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狩猎心态与主体性缺失的根源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贯穿中国历史与当代的女巫狩猎心态（Witch Hunter Mentality: 一种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特定“敌人”并对其进行清除的集体心理）。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批判，还是当今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狂热，它们都共享着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古老的巫术思维。这种思维预设了一个被动、纯粹、易受污染的自我，以及一个充满敌意和邪恶力量的外部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对无法企及的纯粹性的追求，必然导致敌人无限扩张，最终将所有社会思潮都拖入无休止的“驱魔仪式”之中，陷入内耗。

如今，人们不再提及妖魔鬼怪，但会将矛头指向境外势力和资本。核辐射等概念也被视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时刻渗透并污染我们的邪恶实体。在上次视频的结尾，我们总结道，主体性（Subjectivity: 个体作为独立行动者的自我意识，能够自主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的欠发展，是所有迷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迷信，并非通过简单普及科学知识就能改变，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所能做到的。一个脆弱的主体，即便掌握了科学，也可能将科学概念本身，变成自己偏执中的新“魔鬼”。

知识普及为何无法根治非理性狂热

这个结论听起来深刻，但也直接挑战了一种我们非常熟悉且看似最合理的观点。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中国社会中的暴力、缺乏常识的言论，或看到一群人因荒谬的理由围攻个体时，最常见的反应之一便是哀叹智慧的匮乏。许多人会下意识地将这些问题归因于教育的缺失。他们会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中缺乏一门恰当的“逻辑”课，或者是因为中国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比例仍然太低，许多人仍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现代社会常识。

然而，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乐观而简单的信念：无知仅仅是知识的缺乏，非理性的狂热可以通过知识普及和思想改造来治愈。其潜台词是，只要耐心等待，在课堂上普及更多逻辑学或现代社会常识，或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提高学历，所有问题都将自然而然地解决。

那么，本期视频就让我们详细讨论，一个看似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个体，为何在集体狂热中会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为何单纯普及知识，并非主体性的根本保障？

历史案例：科学口号下的集体迷信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迷信的根源在于主体性的欠发展，而非单纯科学知识的缺乏，这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都有着无数的例证。例如，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1年中国在经济和农业领域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但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饥荒）和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旨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走资派”，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可以被视为两场大规模的现代迷信活动。

在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充斥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定胜天”等口号，这些口号看起来充满了现代性、理性和科学的色彩。然而在实践中，它却走向了比中国古代更为倒退的方向。人们不再相信土地有其客观规律，而是相信革命意志可以直接指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亩产万斤”的口号响彻云霄。为了“证明”这个神话，人们将几十亩地的水稻连根拔起，密植在一亩地里，拍照刊登在报纸上，向上级献礼。这块被革命热情加持的“样板田”，很快就因为不通风而闷死，因为不透光而烂死。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场仪式，人们向领导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革命激情，以及这种激情如何拥有改变世界的魔力。然而，这与中国古代官员为了取悦皇帝而争相呈献祥瑞的行为，并无太大区别。

例如，1956年的“麻雀狩猎运动”，其逻辑看似非常科学：麻雀吃粮食有害，因此消灭麻雀，粮食产量就会增加。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链。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忽略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忽略了麻雀也吃害虫这一事实。它将麻雀定义为纯粹的“害鸟”和“敌人”，然后通过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将其彻底清除。这本质上是一种“驱魔仪式”，旨在消灭一个被认定的“魔鬼”，让民众处于一种与“魔鬼”斗争的状态。例如，当时有一首著名的民谣这样唱道：“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传疾病，偷人幸福搞破坏。”麻雀运动并未考虑到麻雀不仅吃粮食，也吃害虫，大规模地消灭麻雀，导致害虫没有了天敌，并间接导致了第二年的粮食歉收和大饥荒。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钱学森、华罗庚以及巴金等作家，也都积极参与了麻雀运动。《人民日报》也曾报道，中国科学院有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与了打麻雀的战斗。可以说，当时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批各种“反常识”的“先进经验”，其中许多都来自各大学和科研院所。

将女巫狩猎心态推向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与中国的高等学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初期最狂热的时期，最激进的红卫兵（Red Guard: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学生组成的半军事化群众组织，是运动初期重要的推动力量）组织，其核心成员正是北京各大高校和重点中学的学生。1968年，毛泽东接受外宾赠送的芒果，将其捐赠给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这些芒果立刻成为神迹的化身，引发了狂热的崇拜。芒果经过防腐处理后被保存起来，甚至被制作成模型，分送到各地供人瞻仰。知识和学历并不能自然地被视为给一个人注射了理性的抗体。

至少在表面口号上，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激进、最现代的革命。它在理论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传统，声称要与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高举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旗帜，声称要砸烂旧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人。然而在实践中，这场被标榜为最革命的运动，却复活了一种可能比儒家文化更为古老的巫术文化。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启蒙源头的现代革命，最终如何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驱魔仪式？

理性之源：主体性的主动建构

我们常认为知识分子是理性的堡垒，但在某种心理结构下，知识分子反而因为拥有更强的理性化能力，能将最荒谬的巫术包装成最严谨的革命理论，从而陷得更深。那么，这里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理性”的起源。许多人认为理性、逻辑、知识、概念，是一套可以自上而下实施的教学和灌输工具。这当然是好的，我们需要学习。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说，真正的理性思维是无法被“教育”出来的，它是一个个体追求自由和独立性的产物。它是在一个人的自我，从混沌的集体表象中艰难分离，并开始尝试主动地、独立地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才慢慢诞生的。

这个过程听起来抽象，但我稍后会解释，人类所有最根本的科学和哲学概念，几乎都是以拟人化的方式，将我们作为主体的主动经验投射到外部世界的结果。即便我们客观地总结因果律，其中也包含着我们的主动经验。例如，如果我们完全悬置自己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就只是一系列事件。我们看到闪电划过，然后听到雷声，然后看到大树倒下。这仅仅是三件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无法观察到一个叫做“因果”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外部世界本身可以直接看到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那么，因果，或者说原因这个概念，它究竟从何而来？它恰恰来自于我们的意识，来自于我们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最原始和核心的生命经验：“我能”。

让我们设想，当一个原始人第一次举起石头，砸开一个坚果时，他所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石头落下、坚果裂开这两个事件的先后发生。他体验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身意志引导的行动。他感受到了手臂肌肉的张力，看到了坚果裂开。在这些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不容否认的、他自身的主动连接。正是他的自我，连接了所有这些事件。正是这种内在的、关于“我能导致后果”的经验，成为了我们理解外部世界的第一个“模型”。当我们再次看到闪电，看到大树倒下时，我们便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能动性投射上去。我们不再相信这仅仅是两个先后发生的事件，而是相信闪电就像我们的手臂一样，“做”了什么，它“击中”了大树，导致大树倒下。在这一瞬间，因果的概念便从这种拟人化的类比中诞生了。我们把自己视为“主人”的经验，赋予了世界以意义，世界因此才变得可解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并非凭空而来。即便是在对最寻常的客观事物的观察中，它也始终是一个动态的、体验着自身力量的“自我”为底色。没有这个主动的主体作为底色，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现象的流转，而永远无法形成规律和因果的概念。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例子来阐释。设想一个婴儿，当他与母亲处于共生关系时，世界对他而言是混沌的。他的需求被神奇地满足，他一哭，食物和拥抱就会到来。他不需要理解这背后的因果。但当他第一次产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爬过去拿到那个玩具”的念头时，一个独立的自我便由此诞生。为了实现这个独立的目标，他必须开始运用最基本的理性。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客观地丈量距离，感受地面的硬度，评估自己的平衡能力。他会摔倒，会失败，但他会从真实世界的反馈中学习，并修正自己的行为。这个“知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正是最原始的理性精神的运作，它不是被教授的，而是被一种独立的意志所驱动的。

因此，当我们理解理性精神源于主体的能动性时，我们对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便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他在**《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黑格尔关于宗教哲学的系列讲座，探讨了宗教与理性、精神发展的关系）中所言：“通过知性对自然的散文式的认识，产生得比较晚。只有当精神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独立地建立自身，自然在精神中才能表现为某种‘外在之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和科学知识，是以精神对自然的超越，使自然失去其“灵性”为前提的。而那些沉浸于自然、未能超越自然的人，即便他仍然活着，但他的自我并未与周围环境分离。他无法区分自身与世界的边界。在这种混沌的、主客体不分的境地中，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只有两种最原始的关系：要么是恐惧，因为它神秘而强大，随时可能吞噬我；要么是迷信和崇拜，试图用某种神秘的直觉去控制它。

这就是为何麻雀运动中的科学家，无法将麻雀视为一个客观的生物学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道德属性的“害虫”。因为在他们精神深处，自然并非一个独立的“他者”，而是与人类主观意志互渗的副产品。如果我不打麻雀，那么我便等同于被这种邪恶所腐蚀。当事人所拥有的理性和知识，并不能纠正这一点。

宏大叙事与统计学思维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专业技能突出的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专业，进入公共生活或价值判断领域，反而会像巨婴一样保守和无助。他们会全盘接受某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一种具有普遍性、权威性和解释力的故事或理论框架，通常用于解释历史、社会或人类命运，并塑造集体认同），会对强大的群体或权威产生强烈的执念和痴迷。因为他们的自我，不断被这种宏大叙事所渗透。

而且，这种主体性的缺乏，反而很善于将理性和科学，变成包装其脆弱核心的防御武器。例如，在统计学思维（Statistical Thinking: 基于数据和概率进行推断的思考方式，强调从群体中发现规律和趋势）中，我之前在视频中也提到过，一个人完全依赖统计数据、统计规律或根据大趋势来做决策，这看似非常科学和理性，实际上与原始人盲信神谕在心理上是相似的。因为统计数据所呈现的客观性，往往消除了个体所赋予的更深层意义和情感共鸣。它预设了一个个体是没有任何倾向和潜能、没有任何特殊性的、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普通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不需要考虑任何内在因素。但事实上，没有人是那样的。平均人或普通人，这本身仍然是基于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因为没有独立的自我作为屏障，那冰冷的平均值，就成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具有魔力的指令，它直接穿透并支配了他的意志。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压制一个人的能动性，让一个人即便读了许多书，心智仍然无法“断奶”？是什么让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沉浸在集体的混沌之中？这些都将在我们下期视频中，探讨两个关键概念：“互渗律”和“集体表象”。

感谢您的观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