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铁志与两岸媒体经历
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张铁志老师。铁志是台大政治系毕业，后来去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系。在台湾，像台大政治系、哥大政治系这样的背景，经常会让人联想到台湾的政治领导人，比如回来选立委、当桃园市市长等经历，不过铁志并没有念完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2005 年，我们在北京认识。那之后，他频繁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撰写关于台湾的政治评论以及音乐评论。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好几本书当时都卖成了畅销书，很多人都知道他写摇滚乐。不仅是摇滚乐，其中还有一本现在回头看能出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书，有一半讲国际，另一半讲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在 2012 年之前出版的，在 2010 年代以前，也就是 2008 年到 2012 年那个相对开放的时期。铁志的第一本书是《声音与愤怒》，出版社当时发行铁志的书，销量在台湾作家里除了龙应台、李敖那些一线作家之外，算卖得非常好且年轻的作者。
后来我和铁志有过两度同事的经历。在阳光卫视时期，他是台北办事处主任（或者叫台北办事处总监）。后来还有一段在传媒机构的合作。之后铁志去了香港，担任陈冠中创办的《号外》杂志主编。后来我们的身份发生了翻转，之前是他写稿，后来变成我给他写稿，他也成了编审和老板。那时候大陆稿费相对较高，像腾讯等平台稿费很充裕。铁志在当时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媒体环境都有非常深度的参与，是当时极少数完整经历了那个阶段的台湾人。从 2008 年到 2012 年，他对中国大陆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接触面非常广，从主流媒体到人权律师都接触过很多；并且他在 2006、2007 年就很早上了推特。不过因为后来很久没去大陆了，所以近期的接触比较少。
蔡康永近期引发的关注与文化底蕴
今天我们要聊的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台湾人，并且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有非常丰富、资深履历的人物，就是蔡康永。
最近蔡康永因为某些事件突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与讨论，甚至火得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铁志老师以前跟他有过交集。最近因为这个事件，台湾的气氛可能跟大陆完全不一样。台湾很多人开始写文章，说蔡康永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其实他非常优秀。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只是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但其实很多人开始回顾他早期做文化节目的经历。蔡康永是念电影出身的，早年写影评，也主持过深度文化节目。
铁志在 2004 年出版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时，当时还是一个新人，蔡康永就邀请铁志上了他的电视读书节目。那个节目并不是大众熟知的《康熙来了》，而是一个专门讲书的读书栏目《翻书触电王》。当时铁志感到很惊讶，一个大明星竟然会邀请新人上节目谈摇滚与社会，这体现了蔡康永对文化品味的关注。现在很多人都在怀念，其实蔡康永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人。
这两天也有人翻出他在 2014 年去中国大陆主持《奇葩说》之后的长线发展。《奇葩说》爆火之后，蔡康永在中国大陆有非常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很多大陆综艺节目都会找他客串主持人或当嘉宾，一度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台湾停止录制《康熙来了》之后，他的事业重心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大陆，以至于很多大陆观众认为他是一个亲近大陆市场、对大陆特别友善的人士。
但这两天也有人找出了他在 2014 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时期的发言。当时蔡康永曾发文表示：“谁动用了黑箱，谁就套上了魔戒。”这里的“黑箱”指的就是当年国民党试图以黑箱方式通过两岸服贸协议，说明蔡康永在当年也是就此表达过立场的。此外，2013 年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的一个互动也被重新翻了出来：当时黄渤受邀担任金马奖颁奖嘉宾，黄渤在台上表示自己多年来参与金马奖，已经把金马奖当成了自己的家，所以回家穿得很舒服随性；当时主持典礼的蔡康永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句：“这是我家，不是你家。”虽然事后蔡康永也做出了澄清，表示不希望造成误会，强调金马奖是所有华语电影的家，但从当时的现场语境来看，蔡康永当时对那句话十分敏感，立刻脱口而出“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但在 2014 年那个时候，也就是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前的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两岸民间的沟通和氛围整体还是比较融洽的。因此，当年并没有人去深究蔡康永在服贸协议上的表态，或是他在金马奖典礼上的那句发言。如果换作如今的网络舆论环境，这种言论恐怕早就被放大检视甚至彻底封杀了。
很多人还不知道蔡康永早年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编剧。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李连杰主演的第一版《方世玉》，编剧之一就是蔡康永。他的专业背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电影学硕士。
“知识蓝”概念的辨析与台湾政治标签
这次事件中，很多电视名嘴和评论者说蔡康永是典型的“知识蓝”，没想到他也会出现在某些被视为绿营立场的场合。
关于台湾所谓的“知识蓝”、“经济蓝”这些政治光谱标签，很多人往往存在误解。有一种观点认为，1996 年台湾总统直选之后，国民党面临巨大危机感，感觉陈旧的旧官僚和党国一体形象难以融入新时代，因而催生了新党、亲民党等另起炉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大学教授、作家等高学历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泛蓝阵营的支持者非常活跃，从而形成了“知识蓝”。
但这种梳理在历史脉络上是不准确的。首先，“知识蓝”这个词并不是早期就存在的标签，真正流行起来其实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是在 1996 年，而新党早在 1993 年就已经成立了。新党的崛起是因为李登辉接任总统后推行本土化路线，赵少康等人集结了一批外省籍的高学历知识精英，不满李登辉与地方派系的结盟以及本土化走向，因而脱离国民党另立新党。新党代表的确实是高学历的外省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打破党国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原本党国体制中的精英，后来在路线演变上被视为更偏向大中国主义的政党。而亲民党则是后来宋楚瑜脱党参选后的产物，纯粹是权力竞争与组织分裂的问题。
实际上，“知识蓝”和“经济蓝”这两个标签的真正广泛流行，是伴随着韩国瑜和“韩流”的崛起才出现的。当时韩国瑜以极具庶民化、民粹色彩的草根形象横扫政坛，导致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精英和工商业阶层感到无法接受，认为韩国瑜的风格与他们习惯的精英蓝营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投不下韩国瑜”。正是因为这种反差，媒体和舆论场才开始频繁使用“知识蓝”与“经济蓝”来形容这部分群体。
有人会好奇，台湾的文科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进行到一定深度后，是否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天然的亲近感，进而影响政治认同。但事实上，这不能简单一概而论。政治认同和省籍、学科系所、是否有留美经历等复杂背景都有关系。像王汎森老师、钱永祥老师等老一辈学者，每个人受到的学术训练与个人经验截然不同，绝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读书读多了就必然对中国文化更有亲近感”。
至于蔡康永为什么常给人偏蓝的印象，一方面是他后来频繁去中国大陆主持节目，让大家产生了一种亲近的联想；另一方面，蔡康永在政治上过去极少公开表态，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闻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从家庭背景来看，蔡康永是外省家庭出身，他的家族在 1949 年之前是上海的显赫富商，他也经常提及自己的上海渊源，并且能讲上海话。在台湾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外省富商家庭背景往往容易被外界自然归类为偏蓝阵营。
艺人的政治表态压力与两岸市场对比
在台湾，任何过去从未公开表态政治立场的大明星、大文人，如果突然出现在某个特定阵营的活动场合，必然会成为轰动的新闻。这可以说是过去威权时期留下的阴影。在美国，明星公开表达政治倾向是司空见惯的常态，好莱坞明星或者 Lady Gaga 等流行巨星公开为民主党站台、支持奥巴马等人非常普遍。但在台湾，主流演艺明星极少在蓝绿之间选边站队，除非是早就确立了鲜明立场的特定人物。主流明星如蔡依林、周杰伦等人，绝对不会对政治公开表态，因为在民主选举的社会里，公开表态很容易得罪另一半的选民，导致两头不讨好。
然而，台湾艺人虽然在台湾本土尽量避免表态，但如果想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发展，往往就会面临截然不同的表态压力，甚至演变成被迫表态的局面，比如欧阳娜娜等人，或者像黄安这种跳出来充当政治打手、检举其他艺人的现象。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周子瑜事件。周子瑜是韩国女子组合 Twice 的成员。2015 至 2016 年间，当时还未成年的周子瑜在韩国节目中展示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黄安便在微博上公开攻击举报，导致中国大陆舆论爆发强烈反弹，Twice 在大陆的演艺活动遭到封杀。在经纪公司的巨大压力下，年幼的周子瑜被迫录制了一段照本宣科的道歉视频，声明“两岸是一国”。然而这个道歉视频并没有达到大陆预期的舆论效果，反而让台湾社会普遍感到心疼与委屈，认为一个未成年女孩受到了不公的政治霸凌，从而在台湾社会激起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对当时的台湾大选产生了直接影响。
类似的争议不仅发生在两岸之间，也延伸到了国际舞台上，最著名的就是张悬事件。当时张悬在英国曼彻斯特演出，台下有台湾歌迷递上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张悬接过来向现场的英国观众介绍“这是来自我家乡的国旗”，结果引发了在场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不满。这起事件导致张悬当年年底在大陆的演唱会被迫取消，演艺事业受到长达六七年的冲击，直到 2018 年才逐渐恢复演出。
然而到了 202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张悬的表态方式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国庆节点，很多艺人为了维持在大陆的工作机会，往往只是转发一条简短的官方祝福，大家对此也通常能够理解。但张悬却特意发出了一份手写拍照的贺词，写道：“祝福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人民和睦，万里皆安。”这种超乎寻常的肉麻手写表态，让许多过去喜欢她的歌迷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张悬过去在乐坛树立的形象一直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手，而是一个关心社会议题、参与过太阳花学运和同性平权倡议的独立创作人，被两岸许多文青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视为新一代台湾青年的代表。
这种反差让人重新审视大陆市场对台湾艺人的吸引力与制约力。台湾面积约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约两千三百万，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放在欧洲绝对算得上中等体量的大国。按理说，两千多万人口的市场对于一个艺人维持温饱与体面生活是足够的，台湾本土也有许多完全不靠大陆市场依然活得很好的独立艺人。但这完全取决于艺人对市场规模和商业利益的追求。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市场体量有着巨大的鸿沟。以独立乐团的巡演为例，在台湾巡回可能只能跑台北、高雄两三个城市；但在中国大陆，哪怕是独立音乐演出，也可以跑一二十个城市，演出场地从二线、三线一路排开。更不用说商演和综艺节目的出场费、稿酬，大陆的报酬体量是台湾数倍乃至数十倍之多。面对这种巨大的经济诱惑，不同艺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张悬后来重新回到大陆市场时，改回了自己的本名安溥（本名焦安溥，其父亲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安溥早期的创作中包含了大量具有社会和政治隐喻的作品，例如《玫瑰色的你》就是为社会运动抗争者写下的歌曲。在如今大陆愈发严苛的政治审查环境下，如果严加追究，这些过去的言论和作品根本无法过关。但在 2014 年前后，大陆整体的舆论环境对台湾艺人还保留着相对较高的容忍度，并不像如今这样动辄上纲上线。
历史上类似因政治原因遭到严厉封杀的罕见案例，是 2000 年张惠妹在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上领唱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因而遭到大陆官方长时间的全面封禁。直到后来张惠妹才逐步解禁重回大陆演出。
蔡康永在大陆的发展起伏与近年转向
回顾蔡康永在大陆的发展轨迹，他遭遇来自官方的审查与阻碍，并不是从这一次才开始的，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 2009 年。
2009 年正值马英九刚上台执政、两岸关系整体较为融洽的时期，但当时国家广电总局曾出台限制，规定蔡康永、小 S、大 S 以及吴宗宪等人不得在大陆电视节目中担任正式主持人，只能以嘉宾或演出形式参与。
当年蔡康永在大陆遭遇电视审查的核心原因，并非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在那个时期，蔡康永因为公开出柜的身份多次遭到审查限制。例如 2012 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直通春晚》节目，邀请了蔡康永担任点评嘉宾，事后央视甚至向中宣部写检讨，解释为何邀请了一名同性恋人士上电视节目。又比如 2009 年湖南卫视的访谈节目《背后的故事》录制了蔡康永的专访，在正式上线前被紧急叫停，原因同样是不得宣传同性恋内容。
尽管受到电视媒体的种种限制，蔡康永在大陆的商业和时尚活动依然能够正常开展。2009 年 10 月，《GQ》杂志中文版创刊上市仪式在位于北京盘古大观顶层的龙头宴会厅举行。蔡康永是台湾版《GQ》创刊时的总编辑，因此作为康泰纳仕集团的重要嘉宾出席活动。当时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绒面西装，肩头上特意装饰着一只标志性的鹦鹉（有时在节目中则是乌鸦）。他在现场展现出极高的品味与素养，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言谈举止充满了典型的温良恭俭让，没有任何大明星的架子，对所有人的提问都非常耐心地解答。
然而，当前这轮因政治立场而引发的舆论风波，对蔡康永在大陆的市场而言无疑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从实际演艺轨迹来看，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蔡康永在大陆的活动早已大幅减少。
尽管他的新浪微博账号拥有超过 3200 万粉丝，但该账号已经多年未发新内容，早在 2022 年就已被清空，并非这次事件发生后才临时清空。2022 年上海疫情封城期间，蔡康永恰好也在上海，那种极端封控的现实可能对他的心理和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反思。
在此之后，他在大陆的公开业务基本上只剩下零星的商业代言，例如零跑汽车等合作。他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像当年《奇葩说》那样长期驻留的常设综艺，也没有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大陆市场，呈现出一种逐步淡出大陆演艺圈的态势。
他在大陆的电视和网络综艺生涯，巅峰期大致集中在 2014 年至 2019 年前后的五六年时间。2019 年他在优酷主持了《真相吧！花花万物》，而到了 2022 年，优酷的另一档节目《众生》仅仅录制了一半便无疾而终。此后，蔡康永在大陆便再也没有长期主持的综艺节目。与此同时，他的事业重心也在悄然发生转向，开始全面转向艺术创作。前几个月他在中东等地举办个人艺术文字展，好友林志玲也亲赴现场站台支持。从早年的电影编剧、文化节目主持，到两岸红极一时的娱乐综艺巨星，再到如今的当代艺术创作，蔡康永的人生轨迹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演进与转变。
蔡康永的公众形象与在大陆的知名度
他出书非常畅销，出的书基本上都是畅销书。他曾经出过一本类似于《蔡康永教你说话》这样的书，讲高情商讲话、说话的艺术，非常火。在公众印象中，他被认为是一个人精、很会做人、很会处事，为人处事的情商很高，甚至精于算计、非常高冷、深谙说话的艺术。
所以这一次从各方面来看，事情就显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真的非常火，当年《康熙来了》极其火爆，大陆有很多人是真心喜欢他。这也导致这一次在中国大陆引发的反弹特别巨大，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知名度太高了。相比之下，之前被中国大陆封杀的很多在台湾很火的艺人，比如戴立忍、卢广仲，在大陆都没有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虽然也有大陆观众喜欢他们，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火到蔡康永在大陆的那种地步。
蔡康永一直以来展现出来的都是理性中道、温和的态度。而且党国这样做的话，会导致一批在中国大陆原本喜欢蔡康永的人，开始去反思这种政治封杀、政治绞杀到底合不合理。
赴现场的预判与郑丽文的反应
有人提出疑问：蔡康永在去沈伯洋现场之前，到底能不能预判到这个后果？大家的讨论认为，这其实不一定，但也不好说。像他们这样长期游走在两岸之间、浸淫在商业环境里的人，应该都会考虑过这个后果，肯定会有所预判。
尤其是蔡康永对于在中国大陆的言论表达是心里有数的。他在2022年主动清空微博，就说明他对大陆的言论尺度有着非常明确的把握，甚至非常不满意。当时很多人清空微博，主要是因为网络“挖坟”现象极其严重，很多人翻找你过去说过的话来借题发挥、找麻烦，所以不少人为了自保干脆把微博全清空了。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软抵抗，或者说蔡康永对中国大陆的言论环境绝对是心里极度有数的，包括围绕两岸政治主体意识的各种争论，他心里同样很清楚。
至于蔡康永在中国大陆的粉丝面对这件事情，到底是会和小粉红合流，还是会产生反抗心理，现场讨论认为各种反应都有。不过，那些产生反思的人现在除了在Twitter等海外平台上，在国内网络空间根本不敢公开表达；在国内能公开发声的，基本都是说自己付出了太多感情、不敢轻视他、觉得很伤心被他背叛之类的论调。
与此同时，郑丽文的一个公开表态在海外引发了热议。郑丽文公开表示：“他放弃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中国大陆那么多的利益他不要了”。这句话让不少人感到极其震惊，认为她直接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脱口而出了。现场有嘉宾提到，自己当时发帖斥责这种观点，用了类似“婊子以为别人都是出来卖的”这种激烈措辞，后来这段话被人转发到了Threads（脆）上，直接火了，获得了上千个赞。在Threads上有一个风潮，很多人特别喜欢看大陆网友骂这些政治人物，觉得大陆网友骂人特别精准、全都是阴阳怪气的行家，直言“还是喜欢看中国人骂这个”。
郑丽文脱口而出说大陆那么大利益你都不要了，这其实完全符合他们的既有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始终认为必须跟中国大陆交好、跟别人一起合作才能赚大钱，甚至认为只要大家跟中国大陆一起赚大钱，就可以避免战争。尽管这从现实来看往往只是一厢情愿。
台湾社会的反应与台北市长选情
对于这件事情，台湾媒体第一天就将其作为头条大新闻进行大篇幅报道。在同温层内部，大家开始纷纷重温蔡康永过去的好。相较于中国大陆网友在大肆挖掘他过去的所谓黑料，台湾舆论则在强调他过去展现出的智慧与优点，认为康永哥一直以来都是很有想法的文化人，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康熙来了》节目主持人而已。
台湾政界内部也做出了回应，比如蒋万安也必须公开说好话。蒋万安表示希望有机会能跟康永哥一起探讨，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大陆，强调不希望中国大陆透过利益手段来干预台湾的言论自由。这种表态在网络上被认为处理得还不错。
如果从中央宣传部和广电总局的角度来看，官方原本未必想要主动封杀蔡康永，反而是小粉红群体特别激进主动。小粉红自己在微博上创建话题标签，硬生生把这件事情的热度拱了上去，导致官方部门骑虎难下，不得不做出某种形式的处理。但站在党国的利益角度去分析，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以往采取封杀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支持国民党、打压绿营，但现在的局面是国民党并不领情，蒋万安也并不领情。蒋万安的不领情会让很多人思考：蔡康永作为台北市民，参加台北市长相关候选人的活动现场为什么不可以？如果蒋万安邀请蔡康永去他的活动现场，那在二极管思维的小粉红眼里，蔡康永到底是蓝还是绿？如果去了沈伯洋的场子就被定性为绿，那去了蒋万安的场子是不是就算蓝？难道去了蒋万安的场子就会把蒋万安也染绿？
小粉红的思维模式存在一种极端的逻辑设定：只要你表现出某种台独或绿营的倾向，他们就推定你绝对是真心的；但如果你表现出蓝营倾向或者高喊维护祖国统一，他们就会推定你是在演戏、装模作样。小粉红总是倾向于把所有人都打成敌人。不过客观来看，那种“许多台湾人去大陆发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完全是装出来的，回台湾立刻换一副嘴脸”的判断，在现实中对不少人而言确实并非虚言。
至于这件事对台北市长选举的影响，大家认为单个公众人物的新闻未必能直接决定选情，变数太多，但在沈伯洋声势看涨的背景下，这件事起到了添柴加火的作用。之前有人觉得选情有点悬，但后来民调发生微妙变化，比如戴立安的民调显示双方差距缩小到了1.2%左右，咬得非常紧。如果明星继续高调现身现场，中国大陆激烈反对，台湾民众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认为“中国大陆反对的，不就是我们应该支持的”。
长期以来，演艺圈存在明星轻易不进行政治表态的潜规则。如果蔡康永以及更多的大V和明星打破这种潜规则公开表态，对于国民党以及北京当局而言都会极为不利。尽管多数明星在两岸之间通常会尽量避免选边站队，但只要有人迈出这一步，就会形成新的风向。明星很少会突然从完全不谈政治直接跳到站台绿营，通常都是先在社交媒体上阴阳怪气一番，随着与大陆市场的关系逐渐疏离，再逐步公开化。
以制片人李烈为例，李烈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知名电影制作人，包括在大陆大热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也是她制作的。她公开表态支持苏巧慧，这在台湾是重磅新闻，只是因为她是幕后制作人，大陆公众对她并不熟悉。
阴阳怪气、言论审查与寒蝉效应
在社交媒体上表现为隐晦表达的案例更为常见，比如田馥甄（Hebe）。佩洛西降落台湾当天，许多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被要求在微博转发“两岸一家”等表态痛批，而田馥甄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吃意大利面的日常照片，并配文“今天好开心”。这篇帖子被转到大陆网络后直接引发轩然大波，许多网民质疑大家都在谴责佩洛西，她发吃意面还说好开心是何居心。虽然有人认为这是过度解读，但田馥甄随后确实有多部作品在大陆被下架，演唱会也被暂停了一段时间，因此多数人认为在当时的特殊舆论节点下，这大概率是有意为之。
这种言论审查的细致程度令人咋舌。在台湾，自解严之后没有言论审查，普通人讲话不会时刻紧绷着政治神经，更不会觉得“佩洛西来访我发自己很开心”与政治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大家会觉得这种联想过于牵强。但在专制社会中，这种政治关联被无限拉近，生活在大陆的人由于长期处于这种语境中，会本能地认为所有举动都是在阴阳怪气。甚至有人在知乎或微博提问“谁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底下的回答仅仅是一个单人旁的“他”，据说该回复者就直接被警察上门叫去喝茶并删帖。
每到关键时刻，大众就会要求看明星的真实立场，一旦不合心意就选择决裂。这次许多大陆网友扬言要与蔡康永告别，而上一次大规模的决裂潮发生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时期。当时许多香港艺人被逼表态支持香港警察，例如林夕因为支持抗争运动作品被内地全面下架；而甄子丹在GQ专访中称反修例不是抗议而是一场暴动，陈百祥公开表示警察没有暴力、乱局需要用重典，谭咏麟、钟镇涛、梁家辉等人更是直接现身参加“撑警集会”，导致他们与许多香港市民彻底决裂。梁家辉现在多数时间都在大陆拍戏，整个影视产业早已全面北移。
回顾历史，1989年5月21日香港跑马地举行支持北京学生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当时成龙等157位香港影视歌星连续义唱了许多个小时，罗大佑也从台湾赶去参加。然而30多年过去，当年这157位艺人中如今没有在大陆赚钱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仅剩下黄秋生、黄耀明等人。周慧敏虽然不上春晚，但大家也能理解很多艺人只是为了谋生去大陆赚钱，只要是极其有限度的配合，比如逢年过节随大流转发，外界大多也能理解。
逼迫表态的层级与舆论猎巫
对于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大陆网络每逢十一国庆都会进行严苛的表态盘点。虽然在大陆有演出收入的台湾歌手和艺人多达上百位，但每年真正公开发文祝贺的其实只有几十人，前几年大约三十几个人，近两年甚至减少到了十几个。
网友每年都会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查表派”名单逐一清点，而网络舆论对表态的要求层级极其复杂：
- 第一层：只说“国庆快乐”。这种往往无法过关，评论区会质问为什么不说“祖国”、不提“祖国母亲”，因为哪怕祝贺德国国庆也可以说国庆快乐。
- 第二层：说“祝祖国生日快乐”。但网民仍不满足，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不表态支持两岸统一。
- 第三层：直接说出“两岸一家亲”或“必然统一”。
如果艺人选择沉默，就会被扣上心怀鬼胎的帽子；只要忠诚不绝对，就会被判定为绝对不忠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华人社区的趣味现象。比如在日本或美国洛杉矶的一些中餐厅，到了10月份常常会在店门口同时贴出两张海报：一张红色的庆祝十一国庆，一张蓝色的庆祝双十国庆，店家甚至推出横跨10月1日到10月10日的打折促销活动，对店家来说做生意无论台湾客人还是大陆客人都要接待，并不受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约束。
近年来大陆对台湾艺人的审查，实质上是官方宣传机构与民间小粉红之间的双向互动。有时宣传部门原本未打算立刻封杀，但小粉红通过网络动员把舆论掀起滔天巨浪，官方就不得不跟进处理。
在大陆网络言论中，常见的一种辩护逻辑是：“既然你在中国大陆发展，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沈伯洋是被官方通缉的人员，你尊重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他。”这种论调在外界看来完全不值一驳。
而针对不少大陆粉丝因蔡康永感到“伤心”、“被背叛”的现象，大家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极度缺乏自信的玻璃心。这些自诩被背叛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差异。蔡康永过去从未发表过两岸一家亲之类的言论，在大陆做节目仅仅是从事商业活动，他去参加台北的活动与他在大陆录节目并不冲突。但在小粉红眼里，只要你在大陆赚钱，就被默认是支持统一、反对台独的，只要私下与被大陆通缉的人士发生互动或站在一起，就会被直接视为政治站队。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平日里标榜爱台的艺人突然跑到大陆做出极尽奉承的表态，台湾社会同样会产生鄙夷情绪。但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台湾社会是自发的舆论反应，并且保障公民基本的自由，民众享有支持或反对的权利，连台行政院或赖清德在面对艺人去大陆祝贺国庆时，也曾公开表示过“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我们理解这些人的难处”，展现出包容态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舆论惩罚是由整套国家宣传机器与惩罚机制在背后推动和动员的国家级行动。
极度政治化的社会现实与各色艺人生态
在当下的中国大陆，许多普通小粉红自身面临找不到工作、没有社保、甚至沦为底层三和大神的困境，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然而许多人却将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转移到宏大的政治目标上，把爱国主义作为发泄口，要求爱国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这表明中国大陆已经演变成一个表面上宣称“不谈政治”、实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高度政治化审查的社会。
如果台北蓝营举办活动蔡康永先去了蒋万安的现场，小粉红绝对不会大做文章；但只要去了绿营现场就会遭到围攻，这充分证明其本质就是预设立场、二极管思维。
现实中，每年坚持在国庆发声的台湾艺人名单高度重合，基本都是那十几个或三十几个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人，比如刘乐妍，甚至还主动晒出过大陆身份证。又如欧阳娜娜，她长期在大陆发展，讲话口音已经完全听不出任何台湾腔，几乎变成了标准普通话，以至于很多大陆年轻人一度以为她是北京人，直到争议爆发才意识到她是台湾人。欧阳娜娜的父亲欧阳龙曾任中国国民党发言人及台北市议员，但欧阳娜娜的主要演艺事业完全扎根于大陆。
在台湾艺人的表态图谱中，黄安、萧敬腾、吴奇隆、汪东城、张韶涵、陈意涵、黄品源、杨宗纬等人各有不同的活跃程度。杨宗纬作为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实力派歌手，如今长期在大陆发展，每年国庆也会送上祝福，属于彻底拥抱大陆市场的类型。
而像吴慷仁这类艺人则表现出不同的层级划分。吴慷仁过去被认为倾向台派，进入大陆市场后，遇到人民日报发布国庆祝福时，他选择仅以个人工作室的名义进行转发，自己个人账号并不直接撰文。从“个人发文”、“个人转发”，到“工作室发文”、“工作室转发”，再到文案中究竟是提“国庆”、“祖国”、“两岸一家亲”还是“统一”，小粉红群体甚至人为地划分出了近十个效忠等级。一旦艺人在台湾本土出现任何政治动态，又会被大陆网民套上另一套全新的政治尺标进行严苛审判。
对于小粉红的狂热举动，台湾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是当成笑话来看待。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如朱凤莲）在发布会上的言辞，台湾普通民众平时根本不关心，因为发言人的套话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说辞，毫无新意。
相反，两岸不少人开始关注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发言。梁文杰的发言逻辑严密、表达清晰，能够让人听懂。作为台大毕业的学者型官员，他早期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属于左派托派思想背景出身，其硕博士研究方向也与此相关。正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与运作逻辑有着极为深刻的专业研究，所以他在回应大陆涉台言论时，往往能够精准击中要害，拆解对方的话术。
除了传统演艺人员，近年来网络博主（网红）群体的遭遇也呈现类似轨迹。比如目前在台湾极具知名度的反共网红波特王，早期曾经在大陆哔哩哔哩（B站）上非常火爆，主要制作趣味搞笑视频，并且是Papi酱旗下短视频机构Papitube的签约博主。直到2020年蔡英文竞选连任期间，波特王与蔡英文合作拍摄了一期视频并在台湾发布，视频中他直接称呼蔡英文为“总统”。这一称谓直接触碰了大陆审查红线，导致其大陆商业合作迅速破裂、账号被封禁，最终彻底退出了大陆市场。
波特王与小S事件中的敏感词审查
波特王和蔡英文合作拍了这个内容之后，Papitube 就要求他删掉这个影片，他直接拒绝删除。拒绝删掉之后，事情就彻底闹大了，导致波特王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彻底没了。在中国大陆那边，大家见蔡英文不能叫“总统”，得叫什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这种审查就是完全不允许你做任何政治表达。很多年前，大概有七八年了，有人批评大陆这种无聊的政治审查时，就说过一句话，叫做“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如果说波特王这个事已经够荒唐了，接下来的事情更荒唐，就是小S的问题。小S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仅仅是因为称呼台湾的运动员为“国手”，就在中国大陆引发了巨大的风波。核心问题就是：你们不能用“国”这个字。台湾人在日常生活中确实都用“国”这个字，但大陆那边就是不允许你们用。现在各个圈子都知道这种红线，比如不能叫“国立台湾大学”，那个“国立”两个字是绝对不能用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当时就因为小S说了“国手”，又被人翻出来扣上“台独”的帽子。其实大家觉得小S也很无辜，因为对于台湾本土生活的人来说，这完全是非常习惯的日常用语，说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意识。
有人问，那台湾会用“国粹”这个词吗？当然也会用“国粹”。但如果追究是哪个“国”，那指的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其实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也有打自己耳光的时候。比如共产党打交道也是和国民党打交道，既然不能提“国”，那国民党为什么叫国民党？难道他们应当改叫“某民党”吗？有人辩解不能推到这么极端的逻辑，国民党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这里的国民是指 citizen。但大陆那边的审查逻辑就是只要出现“国”就不行，哪怕没有用英文，用威妥玛拼音缩写 KMT 也不行。甚至有台湾艺人被翻出以前的大学论文，里面写了“我国”，就被中国人拿去做政治审查。因为在台湾生活的人看来，他说的“我国”自然就是台湾或者中华民国，在台湾生活的人根本很难避免使用“我国”这样的词，在任何日常场合都会自然说出来，所以大陆划定的这种标准在现实中根本是做不到的。
在台湾大家怎么可能用“贵国”这种词，肯定是用“我国”，因为“我是中华民国公民，我国怎么样”。如果对面站出来一个民国派，大家还能理解，但对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甚至都不是单纯的民国派，而是台湾派、中华民国台湾。
两岸文明感知差异与族群隔阂
有人提到，之前去台湾以及后来听一些台湾节目，会明显感觉中国大陆的文明程度比台湾差得太多了。身处大陆自己可能感觉不出来，但两边生活的人真的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文明习惯完全不一样。比如在中国大陆经常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台湾大家可能根本无法理解。最典型的一个话题就是：老人摔倒了，我们到底是扶还是不扶？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怎么可能存在“老人摔倒扶不扶”这种问题？虽然这是中国大陆很多特殊的现实困境造成的，但台湾人随便说一句“国手”，很多中国人就跟被踩了痛脚一样跳起来，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所谓正义感显得非常扭曲。
有人甚至担心，台湾人民看中国人民，包括看某些大陆学者和公众人物，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一群不可理喻的怪物？其实这已经不是担忧，而是已经成为现状了。正是因为这种现状，导致很多原本态度相对中立的中国人，反过来也开始讨厌台湾。这其实跟当年的香港问题一模一样：当时香港市民把大陆游客称作“蝗虫”，那个事情传开后，导致很多大陆普通人觉得“你们看不起我，那我就支持整顿香港”。现在台湾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台湾人确实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多负面看法、鄙视与蔑视，而这种蔑视情绪传播到大陆之后，又导致很多大陆网民产生反向仇视。这背后其实也是党国体系的操作手法，把原本属于价值观和文明程度的差异，最终引导演变成了两地人民之间的族群冲突。
有人问张铁志：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看到北京、上海到处高楼大厦、高铁飞驰，经济发展似乎很光鲜；但另一方面在文明观念上，台湾人其实并不认同中国大陆，像馆长那种“中国兄弟对我可好了、这里经济多好”的感觉，在台湾人看来是不是非常别扭？
在台湾，持有这两种看法的其实是两拨完完全全不同的人。台湾可以说是全世界认为“中国经济不行”比例最高的地方，现在连美国社会很多层面都还停留在觉得“中国经济好棒棒”的印象里，但台湾的各个政论节目上，大家几乎都在讲中国经济如何不好，因为台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人去中国大陆投资了。这一拨人认为中国经济很差、台商都不去了、中国人素质也很差；而另外一拨人则认为大陆很强，台湾必须要跟大陆做生意，这帮人不会觉得大陆消费市场不行，反而会觉得台湾本土的“青鸟”更差，觉得青鸟在网上说的那些言论比对岸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这完全是两拨认知截然不同的人。
影视文化传播与台湾本土娱乐业的检讨
之前有大陆朋友和台湾朋友聊天时被震撼到了，发现身边的台湾朋友竟然普遍都在看中国大陆的电视剧，而且这种现象完全不分蓝绿阵营。至于社交软件，虽然主流人群里用小红书的还算少数，可能集中在特定年轻群体，但看大陆电视剧的受众面非常广。其实中国大陆的电视剧里往往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内容，尤其是古装清宫剧在台湾非常受欢迎，比如《如懿传》、《延禧攻略》，还有长盛不衰、每年都超级火的《甄嬛传》。现在台湾的 Netflix 等流媒体平台上，中国大陆的历史剧依然占据一席之地。
反过头来看，台湾的很多文化产品现在未必能在中国大陆正常播出。以前其实非常多，像1996年左右小S和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年在大陆只要电视能收到相关频道的人，几乎全都是守着电视看台湾综艺的，后来随着政策收紧慢慢就都看不到了。不过最近也有例外，有两部台湾电视剧在大陆非常火，虽然大家都是当天通过盗版资源在B站等平台看：一部是讲台湾大选政治生态的《人选之人—造浪者》，当时在大陆引发了很大反响；另一部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口碑特别好。很多台湾优秀的影视作品在大陆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
回过头来看大约三五年前的情况，包括很多文化人自己的小孩，当时大家都在看中国大陆的综艺节目。很多台湾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大陆的大型综艺，台湾本土的综艺节目确实显得非常粗制滥造，根本没法比。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是制作成本与投资规模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两边的制作条件差距太大了。不过这并不是说大陆的制作模式有多好，而是台湾本土产业需要深刻检讨的地方。这十年间，台湾对戏剧影视剧的投资明显加大了力度，因此涌现出了很多品质极高的话题好剧；但相比之下，台湾的综艺娱乐节目依然存在粗制滥造的问题。
现在台湾的电视剧品质确实非常出色，但在综艺节目方面，比如选秀节目和大型实景真人秀，大陆平台的制作水准明显更加精致，这促使台湾文化产业必须思考如何重新加大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有人批评台湾本土的电视台长期存在陋习，为了图便宜，大量制作成本极其低廉的谈话类政论节目，请一堆不入流的名嘴天天上节目胡扯，却不愿意在大型娱乐节目上进行真正的优质投资。但娱乐恰恰是传递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载体，这也是台湾文化产业自身必须努力改进的地方。
市场引力下的艺人流动与近期“回流”现象
中国大陆有两个大平台的节目，台湾观众不仅非常爱看，而且即使在台湾本土风格极鲜明、非常“台”的演艺人员，也都会选择去大陆参赛。第一类是大型选秀节目，比如男团女团选拔，以及《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这种面向大众的爆款综艺，大量台湾知名艺人都会去参加；第二类更加典型，就是中国大陆的嘻哈说唱比赛。虽然台湾本土也有说唱文化，也有《大嘻哈时代》这样的本土比赛，但论整体制作水平、宣发资源和最终能达到的知名度，跟大陆的嘻哈节目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甚至有些在台湾出道时主打台语说唱的本土歌手，后来也都跑去参加《中国有嘻哈》之类的节目，因为两边的市场规模差距太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大陆虽然是一个政治审查极其严苛的国度，但由于市场庞大、利益极高，内部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一个台湾歌手在本地非常火，在国际流媒体平台 Spotify 上每个月能有四五万听众，在台湾本土就已经算非常了不起了；但他只要去大陆上一档热门综艺，在网易云音乐上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突破五六十万的收听量，这在受众基数上完全是跨越了一个数量级的突破。直播带货也是如此，在台湾能卖几万件就已经很厉害了，而在大陆动辄就是天文数字。不过至于馆长现在去大陆能不能卖那么多，大家普遍表示怀疑，觉得他就算最风光、有人捧他的时候可能冲过一波，现在估计也已经不太行了。
最后谈到了近期台湾公众人物的“回流”现象，即原本立场跟中国大陆走得很近的人，最近开始出现回流甚至转变。最典型的顶流人物就是五月天的阿信。阿信之前引发过很大争议，在疫情后五月天在北京开演唱会时，阿信曾在台上说“我们中国人来北京当然要吃烤鸭”，这话在当时引起了舆论哗然。不过也有人认为，这话放到具体语境里其实也就是某种场面话，就像很多人随口说的一样，甚至谷爱凌身上展现出的争议比这恶劣得多。
最近还爆出了一个细节：在苹果公司的一次公开活动上，有工作人员向来中国做过直播的美国网红 IShowSpeed 介绍，指着阿信说“那是中国的阿信”。IShowSpeed 刚准备上去跟阿信打招呼闲聊，旁边立刻冲过来一个人制止说：“不不不，不要说是中国的，他不高兴别人说他是中国的。”对于这个细节，有人分析认为，阿信自己虽然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这并不代表他个人有多么强烈的政治倾向，他更可能是想采取一种相对中立的回避策略——那就是干脆不要谈论国籍与国别，因为无论说 China 还是说台湾，在两边都会惹上巨大的舆论麻烦。所以阿信团队很可能是提前跟苹果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要求在介绍他的时候尽量避开国籍标签，干脆回避这个问题；结果现场工作人员执行时表现得很紧张，当有人脱口而出“那是中国的阿信”时，旁边人才会急忙跑出来纠正说不要提“中国”。
除了艺人之外，台湾的名嘴圈也有类似变化。比如黄智贤，以前红到发紫，曾经公开宣称“一国两制是对台湾最大的体贴”，言论风格几乎跟国台办如出一辙；但到了今年，她也因为批判某些现状被调侃成了“绿智贤”，言论风向出现了微妙转向。这种回流与态度调整的现象最近越来越多。大家也在观察演员吴慷仁什么时候会选择回流。吴慷仁本身的演技相当不错，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的影视投资与电影市场整体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很多人希望他不要继续在大陆消耗自己。
实际上，中国大陆文艺市场对台湾乃至外部的吸引力正在慢慢下降，因为近期的市场环境确实很糟糕。当然，文化产业内部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电影、音乐、出版等领域各自的生态截然不同。比如现在很多台湾独立乐团，依然会低调地前往大陆各个城市举办巡演；但电影产业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电影产业如果无利可图，大家往往就会显露出原本的真实面貌和想法。正如二十多年前，台湾影视界非常向往大陆市场，两岸合拍电影层出不穷；但后来大家发现绝大多数合拍片在大陆根本卖不出去，像《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票房大卖纯属罕见的个例和意外。因此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资方热衷于搞两岸合拍片了，至于个别台湾演员单独去接戏出演，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两岸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态势，后续还可以专门找机会深入探讨。
对蔡康永相关议题的讨论在此告一段落，听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后续节目还会继续邀请张铁志一起深入探讨台湾的各类社会文化议题，感谢张铁志作为节目的固定嘉宾参与对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