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崛起与社会活力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探讨日本新任女首相与中国的“土皇帝”所传递出的不同信息。几天前，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 日本政治家，曾任总务大臣、政策调查会长等职）当选日本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性最高领导人。尽管外界对其政治倾向有右翼乃至极右的评价，但今天我们暂不讨论这些，而是聚焦于她当选首相这一现象本身，它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尤其是与邻国的“土皇帝”相比，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出现，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反差。

高市早苗出生于1961年，年轻时颇为叛逆，曾是重金属乐队（Heavy Metal Band: 一种摇滚乐风格，以强烈的吉他失真、快速节奏和响亮音量为特征）的鼓手，并热爱骑乘重型摩托（Heavy Motorcycle: 指大排量、高性能的摩托车，在台湾常被称为“重机”）。可以说，她年轻时活力四射，而她的学生时代也正是日本社会充满活力的时期。

一位在日本担任律师的朋友曾提到，日本公路上重型摩托的数量日益减少，这或许反映出日本年轻一代的活力不如从前。近几年，我曾多次在日本和台湾骑行或徒步，发现日本公路上的重型摩托车确实比台湾少，当然也远不及美国。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路上遇到的许多骑手都是中老年人，鲜有年轻人。激情、活力，再加上一点点叛逆，这本应是年轻人应有的姿态。青春是人生起步阶段最宝贵财富，若缺乏激情、活力和些许叛逆，坦白说，人生刚开始就如同虚度。

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对年轻人的打击最为沉重。在任何国家，经济泡沫破裂、缺乏财富积累、被深深“套牢”且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都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日本政界似乎也成了“被套牢”的一代，在躺平（Lying Flat: 中国网络流行语，指年轻人面对社会压力选择放弃奋斗、降低欲望的生活态度）与挣扎之间得过且过，如此反复。整个日本似乎都变成了一个被“套牢”的国家。那么，高市早苗当选日本历史上首位女首相，会不会成为一个“解套”的契机呢？

现在做出完全肯定的判断，无疑为时尚早。然而，从这几天日本民众的反应来看，高市早苗至少让许多年轻人看到了“解套”的希望。根据**《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民意调查，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高达71%，其中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支持率更是高达80%，比她的前任石破茂**（Shigeru Ishiba: 日本政治家，曾任防卫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高出5倍，石破茂在同一年龄段的支持率仅为15%。不仅在年轻人中，高市早苗拥有压倒性的支持率，在40岁到59岁的中年人中，她的支持率也高达75%，比前任高出2.5倍，石破茂在此年龄段的支持率仅为29%。高市早苗与外界对日本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反差，上述民调数字似乎也表明，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年一代，不愿继续被“套牢”，不愿继续生活在过去30年的僵化轨道中。

高市早苗年轻时的经历——重金属乐队鼓手、热爱重型摩托，以及她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加上一些与年轻选民和中年选民情绪合拍的政治主张，使她脱颖而出。她鲜明的个性和叛逆经历，先是叛逆传统，然后又叛逆反传统，在日本那种高度秩序化的**“建前”社会**（Tatemae Society: 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概念，指一个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观点，通常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和符合社会期望，与“本音”即真实想法相对）中，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高市早苗面临诸多挑战，她的执政能力有待经受考验，在这方面，各种媒体都有分析、猜测和预估。几个月后，这些分析大部分会被证实或证伪，人们只需一点耐心即可看到结果。然而，有一点现在就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这样一位有个性的女性当选日本首相，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一个人的价值是多维度的。你可以拥有激情、爱好和野性的一面，这与你最终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冲突。这对那些感觉已被“套牢”、感到压抑和迷茫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充满了吸引力。

活力四射、出格叛逆、直言不讳，并能在体制内取得成功，并非非此即彼、二选一的局面。你无需为了进入体制，从小就变得循规蹈矩、装模作样、老奸巨猾，彻底磨平自己所有的人生棱角。这无疑是对个性价值的一种肯定。

从人口结构上看，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社会。然而，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中，一位曾经叛逆、曾经“酷”过的女性，依然能够登上政治阶梯的顶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日本尚未老到彻底丧失生命力，尤其是与那个“土皇帝”统治下的邻国相比。

中国“土皇帝”体制下的年轻人困境

再看一眼北京那位“面无人色”的“土皇帝”，以及他手下那群“面无人色”的老男人，那种“上去就下不来”的原始落后统治方式，给外界、给中国人，尤其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呢？

许多人生刚起步的中国人，以及许多已到中年的中国人，这几年都有一种被深深“套牢”的感觉。他们或被动“躺平”，或主动选择“躺平”，看不到出路，也看不到希望。这并非他们的过错。

十几年前，中国的社会氛围并非如此。那时中国曾充满活力，也有许多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和充满信心的中年人。然而，十几年前，中国的社会氛围发生了逆转。

这种逆转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土皇帝”，通过“拼爹”和“装孙子”上位，一旦上去就赖着不下来。“皇帝太监政治”重新回归，政治人物再次变得“面无人色”，不说人话。

这种格局、这种统治方式，给中国年轻一代传递的信息相当明确：任何个性、任何活力激情、任何棱角都是危险的，更遑论叛逆。在一个“面无人色”的“土皇帝”终身统治的国家，说人话、有“人色”的正常人在体制中不再有出头之日。

他等于在告诉中国人：无论你能力有多大，只要我还活着，你们都是我的太监、家奴、长工、韭菜。如果你想进入体制，就老老实实地从小把自己变成一个“面无人色”、不说人话的政治太监。你要是不服，就早点洗洗睡吧。

这种“拼爹装孙子”的体制内晋升路径，这种“上了台就赖着不下来”的固化体制，堵死了中年人晋升的道路，也将大部分年轻人堵在了体制之外。十几亿人对此无可奈何，或根本就觉得无所谓。

这种无力感、这种挫败感弥漫整个社会。许多年轻人意识到，无论你多么有活力、多么有才华，那条向上的路，尤其是进入体制的路，已经被堵死了。人生已被死死“套牢”，活力耗尽，才华耗尽，即使“内卷”至死也无法“解套”。

有些人活力耗尽，人生却原地踏步，甚至像上了滑梯一样身不由己地往下滑，他们不得不“躺平”以减缓下滑的速度。另一些人则不愿再无意义地空耗活力，主动选择“躺平”，为未来积蓄力量。

于是，整个社会就丧失了活力，毫无起色、毫无生机，这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面对一个堵塞了上升通道的“皇帝太监”式终身权力结构，年轻人自然会问：“我活力四射给谁看啊？”

表现出个性活力，不但不会增加上升的机会，反而会被体制视为污点，成为被别人抓住的把柄或“小辫子”。正常的年轻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变成太监；既然不变成太监就没有上升的机会，那就“躺平”，那就“摆烂”。

与“面无人色”的“土皇帝”和他的太监群体保持距离，既然奋斗无望，不如放弃活力，在最低限度上保持生存，至少暂时不得不如此。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果还没有被党国的“家头教育”塑造成“二傻子”，

如果他有选择的话，是想生活在一个“皇帝太监”终身执政的国家，还是想生活在一个重金属乐队鼓手、重型摩托骑手也能当首相的国家呢？在中国这种“皇帝太监”体制中，个性、叛逆、出格、不同寻常的爱好、反传统的生活方式，都被视为污点，不仅是生活污点，更是政治污点。

这种“土皇帝加太监”的封闭社会，其整个体制、所有安排都在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只要我还活着，你们的未来就是属于我的。”这简直是年轻人的地狱。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更让人看清了中国的问题所在。

公民政治与血统政治的差距

高市早苗内阁中有两位女性大臣：一位是片山皋月（Satsuki Katayama: 日本政治家，曾任地方创生担当大臣、参议院议员等职），担任财务大臣；另一位是小野田纪美（Kimi Onoda: 日本政治家，曾任防卫大臣政务官、参议院议员等职），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小野田纪美并非出生在日本，而是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她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

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女性能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部长，这在“土皇帝加太监”体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现代政治是公民政治（Civic Politics: 指以公民权利和义务为基础，强调公民参与、平等和法治的政治模式），不再是血统政治（Bloodline Politics: 指权力继承或政治机会主要基于家族血缘、出身而非个人能力或公民身份的政治模式）。日本社会虽然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但至少在制度层面，已经不再是血统政治，而是公民政治。

今年7月，中国出生的石平（Shi Ping: 旅日华人评论家、政治学者，后加入日本籍）当选日本国会参议员，这在没有突破传统血统政治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石平是他的校友，而且还是一个系的。我查阅了他的履历，他确实是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加入日本籍，成为日本公民。

在日本，一位成年后入籍的中国人可以被选为国会议员；而同一时代的中国，却在大讲**“红色基因”**（Red Gene: 中国政治语汇，指革命先辈的血脉传承和政治忠诚，强调出身和意识形态纯洁性），不仅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没有政治机会，甚至没有“红色基因”的中国人也只配做“土皇帝”的太监家奴。这两种体制、这两个国家，虽然都处于东亚的同一个时空，却不在同一个文明水准线上，政治文明相差了好几个时代。

这就是血统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差距。石平和小野田纪美的履历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没有像中国的“土皇帝”和一众官员一样，拥有见不得人的“假博士”学历。无论他们出生在哪个国家，只要他们入籍成为日本公民，日本的政治制度就允许他们参选议员，选民也接纳他们，投票将他们选入国会。

小野田纪美还被高市早苗首相任命为内阁大臣。她担任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并非一个边缘职务，而是一个核心职务。在当前中日博弈、中美博弈、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对日本步步紧逼的大背景下，这个职务在日本国家安全方面可以说举足轻重。

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女性，在日本政府中担任这样一个核心部门的职务，而且这种内阁任命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认可，她的非日本出身、非日本血统并没有成为阻碍她从政的“原罪”。这说明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在接纳现代公民政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反观中国，海外背景、海外关系却成了中国人从政的“原罪”，成了不可靠、不纯洁的代名词，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如果一个中国公民出生在美国，父亲是美国人，现在别说进入中国政府担任部长，就连当市长都没有机会，他不可能通过政治审查。

在中国这种原始落后的“土皇帝加太监”体制中，政治机会不是建立在公民身份上的，而是仍然像古代社会一样建立在血统之上。它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它是一个血统社会；它不是公民政治，它是血统政治。

与日本这个相对开放的体制相比，中国是一个基于党性和人身依附的封闭体系。它的权力核心只能容纳一种人：那种背景单调、履历单一、在体制内按部就班熬上来、对“土皇帝”绝对效忠的“太监性官僚”。

在这种体制中，官员与家奴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制度僵化死板，没有包容性，没有弹性，将有能力、有个性、背景多样的人才完全排除在外。中国的三个东亚邻居——日本、韩国、台湾都完成了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指在宪法框架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并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的政治制度）转型，而中国人仍然在“皇帝太监”的笼子当中打转。

经济发展了几十年，体量增大了，还要把这种体制出口到国外。许多中国人重新把自己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做着“世界第一”的黄粱美梦。然而，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的第一步，中国还没有迈出去，这第一步就是宪政民主化。这道坎若不过，中国就会一直在现有的“皇帝太监”体制中“撞完南墙撞北墙”，直到某个节骨眼上“宕机重启”。

这就是所谓的朝代更替、治乱循环的老套路。日本产生了第一位女首相，而中国的“土皇帝”终身执政结束之日遥遥无期，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又要被蹉跎掉了。

女性地位与历史的演进

这些年，一直听到有中国人说日本女性地位低、韩国女性地位低、台湾女性地位低，西方也有一些左派学者论证毛主席（Mao Zedong: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在中国实现了男女平等。然而，现实情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周边这三个被认为“女性地位低”的邻国都出现了女性国家元首，而“女性地位高”的中国现在却连个核心部门的女部长都没有（当然，这里的高和低都是加了引号的）。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后，我在推特上发了个简短的帖子，就女性参政发表了些感慨，无意中激发了一些人的“中国式条件反射”。

有一位反驳说，美国也没有女总统，跟中国“半斤八两”。美国没有女总统不假，但是2016年美国女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美国政治家，曾任国务卿、参议员，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得票比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还要多，只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才落选。

更重要的是，美国女性的参政机会和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中国女性没有可比性。只讲几个最直观的侧面：美国女性105年前就在全国获得了宪法保护的选举权，在那之前更早，许多州的女性就已拥有选举权。女性在美国政府中曾担任或正在担任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等核心部门的职务。

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4名是女性，51名女性曾担任过美国的州长，现任州长中也有13名是女性。在女性地位和权力方面，中国连美国的“尾气”都吸不到。也有人反驳说，中国也有吴仪（Wu Yi: 中国政治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Sun Chunlan: 中国政治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女性副国级领导。

这种认知相当奇特，是用例外反驳常态，用个案否定系统。这就好比别人做“大葱炒肉”，他炒白菜放几颗葱花，就说自己的菜里也有葱。正常人不会把放了葱花的炒白菜当成大葱炒肉，哪怕多放几颗葱花，炒白菜仍然是炒白菜，这是正常认知。

看到别人“大葱炒肉”，却说自己菜里也有葱花，这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奇特认知。认知决定命运，奇特认知决定了奇特命运。这几十年，西方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头脑混沌的学者，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方说有西方学者说毛主席让中国实现了男女平等。

证据就是当时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以及当时官方树立的妇女典型形象“铁姑娘”。毛主席的执政特点是把所有国民，包括官僚，不分男女，都不当人，都当牲口使唤了。

他让男男女女都拼命去干活，把男男女女的权利都剥夺得一干二净。毛的宣传说旧社会不拿女性当人，这可能没有错。问题是，在新社会，毛不但不拿女性当人，他拿男性也不当人。

一些西方学者说毛主席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逻辑相当奇特。这等于是说，只把女性不当人是女性社会地位低，现在把男性也不当人，这样男女就平等了，就说明女性社会地位高了。

这几十年，西方学界制造了太多这种学术垃圾。一些中国人自己还拿着当学术产品介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自娱自乐，不疼不痒。但那些拿这种垃圾当学术介绍的中国学者，天天在中国生活，难道也不知道中国女性的地位是高是低吗？

他们更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女性在政界的地位和中国女性现在的参政情况。有一千多年时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都处于封闭状态，“皇帝太监”、“男尊女卑”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男性对女性的态度越来越变态，尤其是体现在缠足（Foot-binding: 中国古代对女性的一种习俗，通过用布条紧紧缠绕脚部，使其畸形变小，被视为女性美的象征，但对女性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上。对女性身心的这种变态摧残，在世界各地的成熟文明中都十分罕见。

中国的反缠足运动，正是从**“西风东渐”**（Western Influence Spreading Eastward: 指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科技等传入东方，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进程）开始的。晚清时期，不少欧美传教士进入中国，深入内地基层社会，是他们开风气之先，反对女孩子缠足。

1902年，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 晚清的实际统治者）颁布谕旨，说缠足有伤造物之和，她劝喻汉族臣民移风易俗，别再逼女孩子缠足。但效果甚微，只有一些开明绅士和沿海城市受西方影响的家长不再强制自己的女儿缠足。

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Sun Yat-sen: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国父）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禁止妇女缠足。但是民间依然“照缠不误”，家长“为了女儿好”仍然逼着她们缠足。当然，“为了女儿好”是加了引号的，为什么说是为了女儿好呢？因为一个大脚女人在当时的婚姻市场上是被人嘲笑的“残次品”。

在遍地文盲的地方，人民在历史的囚笼中靠习俗生活，缠足陋习又持续了几十年。中国最后一家小脚鞋厂是直到1999年才关闭的。中国最早兴起的有组织的反缠足运动还跟日本有关，是在日治时期的台湾。

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殖民政府把妇女缠足、男人留辫子、吸鸦片作为三大陋习，组织民间发起了“天足运动”，缠足妇女开始逐年减少。

1915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府颁布法律严令禁止缠足，并纳入保甲责任制（Bao-Jia Responsibility System: 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制度，以户为单位，实行连坐和互相监督，后被殖民政府用于强制推行政策）强制执行，缠足陋习在台湾迅速消亡。到了今天，在女性参政方面，中国别说吸美国和日本的“尾气”，连吸台湾的“尾气”都吸不到。

台湾政坛女性众多，前任总统是女性，现任副总统是女性，国会立委（Legislator: 立法委员的简称，指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有40%多是女性，无数县长、市长、镇长是女性。从女总统到女立委，再到女市长、女县长、女镇长，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上去的。

他们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自立、自强这些现代文明人的素质，以及选民对他们的认可和支持，显然都不是出自原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而是“西风东渐”带来的社会开放和政治的民主化。

从慈禧太后颁布谕旨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满清朝廷早就被推翻了，民国也被打垮跑到台湾去了。然而，一道又一道的墙在中国却越建越高，把“西风”挡在外面，政治民主化仍然是天方夜谭。十几亿男男女女的权力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中国女性不用缠足了，不用裹小脚了，但是“裹脚步”却还没有成为历史。许多男女只是把“裹脚步”换个位置，裹到自己脑袋上去了。在“土皇帝”复辟终身制、官员“太监化”的奇异时段，上上下下都被“套牢”在这个没有未来的体制中。年轻人还能做什么呢？还是选择“躺平”吧。

在有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躺平”，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积蓄力量，比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被迫“躺平”要好得多。如果你选择“躺平”，别忘了手里要握住取消“躺平”的开关。当机会窗口真正开启的时候，要记住打开那个开关，这是主动“躺平”的意义所在。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