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颠覆主流叙事的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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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是什么？过去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为了镇压动乱，动用军队屠杀平民的事件。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个我们熟悉的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这场现在最著名的抗争与镇压，距离我们已经将近40年。按理说，如此广为人知、被深入研究过的大事，应该没什么好聊的了。但是，去年美国社会学会的年度学术专书大奖，将一个名额颁给了一本研究天安门事件的新书。这项研究推翻了六四事件的主流叙事，它究竟发现了什么？

2023年出版的这本新书书名是《杀戮的决定：中共的继承政治、抗争镇压与1989年天安门屠杀》，作者是苏阳。苏阳出生在广东农村，童年都在文革中度过。他过去的代表作是由博士论文改写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当时也获得了重要奖项。文革和毛时代在苏阳读中学的时候结束。1989年，苏阳已经是北京大学的硕士生。这年春天，他本应在图书馆里完成论文，却碰到了给他留下多重谜团的大事：天安门学运和北京屠杀。

1989年北京屠杀的惨烈细节

我们常常把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上发生的军事镇压，称为天安门事件或天安门屠杀。但学者认为，称其为北京屠杀（Beijing Massacre）可能更准确，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死亡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北京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学界最常引用、公认最严谨的估计是吴仁华推算的2600人。

6月3日晚上9点半，来自4个军区、动用了15个集团军，规模大得匪夷所思的18万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从北京城郊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前进。过去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场军事行动的规模大得毫无道理，但却没有人能够提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晚上的死亡，几乎都发生在部队前往广场的路上。北京军区的陆军第38集团军是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戒严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后，在木樨地（Muxidi：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地名，1989年六四事件中伤亡最惨重的地点之一）一带向人群和静坐民众大规模扫射。当时许多北京市民以为军队要到广场上对学生不利，他们喊着保护学生的口号，殊不知，牺牲最惨烈的正是他们自己。当晚，北京最大的死亡热点就是木樨地。

那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死人呢？戒严部队在6月4日凌晨1点半到4点之间陆续抵达广场。这段期间，北京农道的戴金平、天津师大的李浩臣等5位学生都确定是在广场上被击毙的。不过，军方在最后清场阶段，到底有没有开枪打死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的学生，这就不确定了，目前仍然属于争论。最后，虽然绝大多数的受难者都死于枪击，但最常见的天安门印象却是坦克人（Tank Man：指1989年六四事件中，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阻挡坦克车队前进的无名男子）。

那当时到底有没有人被坦克碾死呢？如果说的是天安门广场内，不确定军方清场的半个小时前，坦克开始进场，摧毁帐篷。吴仁华和一些外媒记者确信，有一些虚弱的学生在帐篷里被碾死了。但治史严谨的周杰荣认为，这没办法当成决定性的证据，他认为这还是只能算开放性的争论。不过，如果我们看的是整个北京，有学生被坦克碾死就毫无争议。6月4日早上7点，刚从广场上推出来的学生，在距离广场1公里左右的六部口（Liubukou：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地名，1989年六四事件中发生坦克追压学生事件的地点），被坦克追压和挤压，造成11个人死亡。吴仁华当时在现场，他说，这是整场杀戮中最骇人的场面。六四是中共建政后，解放军屠杀最多汉族公民的时刻。这场屠杀有多惨，我们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但这场屠杀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却还是知道得很少。苏阳发现，天安门事件最核心的谜题几乎没有被真正回答过，那就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会决定要调军队来杀人呢？

挑战主流解释：权力继承与政治斗争

过去，学界对天安门事件的标准描述是，有一场革命正在发生，这场抗争打算推翻中国政府。中共为了保住统治权，所以血腥镇压了革命。许多学者相信天安门运动是1989年共产国家革命浪潮中的其中一场，他们相信这是中共建国以来最接近垮台的时刻。另外，过去，天安门的权威研究也经常暗示我们，中共的屠杀虽然残忍又不合法，但这是他们被逼到绝路，没得选，甚至有点情有可原的选择。比如赵鼎新在他的经典研究中就说，当时中国政府几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没有奏效，最后留给领导层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镇压，要么就像东欧共产国家领导那样下台。

也就是说，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一场不断升级的革命在发生。或者就算这场抗争实际上没那么严重，但至少在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他们是真的觉得情况很危急，他们是真心感觉政权被威胁，所以才决定叫大军来杀人。这个中共是为了保住政权，为了镇压动乱，所以才决定屠杀的主流解释，虽然很合逻辑，也很符合我们对独裁政权的想象，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学者们猜的。这个解释是由早期的天安门研究建立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在2000年以前完成的经典研究，其实是观察不太到中共领导人的心理状态的。在六四发生后的十年里，外界能挖掘到的几乎都是抗争者的资料。像赵鼎新就访谈了上百位学生，像刘晓波这些学运领袖也会自己写回忆录。这些资料让我们得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抗争者在想什么。

相较之下，当时几乎没有人拿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只能用官员的公开讲话和学运期间的政策变化，来推测中共高官的决策逻辑。镇压学运就是学界猜测的产物。但是2010年前后有一波新资料，让中南海内这群老男人的权力斗争心机被摊在阳光下。这段期间，众多党内高官、高层幕僚以及官媒领导纷纷现身说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赵紫阳被软禁时的录音，以及李鹏以日记为主轴的回忆录。这些跨越派系、来自中共政治精英网络不同关键节点的新资料，不止让学者可以透过交叉比对，检查新旧史料的真实性，更让我们可以窥探中共权力顶层的私密对话。苏阳说，现在是时候重新破译中共的杀戮决定了。

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与派系斗争

1980年代，中共的领导核心分成一线和二线。在1989年站在一线或前台的，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这群主持党国日常运作、名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二线或后台的，则是以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党内元老，这些老人大部分只有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虚职，但他们掌握着高层人事和重大政策的同意权。简单地说，一线的政治局常委（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由数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比较像高阶的经理人，但二线的老干部才是董事会成员。

当时的赵总书记并不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才是。赵紫阳说，他任内对中宣部（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职能部门）部长王忍之很不满。身为总书记的他可以怎么做呢？他说，他只能把王忍之叫来骂一顿，因为“我换不了他，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能决定的，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两位老人。”放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是连军委副主席（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职领导人）和政治局委员（Member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说开就开。赵总书记则是连中央委员（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动不了。赵紫阳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只是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一个大秘书长。

整个80年代，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都是邓小平。那赵紫阳说的，好像他有两个老板呢？邓小平掌权的正当性，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集体领导的承诺上。和毛泽东相比，他的权力明显受限，而且经常会随着政治斗争起伏。当时有足够政治资本和邓小平抗衡的，就是另一位也还活着的第一代领导人陈云。陈云和邓小平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改革的路线。简单地说，邓小平想实行市场经济，他不觉得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冲突。但对陈云来说，全面放开商品经济就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生产资料不掌握在国家手上，马克思提到的那些祸害就会出现，社会主义只应该有产品，不应该有商品。陈云坚持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两座山头各有追随者，邓小平阵营常被称为改革派（Reformists：指主张经济或政治改革的派系），陈云阵营则是保守派（Conservatives：指主张维持现状或反对激进改革的派系）。

但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说邓小平比较支持民主改革。虽然邓小平的追随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相较于陈云阵营，确实比较偏自由主义，尤其是80年代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对社会抗争的态度宽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关系很好。他们派人在一些小地方，逐渐引进民主程序，但这并不是邓小平乐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经济自由化，不是政治自由化。他和陈云在政治上都极端保守。对两位元老来说，中国是共党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红色继承人不需要，也不能和人民分享统治权。

邓小平的权力低谷与继承危机

天安门学运发生时，正是邓小平在80年代权力曲线的最低点。两年前，他牺牲了自己在前台最大的一支马前卒胡耀邦。虽然总书记的大位还是留在自家人手上，但国务院的领导权被保守派拿走。陈云的两位忠臣子弟兵也进入政治局常委。另外，前一年，他和赵紫阳推动的价格闯关（Price Reform：指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推行的一系列旨在改革价格体系的经济政策，曾引发社会动荡）大失败，再一次给了保守派兴师问罪的把柄。李鹏和姚依林从1988年下半年，就开始架空赵紫阳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政策的控制权被拉回国务院。同一时间，陈云和李先念开始催促邓小平换马，他们属意的新任总书记是保守阵营的理论大将邓力群。

这时候，邓小平已经84岁了，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他对一线的控制权继续流失，如果保守派连总书记的位置都拿走，几年之内，那些邓小平引以为傲的经济特区就会被废除，他的政治遗产会一笔勾销。这个时候，经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已经变成继承政治（Succession Politics：指围绕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接和继承人选择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斗争。偏偏在这个时候学运发生了。

学生抗争如何成为高层斗争的资源

1989年4月，北京的大学生借着吊唁胡耀邦的名义开始活动。大学生们在上千张大字报和吸引数万市民围观的游行静坐中，嘲讽当局的贪腐专制和老人垂帘听政（Elderly behind the curtain：指幕后掌权的老年政治家，讽刺其不按制度干预政治）。在刚开始的一两个礼拜里，大学生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自由抗争空间中，来自党的骚扰和反动员稀少得很不寻常。苏阳的研究访谈了几位官派的学生会干部，这些人告诉苏阳，过去几年，只要大学校园发生骚动，党就会向他们下达阻挠或反动员的指令。但八九学运的头一个礼拜，他们却史无前例地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命令。这样的局面，让大学生们以为这次真的不一样了，民主化的浪潮让党软化了。学生们不晓得的是，在这个继承危机接近沸腾的时刻，他们的抗争对顶层的政治精英来说，不但不是威胁，还是宝贵的斗争资源。

学运第三天，李鹏就开始起疑心。这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的新闻。李鹏在日记里说：“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广场？”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深思和警惕。李鹏的神经确实敏锐。学运发生后，赵紫阳就不断往学生身上贴爱国的标签。学运的第一个礼拜，赵紫阳已经三次向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下令，要各高校党委和新闻舆论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他们多宣传学潮正面的东西。学运第四天，赵紫阳甚至在中南海向其他四位常委下达指令：“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李鹏当场就反对。李鹏说，国家必须开始制止学生的悼念活动，否则会出乱子，但被赵紫阳否决。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说，赵紫阳“大有放任学运自流的味道”。学运的第一个礼拜，赵紫阳和李鹏已经为了学运的定性（Defining Political Nature：指中共政治运作中，对某件人事物的政治性质做出官方判断，以指导各级机构的应对）发生四次冲突。

定性就是决定政治性质，这是中共政治运作的重要程序。中国的官僚机器通常会等党对某件人事物的政治性质定调，才能像收到指令代码一样，知道怎么应对进退。定性是纯粹的政治行为，不需要严谨的逻辑和事实基础。同样一段脱口秀或同样一场外交事件，可以被贴上完全相反的政治标签，全看当局当下的政治需求。同样的，一场社会抗争要被定性成少数人的阴谋，还是广大群众的爱国壮举，在党内存在斗争的情况下，也全看怎么带风向，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比较有利。

一场社会运动被贴上怎样的政治标签，怎么会影响到中共高层的斗争呢？过去十几年，中国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两次都直接导致当时的领导人被政敌斗垮。一次是1976年的邓小平，另一次是1987年的胡耀邦。这两次斗争有一个共通点，挑战领导人的派系都是先把正在发生的抗争贴上反党或诱敌的标签，再把当时的领导人扣上动乱的发起人或纵容者的罪名。所以八九学运一出现，牌桌上所有的玩家就绷紧神经，密集出招，在位的怕重蹈覆辙，挑战的怕错失良机。赵紫阳知道这些事不是他说了算，他必须确认老板的意向。

赵紫阳的北韩之行与李鹏的疑虑

学运第五天，邓小平在自己的家接见赵紫阳。赵紫阳几天后要出访北韩，这是他暂离职位前，最后一次来向长官汇报学运的情况。赵紫阳和邓小平说，学生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需要和学生沟通对话，多加疏导，绝对不能强硬镇压。赵紫阳说，邓小平当时非常支持这个做法。让赵紫阳更惊喜的是，老板突然向他宣布一项重大消息。邓小平说，等他这次访朝回来，就要在党内开一次专门会议，正式向一二线高层宣布，让赵紫阳搞两届总书记的事情。邓小平还说，这件事他找陈云和李先念谈过了，他们也都支持。

本来赵紫阳的亲信都劝他延后出访，学运正在扩大，学生们在学联体系（Student Union System：指官方认可和领导的学生组织系统）之外，成立了跨校的自治组织，这早就踩到党的红线了。这个时候把党机器交给李鹏主持，太危险了。奇怪的是，赵紫阳很坚持在这个时候离开岗位。李鹏已经察觉到赵紫阳的动机不单纯，他在赵紫阳离京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李鹏在同一天提到，他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跟他说，党中央很可能有黑手，想借着学生闹事，打倒李鹏。几天后，李鹏在日记里说得更白。他跟姚依林，基本上就是认定这场动乱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为了“打邓倒李保赵”（推翻邓小平、打倒李鹏、保住赵紫阳）。

赵紫阳说，自从那次在邓小平家里的会面后，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最高领导人已经向他许诺，这次出访回来，他就会成为官宣的储君，这是连保守派的几位老人都点头的事。赵紫阳说，当时他已经不太担心一线的政敌能透过这场学运带给自己什么政治风险。这个关头离开北京才是明智之举。出访期间，如果学运趋于消散，那代表自己的方针奏效。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正好拿李鹏开刀。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困扰赵紫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