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
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代际挤压》，副标题是“婴儿潮一代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未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应该还回去”。作者是曾经担任英国保守党议员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大卫·威利茨（David Willetts），他现在是威利茨勋爵（Lord Willetts）。
今天我想通过这本书以及另外两本相关的书籍，来分析一个可能会影响包括你我在内无数人的生活，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格局的大问题，那就是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快要撑不住了。而年轻人之所以快要撑不住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年纪比他们大的几代人在过去几十年把好东西都占完了。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快要撑不住了
今天欧洲的青年正在上街暴动，法国的大骚乱已经占据世界新闻头条一个月。而地球的另外一边，东亚的那些青年们正在躺平，他们不消费、不恋爱、不结婚，甚至不工作，直接跟父母住在一起啃老。虽然没有欧洲青年那么爆裂，但其实同样是非常汹涌。而美国的青年则在全面地拥抱社会主义，桑德斯、AOC、马姆达尼，这些社会主义倾向非常强烈的政客，正在因为年轻人的选票强势崛起，美国的政治版图正在被悄悄地改写。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26年9月做的一个民调显示，30岁以下选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正面看法达到了42%，竟然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好感度。
全球的那么多年轻人，他们的表达方式虽然是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内心的呼喊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旧的社会秩序根本让他们看不到出路：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房价已经上天，一辈子也不可能攒出买房钱，甚至越来越高的物价已经让日常生活都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要么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要么就掀翻桌子，大家都别再玩下去。这样一股遍布全球的年轻人的失落和愤怒，正在悄悄地聚集成一股足以改变未来世界格局的冲击波。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我最近陆续读到的三本书，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开头说过的那本书的书名《代际挤压》。除了这本书，还有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剖析日本社会的《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以及美国专栏作家斯特恩伯格审视美国的《被偷走的十年：婴儿潮一代如何偷走了千禧一代的经济未来》。这三本书虽然观察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但它们都指向了这个共同的病根：代际挤压。三位作者共同发现，今天的年轻人在就业、买房、储蓄和成家立业上普遍陷入困境，主要不是年轻人自身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人数非常庞大、拥有财富和选票的年长世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围绕劳动力市场、住房、福利和财政，建立并且维持了一整套挤压年轻人的制度安排。
代际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衡
就拿最近全世界瞩目的法国大骚乱为例。从2026年9月中旬开始，法国爆发了一轮胜过一轮的街头抗议和暴动。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巴黎近郊的一所高中里，学生们因为校舍破旧、班级太挤、缺老师，发起了最早的抗议。这场抗议后来就以封锁学校的形式蔓延到了全法国的很多高中，然后到了10月17号，全国大约有55万人走上街头，场面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暴力，各种打砸抢烧。那些趁着别人表达诉求跑到街上去打砸抢烧的人，全都是彻头彻尾的垃圾、杂碎。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析的，是最初点燃这场风暴的那个原始诉求，而不是替这些垃圾辩护。
法国的那些学校为什么连修校舍、请老师的钱都拿不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账本，其实就很清楚了吧。正好就在骚乱发生的同时期，法国政府公布了2027年的预算附件。这个附件里面第一次按部委拆开了公务员养老金的成本。账目上显示，法国教育部大约891亿欧元的预算里，有大约285亿欧元，也就是将近32%，直接付进了支付全体退休的公务员的养老金的国家账户。也就是说，法国的教育支出看总账其实并不低，但关键是其中的最大的单一的一块，都用来养退休人员了。
这也不单单是教育部这一个部委的问题，而是法国的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早在2024年，法国养老金支出就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9%，当时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评论说，法国慷慨的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压力挤掉了教育和其他开支，早晚是要出事了。而今天这场法国骚乱，有没有很多人说的欧洲移民、文化融合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推波助澜呢？很可能有，我之前也不止一次讲过欧洲移民问题的书了。但是代际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衡，恐怕才是根本原因。
但是面对这种肉眼可见的代际失衡，掌握着财富和话语权的年长世代，又是怎么看的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长辈非但不觉得游戏规则有问题，反而习惯把年轻人的困境怪到他们自己头上。2017年，澳大利亚地产大亨蒂姆·格纳在电视节目里说，千禧一代，也就是对应于中国的80后、90后吧，那他说80后、90后买不起房，是因为这些人每天要花19美元买牛油果吐司，还要喝4杯4美元的咖啡，言下之意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太不节俭了，生活太奢侈了。
但是《被偷走的十年》这本书的作者斯特恩伯格在书里就算了一笔账。他说假如一个美国年轻人戒掉牛油果吐司，也不再下馆子，把省下的钱全部都存进银行，那要存上113年才能够攒够一套美国中位数住房的两成首付而已。所以你让人家省下买牛油果吐司的钱来买房，那不是开玩笑吗？
数据证明年轻人并不是败家子。富达投资2016年的调查发现，85%的美国千禧一代、80后、90后都在存钱，他们平均攒着9100美元的应急储蓄，比他们父辈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50后、60后左右吧，比他们同龄的时候存下来的钱反而更多。年轻人并没有在瞎花钱。《挤压》这本书的作者威利茨也提到一个调查，现在八成的英国年轻人依然是希望在31岁之前买房成家。有一个没有工作也没学上的20岁的英国小伙子就对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到一封写着自己名字的水电费账单，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终于有了独立的住处，算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
今天的年轻人只是想找份稳定工作、买套房、成个家，愿望与他们的父辈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努力程度还要更高。但这样一些原本在父辈的眼里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顺理成章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在年轻一代这里就成了一座座翻不过去的高山了呢？
一种最基本的代际契约
《挤压》这本书里用了一个原始部落的例子讲清楚了这个反转。作者威利茨让我们去设想一个靠打猎为生的部落，青壮年的那些猎手打回的肉，除了自己吃之外，还要分给部落里的孩子和老人。在各代的人数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每个人幼年吃别人的肉，壮年打猎分给别人，老了再吃晚辈打的肉，那他一辈子贡献出去和被贡献的大体是相互抵消的。而这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代际契约，就是每一个世代都对其他世代贡献多少，最后就拿回多少，这是一种公平的契约。
可是有一段时间，这个部落里突然活下来一大批婴儿，这一下局面就一下子改变了。在现实中，这批人就是二战结束之后1945年到1965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段时间迎来了一次人口大爆炸。当这群庞大的婴儿潮长到青壮年的时候，前面那代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很少，他们要养的老人不多；他们自己又晚婚少育，身后的孩子也很少。于是在婴儿潮这一代正当年的那二三十年时间里，就相当于那个原始部落迎来了干活的猎手最多、抚养的负担又最轻的人口甜点期。
而这样一群年轻的猎手，他们看到这个部落里余下来的肉特别多，他们完全不觉得这是人口结构导致的，他们觉得这全靠自己本事大，于是也是尽情消费，享受人生。而这群人到了中年之后，又凭着他们的人数优势掌握了这个部落的话事权，每次开会怎么分福利都是他们这群人的声音最大，于是他们就拼命地通过各种规定让自己活干得少一点，分到的肉多一点。最后等这群猎手老了，他们身后的年轻猎手少得多，那按理说这群人该占的便宜都已经占够了，后代又变得更少了，那他们老了就应该少要一点肉。但问题是，这个部落的话事权还是在他们手里，他们依然是最人多势众，而且他们现在也不用打猎了，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给自己捞好处。于是他们反而集体决定要求那群人数少得多的年轻猎手交出更高比例的猎物。
这可不是寓言而已，而是今天很多国家真实的统计账本。干活打猎的明明是年轻人，可是他们分到手的肉却越来越少。比如《被偷走的十年》这本书里就有几个数据：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一个工作家庭每一周扣除掉住房成本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竟然比退休的老年家庭还少20英镑；而在美国的职场上，同样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对比，在1950年的时候，45到54岁的中年男性的收入只比25到34岁的年轻男性高4%而已，但到了2011年，竟然高出了41%。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劳动市场高墙
那为什么年轻人在职场上会输得这么惨呢？一方面有全球化的因素，就在80后、90后、00后职业生涯进入最关键的上升期的时候，中国、东南亚、印度的数亿劳动力加入了全球贸易，西方又大举放开移民，廉价的劳动力压住了本土年轻人的工资。但今天这三本书的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都发现，这里边更加关键的因素，是那些年长的世代在各国国内亲手筑起来的劳动市场高墙，也就是一系列对年轻人就业非常不公平的制度。
比如我们先来看欧洲。《被偷走的十年》这本书里就正好提到了法国的例子。法国为了给老一代非常慷慨的养老金和医保买单，就向雇主征收高额的社保税，同时又把最低工资定到全国中位数工资的三分之二，而美国只有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欧洲的法律又严格限制解雇正式员工。这套组合政策其实非常阴险，高成本加上不能解雇，就让企业不敢招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然后另一面，上世纪90年代为了给僵化的经济松绑，欧洲政客搞起了改革，但是他们不敢动那些老一代员工的终身铁饭碗，于是就发明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一种双轨制，就是老员工的那些永久合同纹丝不动，却专门对新进场的那些年轻人放开一到两年、到期就随时走人的临时合同。跟我以前待的中国大学里边的这种聘任体制非常像。总之就是欧洲的这些劳动法规的组合拳是拳拳都打向年轻人。按照书里的说法，年长世代就成了城堡里的“内部人”，而年轻人成了充当经济减震器的“外部人”。经济一波动，企业裁不动那些老员工，就只能够拿年轻人开刀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动不动就能够冲上20%、25%。
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玩的是另外一套花活，但是殊途同归。《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书里说，日本企业是靠“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来严密地保护那些年长的正式员工的利益。一旦雇佣你了，一般不能够解雇你，而且你工作的时间越久，你拿到的薪水就越多。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停滞，这个时候企业就不能裁掉那些五十多岁的高薪的老员工，政府又立法把雇佣的年龄延到了65岁。那企业为了自保、为了减轻负担，就大幅地缩减正式员工的招聘，改招那些廉价的派遣工和小时工，于是年轻人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大幅减少。再加上日本还有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奇葩的“应届生统一录用”制度，就是年轻人居然只有大学毕业的那一次有机会竞争正式工，一旦毕业的那一回找工作如果没有挤上去，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岗位就很难翻身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日本的职场里，那种长幼有序的文化是焊死在人们的脑回路里的。那新招来的员工肯定要听老员工的，所以老员工的年纪就必须要比新员工大。那你如果毕业三年之后再找到一个工作当了一个公司的新人，你就有很大的概率遇上一个年纪比你小的前辈，那双方的大脑就都死机了。所以中国是有所谓的高考一考定终身，而日本是应届毕业的那一次应聘一聘定终身。所以日本职场的这一套组合拳也是非常厉害，也是拳拳都打向年轻人。结果就是日本24岁以下年轻劳动者里，男性42%、女性52%全是非正式雇员。
单身寄生族
那么既然日本和欧洲的年轻人同样都是这种类似于双轨制的劳动市场里的牺牲品，那为什么法国年轻人封锁学校、上街抗议，而日本和东亚的很多年轻人却退回到家里“躺平”了？《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的作者山田昌弘用了一句话来概括，他说日本虽然是一个“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的社会”，却配了一群“对孩子关怀备至的父母”。
我们知道西北欧几百年来都是那种核心小家庭传统，孩子十八九岁离家独立，那政府也把未婚青年当成是独立的个人征税和发福利。所以像这回在法国，当政府收高额的税去填补养老金、砍学校的开支、运用劳动法把年轻人挡在就业市场之外的时候，年轻人一方面没有父母的羽翼可以躲藏，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习惯了以独立的个体去面对政府，所以自然就把怒火泼向了街头，直接向政府示威。
但日本和东亚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刚毕业的年轻人非常抢手，进企业当正式工不仅有高薪，企业还包宿舍，当时年轻人是全社会的“强势群体”。因此日本战后设计的国家福利体系从一开始就只围着老年人打转，默认健康的年轻人靠企业和自己就行，如果混不好那是你自己偷懒。可是到了90年代之后，近一半的年轻人都沦为连房都租不起的临时工，但日本的福利制度却依然停留在旧时代，几乎不给单身的青年任何住房或者失业救济。于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只能被父母接回了家。
而他们的父母就是战后的婴儿潮那一代，在日本叫做“团块世代”，这些人手握全国六成以上的金融资产，正好有能力救济子女。于是日本的未婚青年大约八成吃住在父母家，成了山田昌弘说的“单身寄生族”。到了2012年，连35岁到44岁的大龄未婚者都有超过305万人住在父母家。而这样的一个家庭缓冲垫，就造就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日本的内阁府调查过国民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结果发现二十几岁的那些年轻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最高，男性对生活满意的达到65.9%，女性达到75.2%，而他们五十多岁的父亲是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满意的只有51.1%。父亲既要在公司扛压力，回家还要养成年儿女；而年轻人躲在父母家，哪怕只是打零工月入10万日元，也能全部拿来买衣服、打游戏。但是如果你问的是“对十年后的日本社会怎么看”，那20岁到39岁的年轻人就立刻变成了最悲观、最焦虑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他们对当下生活的满意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自我麻醉，但他们其实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而同时东亚仍然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那种婚恋观里，男性必须要先立业再成家。在瑞典和法国，只有15%的人认为“有足够的收入才能够结婚或者同居”，日本却高达53.4%，韩国高达67.2%。所以住在父母家的年轻女性不愿意嫁给非正式员工降低生活水准，而年轻的男性非正式员工也自知养不起家，干脆就放弃恋爱。于是2010年日本18到34岁未婚男性里，61.4%连异性朋友都没有。就这样，东亚的家庭像是海绵一样，把制度挤压造成的恶果吸进了家门，包裹在了家庭内部。父母是用他们的积蓄来替政府兜底，换来了街头的平静，但代价就是整代年轻人在家里停滞不前，选择不婚与躺平。
学生贷款和住房
那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既没有法国那种非常僵化的用工保护，也没有东亚的那种家庭兜底，美国是向来标榜自由市场。那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也快要撑不住了，甚至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普遍的好感呢？因为美国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时候，迎面撞上了两座大山：学生贷款和住房。
先来看第一座大山，学生贷款，也就是支付他们大学学费的贷款。在过去婴儿潮那一代50后、60后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多工作并不需要大学文凭，美国企业是非常愿意招聘新手自己掏钱做入职培训。但是后来，随着用工监管越来越繁琐，雇全职新手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企业就纷纷砍掉了内部培训，他们干脆就把大学文凭当成了最基础岗位的入职门槛，哪怕这份工作其实根本用不上多少高深的知识。斯特恩伯格在《被偷走的十年》这本书里指出，这其实就是一场“成本转嫁”。过去是企业花钱培养新人，现在是企业逼着年轻人先自掏腰包读四年大学，把自己培训好了再来上班。
可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哪有钱交学费？这个时候美国联邦政府登场了，他们不是去帮助年轻人降低就业门槛，而是敞开供应学生贷款。而与此同时，一边是政府无限放贷，而另外一边又是美国稍微好一点的大学名额就严重受限，那结果可想而知，大学就毫无顾忌地猛涨学费。从1987年到2017年，扣除通胀之后，美国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实际学费足足翻了三倍。对年轻人更加严酷的是，1998年和2005年，美国国会两次修改《破产法》，剥夺了学生贷款的破产保护权。在美国一个人借钱去赌场输光了或者开公司倒闭了都能够申请破产，唯独18岁的年轻人借钱读大学，哪怕后来生病、退学、失业，他的学贷也会跟着一辈子。而学贷违约率最高的不是读医科、法科的那些毕业生，他们一般收入高，后面可以还得上；大量还不上钱的是那些借款额不到5000美元、中途退学的底层学生，违约率达到34%。如今美国学贷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4万亿美元，超过全国的信用卡债务。早期婴儿潮那一代50后、60后，他们到25岁的时候，家庭债务里43%是房贷，学贷几乎为零；而千禧一代、80后、90后，他们到25岁的时候身背22%的学贷，房贷只占20%。也就是说婴儿潮那一代年轻的时候，借钱换来的是一套房子，而千禧一代借钱只换来了一张写着拉丁文的羊皮纸。
而当年轻人终于走出校门，他们又迎面撞上了另外一座大山，那就是住房市场。这又是另外一场更加赤裸裸的代际财富转移。《代际挤压》的作者威利茨勋爵算过，全英国的私人财富大约是6.7万亿英镑，45岁以上的人拿走了5.8万亿，45岁以下只分到0.9万亿而已。婴儿潮那一代50后、60后，他们正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房价非常低的时候买到了房子，然后他们迎来了一个高通胀的时代，高通胀正好帮助他们稀释了房贷债务。然后等他们自己变成了房主，又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低通胀、低利率的时代，资产价格暴涨，他们的房价也一路跟着暴涨。那这个时候很多长辈觉得房价涨了就意味着全社会的财富增加了，这是好事。但其实房子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堆砖头，并没有长出几间新房子，老一代人账面上暴涨的房产的财富，本质上归根结底是全靠年轻一代背上几十年的天价房贷去接盘来兑现的。更何况今天很多欧美的老人是通过房屋的二次抵押，把房子当成了提款机，直接把涨出来的这些纸面财富从银行又借出来给花掉了。仅仅2006年一年，美国房主就从房子里套现了3200亿美元。所以等到父母去世，儿女想要保住这个老房子，就得替父母偿还银行的抵押贷款，要么就是只能够卖给别的年轻人去背这个债务。所以威利茨就比喻说，高房价就像老一代人留给了下一代一个宝箱，这个宝箱外面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结果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欠条。
通过这样的一些机制和历史的机缘巧合，房地产实际上就成了一种代际财富转移的工具。光是1987年到2006年，英国房价跑赢工资的涨幅，就相当于把1.3万亿英镑的财富从年轻买房者手里硬生生地转给了那些年长的房主。后来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房价下跌，本来这是市场出清、年轻人上车的好机会，可是老一代人把养老金都押在了房子上，谁敢让房价跌谁就会丢选票，于是英美政府全力救市托房价。美国阻止了银行收房，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印钞3.5万亿美元，其中超过6000亿美元直接买下了房贷支持证券来抬高房价。同时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又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法案收紧了新房贷的审批，那些背着学贷的年轻人就更加难贷款买房了。英国那边的政策也差不多。结果就是英国25岁到34岁中等收入青年的自有住房率从1995年的65%跌到了2015年的27%。2014年美国18到34岁青年住在父母家的比例达到了32%，130年来首次超过了与伴侣独立居住的比例。在外租房的美国青年从22岁到30岁，要把他们收入的45%、平均9.26万美元交给婴儿潮那一代的房东。
这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普遍产生好感。过去这几十年来，美国两党的婴儿潮一代的政客都在用学贷来推高学费，用央行印钞托住房价，用监管来保护既得利益，然后转头去告诉年轻人这是“自由市场”的结果。于是年轻人就把这套被扭曲的体制当成了资本主义本身。在一个民调里，46%的千禧一代、80后、90后认为“自由市场是在跟自己作对”。其实就在同一个民调里，支持政府制定计划来管理经济的年轻人，是远远少于支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人的。在桑德斯横空出世之前，许多年轻人在2012年左右追捧的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罗恩·保罗。所以年轻人也许并不是真的要社会主义，更不是要计划经济，他们只是对婴儿潮一代把持的这种伪自由市场感到无比失望。硅谷著名的右翼亿万富翁彼得·蒂尔前几年在一封写给扎克伯格这些科技大佬的内部邮件里说，当这一代年轻人背着沉重的学贷，又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的时候，他们出社会好几年手里都只有“负资产”。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连半点属于自己的资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尝过资本主义的甜头，那他们掉过头来反对资本主义、拥抱社会主义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这话可不是桑德斯、AOC说的，这是保守主义的大佬彼得·蒂尔的原话。
银发民主
那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在职场、学贷、房市上处处受挫，那政府的税收和福利有没有帮他们一把呢？今天的三位作者翻开英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财政账本，看到的却是同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现代福利国家正在通过税收和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把资金从年轻人手里抽走，转给了比他们还要富裕的那些老年人。福利制度不但没有帮年轻人，反而是在抽血。
《代际挤压》的作者威利茨就指出，传统社会里的资源流动是向下的，是长辈把资源留给青年，但是现代福利国家却把方向给倒了过来。英国政府每年花在工作年龄人口上的医疗费不到500英镑，而花在85岁以上老人身上是4000英镑。近1000亿英镑的社保福利里，大约四分之三发给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1956年到1961年出生的英国婴儿潮一代，他们一生领走的福利相当于他们交的税费的118%。美国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一对1965年出生的美国夫妻一生交社保和医保85.1万美元，退休的时候却能够领走137.2万美元，净拿52.1万美元的补贴。
在日本这种财政挤压更加直接。《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书里写道，在日本，不管你是年入1亿日元的企业高管，还是年入仅仅100万日元的20岁的一个兼职青年，你每月必须缴纳的那个基础养老保险费竟然是完全相同的定额，2013年的时候这笔钱是15040日元。更加荒唐的是，以中老年为主的高薪正式职员，他们那些不用工作的全职太太一分钱不交以后就能够白领这笔基础养老金；反而是那些嫁给了低薪年轻临时工的家庭主妇，哪怕她们同样是要在家带孩子、没有一分钱收入，却必须要每月照交这笔养老保险费。所以在日本是收入越低的年轻人，反而要拿出越高比例的血汗钱去填补老一代人的养老金账单。
而最让年轻人绝望的是，这些偏向年长世代的制度是很难改革的，因为人口结构决定了选票权重，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老猎人垄断了部落话语权的逻辑。《代际挤压》这本书里引用过一个涉及20个发达国家的研究，这个研究发现中位选民年龄每增加一岁，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升高0.5个百分点。英国65岁以上老人投票率高达75%，54岁以上投出了全国四成的选票，年轻人怎么跟他们争？《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书里把这种现象称为“银发民主”。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了选民的三成，加上五十多岁的人群，中老年人可以说是牢牢掌控了选举。日本政府曾经想发儿童补贴，结果遭到老年选民强烈反对，最终反而是削减育儿支持，同时拿税收来资助“老年人才中心”，让这些有房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做整理自行车这类轻活来赚零花钱，却把急需收入的年轻非正式雇员排除在外。
前面提到过，美国的年轻人现在正在把大量的选票投给那些左翼的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但是讽刺的是，这些左翼政客给美国年轻人开出的药方，像是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强化工会特权、由政府包办高福利，这些恰恰是把美国推向欧洲和日本的老路。而它们早就证明，在选票被老年人垄断的社会里，赋予国家越大的财政转移和管制权，政策就越容易被老一代人劫持，最终变成压在年轻人头上的高税收和就业壁垒。
总之无论是欧洲街头的抗议、美国年轻人的左转，还是东亚年轻人的躺平，背后都是同一个代际契约失衡的故事。但是年长世代手里握着再多的房产证、国债欠条、养老金承诺，等他们老了需要照料的时候，这些纸片是不能够直接当饭吃的。20年后，这些老人们要吃的那块面包没有办法在今天烤好放进储藏室里。如果老一代人今天用制度掐死了年轻人的生路，那等他们真正老去的那一天，还有谁在厨房里替他们烤出那块热面包呢？
在我们开头提到的这场法国大游行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画面：一开始发起游行的那些法国学生，是因为有近三成二的教育预算都被拿去发养老金了，结果他们自己的校舍都修不起；但就在他们的游行队伍边上，还有法国总工会的游行队伍，而里面就有很多退休人员，他们和这些年轻人并肩走在街上，而他们喊出的诉求之一就是“提高养老金”。
好，“全世界年轻人都撑不住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今天涉及到的三本书籍的详细信息我都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