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政治正确”困境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将最佳影片（Best Picture）颁给了《一战再战》，回归了学院派的传统选择，一改去年《Anora》带来的争议。然而，这种“四平八稳”的评选也导致了奥斯卡丧失了“出圈”的机会，难以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尤其与追求互动性的年轻一代渐行渐远。去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最受关注的竟是主持人Conan O'Brien（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的政治笑话，尤其针对川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奥斯卡评委可能因此尝到甜头，误以为通过政治讽刺能再次吸引年轻观众，于是今年再度邀请Conan，并强行植入更多政治笑话。然而，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此举适得其反。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Democratic Country: 强调公民权利与自由、政府由民选产生的国家），民众可以自由批评总统，甚至可以持枪反抗政府，因此政治笑话并非稀罕物，也无法体现“勇气”或“敢讲”而赢得特别关注。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的“高压锅”社会中，沟通多依赖“暗号”与“谜语”，政治笑话极为罕见。因此，二十年前春晚小品中赵本山（中国著名喜剧演员）等喜剧演员模仿领导的姿态，就能引发观众的巨大满足感，因为这些小品扮演着“减压阀”的角色。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对政治讽刺的不同期待和反馈。

时代脉搏的均值回归

美国Z世代（Generation Z: 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的年轻人已经对持续的党派对骂感到厌烦，转而对政治普遍漠然。这种现象体现了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 统计学概念，指变量会随时间向其长期平均值靠拢）的社会学规律，即年轻一代在思想上更像他们的祖父母而非父母。历史车轮必然以曲线前进，每一代人都会反叛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因此，过分坚持某种“正确”反而会加剧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从1990年代开始迅速左转。1992年洛杉矶暴动（Los Angeles Riots: 1992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种族骚乱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次有争议的判决，但其后续引发的暴力骚乱规模巨大，损失惨重。

同年底，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美国第42任总统）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击败了刚刚赢得海湾战争、声望如日中天的老布什（George H.W. Bush: 美国第41任总统）当选总统。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让两代美国人生活在核战争的恐惧中，精神长期紧绷。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普遍渴望放松和快乐，厌倦了战争议题，一心想要左转。共和党再好，也无法阻挡这一趋势。随着价值观的全面逆反，90年代的美国文化加速左倾，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 美国第40任总统）的新保守主义彻底失去市场，甚至被视为“历史垃圾”。

911阴影下的文化反噬

在那个阶段，美国的文化界和艺术界充斥着“反贼”思潮，只要批评美国政府就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些当时赴美留学的中国人甚至误以为美国将走向内战，21世纪将属于中国。这反映了他们对美国政治周期性变化的认知不足。到了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September 11 Attacks: 2001年恐怖分子劫持客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发生后，纽约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反对出兵阿富汗，并反思美国的傲慢与霸权行为破坏了世界和平。这种谦卑的自省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凡事过犹不及。

著名左派纪录片导演麦可·摩尔（Michael Moore: 美国左翼纪录片导演）针对911事件拍摄了《华氏911》（Fahrenheit 9/11: 2004年上映的纪录片），片中暗示911恐怖袭击可能是小布什政府为赢得选票、寻找战争借口而自导自演的阴谋。这种捕风捉影的阴谋论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试想，谁会为了赢而自我毁灭？这与近期某些宣传中声称伊朗神权领袖为唤醒反美意志而“主动召唤导弹”的荒诞言论如出一辙。通过富兰克林放风筝的幽默梗，旨在强调区分事实与笑话的重要性，警示观众对媒体信息保持批判性思维。

票房折戟：左翼叙事的失灵

尽管《华氏911》充斥着谣言和鬼扯，但当时的美国观众却深信不疑，该片及导演本人获得了热烈欢迎，甚至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斩获金棕榈奖（Palme d'Or: 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创造了影史纪录。其在北美票房高达2.24亿美元，全球票房接近5亿美元，成为史上最赚钱的纪录片之一。麦可·摩尔尝到甜头后，陆续拍摄了一系列批评美国政府的纪录片，但再也未能复制《华氏911》的成功。例如，他2018年拍摄的《华氏119》（Fahrenheit 11/9: 麦可·摩尔2018年拍摄的纪录片，内容转为批判川普），全球票房仅670万美元，从几亿跌至几百万。这表明美国观众的口味已经发生巨变，过时的左翼批判叙事不再奏效。

麦可·摩尔的YouTube（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账号粉丝量也仅四十多万，对于一个英语世界的顶级名人而言，订阅量极低，反映其影响力已经大大衰退。这使得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显得老迈且过时。他们仍在台上讽刺川普，羞辱美国政府，以为这是前卫的表现，是在迎合年轻人，却不知年轻人早已转向。例如，今年获得最佳影片的《一战再战》（Civil War: 2024年上映的电影，讲述美国内战故事），虽然制作豪华，演员阵容强大，男主角由李奥纳多（Leonardo DiCaprio: 美国著名演员）饰演，但全球票房仅2亿美元，连回本都困难。甚至不如2004年成本仅600万美元的《华氏911》在北美市场的票房。

跨世代审美：K-Pop的全球浪潮

《一战再战》的票房失利，尤其在北美本土仅7000多万美元的成绩，明确表明当下的美国年轻人对左翼革命和“推翻美国政府”的口号已不感兴趣，这与20年前《华氏911》引起的轰动形成鲜明对比。该片在中国上映也反响平平，仅530万美元票房，因为中国观众对美国历史和左翼革命缺乏兴趣。更讽刺的是，这部讲述拉美裔革命的电影，在拉丁美洲也无人问津，甚至在墨西哥都乏人问津，这显示了当今人们更趋实际的想法。如果这部电影能早拍20年，或许会轰动一时，但20年前激进的左翼价值观很难获得投资。

奥斯卡评委会也存在与年轻人潮流的脱节。2004年，学院派尚保守，拒绝提名《华氏911》；10年后，学院派开始左倾，而年轻人已疲惫；如今，奥斯卡“又左又疯”，年轻人却彻底回归保守。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完美错过”。奥斯卡试图通过关注巴勒斯坦、萝莉岛等政治议题来“年轻化”和“出圈”，显得幼稚且跑题，只会让Z世代（Generation Z）更不感兴趣。相比之下，电子游戏界的TGA（The Game Awards: 电子游戏界的年度颁奖典礼）却成功“出圈”。从2014年至今，TGA的观看直播人数已从190万飙升至1.7亿，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的10倍，且无需政治笑话。

地缘困境驱动的文化突围

TGA的成功在于其对年轻人兴趣点的精准把握，即使是备受争议的获奖作品，也能引发广泛关注和参与。墙内的年轻人虽然与世界隔绝，但也对传统娱乐失去兴趣，转而关注ACG（Animation, Comics, Games: 动画、漫画、游戏）。例如，《三国杀》（Legen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中国流行的桌面游戏）的“昏君”新身份梗，体现了游戏新闻的“出圈”潜力。今年奥斯卡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是将最佳动画片奖颁给了《Kpop猎魔女团》（K-pop Demon Hunters: 一部融合K-Pop与ACG元素的动画电影），总算与Z世代和Alpha世代（Generation Alpha: 2010年代中期至202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沾上边。

K-Pop（Korean Pop Music: 韩国流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火，尤其在美国年轻人中，甚至让东亚审美（East Asian Aesthetic: 源于东亚文化区，强调清秀、白皙、精致等特征的审美趋势）开始流行。张内咸的表妹被美国人视为美女，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审美转变。K-Pop的成功在于其精准踩中了时代的潮流：融合东方元素、ACG，并直接上线串流媒体（Streaming Media: 通过网络实时传输和播放的媒体内容），不在传统电影院放映。这种现象级产品，连奥斯卡（The Oscars: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的奖项都显得多余。

K-Pop之所以如此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整体价值观回归（Value Reversion: 社会价值观从某个极端重新回归到相对中庸或传统的趋势），年轻人开始喜欢“大眼睛、皮肤白白的”审美。例如，《Kpop猎魔女团》的玩偶授权给孩之宝（Hasbro: 美国著名玩具公司）和美泰（Mattel: 美国著名玩具公司），甫一上架便被抢购一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韩国极其特殊的命运。作为一个冷战产物，韩国长期处于南北对峙和强邻环伺的地缘困境中，这种“窒息感”迫使韩国人寻求“润出去”的生存策略，大量移民美国，为K-Pop席卷全球奠定了基础。

韩国的世界化（Globalization: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超越国界，形成全球一体化趋势）并非主动，而是压力之下的选择。过去，韩国采取“硬扛”策略，反中情绪和反共意志远超日本。1992年，韩国才与中国建交，比日本晚了整整20年，此前一直坚定反共，甚至只承认台湾。1992年洛杉矶暴乱中，“屋顶上的韩国人”（Rooftop Koreans: 指1992年洛杉矶暴乱中，韩裔店主在屋顶持枪自卫的现象）的形象彪悍骁勇，至今仍是网络热梗。而如今，韩国年轻人则以“唱跳rap”的偶像形象示人，实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不再“能打”，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战斗。每代人都不应以自己的眼光评判下一代，而应弯下腰，倾听年轻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