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滥用与野蛮的辩护

在美国法庭上，曾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在因家暴被捕并被检察官起诉后，会提出一种辩护，声称自己有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 指不同文化背景下行为规范的差异）。他们认为，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殴打配偶并不违法，因此他们是被各自的文化所“害”，不知道打老婆是犯法的。在一些中国和印度第一代移民较多的地区，这种辩护在法庭上成了笑话。这些施暴者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声称他们的暴力倾向并非源于自身，而是传统文化所致。

历史的审视：印度烧寡妇的习俗

我虽然不了解印度文化，但曾读过一些印度历史，知道印度教（Hinduism: 印度主要宗教，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信仰体系）中曾有烧寡妇（Sati: 印度教中寡妇自焚殉夫的习俗）的习俗。当丈夫去世后，寡妇要在葬礼上被烧死。印度教徒将此习俗称为“Sati”，并声称寡妇都是心甘情愿地自焚。然而，在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殖民者发现印度男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寡妇自焚纯属胡说八道。一位名叫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 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总督，以废除Sati习俗而闻名）的英国总督下令将烧寡妇的行为以谋杀罪论处。

此举引发了许多印度教徒的抗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尊重他们的传统宗教。据说，本廷克对此回应道：“我尊重你们的传统，但我也尊重英国的传统。英国的传统就是把杀人犯处以绞刑。”这段历史至今还不到二百年。英国殖民者将杀人犯视为杀人犯，在印度却“水土不服”，甚至遭到本土人的抗议。直到1913年，也就是一百多年前，后来被印度人神化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印度现代化的奠基人）还在为参与烧寡妇的罪犯辩护。

“文化相对论”对野蛮的包装

过去这一百年，世界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成了明日黄花。然而，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学术寄生虫却发明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批判殖民历史及其遗留影响的理论思潮）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挑战传统理性、宏大叙事和普遍真理的哲学与文化思潮）之类的理论，用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 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应从其自身语境理解）将野蛮包装成文化。直到1987年，媒体仍有印度烧寡妇的报道，那次据说烧死了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子。这说明，这种被包装成文化的野蛮在印度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中国虽然没有烧寡妇的传统，但有女人裹小脚和男人留辫子的传统。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女人不再裹小脚，中国男人也不再留辫子了。然而，不少中国人并没有放弃“裹脚布文化”和“辫子文化”，只是把“裹脚布”裹到了脑袋上，把“辫子”从脑瓜后面移到了脑瓜的里面。用时髦的说法，这就叫文化自信（Cultural Confidence: 指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和自豪）。这种所谓的文化自信，与那些烧寡妇的印度教徒的文化自信如出一辙，都是把野蛮包装成文化，把野蛮与文明的差距歪曲成文化差异。

独裁的文化辩解与人性的共同点

近几十年来，美国不少人将什么都说成文化差异。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打老婆没什么好辩护的，到法庭上只能认罪服输。但中国和印度来的移民打老婆，却成了“文化差异”。如果一种文化真的不把打老婆当回事，这种文化就是反文明的，就是野蛮的。如果能称之为传统文化，那也是一种烂污传统，一种烂污文化。如果再听到这些人说“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他们一句：“你有文化吗？还有脸跟人讲文化差异？”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用中国文化来为独裁辩解，声称中国文化有独裁传统，所以中国必须实行独裁，不能实行民主，否则就会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这种辩解与律师拿文化差异为打老婆的渣男在法庭上的辩解是同一个道理。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独裁传统，不是皇帝就是国王，这是人类蒙昧时代都有过的制度。但有生命力的文化和传统都是可以革新、可以改变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传统注定衰败没落，最终被有生命力的文化所取代。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人喜欢讲文化差异，主要是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各有自己的历史、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从这一百多年的情况来看，所谓的文化差异显然被中国文人夸大了。只要是人，就有共同的人性。凡是有基本文明的地方，不管是哪个国家，在人性的层面都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在看来，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一些被当成文化差异的东西，像女人裹脚、包办婚姻，更准确地说，是野蛮落后与现代文明世界相比的“没文化”与“有文化”的差异。这也不像有些人说的是文明的冲突，而是野蛮落后与文明先进的冲突。

历史上，中国文明正常的时候都是敞开心胸接受异域文明。春秋时代就不用说了，即便在汉儒以后的奴化过程当中，也还是出现过像盛唐气象这样比较开放的时候，人群中的精英活得有点像自由人的样子。中国历史上不正常的时候，都是心胸闭塞、小肚鸡肠、排斥外来文明，像朱明王朝、满清王朝，还有当今的“红朝”都是这个德行。我个人感觉，接受现代文明的秩序和价值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夸大的差异与文化的本质

我中文书和英文书都念过一些，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了不少年头，越来越觉得那种所谓中西文化差异是被夸大了。越是不学无术、坐井观天的人，越是夸大这种差异。我用英文写公文、写论文，用中文写书、写文章。我喜欢现代文明的人文和制度，但我读的儒家的书可能比墙内外大部分自称儒家的人读的都多。我写作中文的能力可能比墙内外大部分从未使用过英文的人要熟练。这两种文化、这两种文明、这两种语言，我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冲突。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接受现代文明的人文和政治，它并不影响我对中国文化充满亲情与敬意。但这种亲情与敬意并不等于我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什么事都好，那里有很多渣子，人渣也不少。

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价值有助于让人辨识好坏、看清是非，看清那些裹着各种文化包装的渣子和人渣。这里需要说一句：文化不等于学历，一个人可以有博士学位，但文化水平仍然是小学生，甚至小学可能都没毕业。文化也不等于脑瓜里面有多少人名、书名、概念、短语。你随便一块硬盘存的内容都比人的头脑存得多，但没有人说硬盘有文化。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它都不是死的，都在不断分流和融会的变迁当中。历史大变动的时代，曾经在历史上同源的一些文化共同体，往往几代人下来就分流得面目全非了。政治也跟着文化变，像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这么形成的，美国也是这么形成的。

美国独立以后脱离英国的文化母体，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道，发展到今天与英国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政治。中国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一百多年历史的阴差阳错，也让本来同源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分流。像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融入了现代文明世界，完成了政治民主转型，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很重要的分流。但是中国在政治上基本上还是维持一种停滞的状态，与现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用古代历史文化的悠久来培养国民的傲慢自大，用近代历史的屈辱来培养国民的愤怨仇恨，成功地把很多人打造成历史的囚徒，就像那些在法庭上拿文化说事的家暴男一样。

外界看到的是一个拒绝融入现代文明世界的中国，不但挟自己的国民对抗现代文明价值和秩序，而且日益变得具有进攻性，破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民主诉求。接受了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年轻人，不可能认同这样一个中国。中国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心急火燎地追求现代化，但每天的当务之急都是文明化，具体讲就是现代文明化。去掉“文明”两个字，只剩下“现代化”就是中国今天的样子。它能造出很多现代的物质产品，但从元首到底层，精神世界却仍然处于前现代时段。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现代文明化（Modern Civilization: 指以理性、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状态）就是让国民学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政治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个说法就是“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国民缺少现代文明价值观和规范，不可能建立现代文明制度。你即便壮大运、壮上优良制度，也很快会被搞得千疮百孔。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Politics is downstream from culture），说这句话的不是哪位哲学大师或者专家学者，而是一位媒体人，他叫安德鲁·布雷巴特（Andrew Breitbart: 美国保守派评论员、作家和出版商，以创办Breitbart News而闻名）。他其实是一位很普通的美国人，因为他办媒体后来有了一些影响力。但是跟学院专家不同，布雷巴特是个说而不做的人。人们经常引用他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具体出处却不是那么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布雷巴特他不想当学者，他只在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 位于美国新奥尔良的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念过本科。后来他回忆说，念了四年大学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学到，毕业的时候身上的本事还不如入学的时候多。

毕业以后他开始做媒体，创建了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美国一家知名的在线新闻和博客聚合网站）。现在赫芬顿邮报在美国的媒体界也算小有名气。他还以自己的名字创建了布雷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 美国一家极右翼新闻、评论和政治网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旗手。2012年春天，他在洛杉矶街头突然摔倒，心脏病突发就去世了，中年43岁，还很年轻。布雷巴特去世以后，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 美国右翼媒体高管、政治策略师，曾任特朗普总统首席策略师）接手了布雷巴特新闻。斯蒂芬·班农就是后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竞选的顾问，就是2016年大选班农被特朗普聘请为竞选顾问，为特朗普制定竞选策略。但是班农跟布雷巴特他们并不是一路人。布雷巴特跟班农的政治观点也并不吻合，在对特朗普的态度上也是差别很大的。布雷巴特去世前曾经评论说，美国流行的传媒明星文化可能会让特朗普成功，但特朗普不是保守主义者，连保守主义的边也不沾。

布雷巴特倡导的保守主义跟一些打保守主义旗号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不同，他有很强的现代文明人的体面感（Sense of Decency: 指一个人在行为和言语上表现出的得体、尊重和道德底线）。这些年保守主义鱼龙混杂，有布雷巴特这种坚守传统价值、用传统价值对抗极左运动的保守主义，也有一些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白人至上主义。后面这种用保守主义包装起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其实跟极左势力一样，他们都在腐蚀着美国的文化和制度。

劣质文化与劣质制度

布雷巴特说“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这种说法给人很大的启发。如果是上游污水泛滥，下游肯定养不活鱼。挟劣质文化产生不出优质的制度。人群是文化的载体，一个人群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他们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烂污的人群，即便是天降民主，也会被他们玩成烂污民主。第三世界充满了这种烂污民主国家。

大家在谈民主、谈独裁、谈专制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现实感，看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不能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是很误导的。民主和独裁都会有个质量高低的区别。如果文化出了问题，不但搞民主会搞成烂污民主，你即便搞独裁也会搞成烂污独裁。世界上有不少独裁国家，如果一个人群没有能力摆脱独裁的文化土壤，他们不管搞什么最后都会以独裁告终。对这种人群来讲，你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独裁。而且在各种独裁的路径当中，他们会崇尚那种最原始、最野蛮、最落后、最劣质的独裁方式，要弄出个武断蛮憨的土皇帝来统治自己。改变制度已经很不容易，但改变人群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更难。也就是说，改变制度已经很难了，改变文化其实比改变制度要难得多。但是如果是不改变文化的话，只改变制度往往长久不了。

破除文化自恋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在现实当中，夸大文化差异的人经常陷入文化自恋（Cultural Narcissism: 指对自身文化过度迷恋、自我中心，并以此排斥或贬低其他文化）。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恋经常表现在日常的言谈举止当中。好比说，他们经常要死要活地拉着所有曾经跟他们有过历史渊源的人做中国人，一边要毁掉人家的生活方式，一边一口一个“同胞”。说起来，这种文化自恋挺恶心人的。没有这种中国人的文化自恋，那些同胞、那些侨胞只会生活得更快乐、更自由。这种文化自恋经常让人想起一句好莱坞电影中英雄尊尊教导坏蛋的台词：“They will be better off without you”（没有你，人家只会过得更好）。破除这种想象的文化自恋共同体，是中国人做个现代文明人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国别说民主，就是专制也是劣质的专制。

说到底，文化就是生活方式。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跟“四书五经”了，跟“程朱陆王”了，还有什么关系？它没有多少关系了。很多中国人说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些古董，就是一些纸墨展品、文物古书，跟中国人当今的生活已经完全脱节。真正的中国文化，就是还活着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今天的精神世界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从苏俄传过来的极端意识形态，加上中国本土的市井习俗和小农三观，这样一种混合体。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少数中国人付出了很痛苦、很艰苦的努力，才走出了这种滥污文化的牢笼。

有位老先生叫钱穆（Qian Mu: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我的启蒙老师对他很崇敬。我后来也读钱先生的书，主要是他的**《国史大纲》**（《国史大纲》: 钱穆所著，旨在为国人提供一部通贯的中国通史，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知识，我读他的书觉得特别亲切。但他的《国史大纲》有很特殊的写作背景，当时是日本侵华，他逃到西南乡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全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吞并了。当时的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担忧，所以他是以写最后一本《中国史》的心态来写《国史大纲》这本书。可以说是悲愤著述，觉得即使中国灭亡了，他至少要留下一本完整的中国史。钱穆先生这种为国族写史的精神让人敬佩不已，但他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他缺少现代政治知识，缺少现代世界知识。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可以说是流于坐井观天和异想天开。他写的《国史大纲》是中国旧王图存时代的独册的产物，亲情与敬意过剩，学术理性不足，可以说是旧王图存时代的一副兴奋剂。但过了那种时代，它就变成精神鸦片。严格讲，他写的不是中国史，是抒发他对中国文化的亲情与敬意。我们在今天读的时候，头脑当中一定要有这根弦。在二十世纪，一个不懂西学的人写中国史，不论天分有多高，写出来肯定是不坐井观天。这不需要什么学位，凭人间常识你就可以做出判断。大航海之后，所有历史都是世界史，没有世界史的眼光，国别史只会流于坐井观天。

这些年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方面都有过很多有价值的反思。我读书不多，但读过的作者当中最佩服的是葛兆光（Ge Zhaoguang: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先生。他治中国思想史，但有世界史眼光，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眼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缺少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知识，也没有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亲情与敬意，却有着钱先生对世界的无知、文化自大、文化自恋、坐井观天和异想天开。

王朔（Wang Shuo: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以其辛辣讽刺的文风著称）把中国知识分子称为“识字分子”和“知道分子”，说他们不说人话。为这他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知道分子》**（《知道分子》: 王朔的杂文集，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前觉得王朔有点太刻薄，这些年发现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很透彻，对那个群体的行为方式刻画得可以说入木三分。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那样，但很多是那样。他们中的不少人对王朔是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态度，但表面上又做出一副看不上的姿态，觉得王朔没文化。其实没文化的不是王朔，而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为记住一些书名、概念那就是文化，那还不如一块硬盘，还不如一块硬盘有文化。王朔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他说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和另一个概念化的人争论起来，会像打扑克牌一样，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来没完。你会发现大家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这是王朔的原话。这种东西没有生命力，给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少关系，顶多算是一种对文化的想象。如果中国一半的知识分子有王朔一半的心智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就会比现在有活力的多。

学习西方思想与普世智慧

在这里我想推荐一个学习西方思想的节目，就是迈克尔·苏格鲁（Michael Sugrue: 美国历史学家、哲学教授，以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方思想史讲座而闻名）的YouTube频道。苏格鲁教授年轻时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常年位居世界顶尖大学之列）开西方传统伟大思想家系列讲座，他把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哲学挨个讲了一遍。几年前他女儿把讲座的录像放到YouTube上，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万人观看。人生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苏格鲁教授去年已经去世。YouTube再现了他年轻时讲课的风采，看起来很精彩。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哲学系念书，虽然念得不好，但后来听到有水平的人讲哲学总有亲切感。欧洲哲学是个永远发掘不完的宝藏，人类曾经有过的智慧星光灿烂的时段几度发生在欧洲。那种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把人当人，追求一种普世的智慧和价值观，而不是按照士族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思想惯性画地为牢，强调差异。比起文化差异，我更相信共同的人性，更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经常听到一些不学无术的现代人说千百年前的智慧都已经过时了。道理是这样的：只要愚蠢还没过时，古老的智慧就不会过时。至于中国有些学不会欧洲哲学却热衷于给哲学化国界、自卫的国学家，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愚蠢是没有国界的，智慧也没有国界。