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李治霖，是益盒CharityBox这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我们专注于思考如何让大家的公益行动变得更加理性和有效。

不过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还是想先说一个最近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揪心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香港大埔的火灾。我曾经在香港学习、工作和生活很多年，也住过楼层很高、楼龄很长、楼间距很窄的房子。所以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在看到大火吞噬这个大楼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们会替里面的人感到绝望，会替他们的亲友感到哀伤。我们甚至会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也是被困在楼里的人，衣不蔽体，需要人的帮助。我就会想，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应该伸出援手。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公益人。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每次我们一想到公益的时候，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都是这样的救灾画面：火灾、水灾、地震。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灾难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人在经历灾难，有些灾难它不是那么可见，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报道。

隐形的灾难与规模迟钝 (Invisible Disasters and Scale Insensitivity)

我举一些例子：现在全世界仍有超过20亿人家里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喝一口干净的水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7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到15元人民币，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超过6亿人仍在与严重的饥荒搏斗，每天都吃不饱饭。更可怕的是，每年还有大约590万1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这些孩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贫乏困苦的环境里。喝了一口脏水，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子叮了一下，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离别。590万……其实我们人脑在消化这些大的数字时是非常不敏感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叫规模迟钝（Scale Insensitivity）。我换算一下，590万大概是1万座30层高的楼，想象一下，里面住满了全部都是15岁以下的孩子。每年，他们就和大火里的人一样，被收入不平等、被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牢牢地困在原地。

有一句话叫“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好像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都有苦乐的感知力，会幸福、会痛苦、会难过，也会感慨。100万个死亡是100万个悲剧，是100万个家庭的悲剧。火灾是有形的，但个体、无数的个体每日在经历的病痛、困苦、贫穷是无形的。

所以我们说救灾它是运动式的一种公益，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支持大家。而公益是常态化的救灾。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专业的公益人、捐赠人，支持这些专业的公益组织，在世界各地去帮助那些不容易被听到的哭声，和远方的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苦难。

谁在承担责任？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当然，你可能会想，做公益慈善应该是那些最富裕的1%的责任。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我自己在全球收入分配系统中的位置。我发现如果你的税后收入到1.5万元人民币——这大概是我当时期待毕业后能拿到的工资——我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的人了。我得知这个结论的时候，觉得这个计算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发现它那个研究系统其实还挺扎实的，是用世界银行经过汇率购买力调整的数据。我发现我天天说那是前1%的责任，有没有可能我也是那前1%、前3%、前5%呢？可能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发展得很不错的时代，不用经历战乱和痛苦，我可能觉得自己周围就是个普通人。但这个世界太不平等了。当你放宽视野去看，其实我可能是那个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能比我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更有资源去回馈这个社会，去用那些可能我本不应得的一些运气，去回馈那些被运气伤害的人，去修正这个不断制造不幸的系统。

善心与行动的鸿沟 (The Gap Between Good Intentions and Effective Action)

如果大家觉得做公益好像是自己可以做的那么一点点事情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会做公益吗？我们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吗？可能大家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我们去做过支教，但不知道陪孩子那么多天，最后给他带来了什么改变。我们可能去敬老院陪老人做游戏，但也不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老人的生活会不会变好。救灾也是一样，我们捐了钱说会用于灾后重建，但具体怎么用了、起了多大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不得而知。

玩耍泵的教训 (The Play Pump Lesson)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故事。画面上左边这个人叫特雷弗·菲尔德（Trevor Field），他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南非的退休销售经理。他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发现了一个可以水平旋转的水泵，可以把地下水打上来。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立马想到了非洲大陆存在的缺水问题：非常多的家庭每天要徒步几小时去远处打水，水量还不稳定。他想，如果我把水泵做成一个像旋转木马一样的玩具，是不是既能满足非洲孩子们玩耍的乐趣，又能帮村子解决用水问题？

这个项目得到了全世界巨大的关注。说唱歌手JAY-Z为他办了全球巡回演唱会筹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时代周刊》上大加赞赏。到2009年，项目已在非洲装了1800多个玩耍泵。

但是，这是一个没用的项目。玩耍泵看起来好玩，但要把水打上来很累，一点都不好玩。孩子们根本不在上面玩，全都是当地的女性在上面不停地转，才能把水打上来。更夸张的是，每人每天需要15升水，这需要一个人在上面连续转27小时。更重要的是，为了装这个玩耍泵，需要把当地其他的水泵拆掉。联合国儿基会的评估显示，因为维修成本贵、维修复杂（往往要3个月），反而加剧了当地的用水问题。

记者问菲尔德：“你对你的项目进行了什么研究和评估吗？” 菲尔德说：“当你看到人们因为口渴而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不再认为研究和评估是首要的任务了。”

这反映了公益捐赠一个残酷的事实：一方面我们都希望做点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不问效果怎么样，真的能帮助别人吗？别人一做公益，我们就说‘论心不论迹’，他做了就是好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捐赠和公益是利他的事情，如果这变成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我们自己觉得有用、舒服，那不就又成了一个利己的事情了吗？

正因为太多人不做捐赠效果的询问，太多人在做作秀式的公益，导致了大量捐款被浪费。英国一家研究机构汇总了2000-2010年间200多个接受过评估的项目，发现75%的项目表现出弱效果、无显著效果，甚至负面效果。

做好事跟创业一样都很难。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做好事一定有用呢？这很正常，我们需要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善心，但更需要用理性。当我们动心的时候，也要动脑，才能把公益做得更好，回归利他助人的本质。

那如何做出更好的、真正能帮助别人的有效公益呢？我想结合益盒的研究工作，给大家一句话：“超越直觉，尊重科学。”

无条件现金转移的颠覆性力量 (The Disruptive Power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再介绍一个公益组织的案例：GiveDirectly。它的名字就叫“直接给钱”。这个项目就是在非洲这些贫困国家，给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口直接打钱，比如两个月或半年的工资，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助家庭脱贫。

有多少人觉得这是个糟糕的项目？（现场有鼓掌）觉得这是个好项目的呢？（现场反应不一）。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给钱肯定不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直觉。

反转来了：不是。直接给钱，目前被认为是无条件现金转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UCT），是全世界扶贫领域中有效性最显著的干预项目之一。世界银行、MIT等机构做过的超过300篇严谨评估显示，现金发放表现非常稳定，能降低贫困发生率，提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

当然，它也不是大水漫灌式发钱，也要识别精准受助者。比如把钱给女性效果可能更好。这些人拿钱后可以买种子、农具开始务农；支持子女教育；支付高额医疗费用，避免家庭因病返贫；或开小店做生意。

除了扶贫，在救灾领域，直接发放现金也是最好的。在香港火灾这样的市场健全的地方，直接给现金能让受助者更好地决定自己需要什么，比千里之外送物资效率更高。

尊重受助者的主体性 (Respecting Beneficiary Agency)

这些导向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受助者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些脆弱人群不是不努力，而是太匮乏了。结构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意味着他们一点初始资源都没有，无从谈起努力创造未来。此时，只要给他们一点点资源，他们都能拼命游向自己的未来。

直觉与科学决策 (Intuition v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养懒汉，拿去赌博或买烟酒？这就像给快要溺水的人扔救生圈，他们不会不用。贫困人口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往往差那么一点力量，就能游出贫困之海。我们不能想象自己比他们聪明；如果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社会经济条件，过得不会比我们差。

当然，如果一开始让我选GiveDirectly和玩耍泵，我大概率会选玩耍泵，因为它看起来特殊、新奇。或者别人说JAY-Z和克林顿支持它，我肯定也支持。这就是我们的直觉。

我们在做决策，不只是公益决策，关于健康决策也一样，我们喜欢依赖熟人推荐，依赖背景信息。看了一个项目案例就觉得可以捐了，这是直觉。

科学决策：随机干预与成本效益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RCTs and Cost-Effectiveness)

那什么是科学呢？我想介绍两个概念：随机干预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什么是随机干预实验？很简单，我们在人群里抽样，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吃的药、打的疫苗都要经过严谨评估。公益和社会项目也一样。我们做了支教，发现孩子成绩提升了，不能直接说是我们的功劳，因为父母回来了、营养改善了、教育政策变了都有可能。你去养老院陪老人，老人开心了，也可能是因为子女来看他了。人类的因果识别（Causal Identification）是很难的。

右边这张图是全球公益项目（包括医疗卫生）的证据金字塔。底层是项目背景信息、专家观点（最低等级证据），家庭群里转发的专家健康咨询也是最低等级。个案汇编好一点。随机对照实验是黄金标准，最高等级证据。它最早用于医疗，9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用它评估援助项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做RCT的学者。

大家可能做过这样的题：在家暴发生后，安排受害者代表与警官探望受害者，能否有效避免家暴再次发生？遗憾，在美国4000多个家庭的10个对照实验显示：不行，这是有害的。参与该项目的女性被施暴可能性增加了1.7倍。可能是因为探望反而激怒了施暴者。在中国情况可能不同，反家暴法有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许能起作用。所以RCT和评估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可能性和样本。

这个案例说明，我们想象的与事实达成得很不一样。此时更要超越傲慢偏见，尊重科学和评估结论。

但有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性价比。全世界公益和社会问题太多，需要花小钱办大事，尽可能让资源分配更好，多救100个人。

花小钱办大事时该注意什么？这里再出一道题：提升农村孩子们的受教育年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A. 发放免费的校服 B. 提供除虫药片 C. 基于成绩的奖学金

这三个项目都经过RCT验证。猜猜我们应该捐给谁？

答案是：在全球（包括中国）的教育实验发现，免费校服能提升约3学年受教育年限；基于成绩的奖学金约7学年（是校服的2.3倍）；除虫药片是139学年（是奖学金的近20倍，校服的46倍）。

为什么是除虫药片？因为孩子不去上学很多时候不是意愿问题，而是身体不舒服。肚子里有寄生虫会拉肚子，无法集中注意力。除虫药片非常便宜，吃了后，孩子就能更愿意去上课。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问题依然严重。通过资源重新分配，能达成更高的效率，以几十倍的效率服务更多人。

健康领域也一样。世界银行的疾病控制优先计划（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project）排名显示，最好的干预每1000美元能挽救超过300年人群寿命（是中位数的60倍）。

所以，只要有了有效的干预和成本效益原则，我能做的更好的事情，就是识别这些花小钱办大事、性价比高的公益项目，为他们鼓与呼，帮助筹集资源，扩大影响力。

中国的有效干预：健康与教育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in China: Health and Education)

因此，在投身公益几年后，我和伙伴们创办了益盒CharityBox。我们在教育、健康、女性、乡村振兴等领域，系统性研究和筛选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项目，帮助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捐赠支持这些项目，带来更大影响。

最近，有老师建议CharityBox可以翻译成“功德箱”，更符合国人偏好。

我们的工作包括读论文、跑模型、做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案头研究、访谈调研。这几年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在中国，什么类型的干预项目更有效、更值得捐？

首先，在健康领域，全世界最有效的干预是针对疟疾、艾滋、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尽管中国已消灭这些，但在全球低收入国家，它们仍占疾病负担大头。

在中国，随着我们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疾病负担更多集中在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上。当然，里面也有通用有效的干预，比如疫苗（HPV、13价肺炎疫苗等）。

但还有些可能是大家没听说过的，比如减少食盐摄入。吃盐过多，每年在中国造成150万人死亡，是排名第八的风险因素。世卫组织建议每天5克盐，中国人平均摄入11-12克，是双倍。落后地区吃盐更多。盐中的钠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负担，增加心脏病、脑卒中风险。

解决很简单：把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低钠盐用钾补充咸味，降低钠比例。我们发现，在中国华北农村地区，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老人换用低钠盐，能降低12%过早死亡风险。如果中国全部家庭都改用低钠盐，每年可挽救超过50万人生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减盐排在全球最值得投入的健康干预之一。

如果今天的演讲对大家有收获，就是回家可以把盐换成低钠盐，对家里的老人有很大帮助。当然，低钠盐会增加一点点肾病负担，但问题不大，可咨询AI解决。

大家可能不会想到我会说减盐。就是当我抛弃直觉，发现什么样的项目更有效、更能挽救生命时，很多结论会非常意外。

接下来再说白内障。这是一种老年性疾病，晶状体模糊，是中国首要的致盲原因，约1/3的失明由白内障造成。城市里见不到失明者，部分因无障碍设施不足，更多是因为他们积压在农村、无人照顾。白内障不仅致盲，还增加抑郁和摔倒风险。

方法很简单：白内障手术非常成熟，在大城市医院半小时就能完成。国家医保报销完善。公益组织资助一位患者，自费约1000元，加上筛查陪护和路费，不过两三千元。两三千元能帮人重见世界。

公益组织的专业价值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Non-Profits)

但公益不只是资助手术费。调研发现，不手术原因包括：付不起费、没人陪同接送、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伴或家禽、对医院/手术不信任、甚至不知道眼睛看不见是可以治的。

公益组织需要做的，是去老人家里解决这些具体困难：取得信任、照顾老伴、喂养家禽、接送老人、准备晕车药。

我想说，公益是一个非常专业、需要专人投入的事情。我们经常想：捐赠是不是受助者拿到的钱越多越好？很多人挑项目看管理费。但公益组织要做好调研、解决困难、后期评估，这都需要钱。我们看病不认为医生工资低是好医院，挑学校不认为老师工资低是好学校。公益组织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机构，员工也需支持。

早期儿童发展的黄金窗口 (The Golden Window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在教育领域也一样。大家想到教育捐赠，就是捐书包、操场、奖学金。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ckman的研究显示，干预孩子0-3岁是回报率最高的，每投入1元约有17元回报。

为什么？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黄金期，神经元突触链接最活跃。此时孩子需要大量回应性刺激。如果农村留守儿童无人互动，大脑发育就会减缓。这是不可错过的窗口期，大脑发育一旦定型，就晚了。很多农村孩子真是输在起跑线，IQ、学业、收入都会受影响。这是结构性问题。

解决方案其实不复杂，却是朴素的：0-3岁孩子不需要“鸡娃”，需要回应性照顾（Responsive Care）。带他走路、玩耍；捡起他扔的勺子，告诉他不能扔；告诉爷爷奶奶他们会回来，解决分离焦虑；读绘本、唱歌。每周请专员家访半小时一小时，就能显著帮助孩子追回城市孩子的认知发育水平。

追逐不可能，拥抱希望 (Pursuing the Impossible, Embracing Hope)

听到这些朴素的手段，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不吸引人。但这些项目真的有用。我们社会创新手段虽然朴素，但弱势人群获取却很困难。

除了“造血”，我们也需要“输血”，让所有人享受发展红利。怎么把这些手段普惠更多人，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在我发现这些结论后，我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可以像医生消防员一样，通过有效捐赠挽救生命。2019年，我承诺每年收入的10%捐给有效项目。至今已捐超10万元。即使如此，我在全球收入分配中仍可能排在前10%。

一年半前，我和联劝公益发起“1%捐赠承诺”，号召大家捐1%月收入给有效公益项目，共建共同富裕。已有1000多位伙伴加入。公益不是少数人做很多，是每个人多做一点点。

最后，我想用一篇对我的世界观影响至深的文章结束演讲。右边这个人叫Max Roser，他是牛津大学OurWorldInData智库创始人。他们用数据追踪全球不平等问题。他提出三个结论：

1. 世界很糟糕：每年590万15岁以下儿童过早死亡，相当于每30分钟坠毁两架满载儿童的飞机。
2. 世界也在变好：19世纪，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近50%；如今降至4.4%。若按19世纪标准，每年将有6000万儿童死亡，而非现在的不到600万。
3. 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欧盟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仅0.47%。若全球达到此水平，每年儿童死亡将降至60万。这意味着每年500万孩子能免于不平等带来的过早死亡。

我们往往只看到世界糟糕的一面，忽略了它已进步很多，以及未来可期的美好。

尽管近两年世界动荡，全球化退潮，信任减少，我仍建议大家从更大时间尺度了解历史。错误相信与事实相悖的观点，可能让我们失去信心。彼此需要信心，才有希望。

当然，你可能觉得世界不会好了。我想送你一句话，对我而言非常重要：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演讲中说：“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能够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