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替代的激进现状与生产力重构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新一周的直播。今天直播最开始我做了一个调查，询问大家身边是否发现了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因为今天的问题里有非常多关于 AI 的讨论。现在 AI 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就业替代已成为非常显著的事实。根据投票，有 31% 的人身边已经出现了就业替代，而我最近得知的一个消息更是令人惊讶。我女朋友的一个朋友在国内某大厂做游戏，他们美术组过去有 150 个人，最近竟然裁到了只剩 10 个人。剩下的这 10 个人，所有的工作都是 Agentic AI（代理式人工智能：具备自主规划与执行能力的 AI 系统）来完成。这绝非传闻，而是我从当事人那里听到的二手信息。这种激进的裁员源于中国企业利润率低且劳动法保护不完善，只要 AI 能替代，企业就会毫不犹豫地裁员。

在游戏公司这种人力资源密集的行业，这种趋势发生得最快。目前甚至有激进说法称人类只剩下最后六个月的“友谊工作时间”，虽然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快，但两年之内裁掉一半的白领工作确实问题不大。面对这种冲击，很多同学问我如何将 AI 融入工作流，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大学生。我的核心建议是：工程化（Engineering: 将零散过程系统化、标准化并进行质量控制的过程）。过去人文社科的研究往往比较散漫，而 AI 最容易衔接的是高度工程化的流程。你需要将学习和研究过程变成一个有节点控制的工程项目，并思考你的人脑在哪个环节能“力挽狂澜”。我一直主张，在与 AI 协作时，先尝试“零人脑介入”，用纯工程的方法最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人脑进行干涉和质量控制。

知识平权时代的大学教育与泡沫辨析

既然 AI 正在替代初中级白领工作，并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上大学是否还合算？我个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正在失去意义。大学主要培养脑力劳动，而脑力劳动正是 AI 替代的重灾区。现有的大学教育模式，尤其是中国式的教材知识点掌握，对 AI 来说完全没有门槛。如果大学只是为了拿文凭找工作，当文凭无法保证就业时，其存在的功能就会瓦解。当然，中国可能因为公务员考试需要本科文凭而维持一部分人的上学动力，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

谈到 AI 产业，很多人担心是否存在 AI 泡沫。我不算 AI 乐观派，但我认为目前不需要担忧泡沫。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通用人工智能）如果能干掉所有的白领工作，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甚至是自发明电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事。相比其带来的社会价值，目前相关企业的估值并不算高，很多芯片产业的市盈率依然在合理区间。对于 16 岁以下的年轻人，未来的职业路径确实令人迷茫。学营销、会计、法律或计算机的，以后能干什么？反倒是像声乐、现场演出这种需要真人临场感的行业，可能因为“因祸得福”而保留下来。

地缘政治的谈判博弈与历史纠葛

地缘政治方面，最近沙特和科威特的举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沙特王储 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沙特阿拉伯实际掌权者）曾宣布不再允许美国战机在沙特起降，迫使美方武力降级，但这更像是一种谈判筹码。事实上，在一小时前，这些限制已经悄悄放松。沙特目前在安全上仍必须与美国绑定，没有任何国家能替代美国在中东的安全程序。沙特此举是在报复美国支持阿联酋退出 欧佩克（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并换取美国的妥协。

而在东亚历史问题上，关于日本的战争道歉，这不仅是情感问题，更是法律与地缘政治的交织。日本在二战后签订的法律文件主要是与中华民国签订的，如果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道歉协议，可能会产生复杂的延伸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中日关系的转冷核心在于 钓鱼岛（Senkaku Islands: 位于东海的争议岛屿）和地缘政治竞争，而非简单的道歉。即便日本道歉了，只要地缘博弈和美军基地依然存在，关系也很难根本好转。包括香港的历史，1995 年末代港督 彭定康（Chris Patten: 香港最后一位总督）进行的政治改革，大幅扩充了民主派参与，导致中共撕毁了“直通车”协议，这都是这种长期博弈的缩影。

少数民族叙事与日本右转的社会心理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是否应改称“原住民”，这涉及到 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ies）与 少数族裔（Minority Groups）的区别。在中国和苏联的体制下，“民族”是一个具有自治权（虽然名义上）的政治概念，而“族裔”则是多元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单位。在中国，由于缺乏群体参与政治的机制，“少数族裔”一词其实没有实际意义。而“原住民”一词只适用于藏族、彝族等具有明确聚居区的群体，对于满族或回族这种分散居住的群体则不合适。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右转趋势也十分明显。这种右转的核心议题并非军队合法化，而是 外国人政策。日本民间因为经济不景气积累了巨大怨气，这种怨气正被倾注到游客和移民身上。自民党为了抢夺极右翼政党的生态位，正积极贴合反移民议题。这种不理性的反应模式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稳固，认为日本所有的问题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只要这种民间情绪不退烧，自民党就不太可能在相关政策上踩刹车。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轮回、理性与信念

在生活哲学层面，有同学提到如果相信 轮回（Reincarnation: 众生在死后依生前善恶因缘重新投生的观念）是否会导致对现实政治和事业的消极。作为基督徒，我不认可轮回观，但轮回本质上是一种 业报观（Karma: 善恶行为会带来相应后果的因果报应论）。佛教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增加了“出轮回”的解脱路径，即通过去除 我执（Self-attachment: 对自我及其所属物的执着）进入涅槃。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德国哲学家）将此称为终极的虚无主义，并提出了 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 宇宙及其事件将不断重复的构想）作为超人的试金石——即在没有任何奖惩的情况下，依然热爱并肯定当下的生命。

这种讨论引导我们思考理性的局限性。人需要理性来获得自我认可，但在面对政治抑郁或未来的无望感时，理性似乎失效了。我认为理性的价值在于探索可能性，理性的局限并不等于想不明白。道德理性（Moral Reason: 指导行为符合道德法则的理性能力）本身就是回报，它不需要在实然世界中一定实现。就像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践本身就是充分的回报。无论是在基督教、尼采还是 托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俄国文学家）的体系里，人际间的正反馈和认可依然重要，只是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实然的未来，什么是理解世界中的丰富可能性。

算力霸权与技术伦理的深层危机

回到 AI 的话题，有人担心 算力垄断 会形成一种超越历史所有暴君的权力结构。赛姆·奥特曼（Sam Altman: OpenAI 首席执行官）等少数硅谷精英可能决定了几十亿人的命运。这种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因为 AI 这种“顶端优势”靠的不是人的忠诚，而是算力，而算力不会叛变。这种技术替代与历史上的 卢德主义（Luddism: 19 世纪英国工人破坏机器以抗议技术失业的运动）不同，AI 不需要跟随者，它是一种彻底的替代。

然而，我认为杀掉几个 CEO 并不能阻止技术的发展。一旦技术推进到这个地步，它就不再由个人决定。解决 AI 替代带来的社会撕裂，不能靠暴力泄愤，而要靠社会治理和数字立法。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各国的 AI 监管、税务政策以及法律如何限制权力的扩张，而不是陷入科幻小说式的幻想。AI 一样由人管理、受法律约束，它并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怪物。

实践智慧与具身经验的生活方式

最后，谈谈个人的选择与生活。对于那些在自动驾驶等高精尖领域深耕的工科博士，面对分工过细的职场“抽屉”，实践智慧建议寻找那些需要全链条能力的小型公司，甚至在开源社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在 AI 时代，拥有一种从头做到尾的 全栈能力（Full-stack Capability）比在大厂里当一颗螺丝钉更重要。

至于我为什么一直坚持骑摩托车，这其实涉及到一种 具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 身体在环境中的直接感知与互动经验）。汽车是一个替代你的大型工具，而摩托车更像是人腿的延伸。骑行时，你没有被画框隔离，而是融于景色之中。这种强烈的 赋能感（Empowerment）和控制感，是任何虚拟技术都无法替代的。在这个一切都被数字化、工程化的时代，保留一点这种真实、直接的感官体验，或许正是我们抵御虚无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