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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惯性：后疫情时代的“拐杖”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然而许多问题恰恰出在“旧的不去”。正如五大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所指出的，即便已近2026年，某些地方仍在执行特殊规定。在北方某大城市，中小学和政府机关的教师、基层干部在假期外出时，仍需填写离程报备表。这项起源于特殊时期的制度，多年来每逢节假日，该城市基层单位都会按惯例发出通知，要求非节假日不得擅自离开，假期外出则必须提前申请报备。它如同一个被遗忘拆除的拐杖，却依然牢牢附着在组织的日常运行中。

以一位普通街道干部为例，若计划元旦去临省休假，需要获得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层层批准。尽管制度早已失去实际意义——法定节假日期间，领导通常都会批准，紧急情况如返乡奔丧也可事后补办——但其带来的不便依然存在。例如，有些街道要求书记和主任同时签字，但领导常常不在，导致签署无法完成。虽然存在变通方式，却无疑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更荒诞的是执行的松紧不一：多数情况下不报备不会产生后果，但一旦遇到上级巡查，意外便随之而来。某学校近期在接受巡查时，就被指出离城备案制度执行不到位，要求整改。这让老师们哭笑不得。上级部门的整改要求显得不妥，而认真执行则是在强化形式主义。于是，单位领导一本正经地批判老师不守规矩，老师们则强忍笑意接受批判。尽管制度已成为典型的“积肋”，但因为其依然存在且上级还当回事，无人敢公然无视。疫情结束已数年，这项特殊时期的制度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基层私下抱怨不断，却少有人公开提出异议，上级部门也未主动清理。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大家都习惯了，配合领导，省得麻烦。”

这种疫情管理后遗症正以多种形式显现。同样在这个北方大城市，绝大多数高校仍实行封闭式管理。这些本为临时性的管理手段，在行政体系中逐渐常规化，甚至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合规程序。在“方便自己、麻烦别人”的上位者思维作祟下，社会管理反而变得僵化。过去，人们或许可以通过“无声的抵抗”让不合理的政策失去存在空间，例如越来越多的人不履行报备手续，单位也发现似乎并未发生意外，政策便自然终止。然而，如今的异议成本高昂，提出合理意见者未必会获得单位认可。因此，基层的抱怨在私下流行，却始终难以转化为公开建议。于是，荒诞的制度一方面被人们私下议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被视为异类，但在本地却得以在集体沉默中应付式运转多年。

土地争议：废纸上的征收与信息壁垒

在黑龙江桐江市，一份被指为“废纸”的文件，却成了市政府向村民征收土地租赁费的依据。事件起源于2012年市政府下发的《桐江市国有土地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要求5个乡镇的85个行政村，除每口人留15亩口粮田免收费用外，其他耕地每亩需缴纳国有土地租赁费60元。然而，村民们出示的1983年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明确显示，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随后的两轮土地承包中，村民们都顺利拿到了省政府制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如今，第二轮承包的30年期限尚未到期，承包土地的性质却被声称已改变。

有村民表示，1996年，桐江市政府以换发土地证为由，通知村民上交旧证，不少人照办了，但新证一直未发放。随后，政府出台了一份文件，声称旧证作废。这份1996年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土地资源权属的决定》，宣布原土地证无效，并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涉及范围达上百万亩。最初每亩地租金为60元，后涨至90元、160元，这些年累计收取土地租赁费已达十几亿元。东武乡85个行政村的村民一直在申请公开变更土地性质依据的相关文件，但桐江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均答复“未制作、保存或获取相关文件”，并相互推诿。省自然资源厅也回复称，未批准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

村民们后来发现，1996年用于向他们收取租金的依据文件，在2010年已被废止。然而，在村民提出行政复议时，桐江市政府仍以这份早已废止的文件作为变更土地性质的依据。目前，桐江市自然资源局法规股股长曹雷解释称，这些地一直属于国有土地，因此不存在变更，也就没有相关的变更手续和批准。按照土地登记办法规定，土地性质在土地登记资料中有明确记录，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一查便知。当记者提出希望查询原始登记和土地规划时，曹股长以“属于中俄边境资料，保密，不能提供”为由拒绝。但村民对此十分不解：发给他们的土地证上清楚标记着每个行政村的面积和方位，这些信息公开了几十年，为何土地性质需要保密？对谁保密？此事件目前尚无明确后续。

零负债人群：消费潜力与理性生活

“内需消费”是开年以来的关键词，而“零负债人群”近期走红网络，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热搜。这一群体的核心特征在于以理性规划确保财务安全与生活从容，坚持财务绝对安全原则。在消费选择上，他们更注重必需品的性价比，主动回避奢侈品、面子工程等高溢价消费。由于经济压力较小，这部分人群拥有更高的时间自主权，可将精力投入学习、转行或阶段性修整，甚至获得更稳定的睡眠质量。

例如，娄先生在疫情期间果断放弃了买房计划。由于没有大额支出，他逐渐成为零负债人群的一员。他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为“高自由、不迁就”。消费上，他始终将精神需求置于首位，以盆景鉴赏为核心，辅以收藏等兴趣爱好，对物质生活并无过高要求。即使未来收入水平提高，他也计划维持当前消费结构，不因收入增长而显著调整生活方式。另一位是投身非遗领域的90后创业者，曾是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游戏设计师。长期在超一线城市工作生活，高昂的居住成本让他倍感压力。离开超一线城市后，他实现了零负债，得以全身心投入非遗产业推广，但相关业务要达到稳定盈利水平仍需时间和积累。

中银消费金融联合时代数据2021年发布的《当代青年消费报告》显示，全国约有1.75亿90后，其中仅13.4%的年轻人处于无负债状态。尼尔森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年轻人整体信贷产品渗透率高达86.6%。今年，国家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因此如何撬动零负债人群、释放消费潜力颇受关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相较于大额耐用品消费，服务消费在降低心理负担的同时，更有可能撬动零负债人群的消费需求。新智未来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张奥平表示，只有让零负债人转变为“零忧虑人”，消费意愿才有可能真正提升。要激活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关键在于将更多政策资源投资于人，应提高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居民对未来的确定性预期，从而改善消费环境。12月中旬，发改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指出我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短板，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仍显不足。

算法压榨：时间算计与劳动者困境

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发布的对比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淘宝闪购骑手端的计时器走完一分钟，而另一台手机的时钟仅过去42秒，整整18秒的时间差引发骑手群体集体质疑淘宝闪购“偷时间”。对此，淘宝客服回应称将持续优化改善，进一步合时处理。网民称之为“新形式的半夜鸡叫”，其背后是劳动者权益与算法伦理的冲突。有骑手吐槽，平台表面上说不扣超时费，看似人性化，实则暗地里将时间缩短了整整30%。这种变相提速将每一单的压力都逼得更紧，将压力全部转嫁到骑手身上，非常不厚道。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已堆积大量关于配送时间不合理的投诉，而申诉难如登天，申诉机制往往形同虚设。淘宝平台客服的回应含糊其词，表示“已收到反馈，将优化系统”，但无法确认是否存在人为干预计时逻辑的情况。从技术视角解释，设备性能不足可能导致视觉误差；旧型号手机同时运行多个应用时，后台卡顿可能造成计时器跳秒。但更大的疑问在于，为何平台没有主动为这种情况提供明确说明？技术解释的缺失，让可能的设备问题也被裹挟进“算法压榨”的叙事中，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

在消费者一端，也存在“被偷时间”的问题，只是表现形式相反。几个月前，有网民发现视频软件上的广告时间被拉长，30秒的广告需要播放近50秒才结束；有的倒计时到1后，竟然硬生生停住，直接卡在广告即将结束的界面上。此事甚至引得市场监督总局下场回应“视频平台广告时长与标注不一致”。时间的流逝本应是最客观的，但如今却充满了算计。境外社交媒体上也曝光了类似事件：某大规模送外卖的APP会根据司机在晚上10点以后接单的数量和速度来判断其“饥渴”程度。一旦被打上“desperation core”（绝望核心）的标签，系统就会自动将利润率最低的单子分配给他，反正知道他不会挑拣，会照单全收。这便是“人善被人欺”在算法上的自动化大规模实现。

县域治理：机构改革与效率提升

继续关注人口小县改革。云南日报、《云岭先锋》等云南官媒近期持续刊文介绍改革成果。云南共有漾濞、永仁、祥云、巍山、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等5个人口小县，其中漾濞和永仁被选为试点。两县都立足自身特点，推动机构设置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例如，永仁县立足产业发展，优化设置了人社局、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卫健局等；漾濞县则立足文旅定位，将体育职能划入文旅局，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

漾濞县党政机构由33个精简至25个，内设股室压减30%以上。永仁县实现了“一类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全县党政机构由35个精简到25个，内设机构减少约21%。机构整合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明显提升，群众办事也更加方便。例如，司法局与政法委合署后，综治、信访调解等功能一站式集成，群众解决纠纷“只跑一次”。退役军人事务职责划入民政局后，退役老兵、困难优抚对象办理手续、申请政策均在一个部门即可完成。部门合并后，办公经费更加集约，办公用房、车辆等资产也得到整合腾退。漾濞县减少了1700多平方米办公用房，每年运转经费节约274万元。永仁县则减少了4500多平方米，每年节省500万元。永仁县还将撤出腾退出的办公用房改建为工人住宿楼，全县开展7个工人住宿楼改造项目，总计改造2万平方米，解决了3500多名产业工人的住宿问题。

自2024年以来，按照中央部署，结合地方机构改革，共有97个人口小县开展了机构改革，重塑小县治理体系。不过，改革中较为普遍的路径是“大部制改革”，而整合程度更高的“撤乡并线改革”尚未在实践中大范围推开。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10月刊发文章，比较了这两种路径的利弊。大部制改革的局限性在于，合并后的部门与条块职能部门的隶属关系仍不清晰，条块矛盾依然存在，责任边界也较为模糊。撤乡并线改革的局限性则在于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服务人员少、服务对象多、服务事项广的困境。文章建议，对地理位置相近、资源禀赋相似、发展水平相当的乡镇，可考虑撤乡并线以发挥规模效应。在部门职能交叉、基础设施关联度高的领域，可尝试大部制改革，强化综合管理。

宗教治理：监事会设立与制度化迈进

最后，关注宗教协会改革。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近期分别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值得注意的是，两大协会还分别成立了第一届监事会。中国佛协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为证严法师，他是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黄梅五祖寺方丈，以及黄石东方山洪化禅寺方丈。此番当选监事长后，他不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协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为黄信阳道长，他曾任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南岳衡山道院方丈、南岳坤道学院院长等。

在现代组织治理中，监事会并非新鲜事物，但在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具有明确制度定位的监事机构并不常见。两大宗教协会监事会的设立，显然与近年来宗教界出现的腐化案件有关。而正在少林寺主持整改的印乐法师，此次当选中国佛协副会长。此外，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日前通过了《汉传佛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办法》，废止了《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主要区别在于，新办法对住持的任期和年龄做了明确规定。原先的《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规定，住持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已连任三届但需继续担任住持的，在履行任职备案手续前，应报所在地省区市佛协同意，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还应报中国佛协同意。75岁以上的教职人员原则上不再担任新一届寺院住持。

新的《汉传佛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办法》规定，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住持人选，在履行任职备案手续之前，应由其所在地省区市佛协提出审核意见，并报中国佛协同意。中国佛协提出住持人选，每届任期5年，同意佛教活动场所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累计任职不超过三届住持。每届任期届满后，应对其进行财务审计，财务审计不合格者不得连任。在同一佛教活动场所连续任职住持10年以上者，除本办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外，任期届满后不得连任。住持任期届满后到其他佛教活动场所担任主持的，其任期重新计算。70周岁以上的佛教教职人员不再担任新一届住持。宗教治理也正迈向制度化新阶段。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