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社会忽视的哀伤：年轻子女的无声痛苦

大家好，我叫昀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不用举手回答，你只要在心里想一想你的答案就好。

第一个问题是：当你听到“丧亲”这个词时，你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的朋友突然告诉你“我的妈妈去世了”，你会怎么安慰他/她？
第三个问题：如果他在葬礼结束后一个月，仍对你说“我还是很痛苦，我好想念妈妈”，你会怎么回应？
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一年后、三年后，甚至十年后——你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

这些问题可能让你感到不安，甚至心跳发紧。但它们无比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我接下来的分享，将围绕“丧亲”这一主题展开。听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触动情绪，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请随时出去走一走、休息一下，照顾好自己。

“城中村”的隐喻：光鲜外表下的巨大空洞

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这样一个比喻：当她的父亲去世后，她感觉自己的人生像变成了一个“城中村”——外面看起来繁华现代，但城市的中心却是一个破败的大窟窿。

在旁人眼中，她的人生很圆满：博士毕业、薪水不错。但这一切外在的光鲜，都掩盖不了她内心因父亲离世而留下的巨大空缺与痛苦。

和我分享这个比喻的是秦小姐（匿名），她是我的第18位研究参与者。她在16岁时，父亲因肺癌脑转移去世；谈到这个比喻时，她已30岁。

在这里，我想分享我的第一个重要身份：我是一个丧亲与哀伤的研究者。我的博士论文，以质性研究方式，探讨了在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他们的哀伤经验。

我们通常认为这两个阶段是个体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过渡期。我一共访谈了44位年轻子女，其中33位为女性、11位为男性。他们的父母离世方式包括：自然疾病（如癌症）、突发性死亡（如脑梗）、暴力事件（车祸、凶杀）以及自杀。

为什么要研究年轻子女的哀伤？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群体。西方研究多聚焦于子女死亡或配偶死亡；中文文献则主要关注失独老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年轻人的哀伤研究才逐渐出现——但至今仍极为稀少。

我们常常难以想象：年轻人也会哀伤吗？他们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有大把时间、无限机会——怎么就该和“死亡”或“哀伤”扯上关系？

但现实是，现代社会习惯性地否认衰老、死亡的必然，以及哀伤的痛苦。在这种文化中，我们甚至不允许思考：负面的人生经验，为何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然而，若参考代表性数据推算：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占比在3.4%至11%之间——这意味着，我们身边每十几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人曾失去一位父母。

更关键的是：他们通常是第一次直面至亲的死亡，在缺乏死亡教育的社会里，他们对哀伤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经历人生中最初、也可能是最沉重的一次离别。

这是一场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我的身份：一个丧母的女儿

我为什么会研究年轻子女？除了学术意义，这也是对我自己人生的一次回答。

2014年7月29日，我的母亲因突发中风去世。
那是我最核心、却也最隐秘的身份——我是一个因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

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向任何人提起。我记得母亲火化的那天，我哭得崩溃，眼泪鼻涕直流，眼镜不断下滑。身边的同学温柔地帮我托住眼镜，允许我哭——这份温柔的“同在”，我至今记得。

但葬礼结束后，世界仿佛一切如常。可对我而言，它已经不正常了。

我可以当着朋友的面崩溃一两次、甚至三次。但我渐渐发现，他们从未经历过父母离世，无法理解这种伤痛有多深。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亲戚们不再安慰我。他们只说：“你要坚强”“你要继续”。

于是，我学会了把哀伤藏起来——至少这样，我的眼泪不会再被评判。

但渐渐地，我心里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在哀伤？为什么我还在难过？我是不是不正常？

那时，母亲才刚去世五个月。

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旁听了陈智豪教授的《与哀伤共存》课程。在课堂上，我第一次知道：丧亲和哀伤，是可以被认真研究的学问。

原来我的丧母经验，不再是别人支支吾吾说的“那件事情”，它有一个正式学术名词：bereavement（丧亲）。
我的情绪，也不再是朋友含糊带过的“难过”，它被定义为：grief（哀伤）。

甚至在香港，有一家非营利组织叫“赆明会”，三十年来专注为丧亲者提供哀伤陪伴与辅导。

我开始阅读各种丧亲理论，仿佛哈利·波特走进了魔法世界——原来哀伤研究的起点，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Sigmund Freud。他的“哀伤工作”理论，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哀伤辅导。

随后我接触到依附理论、哀伤阶段论、意义重构理论……我的哀伤，终于在学术世界里找到了容身之处。

但那时我仍困惑：其他人呢？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个公开谈论丧亲的人。于是我花了13个月，招募了44位研究参与者。

哀伤的隐形结构：身体、记忆与沉默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

有些人出现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持续半年失眠、食欲减退。
有人感到精力被掏空，连端一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更多人经历躯体化症状：头晕一个多月、后脑持续疼痛——而这些症状，竟与他们父母去世的原因高度相似。

但他们的哀伤是隐形的。他们依然上学、工作、社交——在表象之下，却经历着：

• 不请自来的自杀念头
• 持续的焦虑不安
• 生命意义的崩塌
• 无尽的绝望

这是杨小姐，我的第16位参与者。三年前的一个凌晨3点，她接到姨妈电话：“父亲走了。”
她不敢说出“死”字，只反复问：“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不能说话了？”
后来才知道：父亲因心口痛去小医院，候诊人多、性子急，转身欲走时猝倒。短短两分钟，医生说“没救了”。

家乡保留土葬传统，未做解剖。她至今不知道父亲究竟为何而亡。

此后两年，她浑浑噩噩、生不如死，曾有过轻生念头。

这是周先生。母亲在他青少年时因车祸去世，这场失去让他对世界充满恐惧——小时候他要拿着刀才能入睡。长大后，听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歌，他会忍不住落泪。

这是沈先生。父亲去世时他还在读大学大二，一瞬间觉得“人生的意义、寄托都消失了”。他退学去做小生意——不是因为热爱，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节哀顺变”：一句温柔的暴力

当我们知道有人父母离世，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节哀顺变。”

这句话出自《礼记·檀弓下》——字面意思是：节制哀伤，顺应变化。

它真的是在安慰丧亲者吗？
不——它是在暗示：你的痛苦太长了，你该“恢复正常”了。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都有一套潜规则：判断什么样的哀伤是“正常的”，并教导我们该如何哀伤。

西方学者总结工业社会以来的哀伤假设：哀伤必须是短暂的，才能快速恢复效率、回归工作——继续当一个“打工人”。

但这些假设早已被研究推翻。

我的访谈告诉我：年轻子女的哀伤深入骨髓，像心底的八级地震，余震不断。

每一个深夜、人生低谷、新春佳节、父母忌日，甚至是他们取得成就的瞬间——哀伤都会突然迸发。

有8位参与者，丧亲时间超过五年，仍表示“我很痛苦”。哀伤没有随时间消散，反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反复回响。

被压抑的哀伤：沉默、伪装与自我否定

并不是只有旁人觉得“应该节哀顺变”，年轻子女自己也这样想。

他们对自己的哀伤充满困惑与自我否定，害怕与众不同，于是努力伪装成“正常人”。

何小姐告诉我：母亲去世三年来，她几乎每晚都梦到妈妈——一开始健康，最后总因各种原因离开。这些“哀悼梦”让她害怕睡觉、严重失眠。

但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和男友。

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告诉我：他们从未向家人或朋友提起自己的丧亲经历或哀伤反应。

有人甚至假装“回老家”——实则是为父母办葬礼，却绝口不提。

心理辅导？他们更抗拒——因为害怕“被治好”、不再痛苦，就是对父母的背叛。

还有些年轻人为了照顾另一方亲人，刻意隐藏自己的哀伤。他们不想触发对方的情绪，想替去世的父母撑起整个家。

陈小姐告诉我：父亲因肺癌去世时她还在读大学，第一个念头是：“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妈妈以后只能靠我。”

她在葬礼上只哭了一次。其余时间表现如常，只是话变少了。

后来她得知：母亲在老家会无缘无故哭泣、不愿见人——这些都是正常哀伤反应。但陈小姐更坚定了：不能在妈妈面前提父亲的事，不想让她再难过。

她独自去墓地看爸爸，不告诉母亲。

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在坟前小心翼翼问她：“你不伤心吗？”

陈小姐不是不伤心——她在街上看到与父亲身形相似的人，都会瞬间崩溃。但这些真实的哀伤反应，她不敢说出口。

“为什么？”：一个无解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死？

几乎所有的年轻子女，都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无论父母是因病、突发、暴力还是自杀——他们都在拼命寻找“为什么”。

杨小姐抽泣着说：“我爸才不到50岁，他爱抽烟喝酒，但好人不是该有好报吗？”

“生老病死”是常理——可她的父亲还没老，甚至没真正生病，怎么就走了？

她无法接受：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她身上？

我们普遍期待父母能活到七八十岁，陪伴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但这个愿望，在她这里“在错误的时间结束了”。

于是，他们将这归结为“命运不公”——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这种经验，不是单纯的情绪哀伤，而是认知结构的失序——世界突然不再有逻辑、不可预测。

他们不会被动接受混乱。他们会拼命追问“为什么”。

有人怀疑亲戚或医院的做法是导火索——云小姐认为母亲的癌症，是因为长期被舅舅家的事气出来的。

有人责怪逝去的父母：“如果你当时更注意健康一点”“你再撑一下，也许就不会走了”。

王先生回忆父亲在岗位上猝死时说：“他自己不争气死了。”
这句话背后，是深深的不甘：我刚能尽孝，你怎么就走了？

这些无处安放的情绪，转化为愤怒——对父母的埋怨、对自己的自责。

在我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人真正找到“为什么”的答案。即使找到了，也极不稳定——当人生再次被触动时，旧答案就崩塌了。

于是他们陷入新一轮追问。
“想通了”这件事，在他们的经验里极少出现。

我渐渐意识到：父母为何在我们年轻时离世？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无解的。

而许多苦难之所以苦，恰恰是因为无解。

认知重建：不是放下，而是接纳

最终，许多年轻子女与这种认知失序和解的方式，并非找到“为什么”，而是接纳了被改变的认知结构。

他们学会：

• 论到死亡：接受“死亡再强大，也无法阻断父母对子女的爱”。
  父母的爱、教育，会一直陪伴孩子。

• 论到失去：接受“如果父母在我更小的时候离开，我现在的处境只会更糟”。

• 论到人生：接受“有些人就是幸运一辈子，而我，就是倒霉那一部分”。

• 论到公平：接受“父母离世这件事，每个人都会经历——我只是比别人早了一点”。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很丧的认知重建”。但这种认知，与西方研究高度呼应——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人，更难相信世界是有序、有意义的。

当他们把“父母离世”理解为一种认识世界真相、生命本相的过程时，那些找不到答案的痛苦，似乎变得可以承受了。

但——他们所交的“学费”，实在太沉重了。

社会禁忌：沉默、标签与污名

在访谈中，我看到许多家庭不断告诫子女：“不要在学校、不要在任何地方说起父母离世的事。”

这种禁令，让年轻子女对自己的丧亲身份讳莫如深。

有人在填家庭信息表时，在“父亲”栏写“退休”，而不是“去世”。
有人在对话中，77次用“事情”代替“死”这个字。

还有人告诉我：父母离世后，社会和家庭给他们贴上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孤儿寡母”的污名标签。

更令人窒息的是：有人被父母告诫——“谈恋爱时，不要太快提起父母离世的事，怕你在婚恋市场被人看轻。”

丧亲经历甚至影响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期待：

• 年轻女性普遍希望伴侣能理解、接纳她们的伤痛；
• 男性则更倾向于把伤痛留在过去，努力建立新的、更好的家庭，以此补偿。

当父母进入新关系时，他们开始反思：婚姻承诺，真的能超越死亡吗？

于是，他们更深切地感到：“我，没有家了。”

哀伤不是病，是爱的延续

我的博士论文结束时，我经常在办公室读着读着就爆哭——我身上背着45个人的哀伤，包括我自己。

那些爱与哀伤如此浓烈，却从未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

于是我一直想：这些故事不能就这样消散。它们应该被看见，被听见。

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万有引力”品牌，在今年三月出版了我的书——《与哀伤共处》。

这本书，是年轻子女对这个世界的一次自白：
我们的哀伤从未过去。它如平静大海上漂浮的冰山——表面沉默，水下却在拼命追问“为什么”。

如果这本书在未来某一天，能让一个人翻阅时心想：“原来我不是不正常”“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那它，就已经实现了最大的意义。

如何与哀伤共处？五个温柔提醒

最后，究竟怎样才算“好好地与哀伤共处”？

在我自己的经历和陪伴他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没有“正确的哀伤”。每个人的哀伤都是独特的。

但有一些温柔的提醒，或许能帮助丧亲者走得轻松一点：

1. 请记住：你的哀伤不是病，它不需要被治愈。
   哀伤是爱——是我们想继续爱TA，只是TA已经不在了。

2. 哀伤没有标准答案。
   你还在哀伤，不代表你有问题——你只是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失去。

3. 不需要强迫自己放下。
   允许自己哀伤，去感受那些情绪——它们可能藏着你与亲人之间的故事。

4. 哀伤像潮水，有高潮也有平静。
   给自己足够时间去适应起伏。即使在哀伤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快乐——比如，在公园里发呆20分钟。

5. 不想说出口，是完全正常的。
   很多人要等很多年才敢开口谈论丧亲经历——但如果你哪天想说了，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寻求帮助，是对自己的一种温柔与照顾。

最后，请一定要记住：
学习与哀伤共处，是一个很难、很辛苦的过程。

请允许自己崩溃——
也请允许自己好好休息。

谢谢大家，感谢你们愿意来听这场有点沉重的分享。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在未来某一天——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哀伤时，多一分心理准备，多一份对自己的理解。

因为一个不幸却无法逃避的生命真相是：
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者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

愿你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