在《异能MOVING》里，我们看到异能者传承跟父母一样的能力，但是主角自己却不知道原来这个能力是源自于父母。随着家族秘密被揭露，主角才意识到自己的异能其实是一种家族的症状，例如：“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像爸爸。看错了什么，没办法接受什么。因为我像妈妈。”

每个怪异行为的背后，都可能是个人与家族的连结。精神分析师尼古拉斯·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与托洛克共同提出“幽灵”和“隐秘墓穴”概念）与玛丽亚·托洛克（Maria Torok: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与亚伯拉罕共同研究跨代创伤的无意识传递）就指出，每个家族世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传递。上一代人自己经历过创伤，为了不让后代知道而压抑真相，例如：“你奉送人，我这种人的生命是无法解决的，不可以任何人知道，绝对不可以，无论如何都要隐藏。”但是这种压抑并不会让真相消失，而是让真相以无意识的方式传承下去，成为一种跨世代的“幽灵”，纠缠着往后的人，影响他们的行为。许多自己无法解释的行为、症状背后，其实可以追溯到家族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个体的历史常常会重演家族的历史，就像张朱元一直在阅读的金庸武侠小说一样，祖先的恩怨积累到下一代，让同个家族的后代继续冤冤相报，例如：“共和国是金正恩的父亲，南朝是金正恩的父亲，共和国是……你不要再说了！共和国是……死了的人民。”

但是下一代并不是被动继承上一代的债务、秘密，下一代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为继承者。金凤熙时常做飞天的梦，在太阳处有个父亲的身影，后来却揭露这不是梦，而是早期童年的记忆。原来是金凤熙在儿时时飞太高，离开了父亲的视野，最后才回归父亲的怀抱。这断剧情呼应了人类史上最早的飞行神话——伊卡洛斯（Icarus: 希腊神话人物，因飞得太高靠近太阳导致蜡翼融化坠海而亡）。伊卡洛斯飞到天上，却因为不会控制自己而飞得太高，超越了父亲代达罗斯（Daedalus: 希腊神话中的发明家，伊卡洛斯之父），结果太靠近太阳，而让自己的翅膀融化，坠落而死。《异能MOVING》倒转了伊卡洛斯的神话：伊卡洛斯是用人造翅膀让自己飞起来，金凤熙却用人造装置让自己不要飞起来。如果飞行是回归父亲的欲望，母亲刻意压抑金凤熙的飞行能力，就是让她不要走上跟父亲一样的路，成为被政府追杀的异能者。但是母亲保护所爱之人的欲望，却跟儿子保护所爱之人的欲望产生了冲突，例如：“妈妈的父亲，我没有父亲。”金凤熙不能够在危急时刻拯救爱人，而这个阻碍的来源就是自己的另一个爱人——他的母亲。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代超级英雄的处境：真正的英雄必须面对自己与家族的冲突。当代社会的父亲已经不再扮演传统、权威、价值担保的角色。当代的父亲时常是缺席、被欺凌甚至无能。上一代人都成了失业者、受伤者、被迫害者。如果父母都自身难保了，又如何来保护我们？父母的文化功能衰退了，新世代的小孩比父母懂得更多。父母的经济功能也衰弱了，失业、工作不稳定、养不起小孩的事件频传。小孩不再能从父亲那里寻求意义。这种意义的真空让世代传承产生了断裂，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就如同孤儿一样。

精神分析师马西莫·利卡蒂（Massimo Recalcati: 意大利精神分析学家，以对父性、母性及当代社会中主体性危机的研究而闻名）就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心灵已经不再是反叛权威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指儿童对同性父母产生敌意，对异性父母产生爱慕），因为父亲早已不是权威，不再是成长的阻碍。以往父亲的角色是一个强大的存在，让人欲求超越的对象，如同蜘蛛人眼中的钢铁人一样。但是在象征父亲的托尼·史塔克死后，成为孤儿的蜘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误认了一个新的权威来担任下一个托尼·史塔克，结果发现新的父亲不过是一个骗子，不能再寄望一个强大的保护者。在《异能MOVING》里，我们也看到父亲不再强大，不再是小孩的拯救者。小孩执行任务、挑战，都是在父亲不再强的情况下。这表面上看似是哀悼父亲功能的丧失，反而为下一代人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成为文化孤儿时代的继承者

新世代的人必须回应如何在父亲缺席的时代成为继承者这个问题，这正是古希腊神话里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 希腊神话人物，奥德修斯之子，在父亲长期缺席后，努力寻找父亲并重振家园）在面对的问题。父亲奥德修斯为了打特洛伊战争而离家，忒勒马科斯为了找寻有关父亲的真相，靠自己拼凑知识。缺席的父亲被母亲的话语转化，父亲不是权威，也不是要超越的对象，而成了返乡后一同复仇、保护母亲的盟友。最后，忒勒马科斯在父亲的见证下，重振国家的律法，让父亲看见小孩真正成为了一个大人。

在《异能MOVING》里，金凤熙跟张喜秀就如同忒勒马科斯一样，两人都从小就失去了家族其中一方的知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的异能跟缺席的父母有关。在危急时刻，缺席的父亲并没有直接回归拯救家庭，而是以母亲的话语作为中介，象征性地出现，例如：“当你必须用语言飞飞时，别担心你会掉落。”儿子透过母亲的转介，实践了父亲的秘密话语，重新找回与上一代人的约定，实现了他一直在做的，与父亲一同飞行的梦。无意识的梦，变成了意识的行动。这就是当代超级英雄的“忒勒马科斯情结”。

就算当代年轻人都是文化的孤儿，我们也可以靠自己成为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以象征的形式重新再造新的意义，让父母成为我们创造力的见证者，例如：“妈妈，妈妈是最爱的。”在《星际效应》里，父亲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意外掉入黑洞，导致他与女儿被分隔在两个无法沟通的世界。但是父亲的话语依然以超越时空的象征形式传递给女儿，女儿用家族特有的方式做出诠释，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依然与父亲合作，写下挽救人类未来的科学公式。

2010年，意大利政府实施紧缩政策，删减教育文化经费。国家应该是文化的传承者，却暴力中断了文化的传承。罗马的学生因此发起“书盾运动”，把抗议盾牌打造成书本的象征形式，当警察攻击学生时，就是在攻击意大利的书籍文化，用这场运动证明年轻人才是正统文化的守护者。在国家失能的时代，新世代的人主动展现给上一代人看真正的文化创造力。同样地，《异能MOVING》的三个家族都是被国家机器迫害，导致家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没有父母，没有超级英雄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英雄。新世代的人不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担保，我们就是自己价值的担保者。父母则变成了我们创造价值的见证者，见证我们如何在没有他们的世界里，依然可以与他们保持无意识的连结，依然可以创造自己的象征形式、文化活力，见证我们如何从他人眼中的怪物变成了有能力继承大局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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