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溃败的深层逻辑:制度设计、文化缺陷与可证伪性验证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2026-06-16

世界杯的黑色幽默与中国球迷的顿悟

大家好,男足世界杯开幕了,我们说说中国足球。一提到中国足球呢,有些听众可能忍不住就得笑。我们今天说的呢是个严肃的话题,不准随便笑。说起“不准笑”来呢,还有段故事。小时候呢,我在农村生产队上小学。有一天呢,毛主席死了,要开追悼会。那种场合呢太严肃了,农村小孩没见过什么世面,受不了这么严肃的气氛。一放哀乐呢,有点控制不住,就想笑。有个学习不好的,平常就调皮捣蛋,他控制力差点儿,眼看着呢他就忍不住了,出了点声。老师立马大喊:“不准笑!”这一喊不要紧,好几个同学都憋不住了,一下就笑出声来。老师枪打出头鸟,照着那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后脑勺就是一巴掌,瞬间呢就鸦雀无声了。收音机继续放哀乐,那个学生呢就开始咧着嘴哭,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是毛主席死了,他才哭得这么伤心呢。

在建立这种心理防线后,我们再看这届世界杯。世界杯开幕了,四年才一次,不容易。这次有四十八支球队参赛,有些参赛的国家呢,我是第一次听说。像佛得角、库拉索,出于好奇呢,我去查了一下。佛得角呢在什么地方呢?说是在大西洋中,是一个岛国,全国呢有五十二万人口。库拉索呢也是个岛国,在加勒比海,离委内瑞拉不远,全国呢有十六万人口。亚洲呢这次是有八支球队参赛。

一位中国球迷去看开幕式,身上还披着面五星旗。他站到看台上呢,找中国队没找着,开始咧着嘴哭。“我觉得李连杰是我们的球队就多好啊!我们的国旗怎么着能在最近的太空站上飘扬呢?Why there is no China?Why there is no China here?”这哥们儿哭得有点太伤心了,你看旁边的观众劝都劝不住。出门的时候呢,他爹妈可能忘了给他带上奶头乐了。

从情绪的宣泄到心态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过程。以前呢看中国男足踢球,球迷呢都是踢完了再哭,不见输球不落泪。后来呢,中国男足跟谁踢都是输,毫无悬念。唯一的悬念呢就是输多少球。中国男足掌握了循序渐进的规律,一开始呢是先输一两个球,后来呢踢一场是输三四个球,再后来呢踢一场是输五六个球。这次世界杯预选赛呢,中国队终于创下了记录,以0比7输给了日本队。输一个也是输,输七个也是输,都是输嘛,输多输少,大家也不在乎了,反正中国球迷也都皮实了。

这些年呢看中国男足比赛,就像反复看同一部电影一样,结局都一样,反正是输嘛。球迷总不能看一遍哭一场,输一两个球的时候呢,有一堆球迷还在那里哭。输到六七个球的时候呢,有些球迷已经开始笑了。按照禅宗的说法呢,这叫顿悟,突然悟出来一个道理。中国男足不是在踢球,而是在用脚说相声,跟郭德纲是一个行当。把中国男足当成娱乐呢,还是挺让人开心的。

这届世界杯呢,国际足联(FIFA: 负责管理和发展全球足球运动的国际体育组织)想多赚点钱,把参赛的队伍呢从三十二支增加到了四十八支,亚洲的席位呢增加了一倍,很多中国球迷的希望呢又死灰复燃。结果呢,中国队还是没出线,小组倒数第二,提前一轮就回家了。排在中国男足前头的呢,有阿曼,有印度尼西亚,还有巴勒斯坦——就是那个中国人民经常出来同情一下的巴勒斯坦。头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呢,除了芝麻小国像库拉索、佛得角,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还有海地。有些国家呢,全国人口都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县多。有些国家呢穷得叮当响,有些国家还处在动乱当中,民不聊生。但是呢,他们的男生好像球踢得都比中国男足要强。

中国队0比7输给日本队那天晚上呢,范志毅在上海外滩直播看球,他说要不是离得远,他就要跳黄浦江了。“太舒服,黄浦江远啊,否则不然我就跳下去了。”中国队输呢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他一直输,跟泰国队、印尼队、香港队比赛他都能输,何况跟实力比他高出不少的日本队比呢?但是能输到七个球,还是突破了正常人的想象力。这是踢足球,又不是去打篮球,又不是投篮。中国都大国崛起了,十四亿人口说起来也不少,怎么就找不出来十一个会踢球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球迷到处找原因,一些专家呢也找原因,有些洋人呢也帮着找原因。后面呢,我们一个一个说原因。

草根生态对比:自下而上的野生活力

在探讨深层原因之前,先说个现象,看看邻国的真实生态。这几年呢,我几次在日本骑行徒步,走了几千公里,走过很多城市,也走过很多乡镇,还有农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那里那些踢足球的孩子。不但在大城市的体育场有很多,在农村呢也到处都有。

今年三月我在冲绳骑车环岛,骑到金武町。在日本呢,冲绳本来就算个小地方,是全国各个县市中属于收入比较低的。金武町呢是地处冲绳岛的东岸,算是冲绳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我骑车路过那里的时候呢,正好是周末,海边有两座足球场,都在比赛,两场比赛同时在进行。场上踢球的呢是一群小学生,不是踢着玩儿,而是在比赛。队员也就是有十来岁,都穿着整整齐齐的队服。裁判、教练、看台上的家长和观众,一切都跟正式的比赛一样。

我看了十几分钟,觉得中国队0比7输给日本队,一点都不奇怪。输球的那天晚上呢,中国球迷骂声铺天盖地,他们骂球员、骂教练、骂中国足协(CFA: 负责管理中国足球事务的全国性组织),都骂了个遍。但是呢,只要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呢,到日本任何一个乡镇的足球场,看看那里的孩子是怎么踢球的,看看那里的政府为孩子踢球建的那些足球场,还有那里的义务教练、义务裁判、义务服务人员,还有那些孩子的家长。你看看这些呢,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就会知道,中国男足不是输在哪场比赛,而是输在了整整一两代人。输的也不只是中国男足,输的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整个国民的精神。男足只是因为不得不到国际上比赛,做了和尚头上的虱子。比男足更烂的还多的是。

国际竞技的残酷:可证伪法下的真实检验

要把一件事儿说清楚呢,离不开一种靠谱的方法。要把足球讲清楚呢,一个道理,要有一种靠谱的方法才行。其实呢,看中国的任何问题,要想看得不离谱,都离不开一种靠谱的方法。中国是个舆论诈骗大国,从官到民都是花大钱、花大精力、花大时间搞宣传。所谓宣传呢,就是舆论诈骗嘛。一个正常人怎么样不被骗得滴溜溜转,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哪些要存疑,这都需要一个靠谱的方法。

靠谱的方法呢,不会只有一个。在这里呢,我只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可证伪法(Falsifiability: 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备科学属性的标准,即它在逻辑上是否有可能被观察或实验推翻)。这个方法呢,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英国人发明的,他名叫卡尔·波普(Karl Popper),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哲学家之一。

什么是可证伪法呢?意思其实很简单,很朴素。一个说法呢有没有价值,要看它能不能被事实证伪,也就是呢要看它能不能被事实证明是错的。一个能被检验却一直没有被证明是错的那样的说法才算站得住脚。一个怎么都验证不了,永远推不倒的说法,永远无法证伪的说法,那不叫知识,那叫信念。

足球呢就是一项可证伪的运动,九十分钟,二十二个人,一个计分牌,全世界十几几十一双眼睛盯着看。你没法注水,没法删帖,也没有办法把镜头剪掉,更没有办法开一场发布会宣布我们以0比7的优异成绩超额战胜了日本队。球进没进呢?都白纸黑字写在计分牌上,谁也改不了。你让胡锡进去胡乱说,0比7也说不成7比0。这就是足球的残忍,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就是它的真实性,它反映的是现实。

在中国这个地方呢,什么成绩都可以制造出来,GDP可以注水,失业率可以伪造,先进事迹都可以彩排,什么都能“遥遥领先”,超过日本,超过美国,唯独足球做不了假。呃,这句话呢说得有点不太严密,中国足球也可以作假,但是呢只能在中国做,怕的呢就是一出国门,李鬼就现了原形,碰上李逵呢,作假就成了作死,这就有了0比7。

中国的大部分成就呢不需要去国际上比赛,但是足球不行,得出去比一比。中国男足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全国人民骂来骂去的冤大头。中国男足的那些运动员呢,可能觉得比窦娥还冤:“我们不就是到国际上踢了几场真比赛吗?要是我们也跟你们一样,天天吹牛,但是不用出去真比试比试,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世界超级强队,别说灭日本、灭韩国,就是打败阿根廷、打败巴西也不在话下。我们唯一错的,就是真去踢了几场比赛。”

我在Twitter上说了这个道理,有位读者呢一句话点破了这层意思。他说呢:“足球这东西是要摆在台面上直接比赛的,不是可以躲在幕后喊遥遥领先的。”这位读者说的呢,就是大白话版的卡尔·波普。中国这种体制呢,不管是毛时代还是习时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凡是能只吹不练的,它都是所向披靡、遥遥领先;凡是要拉到台面上当众比一下高低的,它就露出原形。这么一个体制,这么一个国家,各行各业吹牛撒谎都没事儿,偏偏呢让男足去国际上比赛,逼着鸭子上架。你说中国男足他有多倒霉?你说他冤不冤呢?他真是挺冤的。

制度迷局与游戏规则:被权力吞噬的改革

既然问题在台面上暴露无遗,我们来看看资本和体制是如何应对的。中国很多老板呢有过足球梦,比较早的呢像地产大亨王健林,他搞过大连万达队,但是呢被体制腐败还有裁判舞弊呢弄得焦头烂额,最后宣布永久退出足球。十几年前呢,王健林给中国足球做了个诊断,他是这么说的:“中国足球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制度设计和改变游戏规则。”呃,要搞好呢,还真的要懂。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懂的人说了不算。

王健林说中国足球不缺钱,缺的是制度设计和改变游戏规则。他自己有切肤之痛,当年他搞大连万达队,创下过五十多场联赛不败的记录,但是体制性腐败一发作呢,你能耐再大,花钱再多也扛不住。腐败渗透到了这个体制的每个细胞,他信誓旦旦说要治理腐败,结果也无非是腐败治腐败,越治越腐败。

土皇帝上台以后呢,说是要振兴足球,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推出了个足球改革方案,有整整五十条,不是五条,不是十条,而是整整五十条。踢场足球,整个场上总共才二十二个人踢一个球,他弄出来五十条,中国队连一个球都玩不转,他能玩转五十条改革?但是呢,不管改革改得怎么样,钱还是大把大把进来了,高价买外援,超高价请外国教练,中资呢到海外大批收购欧洲球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过把瘾就死。

“过把瘾就死”,这是王朔的说法。这些年呢,我是越来越服王朔。他有篇小说就叫**《过把瘾就死》**。现在想想呢,这句话总结得实在是太精辟了。这几十年眼看着中国发生的那些事儿呢,几乎都是这么个玩法,过把瘾就死,然后再换一把继续过大瘾。这既是中国的过去,也是中国的未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这种德性。

中国在足球上花大钱折腾了十几年,钱花出去了,外援来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名教练来了一个又一个,走了一个又一个,本土运动员呢却一个像样的也没训练出来。腐败彻底失控,参加中超的有一半球队受罚,他们干了些什么事儿呢?

  • 踢假球
  • 赌球
  • 贪污腐败

国内比赛他们可以踢假球,但是一到国际比赛呢,就被人灌真球。土皇帝的足球改革五十条推出来之前呢,本来中国男足到国际上比赛,输也就输一两个球、两三个球。他亲自指挥了两届以后呢,给指挥成了一下输七个。王健林看得很清楚,他说中国足球缺的不是钱,而是制度设计和改变游戏规则,但是他改变不了。

文化困境的底层反射:被扼杀的团队精神

在制度失效的背后,更令人绝望的是文化的贫瘠。马云说他也投资过中国足球,后来也退出了。他说参与之后才看清了为什么中国足球搞不好:“我对足球的热爱不是因为我热爱足球运动,而是中国太需要足球这样的团队。我们中国的所有的运动单打独斗都非常好,乒乓球啊、羽毛球我们都搞得很好,但是合在一起都不行。我现在在公司里面那些年轻人,九零后、八零后进来以后,他们的合作配合精神之差,去让人沮丧。这是一种文化,所以王总的难不仅仅是制度的难,而是文化建设之难。”

马云承认自己不懂足球,他之所以对足球感兴趣呢,是因为他觉得中国需要足球那种团队合作精神。他直言不讳,他说阿里巴巴公司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员工呢,合作配合精神之差,令人沮丧。马云说呢这是一种文化。足球比赛场上十一个人,场外还有教练,比赛有进攻有防守,需要个人主动性,又需要团队配合协调一致,这是一种崇尚个人主义的团队精神,也是一种崇尚团队精神的个人主义。中国缺少这种文化,制度也扼杀这种精神,从上到下把人管得跟孙子似的,玩不了这种充满团队精神的个人主义。

国外也有专家呢帮着找中国足球不争气的原因。《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关注全球政经事务的权威新闻周刊)最近有篇文章,“Why China is so bad at football?”(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这么烂?)。作者呢是Mark Dreier,他是长期报道中国体育的一位老媒体人。他的判断是呢,中国足球的病根儿不在国家投入太少,而在控制太多。足球协会名义上呢是个民间组织,但是实际上呢是个官办组织,它实际上是向体育总局负责。足球被做成了一个带指标、带口号、带红头文件的政治工程。

Mark Dreier说呢,全世界你看一圈,不管是大国、小国,还是穷国、富国,好的足球文化呢看着都是乱糟糟的,从草根长出来的。孩子从小爱踢足球,少年队、青年队、社区球队,在民间他一点一点扎根,一场一场比赛,一层一层的竞争,优胜劣汰,天赋加上苦练,是那块料的他就能脱颖而出。整个路径呢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不受控制的野生活力,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体制最容不下的东西。土皇帝上台以后呢,强化了控制,用政治权力呢窒息民间活力,这是他执政的特点,根本就没有足球文化生长的空间。

举国体制的照妖镜:从冷门夺金到全面崩塌

当这种分析被抛出后,有些中国人呢会反问:那为什么乒乓球、跳水、举重这些项目,中国出了那么多世界冠军呢?

马克·戴尔呢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看到呢,中国经常得金牌的那些项目呢,大都是可以关起门来靠重复训练能下死指标的那些个人项目,不需要有深厚的体育文化土壤。这正是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State-controlled System: 由国家高度集中行政与财政资源去达成单一目标的统管模式)最擅长搞的东西。而且呢,举国体制最擅长搞冷门项目,就是那些其他国家呢压根儿不怎么认真玩、没有多少商业价值、也没有多少人跟中国政府养的运动员抢奖牌的项目,像乒乓球、像跳水,还有女子举重,说穿了呢,都是这种项目。中国用国家供养的专业运动员去打人家的业余运动员,你拿了奖牌,真的值得那么自豪吗?

男足呢,跟那些运动正好相反,它是全世界最商业化、最多的人认真去玩、人才市场也是最充分竞争的这么一项运动。这里呢,没有冷门的空子可以钻。女足呢,就曾经是这种冷门的空子。二三十年前呢,别的国家还不太重视女足,没有多少商业价值,踢足球的女孩子呢也不是太多。那时候呢,中国靠国家出钱圈养,中国女足呢也曾经拿到过世界杯亚军。那是一九九九年,离现在快三十年了。一九九九年的世界杯决赛呢,中国女足点球败给了美国,拿了亚军。从那以后呢,排名就一路下滑,现在是排名第十六位。虽然比男足强得多,但是在世界上呢,已经是一支二流球队。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这三十年,很多国家把女足职业化、市场化了,他们的水平突飞猛进。中国女足靠举国体制,这就玩不转了。2023年世界杯,中国队在小组赛遇到英格兰队,被灌了个1比6,连小组都没出线。水平呢,跟欧洲队、美国队呢,已经拉开了距离。别人不怎么玩的时候,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圈养运动员就能赢奖牌,但是呢,别人一旦认真投入,在民间普及开来,举国体制的腐败和无能呢,就逐渐现出了原形。我们用几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打个比方,世界足球是武二郎文化,中国足球呢是武大郎文化,再加上王婆制度。

系统性溃败的微观投射:封闭社会的宿命

在这种机制下,人才的选拔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有人问呢,十四亿中国人为什么就凑不齐十一个会踢球的运动员呢?很多人想不通,但是这没什么想不通的。竞赛不是靠人多,足球比赛这种团队运动更不是靠人多,它靠的呢,一是文化,二是制度。

我在推特上的读者呢,有些水平很高,思路呢特别清楚。有位读者就说呢,中国足球那不过是一群少爷们的自娱自乐,能踢上去的呢,不少是按接班人的标准选的,不是按踢球的标准选的。还有一位读者呢,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像国家队这么好的单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得去呢?进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年呢,从足协主席到国家队的前主教练,足球界一大批官员、教练、运动员,因为假球、赌球、贪污腐败,相继落马,被判刑入狱。他怎么看都不像个体育界,怎么看都是个官场。中国官场有多腐败,中国足球就有多腐败;中国官场有多烂,中国足球界就有多烂。体制烂到这种程度,人多你有什么用呢?除了基数大,劳动力不值钱,在体育比赛中呢,人多并没有什么优势。

有一位读者说了他的观察,都是自己的经历。他说呢,他孩子十二岁,从国内到德国去踢球去读书,他对两边的差别呢,看得都很真切。他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呢:“现代足球是高度市场化的运动,而中国的体制呢,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加上极度内卷的教育、极低的青训普及、落后的教练思维、独裁式的思维,严重阻碍了孩子的创造力。”他接着说呢,高度集权体制不可能发展好现代足球,因为这必须有市场化的普及,还有公平竞争的体制。集权体制严重背离了足球运动发展的方向。集权国家也许能勉强打进世界杯,但是很难进入十六强。

另一位读者呢说得更具体。他说这是个系统性问题。足球不像跳水,它高度依赖创造力和自主性,必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才发展得好。光是球员从小被训练骂得跟孙子一样,他的自主性、想象力、场上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就全没了。这些读者说的呢,跟王健林、马云还有《经济学人》那篇文章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传统的镜鉴:草根组织能力的张力

为了寻找真正的破局力量,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那些具备深厚民间活力的国家。下面说几句美国。美国的三大球是橄榄球、篮球还有棒球。足球在美国各大球中的商业化程度呢,不算太高,排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后面。但是普及程度呢,却相当高。美国到处都是足球场,连我住的小区都有一个草坪剪得整整齐齐的足球场。美国的年轻人当中呢,有不少足球球迷。我办公室一位同事的儿子还在上高中,就在本地足球队做教练助理,还能挣到外快。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加上地方政府、学校还有小区呢,都肯在这上面花钱,给每个喜欢踢足球的孩子呢,提供了机会。

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呢,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当年呢,有个法国人叫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跑到美国考察,写了本书叫**《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他最佩服美国人的不是选举,而是美国人那股动不动就自己组织起来干事儿的那种劲头:

  • 修桥
  • 办学
  • 组建教会
  • 组建球队
  • 办合唱团

没有政府给他们发文件,都是草根民众、街坊邻居自己凑钱凑人,这么一凑就把事儿办起来了。托克维尔说呢,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能力,才是美国真正的发展动力。两百五十年下来呢,在美国还是能到处看到这种传统,尤其是在体育当中。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体育强国,但是美国政府中呢,没有专门管体育的部门,所有体育运动呢,完全是由民间组织、商业联盟还有各个学校自主运营,政府没有权插手。遇到国际比赛呢,需要临时组成国家队代表美国参赛,美国政府呢也没权干涉队员的选拔。中国人熟悉的奥运会,美国队的队员呢,是由美国奥委会负责选拔的,优胜劣汰。美国奥委会呢,不隶属于美国政府,而是国会特许的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

美国体育之所以强大呢,之所以有生命力呢,完全是得益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土壤,得益于政府不敢滥用权力乱插手,把人管成奴才。这就是王健林说的制度设计和游戏规则,这就是马云说的文化。十几年前呢,中国还有些言论空间的时候,王健林和马云还能畅所欲言。但是现在呢,他俩一个被土皇帝整得销声匿迹,另一个带着自己的商业帝国在挣扎,两个人都不会再说了。于无声处没有最烂,只有更烂。这不只是中国足球的未来,这也是整个中国的未来。直接原因在那个体制。挖得更深一点呢,就是在那种文化。

宏大叙事的幻象:逃避赛场与“东升西降”

当体制在真实的竞技场上一败涂地时,它选择了最轻巧的退路。那位当年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振兴中国足球的土皇帝呢,球队越踢越烂,他到现在呢也懒得再提这回事了。他一转身呢,去玩“东升西降”去了。“东升西降”这种玩意儿呢,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宏大叙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讲的卡尔·波普的可证伪方法。一个无法证伪的说法没有什么价值,零价值。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遛遛他就知道了。就像中国男足一样,在国内踢比赛看着像一匹马,但是,一拉到国际赛场上呢,一踢呢,原来是头骡子。人家土皇帝呢,现在干脆不弄骡子了,也不弄马了,直接去弄凤凰、弄麒麟、弄独角兽,反正谁也没见过真的,谁敢说是假的?

听到这里呢,有听众可能就明白了,土皇帝呢,已经从那个不能作弊的赛场上退场,躲进了一个永远不必兑现的口号当中,就是“东升西降”。水平太差,踢足球会输的。计分牌呢,他不会骗人,但是口号不会输,因为口号不用上场比赛。土皇帝不愧是中国的首席哲学家,他不但出了一百多本书,每一本都是哲学经典,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而且呢,他还亲自演示卡尔·波普的方法论,从可以证伪的振兴足球,转身到了无法证伪的“东升西降”,这是一种哲学头脑。

认知突围:打破“隧道眼”与独立思考

在这种环境里,保持清醒的认知比什么都重要。看中国足球呢,不是为了看球,而是为了娱乐。说中国足球呢,也不是为了说球,也是为了娱乐。乐一下之余呢,有心人也能多少学点东西,锻炼一下自己的脑筋。人的头脑呢,跟肌肉一样,需要经常锻炼才能健康有力。长时间不用呢,就会萎缩。我们普通人呢,大部分智力都是在平均线上下波动,需要的呢,就是不断的锻炼脑筋。我们听有才能、有见识的人说话呢,去理解他们的角度和思路,这就是一种脑力锻炼。好比说呢,我们前面听王健林和马云说话,读《经济学人》的文章,脑子转一转,想一想我们平常没想到的东西,这就是锻炼脑力。

有人说马云不懂足球,还有人说王健林也不懂足球,他们都不懂专业,没资格评论足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道理是这样的。马云不懂写程序,但是他是互联网大亨。王健林不懂砌砖,但是呢,他是房产大亨。不知道有没有程序员嘲笑马云不懂写程序,说他没资格评论互联网行业?也不知道有没有泥瓦匠嘲笑王健林不懂砌砖,说他没有资格评论房地产行业?

王健林不会踢球,但他看到了踢球背后的制度问题。马云也不会踢球,但是他看到了比踢球更底层的文化问题。中国教育呢,培养出来了不少隧道眼(Tunnel Vision: 一种认知局限现象,指人们在观察事物时视野狭窄,如同在隧道中只能看到光口那一点空间,从而忽视全局与本质),就是除了自己那点专业知识以外呢,什么也看不到。这就像从黑洞洞的隧道中往外看,视野呢,只能是隧道口那么大。这种人跟别人说话,一张嘴就是“你不懂,你不懂专业”。这让人想到孔乙己。孔乙己说呢,你不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鲁迅可能不懂茴字有四种写法,但是呢,他懂孔乙己。

我们说中国足球呢,是同样的道理。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

📌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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