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dually, then suddenly”：独生子女政策引爆的社会危机

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人物Mike曾用“Gradually, then suddenly”三个字来描述他的破产经历。这句简单的话在过去99年中被广泛引用，它道出了所有灾难爆发的规律：长期缓慢酝酿，然后突然爆发。股灾、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莫不如此，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One-Child Policy: 中国在1979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限制生育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亦是如此。这项曾作为中国国策实施了30多年的政策，正是缓慢酝酿危机的30多年。如今，危机在这两年突然爆发，中国正面临婚姻市场崩塌、养老金即将消耗殆尽、人类历史上最脆弱的“421家庭结构”以及低迷的出生率。许多尚未彻底麻木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这场前所未有的人祸当中。我们年轻时经历的是“gradually”，现在看到的则是“suddenly”。

性别结构严重扭曲：数千万男性注定“光棍”

2023年9月，人口学家易富贤在社交媒体上指出，中国在人口上男女比例为119比100，男性严重过剩；而在本科生招生上，男女比例却是59比100，女生比例提升到了“不愿下嫁”的高度，导致在婚姻市场上严重过剩。妇女数量快速下降，而25-29岁未婚女性比例又从2000年的9%飙升到了2023年的43%。易富贤老师的原话是：“两个圈的交集就是婚姻圈越来越小，结婚和出生率持续下降。”

我读后回应说，中国每次“高瞻远瞩”的政策都是一场巨大人祸，人民公社如此，独生子女政策亦如此。这项曾被宣传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两代人之后却被冷酷的现实证明，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史诗级灾难。在中国现行的苏俄式集权制度下，这种人祸并非首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回顾7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规律：每当中国政府打着“高瞻远瞩”的旗号为国家顶层设计未来时，总会带来一段短期的甜头，但紧随其后的总是祸及几代人的一场巨大灾难。从大跃进、文革到独生子女政策，再到新冠封城清零，无一例外。

我们今天探讨的这场史诗级人祸，其后果是不可逆的，经历好几代人都无法恢复。这几年中国人口趋势越来越明显，武断蛮横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清算时刻。人们看到的危害不再仅仅是人口减少这么简单，而是像病毒传导链一样，在整个中国社会肌体中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自我强化、不断恶化的灾难性数据链。

这条灾难性数据链上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严重扭曲，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达到了惊人的119比100。这意味着在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了好几千万。这个窟窿的源头在于婴儿出生时的性别比例。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生性别比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正常区间，大约是在103/100到107/100之间。任何显著超出这个范围的数据都指向一个原因：非自然的人为干预，更直白地说，就是大规模、持续的针对女婴的性别选择性流产。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最暴力的那些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在2004年冲到了最高峰，达到121比100。这是一个灾难性数字，它注定了20年后爆发的这场史诗级人祸。

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举世罕见的男女性别结构性失衡，酿成了一个无比确定的恶果：在中国，有好几千万男性处于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配偶的绝境，也就是数千万男性一出生就注定了光棍的命运。虽然有些男性喜欢单身，但大部分男性希望能找到伴侣，这是人的天性。集权可以通过枪支和独生子女政策改变男女性别比例，但改变不了人的天性。这几千万没有选择的光棍，所承载的是几千万中国人的孤独、绝望和被剥夺的婚姻权利。这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市场的灾难，更是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大但无解的隐患。

诡异的“反向剪刀差”：高学历女性的困境

这条数据链上的第二个环节是一个诡异的“反向剪刀差”。一方面，从总量上看，由于长期的人为性别选择，中国男多女少，导致在婚姻市场上女性成为稀缺资源，男性供应过剩，有几千万“剩男”。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中国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念大学、念研究生的女生开始比男生多，这导致在高学历群体中男性反而成了稀缺资源，女性成了过剩一方，出现“剩女”现象。

今年3月8日，中国教育在线刊登了一篇文章《阴盛阳衰，大学为什么越来越突出》。根据文章提供的数据，2023年录取的大学新生中，女生占比高达63%，100个大学生中就有63名女生，只有37名男生。在一些西部省份，大学生女多男少的情况更加突出，在云南省本科新生当中，女生比例高达81.73%。

这种状况并非近年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海明威那句著名的话说的那样：“Gradually then suddenly”。从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趋势，缓慢积累，酝酿渐进，然后突然加速。早在2009年，中国高校的女生人数就历史性地首次超过了男生。这两年突然加速，女生几乎占到高校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二。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一个吊诡的副作用。在传统大家庭，教育资源往往是向男孩子倾斜，但是在一孩政策下，许多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无论男女，父母都会倾尽所有去培养，这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女孩子的教育机会。在同等机会下，女生成长发育比男生早，在学习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上很多女生比男生更自律、更用功，有更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她们在高考当中就表现得比男生更优秀。

在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人口中占比还很低。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只有15.47%，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只有6.27%。用社会学的术语讲，女性在中国总人口中是一个稀缺群体，但是在这个稀缺群体中又出现了一个过剩的高学历亚群体。这在婚姻市场上就形成了一场社会学上的完美风暴。

男女平等是现代文明人追求的目标，男女平等的程度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但在观察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看到现实跟理想之间的距离。在所有国家，目前普遍的婚配模式仍然是女性倾向于选择跟自己学历相当或者学历更高的男性做伴侣，在中国尤其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一个女性拥有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她理想的择偶对象自然就锁定在跟自己学历相当或者有更高学历、更高社会地位、更高收入的男性群体。但是这样的中国男性在高学历群体中恰恰是少数派。这个致命的剪刀差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高学历女性的择偶池急剧缩小，她们的选择范围变得极其有限。面对这种困境，大量高学历的女性选择推迟甚至放弃婚姻，放弃生育。

结婚率与生育率的灾难性交集

高学历女性选择推迟甚至放弃婚姻和生育，结果就是城市里经济独立的高学历未婚女性数量大幅飙升。这就引向了数据链上的第三个环节，也是最终的引爆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灾难性交集。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多女少，加上教育程度的性别剪刀差，这些结构性矛盾最终在婚姻这个社会细胞的层面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易富贤老师提供的一个数据直击问题的核心：25-29岁这个本该是结婚生育黄金年龄的女性群体，未婚比例从2000年的9%一路飙升到了2023年的43%。短短20多年，25-29岁的中国未婚女性人数翻了将近5倍，时间之短，变化之快，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是前所未有。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近十年呈自由落体式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暴跌到2023年的768万对，短短十年几乎腰斩。中国社会在和平年代第一次经历这么大规模的结婚数量崩盘。结婚数量的断崖式下跌、年轻人低迷的生育意愿，再加上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造成的高昂育儿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数量的指标）崩塌。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生育水平最核心的一个指标。2.1是维持人口代际更替的一个生死线，也就是说如果总和生育率达到了2.1，下一代人口数量才不会减少。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呢？2022年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09，到了2023年已经降到1.01。这是全球范围内除了战乱地区以外最低的生育率之一，它意味着中国下一代人口将比上一代至少减少一半。

总和生育率体现在中国新生儿数量上，数字更加触目惊心。2023年，中国全年新生儿数量仅为902万人，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甚至比中国政府说的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还少。2022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了85万。在那之前，上一次中国人口数量下降是在1961年，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惨烈的一年，那一年中国饿死了上千万人。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去年一年就减少了139万人。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长期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小结一下，这是一条由独生子女政策一手制造的环环相扣的灾难链条：首先，它通过强制手段和人为的性别选择制造了男多女少的总量灾难；然后，它又通过教育普及这个意想不到的催化剂制造了高学历女多男少的结构性灾难。最终，这两个巨大的过剩群体——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的低学历“剩男”与一二线城市的高学历“剩女”——形成了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平行世界。他们相互看不上，也无法结合，这就导致了两性的交集，也就是婚姻，变得越来越小。而这个不断缩小的交集最终引爆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全面崩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独生子女政策，没出两代人已经被证明是一场全力制造的灾难及人祸。

急速老龄化与养老金危机：未富先老之困

下面我们讲一讲这场人祸已经造成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就是急速老龄化和养老金危机。很多中国人已经切身感受到这场危机，它不但祸及这代中国人，祸及他们的父母，而且祸及下一代，甚至祸及下几代人。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像中国那么快，那么来势凶猛。中国人口老龄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快。很多中国人为“中国速度”感到自豪。在生产和建设方面，如果能保证质量，速度快当然值得自豪，但是速度快肯定会有代价。在一个集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武断蛮横，没有制衡，没有纠错机制，它高速实现了一些建设目标，同时也高速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中国人口老龄化就是它以很多中国人自豪的“中国速度”制造的一场灾难。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有多快？国际上把老龄化社会细分成三级：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0%，社会就进入老龄化；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20%，社会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30%，社会就进入了重度老龄化。法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用了100多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比较快用了60多年。这些发达国家是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平均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慢慢完成人口结构的转型。而中国只用了24年。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被独生子女政策强制扭曲、人为加速的进程。

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0%，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仅仅24年以后的2023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达到了21.1%，中国正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和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到2035年，也就是10年以后，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将突破30%，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这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在人口学上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剪刀差，就是现代中国人熟知的未富先老（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就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现象）。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周边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都是在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以后发生的，而中国的人口高速老龄化却是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人的实际收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不但跟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还不如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却已经提前进入了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的中度老龄化状态，正向深度老龄化快速迈进。这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肌肉和骨骼都还很孱弱，却患上了各种老年病。这直接导致中国的养老资源、社会福利和国家财政，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压力。

十年以后，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无可挽回地超过30%，突破4亿。这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那么谁来养活这4亿中国老人呢？有人说中国老人有养老金。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一种代际互助的经济契约，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现在正工作的年轻人缴纳养老保险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上一代老人。这个体系要维持运转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要足够多。然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斩断了年轻劳动人口的供应线，结果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特色的人口结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重。

衡量养老负担有个最核心的指标，叫老年抚养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 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从过去十几年这个数字的变化，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的未来有多么艰难。201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是12%，大约有8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那时候负担相对轻松。12年以后到了2022年，这个比例迅速攀升到了20.8%，变成了大约5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压力已经明显增大。那么未来呢？10年以后呢？20年以后呢？根据专业机构的测算，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飙升到令人恐怖的50%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两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人。这已经不能说是压力了，这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生存危机。

近几年像《经济观察报》、《财新周刊》这样一些严肃媒体多次报道了养老金即将耗尽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可能还是一种预警，但是因为中国养老体系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在一些人口外流程度很高、老龄化速度更快的省份，比如说东三省，那里的养老金体系已经是入不敷出，要依赖中央财政大规模调剂才勉强发得出养老金。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社科院几年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测算，全国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将在十年以后，也就是2035年耗尽。

如果看一下这几十年中国家庭的典型代际结构，出现养老金危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数以亿计的421家庭结构（4-2-1 Family Structure: 指由四位祖辈、两位父母和一位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结构）。这意味着一个年轻人要独自面对上面的四位祖辈、两位父母辈，再加上自己还有自己可能有的孩子。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家庭代际结构是极端脆弱的。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讲，还是从人的精神和体力角度讲，长期维持这种家庭代际结构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养老的重担全部压到一个肩膀上，这个年轻人的人生，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人生，怎么可能不被压垮呢？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当年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本质上就是向未来借一笔巨款，而且年年借，连续借了几十年。他们借的是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人，是中国未来的财政收入，也是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而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代价不只是要由这一代年轻人承担，而且要由下面好几代年轻人承担。制造这场灾难及人祸的很多权力元老已经死了，但活着的好几代人都要还他们签下的债。

集权制度下的“运动型治理模式”：人祸的根源

说到这里，听众可能更加明白我在节目开头说的那句话：中国这场社会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当代历史一以贯之的规律——每次中国政府要“高瞻远瞩”地顶层设计基本国策，在短期的甜头过去以后，紧随而至的是祸害几代人的巨大灾难。独生子女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它完美遵循了过去70多年以来中国反复上演的运动型治理模式（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Model: 指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集中化的政治运动来推动特定政策目标的治理方式）。这个模式武断荒诞，是不受制衡、为所欲为的极权制度无法避免的结果。它不是第一次制造灾难，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它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听起来无比宏大、无比美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快速实现农业集体化，消灭私有制，通过高额农产品征购来实现国家快速工业化。这些目标一个比一个高大上。中国人有没有尝到短暂的甜头呢？当然有，至少是在运动初期，很多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国家表现出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了一些重大工程，农村还办了集体食堂，真正吃大锅饭，这似乎实现了某种平等。但是短暂的甜头以后，是场和平年代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上千万人饿死，活下来的人普遍贫穷，大部分国民在文革中挣扎。

独生子女政策的内在逻辑跟人民公社是一样的。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表面上看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该变的其实都没变。中国的集权制度、统治模式、决策机制跟毛时代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制定独生子女政策看上去也“高瞻远瞩”，它的目标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大上，听起来非常科学、非常理性，比如说要控制人口数量，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要提高人均GDP，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人有没有尝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短暂甜头呢？当然有，至少是在政策推行的初期，一部分中国人尝到了甜头。中国的家庭规模迅速缩小，在短期内减轻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压力。账面上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人均收入也确实提高了，让中国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短期的甜头过去以后，紧随其后的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我们已经在前面详细剖析过，像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像“未富先老”的结构性危机，像生育率的断崖式崩塌，还有婚姻家庭结构的瓦解。

这场人祸的本质是权力对人类最基本的繁衍本能、天理人伦、对家庭结构、对人口规律的粗暴践踏。它体现出来的是极权制度在决策方面固有的重大先天缺陷，就是纠错机制的缺失和对复杂性的蔑视。过去70多年，它制造的每一场人祸背后的逻辑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那种单一目标压倒一切的单线思维。他们眼中只看到了那个核心目标，比如说要实现集体化，要控制人口。但是他们完全蔑视社会经济、天理人伦，完全无视婚配、生育、人口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生态系统。他们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目标，结果却摧毁了整个社会生态，摧毁了天理人伦，最后连目标本身都成了代价，成了几代中国人偿还不完的代价。

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过程封闭专断。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独生子女政策，整个决策过程都缺乏公开的科学论证。一旦顶层拍板，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任何不同意见、任何反对声音都受到粗暴打压。结果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坑越挖越深，在自己挖的坑里越陷越深。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它缺乏权力制衡，缺乏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当灾难出现苗头的时候，比如说大跃进开始饿死人了，再比如说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出现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现象。但是整个党国体系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及时纠错。相反，这个体系不变的路径是掩盖问题、打压提出问题的人，最终政策错误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祸。

迟来的反思与“最后一代”的绝望

因为政治干预，对这场史诗级人祸的反思在中国曾经异常艰难。有很长一段时间，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区。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现实的冲击力已经强大到无法被权力掩盖。媒体和学界也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边缘呐喊，再到形成广泛共识的曲折过程。易富贤先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学者，他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但是在中国他却被封杀了。

这几年中国的人口断崖问题也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持续关注，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这些媒体很多文章把人口问题作为分析中国未来命运的焦点。这些报道普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制造的人口结构性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确定、最长期、也是最致命的风险。同时，国内媒体对独生子女政策也经历了从“歌功颂德”到小心反思的一个漫长转向。直到十几年前，大部分国内媒体的口径依然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这样的无脑宣传。2010年以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步入老年，很多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南方周末》、《财新》等一些有担当的媒体开始报道失独家庭的悲惨境遇，开始报道养老金的巨大压力，从这些角度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间接的反思。中国政府也开始允许生二胎、生三胎。

202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灾难已经濒临城下。几乎所有媒体的报道口径都发生了180度转弯，从宣传“不准生”转到了鼓励“生”。长期被权力粗暴打压的人口学家的警示终于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但是为时已晚。年轻的劳动力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石。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断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长期的、致命的，至少在未来几代人中是不可逆的。中国这种极权制度可以制造人口断崖，但是解决不了低生育率的问题。

不管是生还是不生，是多生还是少生，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生育权是人类最基本、最私密也是最核心的一项人权。在中国，它被粗暴践踏了几十年，不但制造了无数个体和家庭的人间惨剧，也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灾难。年轻一代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这场灾难没有理性认知，但只要不是彻底麻木，总会有所感觉。他们不愿生、不敢生，并不是因为他们觉悟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不想让下一代像他们一样过不被当人的生活，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讲就是像韭菜一样被收割，像牛马一样被对待，像电池一样被用废的机器。

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996的非人性职场文化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想让下一代有这样的未来。中国的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经历的已经够多了。这些年面对不断加码的高压，越来越肆无忌惮、不拿人当人的权力，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孩子当成父母软肋的政府，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说出来“我们是最后一代”。中国的人口灾难不是一天酿成的，年轻人这种“最后一代”的决绝也不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它们都是常年累月积淤的结果。“Gradually then suddenly”，雪崩的时候可能很多雪花是无辜的，但是没有一片雪花能逃脱崩塌的命运。这是未来几十年在中国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出发点，面对这个现实才有希望做出跟这个现实相符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