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亲历

上期节目说到高华的时候，我谈到了顾准。顾准（Gu Zhun: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而1959年，作为右派（Rightist: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在河南信阳（Henan Xinyang: 劳改地点）劳改时，亲历了大饥荒（Great Famine: 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全国性饥荒）。这是他思想历程中最为残酷也最为关键的一段。据估计，信阳地区800万人口中超过100万死于饥荒。顾准认为，大饥荒不是天灾，也不是简单的人祸，而是一场国家对抗农民的冲突。

“集中营”与大跃进工程

1959年，顾准被送到河南信阳时，那里被认为是距离“共产主义天堂”（Communist paradise: 顾准用此词讽刺地描述其被劳改的地点）最近的地方。6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进入劳动队的第一天，明白了，这是一个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 顾准用此词形容其被劳改的地点）。”他劳动改造的地方叫铁佛寺水库（Tiefo Temple Reservoir: 顾准劳改期间参与建设的水库工程），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图纸，没有勘探设计，也没有规划，仅仅是靠着县委王书记的一句话：“在两山之间，蓝水艰苦。”此时，水库的农民工因为饥饿和劳累已经逃散了一大半，所以县委才把顾准这样的右派劳动队派到了这里。作为右派，顾准没有刑期，也没有解除的规则，没有行动的自由，甚至连小便都要请假。刚到工地，顾准就已经见到了浮肿（Edema: 因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肿胀）的民工。他的判断是，这些人的厄运不是1959年才开始，而是1958年的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从这句话的意思来理解，顾准认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2年中国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和大饥荒几乎同步开始。

粮食卫星与谎报的统计学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CP）社论提出，15年内要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当年4月，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 Basic unit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在信阳诞生。6月7日，信阳率先在全国放出了“粮食卫星”（Grain satellite: 指虚报、夸大粮食亩产量的宣传现象），小麦亩产2105斤。4天之后，这个数字涨到了3500斤。当月底翻倍到7320斤。而在8月份，当毛泽东（Mao Zedong: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说“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之后，不久，信阳宣传其水稻亩产48925.7斤。顾准曾做过上海的财税局局长，对数字很敏感，认为谎报并不是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官员的道德问题。他说，这个灾难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通过统计学来的。那个自上而下的指标式的统计学，它指向的是国务院（State Council: China's chie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在1959年公布的5500亿斤粮食的预估全国产量。而事后看，这还是周恩来（Zhou Enlai: Premier of China）对之前的预估已经打了一个差不多对折之后的数字。他在日记中写道：“产量的谎报，实在是大苦我民了。”当年夏季大旱，当顾准在烈日底下裹着湿毛巾推车的时候，那个号称亩产万斤的红旗公社里的水稻已经到了稻秧可以直接用火柴点着的程度。不过在那一年，信阳的口号却是“大旱大丰收”。

庐山会议后的恐怖与屈服

“小阳发了这么多危险，小阳是全省第一啊，发危险发的最多了。水稻几公上水稻1万斤，还有那里几万斤几万斤的，随便胡扯，随便说，我没这出名了。所，这不是这庐山会呀。他们想总结下这几验，贯彻庐山会议的时候，为为会为大大会献礼呀，就让我带上公作组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根本没有亩产1万斤水稻，甚至1000斤也没有，七八百斤差不多。地委委员李瑞英（Li Ruiying: Wife of Zhang Shufan）把这个调查结果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凡（Zhang Shufan: 当时信阳地委副书记，曾试图上报真实产量）。在常委会上，张树凡以一票对八票说：“灾年已成定局，必须实报产量，早做准备。”顾准认为，1959年的夏天，灾荒曾经出现过一个小的“马鞍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还有人敢说实话。庐山会议之后，这些声音消失了。1959年8月，是顾准称为“恐怖与屈服”时期的开始。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Peng Dehuai: Former Vice Premier and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之后，全国从“反左”转向“反右倾”（Anti-Rightist Deviation: Campaign following the Lushan Conference），铁流一样的压力迅速下沉。在9月初，河南省委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要求各地委预报自己的粮食产量。信阳副书记张树凡仍然认为要实事求是，他坚持只报其他常委预估数字的一半，即30多亿斤。省委震怒，张树凡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昼夜挨斗。他和妻子李瑞英特意拍下了这张合影，两人都带着笑容，作为生离死别的准备。就在这个时期，主张包产到户的光山县委副书记张富红（Zhang Fuhong: Deputy Secretary of Guangshan County Committee）在斗争会上被打死，对外称畏罪自杀，立即掩埋。信阳全区在反右倾中挨斗12000人，恐怖迅速传导到劳动队。

斯大林主义的幽灵与制度的逻辑

人人过关，暴露思想的原则很简单：第一，主席的领导绝不会错；第二，根据上级指标定产量。顾准对此的判断是四个字：“食利内人”（Self-serving and harming the people）。日记中，他写道：“1958年的现实曾经让毛害怕，但是退回1957年，就必然要否定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两者不可兼顾。加上内外刺激，他下定了走斯大林主义（Stalinism: 指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决心。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1928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引入了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 将个体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合并为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过程），旨在将私有农场合并为名为“集体农庄”的国家农场。然而，许多乌克兰农民不愿将土地交给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没收，许多人被流放或被迫离开家园。1932年，政府提高了农作物的配额，农民被期望比以往收获更多。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他们生产的粮食被没收，自己和家人一无所有。囤积粮食的农民常常受到惩罚或处决。毛泽东此前对这段历史是有警觉和反思的。1959年初，郑州会议上，他曾说：“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但是，当年7月22日，赫鲁晓夫（Khrushchev: 苏联共产党第二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公开反思这段历史，批评公社制度不正确。纽约时报写道，苏联领导人可能在影射中国。当时正值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批评就是顾准所说的“内外刺激”。但他认为，这不是毛泽东决定坚持激进政策的根本原因，原因是制度内在的逻辑。既然人民公社已经建立，“机器上已经修好了房子”，全部体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

铁骨的折断与妻子的压力

两个月前，刚进劳动队时，顾准写道，他一直傲视大官，不理别人给他戴的帽子。这是他的性格。1952年，他被撤职，理由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导火索是顶撞苏联专家时毫无“公顺之意”。之后，他在河北劳改，仍然公开批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所以才作为“反党右派”被遣送河南。七年中，他自认一身“铁骨”，敢于冲撞体制。但是到了1959年8月，他写道，他不得不向任何人低下头来。劳动队队长沈万山（Shen Wanshan: Labor team captain）点名批评了他，并且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批斗顾准。沈万山这个人不识字，他的口头语是：“你们是罪人。”有人质疑他的理论水平，沈万山说：“我要‘逗你’，还不是‘逗你’？”顾准写道，沈深得“毛子三味”，毛不是对费孝通（Fei Xiaotong: Sociologist）说过同样的话吗？顾准的妻子汪碧（Wang Bi: Gu Zhun's wife）是他世界上唯一能够倾诉全部心事的人。他曾写过：“此生所有的欢乐是他给的。”但1959年，政治压力已经大到了让汪碧也难以承受的程度。她一个人要抚养5个孩子和老人。10月17日，顾准收到她的信，语气已变得“公示化”。顾准半夜无眠，直到汪碧知道他生病了，马上寄钱来，埋怨他不早说。顾准满心柔情，马上写信向妻子汇报自己的改造计划。“摘帽子成了政治勒索，而爱人成了人质。”顾准写道：“劳动队的每一个人都在恐怖中屈服，之后是他们的真正的大跃进时期。”

饥饿、浮肿与“大丰收”的谎言

“风飘扬，人民奔扬”，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夜里加班，凌晨还要写思想汇报。当时的口号是：“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1956年，顾准在党校听过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报告，他在日记中写道：“terrorism的时代开始了。”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吃的却越来越少。顾准写到9、10月间的时候，劳动队已经有40多个人出现了浮肿，而民间肿得更厉害。一眼望去，民工中很多人都肿了。信阳书记陆宪文（Lu Xianwen: Xinyang Prefectural Secretary）在口述中说，当年10月，省里要求“强迫征收秋粮”，所有的粮食从场上直接拿走，打多少，交多少，不留给农民。省委当时的口号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1959年3月份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向各省要求的学河南的办法。当时我们地区的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却上报到了150亿公斤，多报了35亿多公斤。拿不出来，那就要开批斗、斗争会，最后的口粮也要被交公。那点吃怎么能不饿死人？顾准曾经预计饥荒会在第二年春天到来，他没有想到，秋收刚过，农村就已经断了粮，带着“鸡粪跟凄凉”。他写道：“咬紧牙关，死1亿人也不要紧，赶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到了11月中旬，顾准一天只有两顿饭，吃的都是红薯叶。此前他无论如何难以下咽，但现在全部吃完。他写道：“饥饿是可怕的。但相比农村，……”他说，这个曾经被他认为是集中营的劳动队已经是天堂。因为就在这个月，他劳动队的朋友、农民许云洲（Xu Yunzhou: Farmer and Gu Zhun's friend）家里面断粮了。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各家偷偷藏的稻米都被抄走，但县委仍然认为农民在隐瞒产量，所以展开了“反瞒产运动”。结果不是没有粮食吃，而是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了，满了，把产出的粮食拿起来了。“大家苦苦乐事啊，容易了，把苦苦乐事都拿起来，全在那大厂里开会，都不是穷做备吃的了，进来看看。”“就是没有粮食说瞎话，硬巴拉吧，到处的厂里啊，一圈一圈的弄出300万斤粮食来，都是空空子粮食。”信阳举行了474次这样的假现场会，证明农民在隐瞒产量、破坏大跃进。官方文件显示，当时几乎所有的公社和队都设立了监狱和劳改队，殴打致死群众67000人，致残34000余人。至于酷刑，我不念了。请大家自己看吧。家在农村的许云洲极为痛苦，顾准只能安慰他。“劳动队还算一个避难所。如果你现在仍然在农村，目击这一切，会是多么伤心。”

剥夺与生存的挣扎

“不让抢食，家里冒烟。这不是没有办法了，饿了没有办法，就捋上树叶，弄上野菜，瓜点薯皮，充饥吧。咱来人吃食大饼糊，那个小果那个砖头支起来，那个小果煮点菜吃，冒眼了，看见了来检查你。等下给你把小果给你打了，把一锅挑了，把一货给你拆了，什么也没有了。他吃吃他的，什么别这样，都是上路。”农民吃一点红薯叶，他们的锅被砸了。因为野菜必须交给食堂。顾准写道：“因为野菜和牲畜，现在都是集体的。”私有制取消之后，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财产，甚至名字。300多万个全国公共食堂，把90%的中国农民的生产和消费管到了彻底。人们被迫杀牛保命，而信阳认定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杀牛犯”，他们拘捕了超过2000人，五分之一死在狱中。12月，劳动队浮肿的人已经增加到80人左右。顾准在路上看到了倒毙的民工，他的兜里还有4元钱，但是商城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许云洲一家决定搬到另外一个县城寻找活路。固始县，那里的县委书记在给居民照亮。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施家主（Shi Jiazhu: A county secretary mentioned in the transcript, possibly a mishearing or typo for Shi Jiazhu, or another official). 我的书上还有照片，两个的照片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面一个粮食局，县里管的粮食局书记，他能不能借3万300万件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这粮食局长说：“石书记啊，我没这个权利。这粮食是吴吴支府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顾准在集中营没有能够记录许云洲一家后来的命运。但是我在官方文件中看到，灾后统计，固始县有400多个村庄，没有人烟。而商城453个村庄死绝。就在同一时期，信阳所有的大小粮库都是满的。“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怪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时的那谁也不敢开仓。只有一个人开仓放粮，那就是张淑凡。”那位被批斗的信阳副书记，在复职之后，他不请示上级，在遂平开仓放粮700万斤。此后，他被软禁。“就是他，嗯，你你老张叫你下乡吃饭，你一斤粮食没有发出来。你一斤粮食？文，饭钱，你还把国家的‘炒’这个的70多万斤粮食，你都去开仓大了。你好大的胆子呀。”

谎言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顾准在日记中写道，这句话是“烂调”。他说：“其实一切决定数字。那崇高的思想也决定数字。当时我死人最多的时候，粮库也是粮食最多的时候。不仅姓杨高，诉个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我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887031斤。”顾准曾经认为，大饥荒会缺粮，他写道：“打肿脸充胖子，究竟能撑得几时？不会祈求外援吗？”但是和他的预期相反，根据杨继绳的研究，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援外，并在这一年数额激增。4年后的政府报告显示：“在困难时期，我们节衣缩食，拿出了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12月的时候，信阳向省委报告要了2亿斤粮食。但是顾准粗略计算这个数字之后，他写道：“今年冬天，农村的老人跟孩子将陷入绝境。”1960年1月5日，顾准日记中写道，他看到一位农村老妇人带着几个孩子，等顾准他们吃完饭来讨碗。但是这些碗里已经没有多少残羹。他看到的老人跟孩子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还能走路。“头说来的小孩把的眼睛‘嘚嘚嘚’的个可逗神了样了啊，‘嘚嘚’都事样可可，他脸上脸色个好这样了，剩的个好这样了。这身上面也走不走啊，要趴着走。”14岁的小姑娘，饿的走不动路了，在地下趴着，怕我把小话趴在他门后边藏起来了。顾准在日记中写道，一位队友对他说，有一个小孩躲在他们伙食房的床底下好几天，在里面偷东西吃。孩子们被遗弃了，仅光山一线，就有将近400名这样的孩子。官方文件显示，信阳的书记陆宪文认为，丢孩子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之后，各县用专政的手段来打击此事，造成了大量孩子在寒冬中冻饿而死。“太阳出头了，夜陪花锦绣那江山啊，那个美如画。”信阳是著名的渔米之乡，但这时的李瑞英看到的只有灰色。中国的农村变得没有颜色，没有活物，没有声音，听不到家禽和鸟叫，一片死寂。

人相食与道德的沦丧

12月，死亡在顾准的日记里是以家为单位出现的。这些名单中最惨烈的是劳动队一个叫黄渤的人。他的老婆、父亲、哥哥和两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他对顾准说，比父亲和孩子死亡更糟糕的是，哥哥死了，这意味着最强壮、最有能力、带着大家度过灾难的人也在消失。从各方文件看，信阳在饥荒中，67.9%的死亡者是青壮年，在饥饿中，他们还要承担高强度的劳动。铁佛寺水库的民工按顾准的记录，每天只有一顿午饭，没有主食，菜一斤，红薯半斤。顾准捡粪的时候，民工对他说：“你们捡不着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喝米汤。”形势持续恶化。1959年12月22日，顾准在日记中写下：“商城发生人相食事件2起。”这两起案件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丈夫和妻子、姑姑和侄女。写下这件事的时候，顾准没有附加一个字的感受，因为“同情心在这个时候是罪行”。仅固始县一个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地委书记陆宪文把这定性为“敌人破坏尸体罪”，多人被逮捕后在狱中死亡。信阳地委要求：“谁为外流人员和小孩流泪？谁就要受批判，你什么立场？”在劳动队每次开会，顾准都要检讨自己的人道主义，并且自我侮辱，为“狗道主义”才能够过关。他日记中记录，当年冬天，雨雪纷飞，大家砍了大量的树，农民没有柴火取暖。有人到劳动队来偷，被剥掉棉袄，赤裸着赶了出去。之后，他偷衣服被殴打，在大雪中接近毙命。他曾写道，在这个队里，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强的是队长沈万山。但是，这不是阶级性，这是兽性。

真相的掩盖与举报的绝望

信阳的书记陆宪文在自述中曾经为自己辩解，他认为，信阳所发生的事情绝非孤立，而且他掩盖真相是为了吸取开封的教训。他指的是开封地委书记张申（Zhang Shen: Kaifeng Prefectural Secretary），曾经在省委会上调查死人问题，说：“群众饿死了，你们还大丰收，搭肿脸充胖子。”结果，省委大会批判他。当时很多场馆的人都知道，“I saw the trick”，但是不敢说。“我当时也看着，觉得也不对劲了。”日后，张申写道：“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1959年，整个国家沉默了。这是为什么会有信阳事件？因为有天大的谎言，才会有天大的灾难。”在媒体受到严格管制的时期，向中央举报，几乎是农民唯一的救济手段。李瑞英当时试图写信给毛泽东本人。但是她担心信件暴露，所以就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给她的熟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Li Xuefeng: First Secretary of the North China Bureau）。第二天早上信就打到了妇联会的办公室，就给退回来了。“哎呀，我拿走以后，我赶紧上，就把他撕了，赶紧死了。”后来才知道，根本那个时候封锁了，信出不去。根据信阳地方文件，当时共截获信件12000封，反映粮食问题的信被当成反动信件，交给公安局侦破。其中有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公安对比了6000多人的笔迹后，将写信者逮捕。人已经没有权利喊出“恶”这个词。劳动队里80个负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谈论自己因为什么原因得病。这个病在当时被称为“瘟疫”。顾准日记中写道，如果有医生敢说这是饥饿，他会被打成“有情分子”。张树凡印证了他的话，说曾经有医生说这个病“很好治，两碗粥就好了”，医生被逮捕。

逃荒之路被封死

逃荒本来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用来自救的方式。但是在1959年，这条路也基本上被封死。1958年，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占人口85%的农民失去了迁徙企图。1959年3月，中国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信阳书记陆宪文认为，外流是富裕中农的煽动。他对公安局长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各县组织民兵持枪设卡，拦截群众。“你出去套话要法嘞，不行，那上边还给别人口号，好人不‘外套’，‘外套’没好人，这不都是上路了吗？”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信阳地区共截留46万人。顾准写道，宪法本来有居住自由这条规定，但是在公安户籍体制、人民公社、军事化体制和公共食堂体制之下，就有了“逃窜犯”的名目。按照顾准的记录，这些逃窜犯被编成了“综合队”，就像他一样被强迫劳动，只是更残酷。不但没有一分钱工资，而且完不成劳动定额就要扣饭。从文件看，超过1万人被扣押期间饿死。这些人当中很多甚至不是逃荒者。根据商城县委的文件，当县委书记王汉清（Wang Hanqing: County Secretary）定下要收容3000人的指标之后，政法机关就用“围剿”的办法，抓捕进城买东西的人和路上的行人。2197人，除老弱和小孩之外，全部送到顾准所在的水库劳动。

哀鸿遍野与国庆建筑并举

这些所谓的“逃窜犯”被迫建设的是被县委王书记称为“万头猪场”，而且要求顾准来做规划。顾准在日记中自问：“饲料从哪儿来？”没人回答他。他又问：“将来是‘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事实上，猪和人很多都死了。在大饥荒中，超过20万头牲畜死亡。而王书记还有很多计划，他要盖戏院、绿化水库、建公园，一切向郑州、汉口，最好向北京看齐。顾准看到“哀鸿遍野”和“国庆建筑”并举，建设本身已经成了建设的目的，而建他们的人，却不仅要用双手，还要用性命扑上去。他称之为“国家对抗农民”。斯大林说过一句相似的话，他把农民抵制集体化的行为称为“反抗苏联统治的战争”。人类历史上饥荒发生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人口死亡最多的是在有相似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在没有任何公开信息的情况下，顾准是按照他在劳动队得到的仅有的信息来进行测算。他推算的结果是，他所在的商城县在明年（1960年）卖粮之前，按最好估计死亡人数也将超过7万。这跟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大体一致，商城至少9万余人死于饥荒。当时许云洲问顾准：“别的地方怎么样？”顾准说：“我不知道，但应该（河南）本部六省都是如此。”在日记里，他自问：“这个体制会自下而上崩溃吗？”他的答案是：“不会。”

宗教情绪与政治挂帅

历代中国农民碰到饥荒的时候会有暴动，而信阳素来有农民造反的传统。但是，1959年，根据于德红的回忆，从来没有发生过抢粮库的现象。却有不少农民在粮库的边上坐着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有不少人就在那里倒地而死。他看到了在宣传和教育之下，人们可以同时相信互相矛盾的事实，一方面相信丰收，一方面又主动掠夺。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盲信，他称为“宗教情绪”。但他也观察到，支撑这种狂热的是连篇的空话和谎言。“一边强调交心，一边齐力掩埋。”顾准写道：“政治挂帅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可怜至极。”1960年只有两条路：要么退却，要么蛮干。但是，1960年河南省报元旦社论的标题是：“开明容春泥，坚持沉眉月间。”顾准写到1958年“一鼓作气”，1959年“再衰三竭”，那么1960年呢？“仍就不准其辱。”

偷窃与权力的中心

就在商城县宣布粮食征收超额完成任务的同一天，他饿得整夜睡不着。顾准写道：“我开始偷东西了。”他偷红薯、胡萝卜。这位前上海财税局局长，一位自认有“铁骨”的知识分子，带着不可思议的感觉，喃喃自语：“我偷东西。我偷东西了，我便卑鄙了。”事实上，人人都在偷，只不过偷了2块鹅屁股的人要被批斗，而劳动队的厨房里却可以公开分食。顾准记录，那里严禁外人入内。队长回晚，必另做饭吃，加大量猪油，并喝豆浆。他自己喝一缸。让我想起陆宪文是怎么解释被拦截的外流人员大量饿死的原因的？他说，这些人本来有粮定量，每人八两，但是因为管理人员多吃，群众吃不到。大饥荒中活下来的人，很多是干部和炊事员。在公社制度下，私人产权彻底消失，生存资源完全掌握在干部的分配权之下。这种特权制度当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但顾准在饥饿中才开始反思，为什么“政治挂帅”（Political Primacy: 指政治思想工作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指导原则）会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利来源和道德败坏的根源，而且越是农村，越是严重。越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越是严重。由此，顾准定义了“政治挂帅”的定义：“经济性垄断”（Economic Monopoly: 指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权）。他说：“从前，我当首长的时候，也是相同，那时还是供给。现在伙食费一样，不准买东西，不偷才有鬼。”厨房成了大饥荒当中的权力中心，围绕着它的是贿赂、行贿、谎言、告密。当队长说“右派不能喝豆浆”的时候，就会有人实时暗中查看顾准的杯子里喝的是什么，笔下写的是什么？顾准感慨劳动队迅速发生的道德败坏。

理想主义的幻灭与经验主义的转向

但是在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也曾经想过挤进劳动队的统治阶层。在日记里，他反复自问：“我是否变得卑鄙了？”照镜子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那个浮肿而憔悴的自己。他说自己基本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面迎人”这一套。见到沈队长，对方不理他，他也一定打招呼。沈万山说：“接上头了”，安排他当北京右派的负责人，负责向他汇报其他人的思想动态。顾准拒绝了。接替这个位子的人，在当年就摘去了帽子。“他这人是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从年轻时代就追求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结果呢，建立了这么一个……一套制度。而这一套制度下，呃，人的应该有的尊严啊，都会被泯灭啊，包括他自己。”顾准是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在当年，他放弃了上海会计师事务所300元银元的月薪，去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那个马克思承诺的世界：资本主义必然消失，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异化的真与善的世界必然来临。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必然性，谁会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闹革命。”所以49年之后，当上上海财税局长，顾准为了消灭私有制，就通过高地税驱赶外资企业，推动公司合营。他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必然规律，一个世界图示，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目的论。而革命者就是因为相信这样的终极目的，才不惜以专政手段来实施。“我们正在走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积极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现在1959年到来了，他亲眼看到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实验的后果。在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金桥上，他看到一家人因为饥饿相互吞食。在日记里，他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画了重重的波浪线：“1949年，我在上海的一些主张，又何曾没有‘教条主义’的成分？”他现在明白，绝对真理不外是神话或者神话的化身。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任何制度都可以实验，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接受现实，检验。这是日后为什么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原因。

颠覆性结构与历史的重写

在1959年的日记中，他写道：“要想真正改变这个局面，必然需要颠覆性的结构：取消公共食堂，提高粮价，允许自由市场承包制取代公社。”这些是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但那已经是将近20年之后的事。顾准没有能够亲眼看到。顾准预言，1960年，就算是丰年，灾荒的局面也会继续，因为“国家对抗农民”。他认为，这是掩盖在阶级斗争话语之下的冲突实质。而按照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还有20年甚至50年。顾准写道：“再继续斗下去，又斗谁呢？”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老鼠，你觉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自己而已。”1960年10月，当毛泽东知道饥荒的事实，他认为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反革命复辟”。解决方案是“民主补课”，所以信阳大捕大抓15万名干部抓起来，集训审查，不论出身，不论立场，不论思想。第一个向中央卫生部汇报实情的固始县县长杨守吉（Yang Shouji: Gu Shi County Magistrate）是第一批被抓捕的人之一。而陆宪文，这位信阳地委书记差点被枪毙。1993年，在临终的病床之上，他自述说：“信阳事件后，以‘左’、‘左’，造成重大社会灾祸的经验和教训，没有总结，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顾准说过两句有名的话：第一句是“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第二句是“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我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取的方法。”

历史观察者与告别

1960年1月，中科院担心下放的这些右派饿死会引发国际事件，要求商城大队的全体人员返回北京。顾准在回京之前，最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手指已经变形，全是冻疮和裂口。他反复洗手，用凡士林涂抹，说：“只希望这双手还能够抚摸我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之前，劳动队拍合影的时候，他站在高处说：“我的表情高傲，不高傲而沉思。”在劳动队的199天里，他平均每天劳动10小时，唯一能读的材料是《人民日报》，只能在站岗的时候写日记。但就在这里，他确认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历史观察者。12月29日离开前的那天，沈万山队长指示顾准：“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句话的意思是，谎报、饥饿、死亡都是小事。回去之后，“说话要小心”。顾准在这记里写：“王八蛋，假如有那么一天，我来审判你。”临走之前，顾准把自己的斗篷、旧衣服都留给了朋友许云洲，而许云洲在他的行李里放了一根胡萝卜，那是珍贵的送别礼物。顾准叮嘱他：“历史一定会重写，但要有极大的耐心等待。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漫天大雪中，顾准用扁担挑着行李走向火车站。裤子破洞里露出棉花。他写道：“1959年秋冬例行上吊，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呢？”他写：“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根据官方报告，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死亡100万余人，占人口13%。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文件中用了4个字：“十室九空，一片凄凉。”4个月之后，1960年5月，商城的铁佛寺水库在凌晨溃坝。这个没有图纸、没有设计、没有勘探的大跃进工程，在水中吞噬了将近2000人的生命。遇难者中，包括了许云洲和顾准。在日记中提到的18名右派。10年后，顾准重返信阳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家庭。而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将要建起另外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那就是“武器改交”（a possible mishearing, likely referring to a different concept or place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