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书，叫做《哭着开枪：以色列人的心理困境》。作者名叫阿隆·格拉奇（Alon Gratch），他是一位成长在耶路撒冷，后来移居美国的犹太裔临床心理学家。在这本书里，他对以色列人的集体心灵和民族性格做了一次让我豁然开朗的解剖，也让我对这个充满争议的民族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画面：1987年，巴勒斯坦人发起了第一次起义，以色列军队奉命去镇压。白天在那个现场，以色列士兵用警棍殴打巴勒斯坦少年，手下毫不留情。但是晚上回到军营之后，这些年轻士兵却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军队里的心理医生都不够用。当时的以色列媒体就给这个场面起了一个名字：哭着开枪。

注意，这群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不是为那群被打的巴勒斯坦少年而哭，而是为他们自己而哭。他们是在自己是攻击者的同时，却坚信自己才是那个被迫害的受害者，是占尽上风的一方，回头替自己流泪。听到这里你先别骂，听完今天的讲述，你会理解这并不能说是施暴者的虚伪，不是鳄鱼的眼泪，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哭着开枪”的场面是一把钥匙，能帮我们解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那么拧巴、那么分裂，那么让全世界又爱又恨、又敬又怕的秘密。所以，我就把这本书的书名意译成了《哭着开枪》，其实它的原名是特别普通的《以色列人的心理》（The Israeli Mind: 基于临床心理学视角的以色列民族精神分析）。反正没有中文版，那我的译名就是中文互联网上的标准译名，说不定以后出版社看见了就照着我的来译呢。

在深入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给以色列人的性格画一个整体的画像吧，以便我们有一个整体印象。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要理解以色列人，我想大概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拧巴”，第二个词是“向死而生”。

民族性格的悖论：拧巴与“我偏不”

先来说“拧巴”。“拧巴”是中国北方方言，是指那种内心充满自相矛盾，既要这个又要那个，说的是一、想的是二，还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一种状态。而以色列人就普遍都很“拧巴”。

作者格拉奇有一次去一个自助餐，他走错了拿食物的方向，就跟迎面过来的女士开玩笑说：“不好意思啊，你走反了。”话一出口，他自己就笑了，他说：“我也太以色列了，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告诉别人是他们错了。”而对面那位女士说：“我妈妈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她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对我的。”

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劲儿，在希伯来语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达夫卡（Davka: 意为“我偏不”，一种反叛或固执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去餐馆、打电话、开会、排队，到处都能碰上这种“我偏不”的心态。以色列人很多时候都特别横，像个刺猬一样，全身的刺随时都扎着。

和以色列打过交道的外国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卡特、克林顿，到美国国务卿贝克，他们形容以色列政客用的都是一些差不多的词：咄咄逼人、傲慢、顽固、不妥协、爱较劲。但是有意思的是，你反过来再去看以色列人心里那张自画像，那全是反过来的样子：他们经常是很脆弱的、很自卑的，他们经常自我怀疑，然后他们最怕的就是当冤大头。

格拉奇开玩笑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被人占了便宜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他们心目中仅次于世界末日。所以，那只随时会扎人的刺猬之所以扎得那么狠，恰恰是因为它的骨子里总觉得自己随时会被吃掉。

以色列人的性格里处处都是这种“拧巴”：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上帝选民里最优秀的那一拨，却又常常憎恨自己；他们从不承认自己会有任何犹豫，坚信自己永远正确，但是你要是恰好同意了他们，他们又会立刻转而支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既是脆弱的幸存者，又是超级阳刚的战士。这么多相反的特质怎么可能稳定地共存于同一群人身上呢？

老婴儿：民族灵魂的内战

格拉奇在书里给出的诊断，引用了以色列精神分析师艾曼纽·伯曼（Emmanuel Berman: 以色列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提出“老婴儿”理论）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那就是以色列其实是一个老婴儿（Old Infant: 指一个新兴国家却承载着悠久历史和复杂创伤，内部充满矛盾冲突）。

一个才建国70多年的年轻国家，却承载着一个3000多岁的民族。以色列这具身体里同时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被欺负了2000年、满身伤痕的老犹太人（Old Jew: 指流散时期形成的逆来顺受、过度警觉的犹太身份），另一个是100多年前发誓要杀死那个老犹太人，从零开始刻意造出来的新希伯来人（New Hebrew: 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塑造的强硬、阳刚、自力更生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两个灵魂从来都没有和解，他们在同一具身体里每天都在打架。

然后再说第二个词——“向死而生”。这说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生存底色：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死神旁边。一个900万人的小国，被几亿视它为死敌的邻居包围。建国70多年来，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但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他们生长出了一些让全世界侧目的东西：以色列的全球人均创业量第一，他们在文化、科技、军事各个领域都爆发出远超他们体量的能量。

为什么一个随时可能亡国的小国会变成创业国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也埋在以色列人的心理底色里。接下来，我们就来深挖这两层：第一层，那个老婴儿（Old Infant: 一个新兴国家却承载着悠久历史和复杂创伤）是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又是怎么样每天跟自己打架的，哭着开枪（Crying While Shooting: 指在攻击者的位置上，却坚信自己是受害者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层，这群老婴儿每天是活在怎样的一个处境里，而正是这种处境，既让那两个灵魂无法和解，也让以色列人活得如此用力、如此耀眼。

老犹太灵魂：2000年的流散印记

要理解这个所谓的老婴儿，我们得先从老的那一半开始说起。那个经历了2000年流散历史的老犹太人（Old Jew: 流散时期形成的逆来顺受、过度警觉的犹太身份）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特质，会让100多年前那群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一看就下定决心，这个旧版本必须被淘汰、必须被删除、他必须死呢？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世纪末的东欧。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几乎没有自己的国家概念，他们散居在波兰、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小镇上。他们常常被关在犹太聚居区里，这个地方的土地不是他们的，法律不保护他们，军队也不属于他们，政权随时有可能会翻脸。基本上在欧洲的历史上，几百年一个循环，总有新的屠杀落到他们头上。2000年都活在这样的处境里，一个民族会长出什么样的心灵呢？

最底下那一层，是一套叫做选民叙事（Chosen People Narrative: 犹太教中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特选民族的信仰）的自我定位。《旧约》里说犹太人是上帝亲自选中的民族。这套叙事听起来非常傲慢，但它其实是一个救命的心理安慰。它给这个被欺凌、被羞辱、被屠杀的日常一个意义上的出口。

学者大卫·比亚勒（David Biale: 美国犹太历史学家，研究犹太民族身份与创伤）说的非常透，他说这套叙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补偿（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通过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应对现实中的无力或创伤）。现实里你越是无力，这套神话就越需要你相信自己是特别的。“被选中”和“被迫害”在这套心理结构里不是对立的，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们特别；我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受苦。犹太教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每一代都有人起来想消灭我们。”这就是犹太人2000年心灵的底色。

过度警觉与根深蒂固的无力感

在这个选民叙事（Chosen People Narrative: 犹太教中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特选民族的信仰）之上，还叠着两层心理特质。一层是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 对潜在威胁保持高度警惕和敏感，源于长期受迫害的历史）。下一场屠杀什么时候来、从哪里来，你永远都不知道，所以必须要随时盯着风向，必须对陌生人保持怀疑。在这种环境里，反应过度并不是毛病，反而是一种美德，因为反应不足的那批人已经死光了。

而另外一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力感（Deep-seated Helplessness: 长期受压迫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倾向于躲避而非反抗）。2000年来，犹太人最擅长的生存策略不是反抗，而是躲、忍、等。反抗就是送死，而躲得好、忍得久，等到好人上台，或者等到救世主到来，那有可能你还能活下去。这是几千年流散的犹太人的集体本能。

新希伯来人：灵魂改造工程

到了19世纪末，有一群年轻的犹太人看到自己内心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们突然受不了了。1894年，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 19世纪末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诬陷叛国案，引发反犹主义浪潮），就是一个犹太裔的军官被诬陷叛国，当众受辱，被判终身流放。在这个审判庭上，有一个做记者报道的人叫做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他看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在欧洲，犹太人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安全，跟他们同化没有用，做一个好公民也没有用，只要我们还是犹太人，那下一场屠杀就永远都在路上。

这个赫茨尔就是后来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1896年，赫茨尔写出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 赫茨尔阐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著作），第一次提出我们要离开欧洲，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的起点，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具体、极其血腥、极其紧迫的生存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 对民族生存和未来的深层忧虑）。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那下一代人还是会被屠杀。

而且不光是要造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还要造一种新的以色列人（New Israeli: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塑造的强硬、阳刚、自力更生的犹太身份），一种不会再被屠杀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犹太复国不仅仅是一个建国工程，还是一个灵魂改造工程（Soul Transformation Project: 指通过改变民族精神和文化来塑造新的国民身份）。

那些跟着赫茨尔去建国的年轻犹太人，不满足于对旧犹太人小修小补，他们要的是一个反面。旧的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新的就要完全反过来的那个样子。旧犹太人是书生气的，一辈子都在背诵《塔木德》（Talmud: 犹太教法典，涵盖犹太教法律、伦理、哲学等内容），那我们新人就要种地，要晒得黝黑，要手上有老茧。旧犹太人是委婉礼貌讨好的，那我们新以色列人就要直接粗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要“我偏不”。旧犹太人是瘦弱阴柔，缺少阳刚之气的，那么新以色列人就要肌肉发达，要会打架会流血，要超级男性化。旧犹太人永远在等待救世主，那么我们这些新人自己就是救世主。

新以色列人的诞生：语言、名字、身体与育儿的改造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以色列人居然真的把这个异想天开的人类学工程（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 通过人为干预改变特定人群的文化、社会或生理特征）给实践出来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造语言（Language Reformation: 废弃旧语言，复兴和创造新语言以塑造民族认同）。2000多年来，犹太人日常说的是意第绪语（Yiddish: 一种混合了德语和斯拉夫语的犹太人流散语言），里面充满了抱怨、叹息、自嘲。犹太复国主义者嫌它太软、太流散、太像一个受气包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人类语言史上几乎没有先例的事情：他们把一门已经死了2000年的语言——希伯来语（Hebrew: 古代犹太人的语言，被犹太复国主义复兴为现代以色列国语）从神学文本里拽出来，重新灌满了血肉，变成了一门活的日常语言。

有一个叫做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 现代希伯来语的复兴者）的人，一个词一个词地给希伯来语造现代词汇，汽车怎么说、电话怎么说、冰激凌怎么说。他规定自己和妻子在家只能够讲希伯来语。结果他们的儿子变成了近2000年来第一个从出生就说希伯来语的孩子。今天900万以色列人说的就是这样一门被从坟墓里挖出来、重新发明的古老语言。

然后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改造名字（Name Transformation: 改变姓氏以切断流散历史，强化新的民族认同）。那些流散的犹太人的姓氏大多是东欧语言的，什么戈德堡（Goldberg）、西尔弗曼（Silverman）、罗森布卢姆（Rosenbloom）。一听就是某一个欧洲小镇上的犹太人家。所以很多人到了以色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姓氏给希伯来化。

格拉奇在书里举了他自己家为例：格拉奇就是一个典型的东欧犹太姓，而他的哥哥一到以色列，就把姓改成了格多特（Gedot），也就是演神奇女侠那位以色列女星盖尔·加朵（Gal Gadot）的“加朵”。“加朵”在希伯来语里是“两岸”的意思。这是来自于以色列右翼的一个著名口号：“约旦河有两岸，这一岸是我们的，那一岸也是我们的。”一个姓氏的改动就是一次政治宣言：“我不再是那个东欧小镇上的格拉奇了，我是这片土地上那个要拿下两岸的格多特。”

然后他们做的第三件事非常硬核，那就是改造身体（Body Transformation: 强调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塑造强壮阳刚的民族形象）。2000多年来，犹太男人在欧洲文化里的形象都是那种苍白、瘦弱、手无缚鸡之力的。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看到这个形象就浑身不舒服。于是他们专门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肌肉犹太教（Muscular Judaism: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强调体能和力量，反对传统书生形象的思潮）。犹太人必须重新有身体、有力量、有男人的阳刚之气。所以那些新移民就被组织起来做农活，做各种军事操练，一切都是朝着把书呆子变成战士这个方向走。

到了20世纪初，一个新的犹太人类型的确出现了，他们被叫做萨布拉（Sabra: 以色列本地出生的犹太人，象征外表坚硬内心柔软，像仙人掌果实）。萨布拉是以色列荒漠里一种仙人掌的名字，外面全是刺，里面是甜的。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给自己定的一个自画像：你们别碰我，碰了我一定扎你，但真的走到里面，我也是可以很柔软的。

然后他们做的第四件事是改造育儿方式（Child-rearing Transformation: 倡导早期独立、吃苦耐劳和集体抚养，培养战士精神）。过去那些流散的犹太人家庭是那种高度保护型的，犹太妈妈的典型形象就是那种总想着孩子要多吃一口、多穿一件、多休息一会儿的形象。但是新以色列的这种育儿路线就正好反过来了，那就是孩子要早点独立、要从小吃苦、要住集体宿舍。以色列以前有一种很有名的集体农庄，叫做基布兹（Kibbutz: 以色列的集体农业社区，早期实行集体抚养），基布兹里的孩子就是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他们是统一睡在儿童之家，是集体抚养的。整整一代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独立的、你是强壮的、你是随时都能够上战场的。这很有一点斯巴达那个味道。

弗洛伊德的洞察：老灵魂的逆袭

那么这样一场人格改造工程有多成功呢？拿开头说的那些外国政治家的评语词汇表：咄咄逼人、傲慢、顽固、不妥协、爱较劲。你拿这些词去形容那些流散犹太人（Diaspora Jews: 长期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心理特征受流散历史影响），那几乎全是要反过来的：流散犹太人是谨慎的、卑微的、善于妥协的、温顺的。也就是说，真的是短短的几代人，一个民族就几乎把自己改造成了自己的反义词。

这个人格改造工程真的被他们做到了七成八成。中国人爱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以色列人偏偏就给改了。只不过，没有彻底地改干净。那个被建国者们已经宣判死刑的老犹太人，其实并没有真的死掉。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奥地利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精神分析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洞察，那就是你越是用力地去压抑一个东西，它就越会换一个形式回来。你把一个念头摁进了你的无意识里，把它一脚踢进了地下室，它并不是消失了，它是在那等着，等你哪一天疲惫了、受惊了、你的警觉松懈了，它就从底下涌上来，用你意想不到的姿势来逆袭。那个老的犹太灵魂就是这种情况，它只是被推进了地下室，被暂时关起来而已。但这是一个2000年的老灵魂，即使被封印，它的能量也几乎是跟新造的灵魂旗鼓相当了。

结果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同时长在了一具身体上，这两个灵魂每时每刻都在扭打，每个以色列人的内心都时刻在爆发内战。这就是他们性格里各种“拧巴”的根源。格拉奇把以色列人的这种心灵内战拆成了三个层次，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心灵内战第一层：自恋与自我憎恨的交织

第一层是，很多以色列人都是既极度自恋又极度自我憎恨。

首先，他们表面上非常自恋。你在饭桌上听以色列人聊天，他们会说：“美国人太天真，欧洲人太虚伪，阿拉伯人就更别提了。”他们相信自己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院、最牛的高科技公司、最有道德的军队。这种“我们最牛”的优越感，很多时候是写在脸上的。

但是，你只要把这一层外表的金漆轻轻一刮，那下面露出来的就是一层深到骨子里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 对自身族群或身份的厌恶，常源于内化的外部歧视）。同样是以色列人，私底下聊自己同胞的时候，用的词是贪婪、势利、小气、爱耍滑头，几乎跟反犹刻板印象（Anti-Semitic Stereotypes: 对犹太人的负面偏见和刻板印象）一字不差。

格拉奇说，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在纽约或者柏林打车，上车之后，如果发现司机居然也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他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哦！不！”所以，那种表面的自大炫耀、那种“我配得上一切”的气焰，不是来自于真正的自爱，恰恰相反，它是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怀疑（Self-doubt: 对自身能力或价值的深层不确定感）。这是2000年来被歧视、被驱逐、被追杀留下来的，那种怎么都擦不掉的自我怀疑。这部分就是那个老灵魂的底色。

心灵内战第二层：哭着开枪的受害者情结

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心灵内战的第二层，那就是开头说的“哭着开枪”这种矛盾而特别扎眼的心态。哭着开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哪怕那个时候他是正处在攻击者或者加害者的位置上，他们也会同时非常坚定地相信自己才是受害者。这是一种更深的错位（Displacement: 将自身行为的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或受害者身份）。

我们开头说到那些下手毫不留情的士兵，转头就为他们自己哭泣。现实把他们推到了攻击者的位置，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坚决不接受自己是一个加害者，因为这个位置早就已经被另外一个恶魔占据了。这其中关键的一个拼图，就是二战的纳粹大屠杀（The Holocaust: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建国初期的以色列人其实是羞于谈论大屠杀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们前面说过的新希伯来人（New Hebrew: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塑造的强硬、阳刚、自力更生的犹太身份）的价值体系，这些在欧洲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就是一些被牵去屠宰的羊，就是活生生的那种旧犹太人懦弱的证据，就是新以色列人要抛弃的反面教材。

那段时间，从波兰、匈牙利逃到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会被以色列当地的小孩嘲笑，会被社会默默地排挤。这个心结是1961年艾希曼审判（Eichmann Trial: 1961年以色列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公开审判）之后才慢慢打开的。艾希曼是纳粹的头号犹太人屠夫，就是他负责把数百万犹太人遣送到灭绝营。那场公开审判持续了9个月，几百名幸存者第一次在全国面前用细节讲述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经历。以色列当时全国14岁以上的人口里，60%以上都收听了这场审判，整个国家坐在收音机前集体流泪。

这个民族终于接住了自己一直拒绝接住的那段创伤。但这段创伤一旦被正式纳入了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荣格理论中指人类共享的、世代相传的心理结构），那么哭着开枪这种心理结构就被彻底地焊死了。

“我们经历过那样的事，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受害方。我们今天手里的枪，只不过是为了不再经历那样的事，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反击，我们甚至会主动出击。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也无法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加害者。”因为加害者这个角色，我们早已在集体记忆里把他发配给纳粹，也通过纳粹发配给了所有那些加害过犹太人的恶魔了。这个加害者的位置，在以色列人的心理剧本里，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轮到自己的。

贝京主义与奥斯维辛边界：历史滤镜下的对外政策

这种心理结构最精准的一次外交表达是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 以色列前总理，以强硬政策著称）下令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事后他得给国际社会一个解释，他脱口而出的原话是：“我们必须保护那150万在毒气室里被屠杀的犹太儿童。”

1981年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跟1940年代的奥斯维辛（Auschwitz: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毒气室之间隔了40年，它们是两种威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现实。正常政治家是不会把它们放在一个句子里的，至少要加一些过渡、加一些类比。但是在贝京的嘴里，它们就是一件事。这是那个老灵魂（Old Soul: 指长期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形成的民族精神）在说话。贝京其实就是在哭着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受害者必须开枪。”

还有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例子，以色列被公认为最温和、最国际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 以色列著名外交家，以外交辞令闻名）给1967年之前的以色列国境线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奥斯维辛边界（Auschwitz Borders: 形容以色列1967年前的边界如同奥斯维辛一样危险脆弱，不可退让）。这个说法后来被以色列的右翼翻来覆去地引用。既然这是一条像奥斯维辛一样的边界，那我们就绝对不能后退。你看，是同样的逻辑，每一条可能后退的线，都被想象成了通往毒气室的那扇门。

你会发现，以色列面对任何当代威胁，都是带着2000年的流散滤镜（Diaspora Filter: 指犹太民族在流散历史中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解读方式）在处理的。萨达姆的导弹还没有飞过来，他在以色列的媒体里就已经是现代希特勒（Modern Hitler: 以色列将对其构成威胁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强调其威胁性）。伊朗总统只要放一句狠话，大屠杀这个话题就会立刻登上以色列的头版。外部威胁是真实的，但它在以色列人心里的那个放大的倍数，是那2000年的流散记忆提供的。

这就解释了全世界可能都很困惑的一件事，那就是以色列人给人的那种双重印象：他们明明实力上就是一个霸气外露的中东军事强权，可是他们话里话外却永远都是在说“我们在挣扎求生”。这不是公关话术，他们是真心这么觉得的。他们每一次对外动手，都带着同一种姿势：手里是枪，眼里是泪。

心灵内战第三层：反应过度与先发制人

这种“我永远都是受害者”的内心信念外化成行为，会变成什么样呢？这就是第三层了，那就是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在面对威胁时采取超出实际需要的强烈回应）宁愿多动一次手，也绝不等对方出手。

贝京1981年那一次轰炸伊拉克，除了留下刚才那句非常著名的解释之外，还留下一个主义，现在就叫做贝京主义（Begin Doctrine: 指以色列对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敌国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政策）。那就是只要哪个敌国有可能造出能够威胁以色列存在的武器，那以色列就赶在它造出来之前，就把它摧毁，也就是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 在对方发动攻击前主动出击，消除潜在威胁）。甚至是在对手产生念头的那一刻，就先发制人。

贝京发出轰炸指令的时候，伊拉克那个反应堆当时还没有建好，连核原料都还在路上。这个主义后来就被反复地使用。2007年，以色列空军把叙利亚的一个核设施给炸了。2010年之后，针对伊朗核计划的那些网络攻击、对伊朗核科学家的暗杀，背后都是同一个逻辑。旧犹太人的生存策略是躲、忍、等，而新以色列人的生存策略是看见威胁的影子就开枪。

但这一枪问题也来了，它打出了新的敌人。你把一个国家的核设施给炸掉，把这个国家的科学家给暗杀掉，对方国家的下一代的仇恨就这么被点着了。仇恨长大变成新的威胁，回头又逼着以色列再一次先发制人。这是一个越抽越紧的死结。

宏观上是这样，微观生活里也是同一个逻辑。和以色列人谈生意、谈外交，他们对任何提议的默认反应都是“不”，哪怕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会先立场强硬，让对方退让。一开始如果就配合的话，那就是当冤大头了。既然认定这个世界随时都准备算计你，那么绝不被算计，就成了一种永远都不能够被放下的肌肉记忆（Muscle Memory: 形容一种深入骨髓的、无需思考的习惯性反应）。现在你可以理解开头说的“我偏不”那种心态了。

拧巴的根源：杀不死的旧灵魂

把刚才的这几层加起来，你就能够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拧巴”了。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那个他们拼命想杀死却怎么也杀不死的老犹太灵魂（Old Jewish Soul: 犹太民族在流散历史中形成的集体心理特征，包括脆弱、警觉和无力感）。他们那种哭着开枪的心态，他们那种先发制人、处处抬杠的做派，这些东西折射出来的其实都是内心这一个流散了2000年的老犹太灵魂的各种惶恐和不安。

讲到这儿，我想插一段闲话。我的老观众老读者都知道，我以前写过一大堆《进击的巨人》（Attack on Titan: 日本漫画作品，以其对自由、战争、民族矛盾的深刻探讨而闻名）这个日本动漫的分析，还挺有名的，学以色列人自恋一下。

《进击的巨人》这个漫画里，那群被全世界仇恨、被关进收容区、带着臂章、走到哪里都被钉上原罪标签的艾尔迪亚人（Eldian: 《进击的巨人》中被歧视和囚禁的民族，拥有变为巨人的能力），它的原型就是欧洲的犹太人。这一点漫画作者谏山创自己没有明说过，但基本上是读者的共识。但是我最近读完《哭着开枪》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部漫画跟真实的犹太民族对应得有多深。

漫画里，墙外那批被收容、被歧视的艾尔迪亚人活的就像是2000年里流散的那些旧犹太人。而书里那一群岛上的、在那个围墙之内生活的、自己当家做主、刚硬好斗的艾尔迪亚人，他们不就是现实里在20世纪初被深造出来的萨布拉犹太人（Sabra: 以色列本地出生的犹太人，象征外表坚硬内心柔软，像仙人掌果实）的翻版吗？而且书里两群同胞之间那种又血浓于水、又相互鄙视的气氛，跟我们前面提过的以色列人面对自己流散同胞时的那种复杂情绪，几乎完全是相同的一种气味。

而最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是，这部漫画最后的大高潮，也就是主角艾伦最后发动的那场地鸣。地鸣是什么？它不就是哭着开枪的极致化终极版吗？艾伦这个艾尔迪亚人的孩子，他相信只要敌人还活着，自己的族人就永远不会安全。于是他就动用了他的绝对力量，把先发制人和“我永远都是受害者”这两条逻辑同时推到了尽头，下令踏平整个世界。一边是巨人地动山摇的脚步声，一边是这个孩子内心哭得撕心裂肺。你说这画面跟贝京1981年那一句“我们必须保护那150万在毒气室里被屠杀的犹太儿童”有什么区别？谏山创这位作者太可怕了，他是怎么在20多岁就构思出这个故事的。

好，我们闲话说完，回到正题。谏山创这样一个外国人可能凭着讲故事的本能，就摸到了这块心理拼图。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那个旧犹太人的老灵魂顽强得吓人。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杀不掉它呢？表面上看，当然是工程难度太大，不到100年的新以色列怎么可能抹掉2000年的历史记忆呢？但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原因更加直接，那就是以色列今天的地缘现实（Geopolitical Reality: 特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及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滋养那个老灵魂。

地缘现实：老灵魂的持续滋养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以色列建在了哪里？中东。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视它为死敌。东边的约旦虽然签了和平协议，但是国内六成人口是巴勒斯坦裔，风向一变，谁都说不准会怎么样。西边的加沙在哈马斯（Hamas: 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政治军事组织）手里。以色列本土内部还有近200万阿拉伯裔公民，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有所保留。再拉远一点，700公里外的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实力上都真的可能要了以色列的命。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加天津还小一点。从东边边境开车到西边的地中海海岸，不堵车的话大约只需90分钟。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战略纵深。一次大规模的突袭，理论上就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让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以色列建国的第一天，周围5个阿拉伯国家联军就开进来了。从那之后的70多年里，战争就没有停过：1948年的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 以色列建国后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Suez Crisis: 1956年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的军事行动）、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Day War: 1967年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的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Lebanon War: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还有两次巴勒斯坦起义（Palestinian Intifada: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和历次加沙战争（Gaza Wars: 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间的冲突）。

所以，以色列同时是地区军事科技霸主和一个随时可能被灭国的小国，这两件事都是真的。这个地缘政治现实（Geopolitical Reality: 特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及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本身就是最深的“拧巴”。所以那个本来要被删掉的老犹太人的那些心理特质：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 对潜在威胁保持高度警惕和敏感）、“人人想要灭我”的那种叙事，这些恰恰就是这个新环境里最需要的心理特质。老灵魂（Old Soul: 指长期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形成的民族精神）死不掉，因为喂养它的养料从来都没有断过。

向死而生：用尽全力去活的民族精神

那么每天生活在这种现实里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 以色列著名作家，作品常关注以色列社会和冲突）有一次在以色列的一个咖啡馆里，听见隔壁桌的一对年轻夫妇在跟朋友聊他们打算要几个孩子。她听见那个丈夫说：“我们要生三个，不是两个，要三个。这样万一其中一个被杀，就还剩两个。”

这是整本书让我觉得最惊心动魄的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年轻人在咖啡馆，在他的爱人身边跟朋友说的一句话。他明明是在谈论自己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常识。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死亡就在不远处。

有一位以色列军方的心理学家告诉格拉奇，有几十万以色列男性都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经历创伤事件后出现的精神障碍）。他们做噩梦、情感麻木、焦虑抑郁。这个数字如果换算成中国的人口规模，那就相当于上亿人。这是这个民族的心理底色里最黑的那一笔。

但是同一个底色，也孕育出了让世界惊叹的另一半。格拉奇说在以色列，空气里不只有紧张和冲突，还有兴奋和活力。当死亡从来都没有离意识太远，那么以色列人就不是自然地活着，而是每天都在选择活着（Choosing to Live: 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主动选择积极而有意义地生活），而且是用尽全力去活。整个国家都充满了一种对意义的强迫性追寻。因为死亡就在背景里，所以活着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充满意义、必须用力、必须值得。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文化产出，在艺术、商业、高科技、文学、音乐、科学、军事，在每一个文化、科学、科技的领域，他们的产出都是严重不成比例的高。一个全球人口排名第101位的小国，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它说出的作家、电影、音乐、科技公司，让你觉得它像是一个3亿人口的大国，但它的人口其实只有900万，还不及我生活的这个在人口规模上在中国都排不上号的中型城市。

创业国度：重启与抱团的柔性“哭着开枪”

大家都爱说以色列是一个创业国度（Startup Nation: 形容以色列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的杰出表现），说他们聪明、会做生意、有犹太人的天赋。但是格拉奇给了一个更深的解释：他说他们那么爱创业、那么会创新、那么不怕重新开始，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重启（Rebooting: 指不断重新开始、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重启语言、重启国家、重启身份，每一代人都还得在内心重启一次安全感。

一个民族从2000年的流散开始，就从来没有一个可以长期依靠的稳定外部秩序。所以他们特别擅长的事情，就是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从0到1创办一家公司，可能对于大部分民族来说都是一件需要鼓足勇气的事，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整个民族就是从0到1这件事做了无数次的集合。

经济学家布鲁诺·博卡拉（Bruno Bocara: 研究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学者）有一次问一群以色列的创业者，怎么样描述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家。他本以为会听到像是“民主国家”、“中东小国”这样的一些常规的答案，结果对方脱口而出说：“我们是一家运行在小镇里的创业公司。”

这个“小镇”就是东欧那种叫做施泰特尔（shtetl: 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小镇，象征流散时期犹太社群的抱团取暖）的犹太小镇。2000年的流散史里，犹太人被关在一起，靠彼此取暖，随时准备被屠杀的那种小镇。今天，这群站在科技最前沿的以色列人，居然就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我们还生活在那个小镇里，只不过这个小镇现在正在做创业。”

流散的恐惧（Fear of Diaspora: 对流散历史和潜在迫害的集体恐惧）和创业的冲动（Impulse to Innovate: 源于生存压力和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创新动力），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正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做点东西出来；正是因为外面全是敌意，所以我们才必须抱团拼命。这何尝不是一种柔性版的哭着开枪（Crying While Shooting: 指在攻击者的位置上，却坚信自己是受害者的矛盾心态）。

这种小镇的底色，在以色列一个叫做库姆兹（kumsitz: 以色列的一种社交活动，指一群人围着篝火唱歌聊天）的活动里体现得最充足。就是一群人围着篝火弹吉他、弹到深夜。这是以色列的社交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环。社会学家奥兹·阿尔莫格（Oz Almog: 以色列社会学家，研究以色列文化和军事社会学）说，这种圆圈文化（Circle Culture: 早期拓荒者形成的抱团取暖、互相依赖的社群文化）的源头，是最早那一批拓荒者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全留在了欧洲。他们到了这样一片陌生又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家。原来的家没了，我们就围成一圈，把彼此当成家。

而直到今天，他们骨子里还是那群刚到新土地上的难民，还在把身边的人当成家人，还在担心一觉醒来家就没了。每天活在死神旁边，所以每天都用尽全力地聚在一起，用尽全力地活着。这就是向死而生（Living Towards Death: 面对死亡威胁，选择积极而有意义地生活）最温柔的那一面。当然，如果他们在国外打车时遇到的司机是同胞，他们还是会说：“哦，不。”

民族心理的镜像：以色列与另一古老民族

这就是格拉奇笔下的以色列人。新老两个灵魂挤在一具身体里，既彼此厌恶，又彼此需要。他们每天活得很分裂、很“拧巴”。这种“拧巴”甚至在为他们制造自己新的敌人，为自己挖出新的绝境。他们用先发制人对待邻居，邻居就用下一代的仇恨来回敬他们。老灵魂因此被一次一次地重新激活，永远都关不掉。但你也不能说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做过一场不可能完成的心理手术（Psychological Operation: 指通过大规模社会改造来改变民族心理结构），而他们现在也被困在不允许这个手术完成的环境里。而他们不但每天活得像没事人一样，还把日子过得惊天动地。

读完这本书，我很难不想到一件事，我猜你大概也注意到了：犹太人是用上帝选民这套叙事来消化他们被迫害2000年的历史。而几千公里外的另一个古老民族，用5000年文明中心这套叙事，来消化近200年来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屈辱。

同样是一边自傲，一边自惭形秽，同一个心理公式（Psychological Formula: 指不同民族在相似历史背景下，形成相似心理机制的抽象模式），只是代入的历史参数不一样。以色列人的那种生存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 对民族生存和未来的深层忧虑）是朝外的，敌国环伺的现实、大屠杀的记忆。而另外那个古老民族同样有非常强的生存性焦虑，只不过它往往是朝内的，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治乱循环，是个人在巨大的权力面前的不确定性。方向相反，但是骨子里的那一股底层的警觉是同款的。

不安全感（Insecurity: 源于历史和现实威胁而产生的深层焦虑）同样也映射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搞关系、卷孩子、攒钱、买房，都是带着那股劲。以色列人是一个老婴儿，他们那个老灵魂是被迫害的2000年磨出来的，而新灵魂（New Soul: 指通过社会改造和民族建构塑造出的新精神面貌）是100多年前从零打造的。他们今天每一次动手，都在哭着开枪。那我们呢？

好，这本《哭着开枪：以色列人的心理困境》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